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变暖与发达国家的政治协调——从丹佛会议到京都会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京都论文,会议论文,发达国家论文,变暖论文,丹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42X(1999)03-0135-06
环境问题是国际政治的重要课题。一国的政策，一般由该国的政治家决定，可是地球环境是全球化的问题，单靠一国的政策是无济于事的。防止地球变暖，从丹佛会议的共同宣言，到京都会议的具体目标，体现了地球科学与国际政治的融合。
一、20世纪文明的误算——地球逐渐变暖
20世纪的文明，仿佛是在石油的海上筑起的楼阁。这里有两层含义。其一，所谓地球的“无穷无尽”石油储藏量已经不复存在。世界石油矿业联盟曾在1985年、1989年、1995年对地球进行过三次资源评估。三次评估结果如下：[1]
评估年地球可开采石油储藏量可开采年数
1985年 7000亿barree36年
1989年 9900亿barree46年
1995年 9100亿barree41年
其二， 石油的需求量剧增， 而石油燃烧产生了大量的二氧化碳（CO[,2]），它使地球逐渐变暖。地球变暖导致了全球气候异常变动、热带森林面积缩小、沙漠化加剧以及海平面上升、洪水泛滥。
我们再从具体的数据来说明这一问题。美国大气研究中心（NCAR）和日本电力中央研究所对大气CO[,2]浓度进行了共同研究。据美国NCAR的气候体系模型电脑装置的研究表明，1990年以后的大气CO[,2]浓度，每年以1%的比率增加。 研究人员把地表植物分布和土壤含有的水分量输入该电脑装置，显示出大气CO[,2]浓度与以前相比，增加了2倍。 科学家的研究表明：大气中CO[,2]的浓度一旦继续增加2倍的话， 在东亚北纬45°以北，海面的温度将显著上升，尤其是靠近北极堪察加半岛的白令海峡，在1月至2月，该地的气温将上升10度。如果大气中CO[,2]浓度每年持续增加1%的话，预测到2060年，全球的平均温度将上升1.5度，堪察加半岛一带估计上升6度以上。全球的海面约上升30cm。
地球气候变暖将给北极周围的生态造成极大的破坏。一旦气温上升10度左右，北极周围的海面冰层将显著减少，在那里赖以生存的动物，如白熊、海豹将难以存活。而更令人担忧的是，由于海面冰层的溶化，遮断了海与大气之间的热量交换。
由地球温暖化导致的海平面上升、洪水泛滥，又会导致粮食歉收、粮价上涨。如果全球普遍面临这种灾情的话，将会发生世界性的经济恐慌。
要阻止地球的温暖化趋势，必须削减CO[,2]的排放量。1992年联合国曾经举行地球环境最高首脑会议，并制定了“温暖化防止条约”。条约规定，发达国家在2000年以前，CO[,2]排放量必须控制在1990年的水平。遗憾的是，有关削减引起温室效应的CO[,2]气体的具体数值目标，以及发达国家如何去遵守这一目标的有关法律义务，没有写进条约的本文。所以，发达国家政府基本上未能切实有效地实施有关的环境条约。
二、地球环境与国际政治的融合
地球环境与国际政治融合，表现在发达国家之间的相互行为与相互制约。一般来说，一国的政策，由该国的政府来决定。可是，地球温暖化趋势是全球化的问题，它超越了偏狭的国家利益，在一个地球的前提下，发达国家之间必须共同制定对策。美国政治学家庇特·哈斯把这称之为“认识的共同体”。[2]地球环境问题带有很浓的国际政治色彩。
IPCC是有关气候变动的政府间组织，在1988年经联合国总会认可而被设置，它由各国政府推荐的1500名左右的科学家组成。IPCC的科学家们对于地球变暖趋势进行了预测、影响评价、以及对策制定，在此基础上编集最新信息报告。1990年编篡了第一次报告，1995年提出了第二次报告。科学家集团在保持政治中立的同时，编集最新的地球环境信息，运用于国际交涉的过程中。发达国家之间参照科学的测定结果，审定阶段性的议定书，从而制定有关国际条约。从历史上来看，IPCC组织在欧洲有关酸雨对策的国际交涉中起过很大的作用。
在地球环境日趋恶化的今天，地球科学与国际政治的融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也就是说，在地球日趋变暖的情形下，各国政府的政策制定者如何携手共同去商讨对策？正是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地球环境是国际政治中的一个重大课题。丹佛会议以及京都会议也是在这种背景下召开的。
三、丹佛会议——防止地球变暖的八国宣言
由地球温暖化导致的海面上升、洪水泛滥、以及沙漠地等等，是地球环境问题中危害最大的。1992年地球环境最高首脑会议，以及会议制定的“地球温暖化防止条约”，由于美国等国家的反对，条约没有确定削减CO[,2]的具体数值目标。因为削减CO[,2]与缩小产业的活动有关，所以以前所谓的环境国际条约都停留在“削减与抑制”并列的范围内，这实际上是容忍CO[,2]排放的一种“努力目标”。发达国家CO[,2]排放量每年增加，要达到“地球温暖化防止条约”规定的水准，即2000年以前二氧化碳排放量控制在1990年的水平，差距甚大。在地球温暖化日趋加剧的情形下，发达国家必须迅速制定削减CO[,2]的具体目标以及政策方针。
1997年6月， 在美国科罗拉多州首府丹佛召开了八国首脑会议（西方七国加俄罗斯），会议的共同宣言首次增设了“地球环境问题”这一项内容，并专题讨论了地球变暖与二氧化碳排放的关系，拟定了削减宣言。
然而，围绕基准年的问题，欧盟与日美两国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所谓基准年，是指以哪一年二氧化碳排放量为基准进行削减。欧盟计划到2010年，欧盟的CO[,2]排放量与1990年相比削减15%，并制定了中期目标，即到2005年削减7.5%。美国国内的共和党和产业界对CO[,2] 削减对策持有异议，坚决反对确定基准年。宣言中有一条所谓“容认参加国的弹性政策”，实际上就是美国的主张。对美国的提法，德国前首相科尔表示坚决反对，他指出：“宣言中不写入基准年的话，宣言便失去了意义。”[3]
对于欧盟的基准年目标，日本政府仅仅提出了所谓降低CO[,2]排放的“抑制”政策。当时，有关地球温室效应的对策，日本政府与有关省厅的调整尚未结束。例如削减CO[,2]与经济活力的矛盾，通产省与环境省就很难协调一致。根据通产省统计，如果2010年 CO[ ,2] 排放量与1990年相比削减5%的话，那么，由于产业活动缩小， 雇用人数约减少175万人，相当于生产总值（GDP）减少1.7－2.6%。通产省的环境局局长稻川泰弘在参议院商工委员会的发言中说：“2000年以后实现我国的削减CO[,2]计划是非常困难的。”他还认为，把CO[,2] 的排放稳定在1990年水准目标事实上是不可能的，他提出削减CO[,2]应按以下三原则：（1）国内平均的CO[,2]排放量；（2）与国内生产总值相比的排放量；（3）人口增长率。如果按照上述原则来制定削减CO[,2]计划的话， 日本的CO[,2]排放量与1990年相比，只要削减2.5%就行了。[4]
丹佛会议在有关削减目标的基准年问题上，形成了欧盟与日美对立的态势。
丹佛的八国首脑会议，围绕削减CO[,2]的基准年目标，欧盟与日美虽然未取得一致意见，但是，八国首脑认为，地球的温暖化主要与二氧化碳的排放有关，在2010年以前要按目标进行削减。这一认识在共同宣言中得以充分体现。说明发达国家对于地球变暖这一全球化的课题，已经采取了共同协作的方针。这对于京都会议的成功召开，削减CO[,2]排放具体目标的确定，无疑是巨大的推动力。
四、京都会议——确定削减CO[,2]的具体目标
京都会议是防止地球变暖的一次重要的国际协调会议。地球科学研究与国际政治融合，是京都会议的显著特征。京都会议的全称是“有关气候变动的国际联合框架条约第三届缔约国会议”，它于1997年12月在日本京都召开。
京都会议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发达国家之间最终确定了削减CO[,2]的具体数值目标。具体数值目标是：2008年以前，发达国家的CO[,2]以及温室效应气体的排放量与1990年相比，削减3%；从2008年到2012 年之间，日本、美国、欧盟的CO[,2]排放量与1990年相比，必须分别削减6%、7%、8%。
会议围绕各国的利益进行了激烈争论，会议比预期延长了一天，最终达成合意。
地球科学与国际政治的融合，是气候变动框架条约的一个显著特点。京都会议的成功，是发达国家政府政治协调的结果。然而，它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削减CO[,2]的具体数值目标。京都会议宣告20世纪的文明方式即将结束，在面向21世纪之际，在一个地球的前提下，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方式将面临一个巨大的转换，而这种转换是通过各国政府相互协调来实现的。它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确立“地球利益”高于“国家利益”的原则
20世纪是国民国家支配的时代，各国政府的决策，往往以本国的利益为前提。例如在削减二氧化碳（CO[,2]）的排放量方面，总希望本国CO[,2]排放量的削减降低到最低限度，从而使依存于石油燃料的本国经济损失最小化；与此相反，对别国却要求增大CO[,2]的削减量，以此来确保本国利益的最大化。
这方面的表现，美国是比较典型的。1997年10月在中国北京举行的世界石油会议上，美国石油巨头埃森公司的莱蒙达会长在演说中声称，地球温暖化防止对策扼杀了经济发展，是引起失业的错误政策。
从美国的政治结构来看，美国总统四年选举一次，议会二年选举一次，为此选举需要大量的资金，这需要企业的捐资，所以实行节省能源的政策是极其困难的。克林顿政权建立后不久，曾经准备实施新能源税和提高汽油价格，可是遇到国会的反对。有人说，美国国会是调整选民利益的机构。
在京都会议召开之前，美国的CO[,2]削减率为0%， 实际上处于冻结的状态，远远低于京都会议制定的数值目标。可是，经过京都11天的会议，发达国家之间达成了这样一种共识：如果地球利益不能高于国家利益或企业利益的话，那么21世纪的地球将不堪重荷；换句话说，如果地球环境被破坏的话，那么所谓国家利益以及企业利益亦就不存在了。美国的CO[,2]削减量从0%到7%的增加，正是这种共同认识的成果。
以前对于环境破坏以及公害，一般采取事后的对症办法，而京都会议重视的是预防政策。作为预防措施，是为了避免预想的恶果；有关预防对策的实施，它要变更既存的制度、习惯，以及既得的权益，这样会与国家利益和企业利益形成对立。然而从地球利益这一崭新的视角出发，可以说，面向21世纪的京都会议构筑了超越“国家利益”这一障碍的台阶。
（二）防止地球变暖，发达国家采取了共同行动
日本是京都会议的议长国，如何去发挥议长国的统率作用？对日本政府来说是一个重大的课题。在丹佛会议结束后的联合国环境开发特别会议上，日本前首相桥本龙太郎向大会阐述了日本政府的对策和思路：1.环境对策是“人类的安全保障”，是对未来社会承担的责任；2.日本政府致力于开发革新的环境技术，并把这种新技术转移、运用于发展中国家；3.呼吁以联合国为中心来进行各国的政治协调和技术合作；4.日本政府的“防止地球温暖化的综合战略”，主要内容是：开发革新能源，使二氧化碳贮留在海中或土壤中。更好地运用ODA （开发援助资金）和民间资金，使之有效地投入到地球温暖化的防止中。尤其是ODA， 如何去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日本政府愿意承担义务。
美国的经济实力，信息拥有量，均处于超级大国的地位，防止地球变暖，美国应起关键作用。丹佛会议之后，在克林顿总统的呼吁下举行了防止地球变暖的大型讨论会。参加讨论会的有环境团体、产业界、经济界、工会组织等。副总统戈尔、总统夫人西拉里、国务卿奥尔布莱特等，几乎所有的高层人士均出席了讨论会。克林顿总统亲自主持会议。会议就如何防止地球变暖？两种观点展开了激烈论争。科学家与环境团体的代表认为，不下决心进行削减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便无法抑制地球温暖化趋势；而产业界和工会组织的代表则主张，二氧化碳的削减对经济的影响很大，所以要慎重地、逐步地推进削减计划。掌权阶层同样是两种意见。财政部副部长萨马时认为，应充分考虑对“产业界的打击”；而国务卿奥尔布莱特强调气候变动威胁美国的安全保障。当时，作为最大的CO[,2]排放国的美国还没有制定出削减目标，所以会议围绕削减CO[,2]的数值目标，积极派与消极派进行了激烈论争。由于提高汽油税和制定能源税被国会否决，所以讨论会强调的是通过技术开发、节省能源来实现削减CO[,2]计划。作为讨论会的主持人克林顿总统反复强调，制定一个现实的、具有约束力的削减目标。
京都会议前夕，1997年的10月，在美国夏威夷举行的亚太发达国家五国会议上，日本政府提出，到2010年，CO[,2]的排放与1990年相比，削减5%这一方案。日本环境厅长宫大木浩逐一会见参加国的政府代表，把日本政府的方案向各国说明，希望各国共同来设定目标。
一国的政策，一般由该国的政府来决定，可是地球地是全球化的课题，单靠一国的政策是无济于事的。京都会议的成功召开，发达国家采取的共同行动，体现了地球科学与国际政治的融合。
（三）世界经济从重视flow经济向重视stock经济转换
京都会议可以说是向20世纪文明诀别的一次重要会议。20世纪的文明是建立在重视flow经济基础上的。
所谓flow经济有如下几点特征：1.经济高度发展；2.大量生产；3.推行一次性商品；4.产业结构以制造业为主；5.以出口为主导；6.经济发展以破坏环境为代价；7.地下资源逐渐枯竭。
stock经济的特征如下：1.经济稳步增长；2.适当生产；3.废除一次性商品，采用能长期使用的商品；4.产业的信息化、制造业的服务化；5.以内需为主导；6.经济发展以保护环境为前提；7.充分利用地上资源。
世界经济体系向重视stock体系的转换，它必须要与20 世纪的文明方式诀别。与20世纪文明诀别的含义，是表示与两种观念的诀别。其一，所谓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地球资源；其二，所谓不会劣化的地球环境。也就是说，地球的自然恢复力是很大的，即使向大自然大量投放废弃物，可是经过一定时间，地球仍然会恢复到原来的状态。在以上两种错误的观念下，使大量生产、大量废弃的经济体系成为合理。
向stock经济体系的转换，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就是要在满足当代人发展需要的同时，为后代留下一个可以永续利用的资源环境。然而，这个体系的转换，单靠一个国家的力量是不会成功的，而是要通过各个国家的整体协调，使全球经济体系向stock体系转换。
三、中国政府的环境保护步伐
中国政府历来重视环境保护工作。1973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标志着中国政府将环保工作提到了国家的议事日程；1979年颁布的《环境保护法》使其步入法制轨道；1983年召开的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把保护环境确定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1994年，我国政府制定的《中国21世纪议程》，明确提出了跨世纪的人口、经济、社会、环境和资源协调发展的奋斗目标。1996年，我国政府对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进行了具体规划。1998年的改革开放20年之际，我国的环保法律、法规初成体系。
在当今的世界上，各国政府对众多的国际问题有着不同的见解，然而，对于防止地球变暖，保护地球环境，却能协调一致。在地球环境全球化的今天，在面向21世纪的世界经济体系大转换之际，中国政府的持续可发展战略，以及京都会议制定的发达国家削减CO[,2]的具体目标，将共同成为防止地球变暖的二支重要力量。
收稿日期：1999—0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