“问题与主义”之争再思考
邓 灿 姜秀玉/延边大学人文学院
摘要： 五四运动时期爆发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对中国思想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是《新青年》杂志编辑部成员在思想上分裂的标志。自论战爆发以来，便引起了史学界同仁的广泛关注。长期以来，受阶级斗争史观的影响，这次论战被定性为“革命与反动之间的斗争，是马克思主义对非马克思主义的伟大胜利”。随着对胡适研究的深入以及研究视野的不断开阔，这一性质论断未免显得有失偏颇。对“问题与主义”之争进行公正客观的论断，有利于我们解放思想，同时对于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
关键词： “问题与主义”之争 马克思主义 实用主义 时代价值
1919年7月，胡适在《每周评论》第三十一号上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被看做是“问题与主义”之争的肇端。蓝公武、李大钊等人先后发文与之展开论战。自论战爆发伊始，对论战性质的讨论就没有停息过。改革开放以前对胡适的评价大多是消极的、否定的。这一情况随着思想的解放以及新思潮的涌入有所好转，但这一转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如1979年4月出版的《李大钊传》在论述这一问题时，就将“问题与主义”之争看成是革命与反动之间的论战，是马克思主义对敌人的胜利，这一论断未免有失公允。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对胡适研究的深入以及多元史观的涌入，学者们对“问题与主义”之争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如耿云志在《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导论》中较为客观的看待了这次论战，充分肯定了论战的政治意义以及在思想史上的意义。不过，当今史学界对“问题与主义”之争的看法仍存在着一些争议，本文拟从对性质标准问题的探讨入手，略陈管见，诚望方家指教。
要对“问题与主义”之争进行性质判断，首先必须弄清楚性质判断的标准是什么。判断事件的性质，应当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事件的起因。在探究事件的性质时，我们首先得弄清楚事件为什么会发生？事件发生在一个什么样的背景下以及发动这一事件的目的是什么？二是事件的经过。事件是围绕着什么问题展开的？问题的焦点是什么？这些都是需要详细探究的问题。三是事件的意义与影响。事件的爆发在主客观上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有什么历史意义？这些问题的回答有利于我们深入研究事件的性质。
当非合作方采用强干扰消除技术辅助信号截获时，功率压制不能保证机密信号的抗盲检测能力.本文提出周期参数设计方案，使机密信号在大信号残余信号下也能得到隐藏.
2.1 垃圾产量 海岛垃圾除了常住居民产生的部分外，还包括外来游客旅游消费过程中产生的垃圾。从外伶仃岛和东澳岛生活垃圾各月份产量和旅游人数(图2)可以看出，旅游人数变化对海岛垃圾产量影响较大，生活垃圾产量和游客数量变化趋势基本一致，表现为夏秋季高、春冬季低。通过海岛常住人口和旅游人口数量以及各月份垃圾产量，计算得出外伶仃岛和东澳岛各月份人均生活垃圾产量分别为1.147和1.093 kg/d。2个海岛人均垃圾产量高于广东省大陆农村地区产量(0.310～0.820 kg/d)[4]，也高于大陆农村地区平均值(0.521 kg/d)[5]。
在判定“问题与主义之争”的性质时，从上述理论出发，需探讨论战爆发的背景、论战的经过和争论的焦点以及论战的意义与影响。
一、论战的背景
根据对论战爆发的背景、论战的经过及焦点问题以及论战的意义与影响的分析，我们很难将其定性为“革命与反动之间的斗争”。
胡适在《每周评论》第31号上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蓝公武、李大钊先后写了《问题与主义》、《再论问题与主义》与胡适进行讨论。胡适看到后，连发了《三论问题与主义》、《四论问题与主义》两篇文章作为回答。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指出：“信息技术对教育发展具有革命性影响，必须予以高度重视。”这充分说明教育信息化对现代教育的重要意义。很多一线教师给予信息技术高度关注，肯定了信息技术带给教学的诸多便利。但是通过访谈和实地调研发现，有些教师在观念上存在问题，习惯于使用传统的教学方式进行教学；部分教师认为能熟练操作一些基本软件、能从网上下载需要的教学资源，就是拥有信息技术教学能力。现在很多学校信息化教学设备资源得到快速发展，但由于教师的应用能力明显滞后于软硬件的发展，导致信息技术应用效果没有达到预期目的。是否还有其他因素在影响教师应用信息技术辅助教学，值得研究。
1919年7月8日，依赖皖系军人支持并为皖系军人服务的政客集团——“安福部”召开了全体议员大会，安福部首领王揖唐发表了民生主义的演说，借“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之名来宣传安福部的民生思想，以吸纳更多人入党以摆脱当前的困局。安福部的无耻谰言，引起打定决心二十年不谈政治的胡适的极大反感，撰文进行批判。这也就是“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导火索。
二、论战的经过和争论的焦点
1914年至1918年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世界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这就使得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对西方文明产生了怀疑和失望的情绪，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所谓的西方文明也不过尔尔。尤其是1917年，俄国爆发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撕开了一个缺口。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以李大钊同志为代表，积极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得到了一定的传播。
论战的焦点主要有两点：
②胡适.胡适文存·壹［M］.上海：华文出版社,2013：255.
二是“根本解决”的问题。胡适认为“‘主义’的大危险，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着了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从此用不着费心力去研究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法了。”③胡适否认“根本解决”，认为改造社会只能从研究具体问题出发，通过一点一滴的社会改良来实现。认为所谓的“根本解决”不过是在偷懒，在回避问题。而大钊同志则从唯物史观出发，指出“社会上法律、政治、伦理等精神的构造，都是表面的构造。他的下面，有经济的构造作他们一切的基础。经济组织一有变动，他们都跟着变动。”④同时将其与阶级斗争说联系起来，肯定了工人阶级的运动在促进“根本解决”方面的重要作用。
三、论战的意义与影响
第一，论战增进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客观上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论战本身就是一种天然的宣传手段，更不消说当时胡适及其实用主义思想在青年人中的影响力。在胡李两人的论战中，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误会被解释清楚了、一些冒用假套马克思主义名头的行为遭到了揭露和批判，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得到了阐释。第二，论战促进了人们对当前的、具体的，现实的问题的研究。胡适关于“多研究些问题”的号召，使一些知识分子开始转向对具体问题的研究。毛泽东在长沙组织了一个“问题研究会”并在《问题研究会章程》中提出了当时中国急需研究的71项114个大小问题。可见，论战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人们的问题意识。第三，论战在客观上传播了科学方法和科学思想，有利于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在此次论战中，胡适宣传了其实用主义的思想，实用主义的那种怀疑精神和反传统的变革观对于将人们从封建思想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以及变革社会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李大钊同志更是在文章中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学说，这些对塑造青少年的三观都极有帮助，论战批判了安福部的虚伪主张，打击了其背后的帝国主义势力。
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实现了制度上的共和。袁世凯最终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实。袁世凯凭借自己的军事实力和政治手腕，以共和之名，行专制之实、尊孔复古、倒行逆施。国家内部处于政治失序的状态，南北对峙，国会名存实亡，共和制度徒有虚名。与此同时，各帝国主义国家也加紧了对华的侵略，西藏、片马和青岛等地危机四伏。正是内有军阀割据混战，外有列强虎视眈眈。思想领域亦是一片混沌的景象。政治上的两次君主制复辟，在思想界表现为共和制与君主制之争，尊孔论甚嚣尘上。在这种背景下，一些受过西方先进教育的知识分子开始反思，并积极求索改造社会的良方。他们在思想界掀起了一场反封建的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以民主反对封建专制主义，以科学反对封建愚昧主义。
首先，论战的双方，胡适与李大钊同志同处于新文化运动阵营内部，两者在反对封建文化，提倡新文化、新思想方面是并肩作战的伙伴。李大钊同志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中，开篇便说明——“其中有的或可与先生的主张互相发明，有的是我们对社会的告白。现在把他一一写出，请先生指正!”⑤而胡适在答复蓝、李二人的文章《三论问题与主义》中亦写道：“我那篇《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承蓝知非、李守常两先生，做长篇的文章，同我讨论，把我的一点意思，发挥的更透彻明了，还有许多匡正的地方，我很感激他们两位。”⑥与其说这是阶级敌人间的争锋相对，莫若说成先进知识分子之间的因部分意见不同而进行的辩论。
其次，从论战的内容来看，胡适并未针对马克思主义。胡适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中仅仅提到了一次马克思主义：“比如‘社会主义’一个名词，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王揖唐的社会主义不同……”⑦而且这里提到马克思主义主要是为了说明主义是一个抽象名词，容易被人利用进行虚假宣传。尽管他的这一观点并不科学，但是从中也很难看出他将斗争的矛头指向了马克思主义。事实上，胡适在《四论问题与主义》中，肯定了唯物史观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唯物的历史观，指出物质文明与经济组织在人类进化社会史上的重要，在史学上开一个新纪元,替社会学幵无数门径，替政治学说开许多生路……”⑧，至于他对阶级斗争学说某些方面的批评，并非是恶意攻击，而是由于自身阶级立场的局限，没能认识到无产阶级的力量以及对促进近代中国社会变革所能起到的重大作用。
其他固定试验条件：功率80 W，浓度7 mol/L的硝酸150 mL，温度343 K，时间75 min,柱状活性炭长度2.5 mm。所得样品都各用300 mL蒸馏水洗涤2次,在红外烘箱中烘干待用。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党的基层组织是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贯彻落实的基础。新时代医院党支部工作创新离不开“互联网+”的运用，医院党支部工作从完善制度体制、加强顶层设计、搭建“互联网+”党建平台，培养人才等方面来利用“互联网+”，进一步发挥基层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
论战实质上是围绕着有关“改造社会”的方法论而进行的讨论。不管是宣传主义还是研究具体问题，都是改造社会的方案。胡适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时，深受杜威实用主义思想的影响，但是在将杜威的哲学思想传入中国的过程中，胡适根据自己本人的亲身经历和体会以及对中国现状的考量，更多注重的是方法论的输入。因为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要推翻旧的封建的陈腐的范式，必须要用一个新的进步的科学的范式来与之对抗。胡适将“实用主义”的方法作为改造社会的工具，用“实用主义”的精神来反封建。
最后，从论战的意义与影响来看，“问题与主义”之争并没有阻碍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开展。相反，马克思主义思想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传播，封建势力和安福部背后的帝国主义势力遭到了一定程度的打击，中国的知识分子们更加注重对现实问题的研究，这对近代中国社会的改造意义重大。视“问题与主义”之争为“革命与反动”之间的斗争，无疑是将学术问题政治化了。
四、结语
“问题与主义”之争理当是新文化运动阵营内部的知识分子们围绕着社会改造而进行的一次兼有学术性与政治性的论战。这次论战更多体现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国事的关切、对国家前途的担忧以及对社会改造方案的热切探讨。因胡适和李大钊两人公开陈述并论证了自己信仰的学说并展开了论战，它又标志着新文化运动同仁们在思想上的分裂。“问题与主义”之争作为中国近代史上发生的一次意义重大的事件，无疑是值得吾辈学子深入探讨的：如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关系问题、研究问题与宣传主义的关系问题等等。我们要认识到在复杂事物中，主要矛盾居于支配地位，对事物发展过程中起决定作用，解决主要矛盾有利于次要矛盾的解决。所以我们在对待社会上的种种问题时要抓住主要问题，集中力量解决主要问题。此外，这次论战中所强调的问题意识，对当今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依然具有重要意义，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当今中国围绕着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展开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我们一方面，要重视社会上存在的诸如贫富差距问题、生态环境问题、能源问题、教育问题等等现实问题，又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来引领社会潮流，凝聚社会共识。中国人民只有拥有一个共同的理想信念，才能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拧成一股绳，着手解决社会上的各种具体问题。只有具有“问题意识”，从具体问题入手，不回避问题，才能进一步坚定我们的理想信念，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持续健康发展。
好的设计才会在当今社会有生存本能，在主要功能相近甚至相同的市场产品竞争的前提下，如何将产品竞争力扩大，考虑的不仅仅是形式上的提升，更有功能性的扩大，产品设计主要解决功能性，来源于原来的生活领域，来源于和环境的融合，不仅是外观和体量上与环境的融合，还包括功能与环境的融合，为的是让产品更能走入人们的生活中。好的设计的出现为的是让人们的生活更美好。
注释：
月均家庭收入主要为2 001～3 000元、3 001～5 000元、5 001～8 000元这3个阶段,且各个层次比例相对比较均衡．调查样本涉及到不同人群、年龄、职业和收入水平,可以体现各层次社会人群对公园免费开放后感知的影响．被调查者(表1)在徐州居住时长超过20 a的占据一半,访问公园的频率主要为每周一两次(29.7%)、每两周一次(20.1%),停留时间达到1 h的比例为66.8%.游憩者行为数据反映了被调查者对徐州公园比较了解,因此,问卷的样本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①胡适.胡适文存·壹［M］.上海：华文出版社,2013：243.
一是宣传主义与研究问题之间的关系。胡适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中希望中国的舆论家能够“把一切‘主义’摆在脑背后，做参考资料，不要挂在嘴上做招牌，不要叫一知半解的人拾了这些半生不熟的主义，去做口头禅。”①反对空谈好听的‘主义’、外来进口的‘主义’以及偏向纸上的‘主义’。在胡适看来，空谈主义是有害无益的，主义本身易被人当做虚假宣传的工具、宣传主义是一种偷懒的行为，研究问题才是当前最为迫切的任务。而李大钊认为主义的危险并不是它自身所带有的，而是空谈主义的人带给他的。“假冒牌号”的危险无法避免，李大钊说道：“我们惟有一面认定我们的主义，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为实际的行动；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使社会上多数人都能用他作材料，做工具，以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②。李大钊从辩证唯物主义出发，既看到了研究问题的重要性，又看到了主义的指导作用以及作为一种精神力量的动员鼓舞作用。同时满怀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不管他人的“假冒牌号”，只做好自己的宣传研究工作。
③胡适.胡适文存·壹［M］.上海：华文出版社,2013：243.
④胡适.胡适文存·壹［M］.上海：华
文出版社 ,2013：255～256.
⑤胡适.胡适文存·壹［M］.上海：华文出版社,2013：251.
⑥胡适.胡适文存·壹［M］.上海：华文出版社,2013：256.
⑦胡适.胡适文存·壹［M］.上海：华文出版社,2013：241.
⑧胡适.胡适文存·壹［M］.上海：华文出版社,2013：266.
参考文献：
［1］耿云志.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导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1).
［2］《李大钊传》编写组.李大钊传［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4)
［3］易竹贤.胡适传［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4).
［4］胡适著.胡适文存［M］.上海：华文出版社,2013(6).
［5］张传鹤.重新解读胡适及“问题与主义”之争［J］.文史哲,2003(6).
［6］张艳.对五四时期“问题与主义”之争历史阐释的学术解读 ［J］.中共党史研究,2010(5).
［7］李安增,刘煜.“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再评价 ［J］.晋阳学刊,1997(3).
［8］徐国利.胡适实用主义在五四新文化时期广泛传播原因之探析［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2).
［9］王玉平.从杜威到胡适——实用主义之变异［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3).
［10］邓野.王揖唐的“社会主义”演说和“问题与主义”论战的缘起 ［J］.近代史研究,1985(6).
［11］张先贵.重评“问题与主义［J］.安徽大学学报,1995(5).
作者简介： 邓灿（2000-），女，汉族，延边大学历史学本科生，安徽芜湖人；姜秀玉，女，朝鲜族，吉林延吉人，延边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中韩日关系史。
标签：“问题与主义”之争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实用主义论文; 时代价值论文; 延边大学人文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