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支两军”述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军论文,三支论文,述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952(2001)06-0039-14
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三支两军”作了恰如其分的评价。指出：“文化大革命”中，派人民解放军实行“三支两军”，在当时的混乱情况下是必要的，对稳定局势起了积极的作用，但也带来了一些消极后果。
“文化大革命”期间，人民解放军奉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和命令，执行了“三支两军”（即支持左派群众、支援工业生产、支援农业生产、军事管制、训练院校师生）任务。在1967-1972年间，解放军先后派出了280余万名指战员担负此项任务。“三支两军”人员分布在全国各条战线上，范围之广、规模之大、人员之多、时间之长、任务之重，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史上前所未有的。
一、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关于“三支两军”的决定
1967年1月，首先在上海、然后在全国掀起一场由造反派夺取党和政府各级领导权的狂暴行动，“文化大革命”由此进入所谓“全面夺权”的新阶段。各个造反派群众组织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斗争，由此全国处于“打倒一切”、“全面内乱”的局面，各地区呈现了大动荡、大混乱、大混战的形势，使整个社会生活陷入了极度混乱之中，地方各级党组织和政府机关陷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公安、检察、法院等机关失去或基本失去作用，工矿企业停产或半停产，武斗成风，社会秩序混乱，交通严重堵塞，局势难以控制。为了制止上述混乱局面，为了使“文化大革命”按照预定方针继续进行下去，毛泽东决定人民解放军正式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执行“三支两军”任务。
1967年1月21日，南京军区党委向中共中央呈送了安徽省军区的请示报告，转述了首都第三造反司令部驻安徽联络站提出派部队警卫斗争省委主要负责人李葆华等人的会议，防止对立派的冲击的要求，指出“如不派就是不支持文化大革命，并限安徽省军区二十一日十四时前答复”。[1]同日，毛泽东在安徽省军区的请示报告上指出：“应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似应重新发出命令，以前命令作废”。[1]同日，林彪批示：完全赞成主席的方针，全军必须支持革命左派广大群众。
毛泽东批文的第二天（1月22日），在接见军委碰头会议人员时，要求高级干部：真正站在革命派方面，像唱戏一样，要亮相。他批评许多军区把造反派讲得一无是处，要求军队能够公开支持的就公开支持，时机不成熟的就半公开支持。林彪在1月23日接见军委碰头会议人员时以为：军队对“文化大革命”过去不介入，是时机不成熟；现在正式介入，公开介入，尽管左派不成熟，人数不多，也要支持。
1月23日，按照毛泽东提出的：军队要公开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支持左派夺权的指示，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布《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决定》认为：“文化大革命”已经发展到了“夺权斗争”的新阶段，这场“夺权斗争”，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及其在党内的代理人17年来猖狂进攻的总反击。这是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大革命。在这场伟大的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的夺权斗争中，人民解放军必须坚决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坚决支持和援助无产阶级革命左派。《决定》重申了毛泽东的意见，指出：“问题不是介入不介入的问题……人民解放军应当积极支持革命左派。”[2]《决定》规定：1.以前关于军队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以及其他违反上述精神的指示，一律作废；2.积极支持广大革命左派群众的夺权斗争，凡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左派要求军队去援助他们，军队都应当派出部队积极支持他们；3.坚决镇压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的反革命分子、反革命组织，如果他们动武，军队应当坚决还击；4.重申军队不得做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顽固分子防空洞的指示；5.在全军深入进行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2]这个《决定》的发布，标志军队正式执行支左任务的开始。
毛泽东的支左指示和中共中央的《决定》发布后，全国各地群众组织纷纷要求军队支左。3月19日，中央军委作出《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决定》指出：“为了适应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新阶段形势的需要，集中力量完成毛主席赋予军队的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等项重大任务”[3]，决定全军“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3]这是中央军委首次把“三支两军”这五项任务作为一个整体，同时向全军提了出来。在全国各省、市、地、县的党政部门均遭到冲击，原有的党的领导系统和政权体系基本瘫痪，局势大有失控的严重形势下，毛泽东要军队抽出大量的干部、战士投入地方“三支两军”，代替地方的党政领导，其动因和出发点是要军队支持“造反派”全面夺权，确保“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力图把“文化大革命”保持在可控制的范围之内，减少国家的损失。
二、“三支两军”的组织与实施
尽管当时军队本身的情况十分复杂，军以上机关、院校和科研单位，在搞“文化大革命”，进行“四大”，许多机关、单位亦处在混乱或瘫痪状态，军以下部队担负援越抗美和繁重的备战任务。但是，为了维护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了维护国家的稳定，遵照毛泽东、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决定，人民解放军全军各部队把“三支两军”工作，作为当时十分重要而紧迫的任务来完成。除进行战备、作战和部队必须的工作外，抽出主要力量投入此项工作。为了保证对全军“三支两军”工作的组织和领导，1967年4月3日，中央军委常委讨论了加强“三支两军”办事机构问题。决定在军委设立3个办公室，即支左办公室、支工支农办公室、军管工作办公室，军训工作由总参、总政分管，不另设办公室。并决定：支左办公室，由萧华直接与中央文革联系；支工支农办公室，由杨成武、邱会作等组成；军管办公室，由叶剑英主持，吸收总参、总政及军委办公厅的负责干部参加。各办公室的任务是：了解情况，研究问题，并负责向中央、中央文革、军委反映情况，提出建议，办理中央、中央文革、军委交办的事项。按照中央军委的指示精神和规定，部队各级党委和政治机关把保证完成“三支两军”任务提到重要议事日程上，全军师以上机关设立了“三支两军”指挥部（或办公室），列入编制。这样，全军上下“三支两军”领导机关的建立，从组织上确保大批指战员投入“三支两军”工作。
“三支两军”工作从1967年1月下旬开始，全军各部队陆续派出了大批干部、战士执行这项任务。如1967年2月至1969年4月党的九大期间，每月投入“三支两军”的部队人员，均在90万人左右。其中最多时为1968年上半年，全军参加“三支两军”的人数达到95万多人（其中沈阳军区10万余人、北京军区10.2万余人、济南军区4万余人、南京军区11.4万余人、神州军区12.4万余人、广州军区5万余人、武汉军区12.5万余人、成都军区11.5万余人、昆明军区4.7万余人、兰州军区10.2万余人、新疆军区1万余人、西藏军区3200余人、总部各机关6300余人）空军出动飞机1976架次、海军出动舰艇237艘参加“三支两军”工作。九大以后，随着各级“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形势逐渐好转，“三支两军”的人员亦逐渐减少，到1972年上半年，全军“三支两军”人员在27万人左右。人民群众在“天下大乱”的危难之中，把期望寄托在人民子弟兵的身上，所以广大人民群众发自内心地欢迎解放军部队进驻地方单位。邓小平后来所作的“当时军队不出面不能维护局面，出面是正确的”这一论断是十分符合实际的。“三支两军”的基本情况是：
（一）支左
支左的实践活动，是一个十分复杂而又前后有明显变化的过程，但大致可划分为3个阶段。
第一阶段，支左按照要求基本执行支一派、压一派的方针。这一点在1月23日的中共中央《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中就有明文规定：“三支两军”的目的，就是要发起所谓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及其在党内的代理人17年来猖狂进攻的总反击，就是要军队坚决地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坚决支持和支援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的“夺权斗争”。毛泽东所讲的“介入不介入”的问题，从实质上就是从左的方面介入还是从右的方面介入的问题。他要求军队从左的方面介入，就是要“保护左派，支持左派，建立和扩大左派队伍”[4]，“积极地支持和援助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地反对右派”。[5]支左是在这种非常特殊的历史环境下发生的，担负着十分特殊的使命。这个时期，支左的头项任务是支持左派的“夺权斗争”。所以当时支左部队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在众多的群众组织中如何区分出哪是左派？哪是右派？当时在一个省委、一个地区，“造反派”组织几十个甚至上百个，且都是打着革命组织的旗号；在众多的各级领导干部中，如何划分出谁是“革命领导干部”，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支左工作中首先碰到的一大难题。因为过去党长期形成的方针、政策、思想、方法和识别用人的标准等，均用不上了。只能按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用“阶级分析的方法”，用两条路线斗争这个“纲”，去衡量和识别一切问题。而一切取决于站的什么队，跟的什么人。林彪、江青一伙借此机会，扩大自己的政治势力和政治影响，引导军队去支持由他们选中或圈中的所谓左派。江青1967年4月12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说：有的是从左的方面介入，有的是从右的方面介入。例如，拿从左的方面介入来说，去年2月，林彪同志委托我召开部队文艺座谈会，这是从左的方面介入，以林彪同志为代表，就从左的方面介入了。林彪在1967年3月20日，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谈军队支左问题时说：地方有各派，左、中、右，要坚定不移地站在左派这一边，支左是新的，又是复杂的，所以搞得不好就要犯错误，特别要警惕犯右的错误。1967年6月27日，《解放军报》社论提出，“识别左派，要看大节”，“是不是坚决地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坚定地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对于党内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革还是保，这是大节，是政治方向问题”，“方向对了，就是大好”。社论要求“在革命左派和保守派之间，我们要一边倒，要坚决倒向左派一边”。社论明确地指出：“文化大革命”新阶段的主要斗争任务，就是集中力量，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解放军必须全力支持左派，把被“走资派”窃取的党权、政权、财权统统夺回来。所以支左中识别左派的标志就是夺取本单位、本地区的最高领导权——斗“走资派”。
按照上述要求，山西省军区率先支持山西省的造反派夺权，山西省委、省政府、省人委全部被冲垮，而陷于瘫痪。全军立即行动起来，举行支持左派夺权誓师大会，派出部队和人员支持所在省、市、地、县造反派展开夺权斗争。继之而来的贵州夺权、黑龙江夺权、山东夺权，等等，都是在军队明确支持下促成的。这一阶段支左，要求旗帜鲜明地支一派、压一派，亲一派、疏一派。若是两派都支持，又成了“和稀泥”，旗帜不鲜明。说“屁股没坐正”，坐偏了就要检讨、挨批，甚至撤职、处分。所以，第一阶段按照支左的指示，导致了很多矛盾，挑起了派争和派仗。全国出现了一系列乱军事件。在林彪、江青一伙的煽动下，不少地方的造反派冲击军事机关、同支左部队发生冲突的事件急剧增加，抢夺解放军的武器、装备和军用物资。据不完全统计，至1967年8月19日止，全国共发生了1175起抢夺部队的武器、弹药的事件，共抢夺武器、弹药有：步枪2.16万余支、冲锋枪4600余支、手枪2000余支、其他枪2100余支、轻机枪1190余挺、重机枪350余挺、高射机枪78挺、60炮40门、追击炮22门、火箭筒61具、无后坐力炮8门、子弹648.7万余发、炮弹560余发、弹药1296公斤、雷管4290余支、手榴弹16300余枚、喷火器10具、高射机枪子弹700发，湖南1个工厂28吨发射药、重庆1个兵工厂72万余发子弹被抢。不仅抢夺部队的装备和战备物资，而且还抢夺援越抗美运输列车上的武器、弹药和物资。同时围攻部队、殴打战士的事件连续发生。1967年6-9月，全国先后共发生围攻、殴打解放军的事件40余起。有的部队被冲散，有的指战员被打伤打死。据不完全统计，全军“三支两军”人员伤亡共2.77万余人，其中亡220人、重伤4105人、轻伤2.34万余人。
支左的第二阶段，称“支左不支派”，促进各个群众组织之间的“革命大联合”，成立“革命委员会”的阶段。按照毛泽东的部署，“文化大革命”在夺权后，要实行“革命大联合”，成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于是，军队支左人员把各派群众组织的头头组织在一起，办斗“私”批“修”学习班，促进“革命大联合”，成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这一阶段的斗争更复杂和激烈，工作难度更大、更艰巨。
毛泽东原先预计，全国“全面夺权”在1967年2-4月就要看出眉目来。但是，事情远不像他所设想的那么简单。各级党委、政府、人委、公安部门全部遭到冲击和被夺了权。大批党和国家的领导干部被批斗迫害，党的领导机关和各级组织普遍陷于瘫痪。权力转移到了造反派手里。但是，造反派不是统一的，在一个地区有几十个上百个造反派组织，各造反派的数量亦不一样，有的几十人，有的几百人，有的几千人，有的数万或数十万、上百万人。各造反派组织内部的人员成分亦十分复杂，他们在党、政、财、文大权的诱惑下，在对解放领导干部、革委会席位分配、以谁为核心等等问题上，各自都有自己的算盘。加之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极力挑动派性，煽动无政府主义，这样，各造反派之间围绕“权”，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在对待解放军支左问题上采取了适用主义各取所需的手段，从而“全面夺权”引起了全面内乱。毛泽东虽然表示支持“天下大乱”，但是对于这种严重混乱状况也不能不设法加以约束。当时的报刊连续发表社论、文章，反复传达毛泽东关于夺权的指导方针，主要是要“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实行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人民解放军当地驻军的代表、革命领导干部组成的“三结合”。在夺权后组成的临时权力机构，称为“革命委员会”。为了实现这种“大联合”和“三结合”，要求正确对待干部，正确对待各造反派组织，各造反派组织要进行整顿，要反对“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无政府主义思潮，等等。为了实行大联合、稳定局势，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国务院、中央文革小组还发布一系列的通知、指示，要求学校师生停止大串连、复课闹革命；要求厂矿企业、农村生产队坚持业余闹革命、抓革命促生产；要求维护铁路、港口、交通运输秩序；保护电台、银行、仓库、监狱，等等。
然而上述社论、指示和通知中提出的许多要求、规定，几乎很少收到实效。各派都从维护本派的利益出发来夺权、掌权。对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指示、通知各取所需、各行其是。在“权”这个根本问题上，各造反派寸步不让，争夺非常激烈。特别是在林彪、江青等人的挑拨之下造反派组织之间发生无数的纠纷和冲突，甚至酿成武斗流血事件。到1967年秋，全国出现更大规模的揪斗、打击、迫害党和国家各级领导干部、冲击党政领导机关，造反派组织之间的派性斗争不断升级。1967年8月上旬，在上海、南京、常州、郑州、长春、沈阳、重庆、长沙等地相继发生了大规模武斗，许多地区连续发生抢劫银行、仓库、车船、档案机要文件，破坏铁路交通等违法事件，发生大批人员伤亡的武斗流血事件。全国陷入大内战、大混乱之中。7-9月“全面内乱，天下大乱”，这3个月失去了控制，毛泽东说：不行了，天下大乱了。为了扭转天下大乱的局面，1967年9月，毛泽东到外地视察，他在肯定“形势大好，不是小好”的同时，要求“促进革命的大联合”。毛泽东指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1](P,385-386)他号召：各地革命组织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与此同时，毛泽东还批准采取一系列制止严重动乱的具体措施，9月5日，毛泽东批准发布《关于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的命令》，9月13日，发出《关于严禁抢夺国家物资商品、冲击仓库、确保国家财产安全的通知》，他同时决定，对一些最乱的省、市和部门实行军管，他还批准发出多项布告、通令等，以制止“打、砸、抢”活动，制止武斗蔓延，维护社会秩序，保护交通运输，制止冲击军事机关和要害部门的活动，收缴造反派手中的武器，学生复课闹革命等等。当时，各地党政机关已瘫痪，公安系统已砸烂，干部靠边站，群众组织打派仗，不少单位已停工停产。要宣传、落实毛泽东的指示和中央的措施，制止动乱，实现大联合，维护交通、社会秩序，只能依靠人民解放军“三支两军”人员和部队。这一阶段的支左人员和部队主要进行了以下几项工作：
一是按照毛泽东提出革命大联合，消除派性的指示，搞所谓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成立“大联委”或筹建“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于是由支一派，转变为支持各派，事实上的“和稀泥”，叫“一碗水端平”，支左派。不管是什么组织、什么派，都合到一起。支左工作这180度的大转弯，使支左人员处在了造反派两面攻击之中。原来支持的一派攻击支左人员是叛徒，原来受压的一派，叫支左人员承认错误、检讨，甚至批判。但是，为了实现各派群众组织的大联合、消除派性，支左人员只好忍辱负重。在检讨以前支一派、压一派的错误中，求得受压一方的谅解，让双方联合起来，按“最高指示”行事，尽早成立大联委和革委会。
二是有相当大部分指战员和建制分队担负了制止武斗、收缴武器、安抚群众生活、维护社会安定的工作。这项工作既艰苦又危险，有时要付出鲜血和生命。但是，担负这一任务的指战员，把个人的危险和生命置之度外，为了维护国家社会的稳定，他们制止武斗，阻止打、砸、抢，坚持“五不”，即“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不捕人，不开抢，不动气”。有时还需排成人墙，隔离武斗的双方人员，虽然石头、砖头往身上落，被骂作“阿斗兵”、“保皇兵”，还得坚决完成制止武斗的任务。他们为城镇居民武装巡逻、拉粮、运煤、运菜、运垃圾等，当时只有军人、军车才可以在武斗的封锁区内行动，地方的车辆要挨对立面的枪击。他们保护商店、粮店、煤店、饭店、旅店、影剧院的开门营业，没有军人在场，打、砸、抢就要影响正常营业。他们组织恢复公路和铁路交通，担任押运、护车、护路的“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员”。他们以武力取缔危害社会生活的打、砸、抢反动组织和团伙，等等。在1967年8、9月武斗大战的严重局面下，指战员为了保护群众的生命安全，不顾自己的生命安危，临危不惧制止激烈的武斗，手持《毛主席语录》本，宣传“要文斗、不要武斗”，团长、师长、副军长也亲临制止武斗的现场。在吉林省、武汉地区、徐州地区、四川的万县等地区，许多武斗严重、交通受阻的危难之地，人民解放军为控制局面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坚决制止了武斗。为了维护党、国家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许多解放军指战员遭受了皮肉之苦，有的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减少了人民群众的伤亡和国家财产的损失，控制和稳定了局势。
三是办学习班。武斗停止下来后，支左官兵深入两派之中反复做大联合的说服工作，把两大派头头组织到一起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讨论与签订解决本地区的“革命大联合”问题和制止武斗的协议，实现“革命大联合”。
在此基础上，领导成立“革命‘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所谓“革命三结合”，是指“革命委员会”中要由真正代表广大群众的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代表，人民解放军当地驻军的代表，革命领导干部的代表。通过军队支左人员的长期艰苦细致的努力工作，到1968年9月，全国（除台湾省外）29个省、市、自治区全部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各革命委员会成立时，由军队干部担任主任。全国军队支左人员担任县以上革委会主任的，北京市占78%，广东省占81%，辽宁省占84%，山西省占95%，云南省占97%。湖北省占98%。支左人员担任县以上革委会第一、二把手的约有5000余人，担任委员的有近5万人。[3](P,562)凡是成立了革委会的单位和部门，解放军宣传队就撤出，支左、支工、支农、军训在那里就结束了。所以，事实上在党的九大召开前夕，大量的支左的工作除军管的以外基本结束。继续在地方发挥影响的只是进行“三结合”的军方代表，这已是少数同志了。
另外，武斗停止后，在进行“大联合”、成立革命委员会的过程中，还进行了动员说服群众组织收缴武器的工作。经过支左人员和部队进行深入细致地工作，到1969年9月止，据不完全统计，被抢的武器和收回武器的情况是：被抢夺的各种枪1877216（支、挺），收回2131036（支、挺）；被抢夺的各种火炮10266门，收回火炮14828门；被抢夺的各种枪弹44217万发，收回枪弹34004万发；被抢夺的各种炮弹390642发，收回炮弹294259发；被抢夺的手榴弹2719545枚，收回手榴弹2734381枚（以上统计中，有的收缴数大于被抢数，是因为抢夺数中没有统计军工厂生产的新产品和群众组织自制的武器弹药）。
支左的第三阶段，主要是巩固新生政权“革命委员会”和“斗、批、改”工作。自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相继建立后，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提出了“斗、批、改”的任务。结合在“革命委员会”中的军队代表（支左人员）的主要工作是担负巩固“新生政权”和与“革命委员会”成员一道，领导“斗、批、改”工作。支左人员通过主持革委会和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直接领导和组织了所在单位的“斗、批、改”。毛泽东规定“斗、批、改”的内容是：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北京8341部队驻“六厂二校”（北京针织总厂、新华印刷厂、化工三厂、北效木材厂、二七机车车辆厂、南口机车车辆机械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支左人员，总结了有关“斗、批、改”的系列经验。被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先后批转全国，用以指导全国的“斗、批、改”运动。“斗、批、改”运动后因林彪事件而中断。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和要求，军队支左人员，于1972年从地方陆续撤回部队。全军的支左任务遂告结束。
（二）支工
支工即支援工业生产，是“三支两军”的任务之一。“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各地红卫兵的大串连，无政府主义的风暴迅速由学校席卷全国各城市、工厂的正常秩序。鉴于“文化大革命”影响到城市、工矿企业等单位的正常上班，1966年9月14日，中共中央向地方各部门、各厂矿企业、基本建设单位、科学研究单位和服务行业，发出了《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通知》号召乘“文化大革命”的东风，以“文化大革命”为纲，促进社会主义生产和建设迅速向前发展。要求工矿企业、事业、商业、服务业、科学研究、设计单位的广大职工，一手抓革命、一手抓生产，保证大革命和生产建设双胜利。然而，“文化大革命”的“大民主”（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连）风浪的冲击，使社会无法安定，工人无法正常上班，工厂生产迅速下降。为了扭转工农业生产不断下降的趋势，12月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要求工厂企业、事业、科研、设计等单位的人员，积极开展“文化大革命”，带动生产的发展，要坚持8小时工作制，遵守劳动纪律，完成生产定额。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不可能解放社会生产力，轰轰烈烈的“大民主”严重地打乱了正常的社会。交通、生活、工作秩序。到1967年初，国民经济秩序陷入混乱，工业生产建设面临严重危机，工矿企业停工、停产的现象还十分普遍，全国工业生产急剧下降。
为了制止这种混乱现象，1967年3月3日，毛泽东在沈阳军区的一个报告上指示，“军队不但要协助地方管农业，对工业也要管”，“军队不能坐视工业生产下降而置之不理”。[1](P,248)3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给全国厂矿企业革命职工、革命干部的信》，信中宣布：中共中央决定，人民解放军大力协助地方，支持工业生产工作。3月19日，中央军委在关于集中力量执行“三支两军”的决定中，把支工作为一项重要任务。从此，解放军担负了支援工业的任务。
当时支工的主要使命，是到地方贯彻中共中央“抓革命、促生产”的有关政策规定，其中尤其强调的是“促生产”。按照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全军各部队立即行动。各军区、各军兵种、省军区、卫戍区等部队，召开党委会，认真学习毛泽东指示，提出了贯彻执行的具体措施，抽出主要领导干部，到省、市、区组织参加工业领导班子，大力协助地方领导工业生产。与此同时在3月上旬至4月上旬，全军各部队还派出几万人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支援工业，深入到8354个厂矿企业，宣传毛泽东“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和党的政策，要求广大工人群众坚持8小时工作制和工余时间闹革命，同外流、旷工、停产、擅离职守、敷衍了事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个人主义的错误倾向做斗争，坚决把工业生产搞上去。通过宣传动员，做思想工作，好些工人群众回到生产岗位，坚持生产。1967、1968年的支工人数，均达十几万人，1969年党的九大以后，逐步减少，到1972年为四五万人。在支工的过程中，广大指战员同工农群众共同奋斗，为把生产搞上去，部队在人力、物力、车辆等方面尽了很大努力，是起了积极作用的。使一些停工停产的厂矿得以开工生产，使一些因武斗而瘫痪的重点工程得以继续进行。另外，人民解放军还抽出一批技术、物质、车辆和人员，参加了许多重点工程建设。在国家重点工程建设中发扬打硬仗、吃苦耐劳、作风顽强、令行禁止的精神，克服险恶的自然条件，成为一支特别能战斗的突出力量。使国家的一些急需工程和重点项目得到继续建设与发展。如：工程、铁道部队，近100万人参加铁路、公路新线的修筑任务。他们会战成（都）昆（明）铁路、施工襄（樊）渝（重庆）铁路，承担北京地铁的建设、修筑沙（河）通（辽）铁路、还打通南疆和青藏铁路的最险地段，使铁轨跨过曾经是人迹罕至的山岭、高原、沼泽、沙漠、草原和戈壁。基建工程兵等部队，参加了武汉钢铁公司、第二汽车制造厂、辽阳化工厂、上海金山化工厂、云南天然气化工厂、大庆油田、葛洲坝水利枢纽、南京长江大桥、广西柳江大桥、桑树坪煤矿、平顶山煤矿、天山公路等重要工程的新建、改建和扩建施工。同时解放军还经常派出人员、机械到车站、码头，突击装卸、运输，解决物资压车、压船、压港问题，还出动大批车、船、飞机，抢运内、外贸易的紧急物资，有的部队还替工人顶班采煤采矿，等等。经过广大指战员积极支援工业生产，使“文化大革命”严重破坏的工业生产，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减少了工业生产建设的损害。
（三）支农
支农即支援农业生产，是“三支两军”的任务之一。“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大民主”、大串连、武斗之风蔓延到农村，许多农村由于展开“四大”，严重影响农业生产。为了阻止农业生产面临的严重危机的局面，1966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要求农村坚决执行“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狠抓“文化大革命”，推动农业生产的发展。1967年2月，农村正是春耕季节，许多地方农民参加夺权斗争打派仗，许多地方出现了农业生产无人管，影响春耕生产。鉴于此情况，中共中央于20日发出了《给全国农村人民公社贫下中农和各级干部的信》，要求“立即开一次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的三级干部会议”、“动员一切力量，立即为做好春耕生产而积极工作”。同时，“建议人民解放军当地部队和各级军事机关大力支持、帮助春耕生产工作”。[1](P,240)根据周恩来的指示，23日中央军委向全军发出了《关于军队大力支援地方抓好春耕生产的指示》，号召全体干部战士紧急动员起来，协助驻地农村人民公社，抓好春耕生产。要求各级领导一定要十分重视，坚持抓好，省军区、军分区和市、县人民武装部，把抓好春耕生产作为当前工作的重点。从此，人民解放军又担负了支援农业的任务。
2月下旬开始召开的军级干部会议上，把支农问题作为主要问题讨论，周恩来在会上对军队帮助地方抓生产问题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为此，2月下旬开始，人民解放军派出大批宣传队到各地农村，宣传中共中央《公开信》，大力协助地方（省、专、市、县）领导机关和农村人民公社，开好春耕生产会议，抓好春耕工作，说服动员各级干部承担起领导春耕生产的责任。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要求，成立了各级领导生产的办公室，负责领导恢复生产，动员外出串连、武斗的农民回乡生产。支农在部队的“三支两军”工作中，投入的力量最大。如1967年2月下旬至3月下旬，全军支农部队即达73.9万余人，第2季度每天支农人员在50万人以上，支农的单位县（市）达2072个、公社达2万多个。到1968年，全军共抽出了116个团、119个营、2666个连、125个排、861个宣传队，到1236个县（市）的社、队，进驻定点支农。仅1968年第2季度支农就动用汽车2万多辆、各种机械800多台、马车3000多辆，劳动日达3000多万个，支援公社、农场1.5万多个。半年中支农出动飞机718架次、舰艇42艘。支援农业生产，是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在“文化大革命”的非常时期，解放军的积极支援就显得特别重要。于是，每年各部队不失时机地派出人员、技术力量，经常性地大力支援农业生产。各地驻军采取定点挂钩的形式，每当耕种收割季节，都派出大批人员、机械，帮助当地农民劳动。支农人员，普遍深入到田头、队组，与农民群众实际“三同”，即一起学习，一起劳动，一起开会。通过支农人员和农村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使“文化大革命”期间减少了农业损失，为生产增收粮食做出了重要贡献。
（四）军管
军管即军事管制。由于“文化大革命”的混乱，严重危及边防沿海、交通要道、专政机构、机密单位、宣传舆论阵地、国防工厂、重要仓库等核心要害部门的安全和正常工作。为了保证这些单位、部门必需的正常工作秩序和安全，为了使“文化大革命”运动得以继续进行，毛泽东决定实行军事管制。于是，从1967年1-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陆续作出对一系列单位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和指示。中央军委对军事管制工作高度重视，1967年4月3日，军委常委会议确定：中央军委军管工作办公室，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领导；科研系统的军事接管工作由军委副主席聂荣臻领导；国防工办系统的军事管制工作，由军委常委粟裕领导。
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军区遵照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指示、命令，在中央军委的领导下，积极贯彻执行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赋予的军管任务，对一些要害部门和重要单位实行军事管制，使其免受“文化大革命”动乱的破坏，保持基本的工作秩序。在1969年的前5个月里，全国实行军管的单位达到了7752个，警卫保护单位2145个，共计达9897个单位。全军抽调担任军管和警卫保护任务的干部和战士，共计达14.4万余人。其大体情况是：
全国实行军管的省有9个，即江苏、浙江、安徽、广东、云南、青海、福建、西藏、河北；全国实行军管的大城市有25个，如南京、广州、旅大、汕头、阜新、镇江、无锡、常州、扬州、温州、淮南、湛江、个旧等；全国实行军管的专区（包括自治州和特区）19个，如大庆特区、伊春特区、延边、南通、舟山、铜陵特区、惠阳、佛山、海南岛、丽江、临沧、保山、思茅、红河、文山、阿里、玉树等；全国实行军管的县176个。已实行军管的地专和县主要是沿海边防的地区，多数是属于全面实行军管的省。但也有的不是，如湖北省虽然没有实行军管，但对1个市、2个地专和14个县实行了军管。
中央各部除国防科委和国防工办系统外，预定实行军管的37个部委，铁道部和交通部已实行军管；国防科委已向所属的58个院、所、厂，派出了军管会或军管小组；国防工办所属二、三、四、五、六、七机部均已实行军管，同时也对各机部所属的61个院、所、厂，派出了军管会（组）。
根据中央的指示，全国大部分地专以上所属的银行和仓库均实行了军管，共有1219个银行实行军管和军事保护。占全国实有数2876个的42%，辽宁省110个银行、上海市41个银行均全部军管。
全国实行军管的广播电台（站）547个，占全部电台2295个的24%，省以上电台除安徽、湖北两省外，其余20个省的电台已全部实行军管。
全国实行军管的报社111个，占全部210个报社的53%，省以上报社，除辽宁、吉林、黑龙江、湖南、贵州、湖北、甘肃省外，其余22个省、市、自治区的报社全部军管。
省以上的公安部门，除辽宁、黑龙江、河北、山东、上海、湖南、贵州、河南、湖北省外，其余20个省、市、自治区的公安部门，都实行了军管。
江西省实行军管231个单位，除一个劳改场外，全部是宣传和专政部门。
铁路系统大部已实行军管，全国18个铁路局已军管了10个铁路局，即齐齐哈尔、吉林、锦州、北京、呼和浩特、柳州、成都、西安、乌鲁木齐、昆明铁路局，51个铁路分局，已军管了27个。
沿海中央直属的15个港口，已军管了9个，即上海、大连、秦皇岛、天津、青岛、黄浦、连云港、湛江和海口。
全国沿海渔业公司全部军管，其中较大的渔业公司20个，包括76个船队和38个企业已全部军管。
全国实行军事管制的厂矿共有1041个，另军事保护的厂矿153个，其中煤矿、国防工厂占较大的比重。
对部分军队单位也实行了军管。如北京地区有：总后301、302、309医院，北京军区总医院、京西宾馆、高等军事学院、军事博物馆、总政1201印刷厂、总后装备技术研究院和军事医学科学院；山西省军区总后3528橡胶厂；成都军区总医院；兰州军区的301仓库和甘肃九泉基建工程兵2支队；沈阳军区印刷厂；新疆军区五一印刷厂等单位；对农、工、林、建师共17个，亦实行军管。
1967年6月以后，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发展，全国局势更加混乱，实行军事管制的单位、部门不断增加和扩大。如到1968年对中央和国务院实行军管和派出军代表的单位即达到了68个。甚至连解放军总政治部都实行了军事管制。
军事管制的职能和任务，中共中央于1967年3月16日向军队各级党委、省、市革命委员会转发了北京卫戍区司令部起草并经中共中央批准的《对需要实行军事管制的厂矿的布告》中作了规定。尔后，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小组又发布了军事管制工作的试行草案，草案对军事管制的组织机构等问题作了明确的规定。军事管制的机构有两种：一种是建立军事管制委员会，设有军管会主任、副主任，军管会成员若干人；一种是建立军管小组，设有军管小组组长、副组长，军管小组成员若干人。军管会或军管小组，负责一单位或下属系统的全面工作。另一种军管形式，是派出军管代表或一定数量的部队进驻，主要负责保护单位的安全。采用军事管制的方法，全面地长期接管地方工作，是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条件下产生的一种极不正常的现象。但它也是在“文化大革命”极端混乱、领导干部被打倒、机关瘫痪等严重局势下，不得不采取的一种非常措施。对凡是可能发生意外和乱得不可收拾的要害地区、部门、单位、系统，用军事管制的办法实行强行控制和管理。使一些边海防、要害地区、电台、电站、电厂、自来水公司、煤气公司等部门，邮电、民航、海运、铁路、重要科研等系统以及公、检、法专政机关，在“文化大革命”中免遭更大的损失，同时对于保护国家财产，维护国家稳定，保证国家的重点建设、社会生活必需的正常运转等，起了重要作用。
另外，在“文化大革命”局势严重混乱的情况下，人民解放军还担负了护路任务。1968年8月1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小组发布了《关于派国防军维护铁路交通的命令》。《命令》指出：为了贯彻执行“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保证“文化大革命”的顺利进行，促进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保障铁路交通运输的畅通，现决定派出国防军部队担负护路任务。《命令》对护路的任务、兵力作出了具体的安排和部署。各军区遵照《命令》的要求，立即抽调部队执行护路任务。至9月中旬，全军共派出了2个师、6个团、28个营、190个连、43个排、33个班，约折合32个团的兵力，分别配置在191个主要车站和110对旅客列车上，执行维护铁路交通秩序的任务。
（五）军训
军训即对大、中、专院校的师生、职工进行军事训练。对师生实行军事训练，是毛泽东视为“文化大革命”中教育革命的一项重要内容。这项工作大体经历了3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1966年8-11月，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先后8次接见到北京“串连”的红卫兵、学生、教师和群众共达1200余万人。为了保证接见的安全，维护好秩序，驻京部队奉命对外地来京“串连”的人员，进行接待和组织工作。与此同时，全军各部队也在驻地开展了接待“串连”师生的工作。此项工作完成后，12月9日，总政治部批转了首都接待外地革命师生委员会和政治工作检查组《关于组织训练外地来京革命师生的总结报告》，对部队人员在接待中所做的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12月19日，周恩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接见军队参加接待革命师生工作的指战员大会上，对这次接待工作做了这样的评价，他说：“你们帮助训练革命小将，接送革命小将，这项工作做得非常紧张、繁忙，又非常细致。这事实上是一次为人民服务的大演习。”[6]前一段的接待工作，虽然被视为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一部分，但由于任务比较单纯，时间也比较短，加之当时参加接见的师生主要是抱着迫切希望见到领袖的热情来到北京，所以在他们之间未发生什么混乱，军队参加接待工作的人员也主要是对他们接待和组织工作。所以它同后来执行的军训任务是不同的。
第二阶段，1967年1月初至3月初。1966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对大中学校革命师生进行短期军政训练的通知》。《通知》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派军队干部训练革命师生的方法很好。训练一下和不训大不一样，这样做，可以向解放军学政治，学军事，学四个第一，学三八作风，学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加强组织纪律性。《通知》指出：派军队干部战士训练革命师生，对加强战备，保卫国防，对加强革命师生的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的锻炼，对有些学生将来参加人民解放军，当解放军战士，对进一步密切军民关系，都有极大的好处。《通知》提出：政治训练内容，主要是活学活用毛主席的著作、语录和“文化大革命”的有关文件；军事训练，主要进行必要的队列训练，重点是由单个到连的队列动作；训练办法，由各军区、省军区分片包干，各学校按照班、排、连、营、团的序列进行编组；训练地点在本校；每期训练时间半个月到20天。为了在组织上保证军训任务的落实，《通知》规定：总参、总政设立全国大中学校短期军政训练领导小组，各省和大中城市，以军队为主，当地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和文化革命小组派人参加，设立大中学校革命师生短期军政训练领导小组，负责指导工作。《通知》要求，从现在起，到明年暑假，派出得力的干部和战士，分期分批地对全国大中学校的革命师生，普遍进行一次短期军政训练。于是，全军各部队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和《通知》的精神，普遍派出干部承担了一些地方学校师生的军政训练任务。如1967年1月20日到2月10日，驻京部队即派出了4105名干部，对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航空学院、地质学院、矿业学院5所高等院校的2.26万余名师生进行了短期军政训练。这种短期军政训练，在开始阶段还只限于组织师生学习毛泽东著作，学习中共中央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文件，进行加强纪律性的教育和一些队列训练等，并没有介入各单位的“文化大革命”运动。
第三阶段，1967年2月中旬以后。1967年3月7日，毛泽东在《天津延安中学以教学班为基础，实行全校大联合和整顿、巩固、发展红卫兵的体会》上批示：“军队应分期分批对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实行军训，并且参预关于开学、整顿组织、建立三结合领导机关和实行斗、批、改的工作”。[1](P,250)按照毛泽东的这个批示精神，由以前部队对部分学校进行的短期军政训练，转变为军队支援地方“文化大革命”的长期任务确定下来了。军训的内容由原来的比较单纯的军政训练变成了全面参与各学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于是，全军各部队陆续抽出干部战士，组成军训或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派往学校，对大中学校师生进行军训。如1967年4月全军每天派出干部战士5.3万余人，对3091所学校的师生进行军训。到1968年第2季度，全军军训学校发展到1.17万余所。仅北京驻军和北京军区部队在1967年即先后派出了2.8万余名指战员，对2041所学校的177万名师生进行了军政训练。军训的方式主要有3种，一种是集中时间进行短期的军政训练，15天—20天；一种是抽出干部战士，组织“军官队”进驻学校，参与组织领导学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和军训。另一种是1968年6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的《关于分配一部分大专院校毕业生到解放军农场去锻炼的通知》称：大专院校毕业生，在那里可以和解放军一起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学农、学工、学军、学文、批判资产阶级，并接受解放军优良传统的教育。根据这一《通知》的精神，一大批大专院校毕业生被送到军队农场接受“再教育”，这实际上是军队执行军训任务的又一种形式。
学校是“文化大革命”中的重灾区。校领导被夺权、挨批斗，教授、教师被批、斗或下放劳动改造，学生四处串连不归校，校宿被破坏，教育设施被抢、盗等等。在学校混乱的情况下，派解放军进入学校对师生实施军训，对制止动乱等有积极的意义。实践证明，军训把人民解放军雷厉风行的作风，令行禁止的组织性、纪律性灌注于青年学生，对于培养提高青年学生良好的生活习惯，加强组织纪律性，以及对他们的健康成长很有好处，对于加强战备和国防建设亦有好处。同时，对稳定学校的秩序，防止更大的混乱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军训工作后来逐渐发生了一些偏差，职权日渐拓宽，参与领导学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将军队工作的经验生硬地移植于学校工作，用带兵教兵的方式对待青年学生，也产生了一些不良后果。
奉命实行“三支两军”，是“文化大革命”中人民解放军的一项重要任务。到1971年，军队仍有干部战士27.1万余人在地方担负此工作。其中：三结合的干部战士5.5万余人（干部5.5万余人、战士120人），军宣队的干部战士16万余人（干部12.4万余人、战士3.6万余人），军管的干部战士5.5万余人（干部3.9万余人、战士1.5万余人）。1971年8月20日，中共中央转发《广州军区三支两军政治思想工作座谈会纪要》，此《纪要》反映，“三支两军”人员中存在着一些错误的思想作风，如骄横跋扈、好大喜功、任人惟亲、打击报复、滥用职权、违法乱纪等等；有些“三支两军”人员不尊重不支持已经成立的地方党委，存在着特权思想。毛泽东指出：“地方党委已经成立了，应当由地方党委实行一元化领导。”[7]于是，中共中央责成总政治部、中央组织部对“三支两军”问题做了一些调查研究，并经中央军委办公会议讨论，代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起草了《关于三支两军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1972年8月21日，毛泽东同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征询对三支两军问题的意见的通知》及附件《关于三支两军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决定草案提出：“为了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凡是实行军管的地方和单位，在党委建立后，军管即可撤销；已经建立党委的地方和单位，军宣队应立即撤回部队，各级支左领导机构（如支左领导小组、办公室、指挥部、联络站等）及其办事机构即应撤销；所有留在地方工作的军队干部，应一律由地方党委统一管理，其党的组织关系和人事档案，都要转到地方。”[7]从此，参加“三支两军”的官兵陆续撤回部队，需要留地方工作的军队人员，则就地转业。至此，人民解放军的“三支两军”工作结束。
三、“三支两军”的积极作用和消极后果
对“文化大革命”特殊复杂情况下的“三支两军”工作的评价，要持两点论。应进行客观地分析与估价，把它的本质属性与它的实践活动、效果联系起来，辩证地唯物地看。不应该武断地简单肯定或简单否定，更不应将它与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本身混为一谈。应该看到“三支两军”，既有积极作用，又有消极后果。
人民解放军奉命执行“三支两军”任务，从1967年开始至1972年6月结束，历时6年之久，先后280余万指战员执行了这项任务。参加“三支两军”的广大干部战士在全国局势非常混乱的情况下，发扬人民解放军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和拥政爱民的优良传统，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极其复杂困难的条件下，做了大量工作，起了积极的作用。其主要表现在：努力维护局势的稳定，制止武斗，恢复较为正常的生产、工作、学习、科研和社会秩序，减少了社会主义事业和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在极左思潮泛滥，特别是林彪、江青一伙的疯狂迫害的情况下，保护了一些对党和国家有重大贡献的老干部和知名人士的安全；保护了党和国家的一些重要机关和设施免遭破坏；积极支援工农业生产和国防尖端技术的发展，维护了全国的交通、邮政、金融、财政、武器研制的相对正常的活动。许多同志发扬了人民军队爱人民的优良传统，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为群众排忧解难，做了不少好事。从实践来看，如果没有军队的“三支两军”，全国“天下大乱”的局面难以收拾，整个国家将不堪设想。
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从理论到实践都是错误的。毛泽东要“三支两军”人员既要支持造反派夺权，又要稳定局势；既要支持左派打倒老干部，又要保护他们出来工作；既要抓革命（大批判、大字报、大游行、整天突出政治搞学习），又要促生产；既要支持左派，又要搞“大联合”，等等，这些非常自相矛盾的理论与实践，其结果必然使“三支两军”功过兼有。广大指战员虽然对“文化大革命”“左”的一套有所觉察和一定程度的抵制，但是，军队历来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特别是林彪强调“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所以在“三支两军”工作中不可避免地受到“左”的指导思想的支配。另外，由于参加“三支两军”的指战员思想上缺乏必要的准备，对地方的历史情况不甚了解，加之时间紧、工作新、任务重、摊子大、战线长、斗争复杂、仓促上阵，又缺乏地方工作的经验，特别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一直插手、干扰、破坏“三支两军”工作等等复杂情况，这样在“三支两军”工作中难免产生一些缺点错误，带来一些消极的后果。如：(1)支左即支派，支持一派压制另一派，加剧了群众的对立，也使部分群众与军队之间产生了隔阂。(2)执行了“左”的政策，损害了军政军民关系。在“文化大革命”“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影响下，伤害了一些干部和群众，造成了一些冤假错案。(3)有些支左人员不按客观规律办事，不尊重地方干部和科技人员，搞瞎指挥，使工农业生产、教学、科研等造成了损失。(4)地方的派性和无政府主义影响到军队，造成军队内部的不团结，削弱和破坏了军队的思想、作风和组织建设。大量的干部战士参加“三支两军”，使军队的许多必要的工作无法正常进行，影响了部队的军事训练等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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