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全面建设初期思想政治教育的探索与思考_人民内部矛盾论文

社会主义全面建设初期思想政治教育的探索与思考_人民内部矛盾论文

社会主义全面建设初期思想政治教育的探索与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全面建设论文,初期论文,思想政治教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8273(2014)11-0063-06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得以确立,以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为起点,新中国开始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时期,它表明党的基本任务已经由革命转到建设,表明我国已经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从1956年至1966年,思想政治教育与新的社会发展阶段相适应,在实践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理论上进行了卓有建树的探索,提出了载入史册的不朽篇章。同时,这个时期在实践中也产生了严重的失误,理论上出现了错误的分析和认识上的误判。这10年中的许多时候,思想政治教育的正确与错误相互交织。总结检讨这一段历史的经验与教训,对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与理论的发展将提供弥足珍贵的历史借鉴。

       一、正确把握两类矛盾的区别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重要前提

       1957年6月19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了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文章的理论贡献之一,是第一次对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及其表现做出了全面的揭示,创立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学说,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文章明确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学说;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国家政治生活主题的理论;提出了两类矛盾的学说及两类矛盾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的理论;阐述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各项方针政策;提出了判断人们的言论和行动是非的六条政治标准。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是我党历史经验和世界社会主义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其基本的理论方向,是正确把握社会矛盾,最大限度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毛泽东提出的一系列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政策、方法和基本思路,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为党和人民政府领导和管理国家,引导全体人民顺利地进行政治、经济、文化建设指出了正确的道路。

       值得思考的是,这一正确的理论没有能够在实践中真正落实。后来的事实说明,三大改造结束后,由于全党对实现这一战略转变的指导思想并没有成熟和牢固地建立起来,对阶级关系的变化认识不够,即没有指出资产阶级作为我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剥削阶级已经基本上被消灭;对只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的特点和规律缺乏具体的明确的分析;没有认识到,这种在一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虽仍然会长期存在,并在某些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但这种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两大对抗阶级的斗争;在斗争的规模和形式上,已经不是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性阶级斗争。由于没有具体分析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后阶级关系的这些新变化和阶级斗争的新特点,所以当国际上出现匈牙利事件,国内出现极少数右派向党进攻时,党对新形势下复杂的阶级斗争作了错误分析,把本来是剥削阶级残余势力的极少数敌对分子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活动,看成是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向党、向社会主义发动的进攻。由此,断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否定了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正确论断,否定了八大关于党的工作重心转移的战略思想,这也使这一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在指导思想上发生了根本性的偏离,造成了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和目标等基本要素在总体方向上发生了重大的改变。[1]

       同时,毛泽东虽然撰写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提出了彪炳史册的伟大理论。但是,在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上,毛泽东的思维仍然较多地关注阶级斗争,仍然把人民内部矛盾的重心放在政治思想方面,对物质利益产生的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因研究不够,这种思维和认识使得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很难做到真正落实。

       1957年4月下旬,随着整风运动的迅猛展开,当有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发动进攻的时候,党对阶级斗争的形势作了过于严重的估计和判断,开始了大规模的反右派斗争,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划为右派分子,严重地混淆了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的区别。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严重后果之一,是改变了对社会阶级关系状况的分析,使党的指导思想开始出现“左”的偏差。接着,1964年,“四清”运动中出现过“左”的做法,强调运动的性质是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与此同时,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开展了错误的批判和斗争。“左”的错误的发展,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导致了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更大规模的混淆。历史证明,“反右”和“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阶级斗争扩大化,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当做敌我矛盾来处理,严重破坏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团结,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巨大损失。

       50多年后的今天,与毛泽东当时提出正确认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时代背景相比,我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际环境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特别是随着改革的深化、体制的转换和利益格局的不断调整,加上人们受各种思想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影响,人民内部矛盾呈现出一些新特点,即人民内部矛盾中的物资利益矛盾更加突出;由于长期执政,有些党员干部渐渐淡薄了群众观念,人民内部矛盾中领导与群众的矛盾更加突出;人民内部矛盾突出地呈现于社会表层。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的这些特点,需要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制定政策、开展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需要我们努力培育合理的利益协调机制,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解决好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需要进一步加强党风廉政建设,进一步加强群众观点教育,解决领导与群众的矛盾。

       正确处理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充分认识新时期大量人民内部矛盾的发展变化规律,正确把握两类矛盾的区别,防止非对抗性矛盾转化为对抗性矛盾,尽可能地化解各种不安定隐患和不和谐因素,是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前提,只有这样,才可能使广大人民群众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同心同德,共同奋斗。

       二、持续进行党内外思想政治教育,坚定社会主义的制度自信

       在社会主义全面建设初期,对新中国成立之后党内存在的各种不良作风问题,中国共产党再次运用整风这一方式,在全党开展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整风的主要内容是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整风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水平,改进作风,以适应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在整风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2](p.1439)实践证明,“党内批评是坚强党的组织、增强党的战斗力的武器”。[3](p.90)党在不断自我修正、自我完善中,提高了思想政治水平和执政能力,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10年,中国共产党因为执政时间短暂,没有太多经验,因此探索过程中也有决策失误,但那个时期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很高,群众和党上下一条心,人民群众对共产党充满信任,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高涨,重要的原因就是,整风作为中国共产党党内思想政治教育的经常性措施,使全党增强了忠实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意识,把党的群众路线、密切联系群众的政治优势,在实际工作中具体化为党的工作作风,使党的方针、政策、方案能够深入基层,倾听群众意见,反映群众意见,得到人民群众的认同和支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内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仍然是使党保持同人民群众的密切关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通过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改进党的作风,提高群众对党和政府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使全体人民增进社会共识。如果党丢失优良传统,丢失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武器,就会丧失自身的政治优势,这是值得我们警惕的。

       1957年整风是在中国共产党执政7年的情况下进行的一次开门整风。广大人民群众和爱国人士积极响应中央号召,向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提出了大量有益的批评和建议。在人民内部矛盾成为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主题的新形势下,大胆发动党外和社会力量帮助执政党进行整风的全新的思想政治教育思路,充分反映出中国共产党追求真理、修正错误的精神品格和理论自信。

       1956-1966年的10年中,中国共产党除了通过整风进行党内思想政治教育之外,还进行了覆盖城乡全体人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主要有关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教育;关于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认识,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反修防修”的教育;以“四清”、“五反”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这一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运动虽然存在着急躁冒进、简单化等问题,但是,这些教育从党内到党外、从城市到农村、从部队到学校全面覆盖,以正面教育、自我教育为主,通过摆事实、讲道理,进行新旧社会对比等方法,使人民群众加深了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的认识,提高了全党和全国人民对社会主义的制度自信、道路自信,激发了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这一时期,毛泽东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作了很多重要的理论阐述。第一,阐述了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毛泽东指出:“现在需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不论是知识分子,还是青年学生,都应该努力学习。除了学习专业之外,在思想上要有所进步,政治上也要有所进步”,“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4](p.780)第二,提出了用民主的方法进行教育和说服工作的思想政治教育基本原则。毛泽东指出:“企图用行政命令的方法,用强制的方法解决思想问题,是非问题,不但没有效力,而且是有害的。我们不能用行政命令去消灭宗教,不能强制人们不信教。不能强制人们放弃唯心主义,也不能强制人们相信马克思主义。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4](p.762)如果对待精神世界的问题用简单的办法去处理,就容易促使矛盾激化,或者只能治标不能治本,达不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4](pp.783-788)第三,提出了以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为核心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内容。毛泽东指出:“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间,最近一个时期,思想政治工作减弱了,出现了一些偏向。在一些人的眼中,好像什么政治,什么祖国的前途,人类的理想,都没有关心的必要。好像马克思主义行时了一阵,现在就不那么行时了。针对着这种情况,现在需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4](p.780)必须对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年学生,着重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时事政治教育,正确处理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三者关系的教育,正确认识和处理民主与集中、自由与纪律关系的教育,以及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教育。通过这些教育,“要使全体青年们懂得,我们的国家现在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并且不可能在短时期内根本改变这种状态,全靠青年和全体人民在几十年时间内,团结奋斗,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一个富强的国家”。[4](p.781)这些思想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期,仍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第四,提出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式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正确方法,即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这一方针深刻地反映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出发点、基本方法和目的。第五,第一次提出了全社会都来抓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崭新思路。毛泽东指出:“思想政治工作,各个部门都要负责任。共产党应该管,青年团应该管,政府主管部门应该管,学校的校长教师更应该管。”[4](p.780)毛泽东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这些理论,为社会主义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持续不断的党内外各种形式的思想政治教育,使得各条战线先后涌现出一批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社会各个领域榜样的力量深入人心,焕发了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并转化为巨大的精神力量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中。

       雷锋平凡而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形象,深深扎根在当时青年人的心里。雷锋在忠于党、忠于社会主义事业方面,在服从祖国需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方面,在培养克勤克俭、艰苦朴素的作风方面,在关心同志、助人为乐、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共产主义风格方面,对那时成长中的青年人影响深远。焦裕禄对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心里装着全县的干部群众,唯独没有他自己,对人民满腔热情、无私奉献,成为千万党员、干部的学习榜样。铁人王进喜“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英雄气概,以及“三老四严”的作风,①“干工作要经得起子孙万代检查,要为油田负责一辈子”的求实精神,“宁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奋斗精神……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评价。铁人精神是“爱国、创业、求实、奉献”的大庆精神②的典型化体现和人格化浓缩,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钱学森为了回国历尽5年磨难,表达了一颗深爱祖国母亲的赤子之心,回国后,他用丰厚的学识为祖国的航天事业贡献了自己毕生的力量,使祖国航天事业的发展与他的名字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作为一代科技巨星,钱学森的爱国情操和献身科学的坚定信念,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科技强国道路上时代精神的象征。

       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我国物质基础相对薄弱,但是承续着中华民族精神血脉、凝聚着时代道德力量的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铁人精神和以钱学森、李四光、钱三强、华罗庚等知识分子为代表的爱国主义精神,却在经济困难的20世纪50-60年代,普照神州大地。直至今日,我们仍能深切地感受到榜样力量的伟大,为他们的精神所鼓舞。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中,我们需要继续发扬雷锋精神,把助人为乐、善待他人作为一种生活习惯和民族美德;继续发扬焦裕禄为党、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革命精神;继续发扬铁人王进喜为民族振兴、祖国富强而奋斗的拼搏精神;继续发扬钱学森励精图治、科技报国、奉献自己的爱国主义情怀。这些崇高的使命精神必将汇入民族的精神长河,激励当代中国青年担负起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人才提出的要求,全面提高自身素质,在为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的不懈奋斗中,创造无愧于人生的辉煌业绩,这种精神必将为推动我国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的思想道德支撑和精神动力。[5]

       我国英雄群体所凝聚的时代精神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具有导向作用和标志意义。榜样教育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方式,在新的历史时期要想继续收到良好的效果,需要与时俱进,不断研究榜样认同的情感模式,不断研究榜样的示范作用与学习者的行动是否能够构筑共同的生活世界,即社会确立的榜样人物与学习者的现实生活是否具有关联性,与学习者的未来目标是否具有趋同性。换句话说,如果“他有他的生活,我有我的生活”,榜样教育实施效果是必然弱化的。[6]

       三、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发展、制度化建设是根本

       思想政治教育制度化建设的主要内容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机构设置、工作制度和工作作风等,包括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组织机构、领导体制、机关制度,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主要内容、基本任务、工作责任、目标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性质、地位、作用、指导思想、方式方法等。新中国成立后,思想政治教育制度化建设开始于人民军队系统。1954年4月15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颁布了由陈毅、罗荣桓主持编写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草案)》,条例包括总则和19个具体条例,非常具体明确地规定了我军政治工作的根本问题,进一步加强了军队思想政治工作的制度化建设。1963年3月27日,中共中央正式颁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条例”规定了人民军队的性质、任务和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原则,规定了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性质、地位和作用,规定了以党委制度、政治委员制度、政治机关制度和政治工作人员制度为主要内容的军队政治工作基本制度,规定了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主要内容,规定了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作风和方法。“条例”成为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指导军队政治工作制度化建设的重要法规。人民军队及其思想政治教育的革命化、正规化、制度化建设,促进了社会各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规范化步伐。

       20世纪60年代初期,中共中央先后主持制定了农业、工业、教育等方面的工作条例。1961年3月22日,中共中央颁发了由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农村人民公社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1962年9月,中共中央八届十中全会对人民公社党组织、干部的工作责任要求、社员的义务等方面做出了具体规定。1961年9月16日,中共中央颁发《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工业七十条”),详细规定了国营工业企业中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一系列原则要求。1961年9月15日,中共中央批准颁发了《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教六十条”),具体规定了高等学校的基本任务、思想政治工作的领导体制、目标要求、方针政策,各级党组织的工作地位、作用,明确了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制度。这一时期中共中央还先后制定通过了《关于改进商业工作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简称“商业四十条”)、《关于城乡手工业若干政策问题的规定》(简称“手工业三十五条”)、《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简称“科研十四条”)、《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简称“文艺八条”)。1964年1月9日,中央决定在中央、大区两级的工业交通、财贸、农林部门及省、市、自治区的工业交通、财贸、农林部门系统普遍建立政治机构。自1964年初至1966年上半年,商业部、粮食部、财政部、对外贸易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中国农业银行总行、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广播事业局、高等院校、国家体委、中国科学院等部门以及地方各部门都先后在本系统内建立了政治工作机构。

       社会主义全面建设初期,虽然上述某些条例对思想政治工作制度的规定还显得笼统简单,但是它把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作为一项重要内容纳入制度化建设的轨道,对社会主义农村、工厂、学校等各界的发展、统一思想、激励人民群众大干社会主义的决心,尤其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正规化、制度化建设产生了重大影响,各领域、各系统的制度化建设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开展奠定了坚实可靠的保障机制。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制度建设具有全局性、根本性,思想政治教育的制度化建设为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发展开拓了道路,为思想政治教育设置成为一门学科奠定了基础。1984年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正式建立,至今已历经30年的发展,经过学界同仁不懈地努力,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取得了重要成果,专业建设正在向科学化方面迈进。

       目前,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中还存在着不规范现象:一是盲目的论域扩张。以学科综合性为由,设置的研究方向严重偏离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范围。二是重要概念的运用不严谨。在一些教科书和专著中,有些基本概念没有做到贯通一致,一些概念缺少严格的、科学的界定和区别。如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方法、根本方法、原则方法等,在使用上带有较大的含混性,导致不同的研究者虽然使用相同的概念,可是对这些概念含义的理解却不尽一致。三是简单的移植相关学科。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在发展中形成了不少以“思想政治教育××学”为名称的理论成果,有些成果从核心概念到主旨阐述,都简单套用所借鉴学科的阐述和分析。四是不予评判、不加分析地吸收国外研究成果。上述不规范现象的危害显而易见,任意突破学术边界,“种别人的田,荒自己的地”的现象模糊了研究边界,损害了学科的科学发展;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术语的随意使用、随意替换和有意无意的混用倾向,使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后来学人难求学业精深,也使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难以获得实质性的进展,危害了学术的严谨性和严肃性。

       目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领域和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中普遍存在“有法不依”的现象,有规章制度却处于执行不力或不予执行的状态,如在党内思想政治教育中,一些领域的基层组织不执行党章规定,常年没有党员组织生活,不按时交纳党费,不对党员进行组织纪律和群众观点的教育。在社会其他各行业思想政治教育中、在高等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中存在的不规范现象,不像在行政领域那样,有纠偏机制和惩治措施作为补充。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制度化建设仍然任重道远。社会主义全面建设初期,党有党章,党员遵章守纪;行有行规,职业人自觉约束践行;社会有规范才有秩序,这是历史告诉我们的真理。

       社会主义全面建设初期的10年发展,思想政治教育在探索中虽然难以避免曲折,但是10年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依然波澜壮阔,社会主义教育活动影响深远、英雄事迹叩入灵魂;思想政治理论阐述的真理性依然熠熠生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基本矛盾、两类矛盾的分析深刻隽永,对青年人“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的教导,依旧萦绕耳畔。这一时期的教训,将被记取;这一时期的经验,将会成为今后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重要遵循。

       注释:

       ①三老四严,即对革命事业要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对革命工作要有严格的要求、严密的组织、严谨的态度、严明的纪律。

       ②大庆精神是为国争光、为民族争气的爱国主义精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艰苦创业精神,讲求科学、“三老四严”的求实精神,胸怀全局、为国分忧的奉献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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