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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的特点：通货紧缩与经济增长并存
货币发行量大大超过经济增长率与物价上升率之和，并不能说明中国没有通货紧缩，因为经济的货币化需要大量货币发行。近年来，M2向M1的转化表明，大量资金流向股票市场。另一方面，由于国内投资收益率低，巨额人民币资本转换成外汇流出国外，90年代中国储蓄大于投资数千亿人民币，资本肯定是净流出的。资本净流出，难道不是通货紧缩？即使是经济货币化，特别是产权货币化，也有极大部分是“外币化”，即外商以设备或者美元投资，获得大量国内企业的股份。这就是说，中国经济的发展和货币化，虽然需要巨额的人民币投放，但是由于各方面因素的制约，投放之后不能够进入生产领域，一部分进入证券市场投机，一部分换成外币流出国外。
通货紧缩的根本原因在于国内企业和经济结构调整。国内企业是以国内银行为后盾的，外国跨国公司是以外国银行为后盾的，在外资冲击下，国内企业的破产将十分严重，破产是旧的债权债务关系的消灭，这就是通货紧缩。外资大量进入将同时造成经济增长和通货紧缩效应，这是国际化对于国内经济的冲击。
在通货紧缩的同时，中国经济仍旧保持比较高的增长速度。这样的经济增长格局，依靠三方面的动力：一是对外开放，即净出口和外资进入；二是国内改革和经济货币化，这两个因素都是20年来改革开放的基本思路；三是发行巨额国债，由政府主导进行投资，如果从带动民间投资的角度看，仍旧需要进行市场化改革。商品货币化已经完成，服务产品和资产的货币化正在进行，房地产、股票、外汇、彩票市场还有数年发展潜力，比如彩票，每年最大容量可以发行1600亿人民币，现在只有年100亿的规模。继续维持以改革开放促进经济增长的格局，并加上每年上千亿的国家基本建设投资，再加上入世的刺激，进入中国的外资可能由年400亿美元增加到800亿，我国经济仍旧有强劲的增长动力。考虑到石油涨价和美国经济的不确定性，中国的净出口将有大幅度下降。维持20年来基本利益格局不作重大调整，在5年之内估计可以维持6%-7%的经济增长率。
但是，我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据左大培等人的估计，却在9%左右。所谓“潜在经济增长率”，是指一个国家自然失业率之下，通货膨胀没有加速上升，所能够达到的最高增长率。潜在生产能力的提高，是由于技术进步和体制改革等因素，据我看还不止9%。
很明显，在目前的既得利益格局下，我国经济已经难以达到潜在的自然增长率的水平。大批生产能力过剩，许多企业开工率不足50%，外汇过剩，上千亿美元外流，能源交通和原材料价格下降，上千万工人下岗，数千万农民工回乡——一切都说明中国陷入了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外资的大量引进加剧了生产过剩。每年GDP大于DNP上千亿人民币，就是外资的利润汇出，生产大于收入，就是供给大于需求，政府4年以来，采取无数刺激经济的政策，却只能把经济增长率保持在7%-8%，达不到潜在生产率的水平，说明中国需要更大幅度的思想调整、战略调整、体制调整和政策调整，特别是利益格局的重大调整。否则5年以后形势将更为严峻：经济货币化基本完成，内外债都将进入“借新债还旧债”时期工人下岗和农民回乡日趋严重，股票市场处于高位，人民币汇率日益高估，我国可能面临空前尖锐的社会矛盾和外部矛盾，经济增长难以持续，甚至出现全局性危机。为了防患于未然，我认为可以从4个方面进行战略调整。
大幅度降低垄断价格以启动内需
大幅度降低垄断价格以启动内需，包括电力、电讯、民航、居民住宅、汽车和药品。垄断价格过高，将减少社会实际货币总需求，居民支付了较高的垄断价格，就会减少一般消费。
垄断价格居高不下，除中央政府没有能力整合部门利益以外，主要是垄断价格构成不合理，如机场建设费、电话初装费、手机入网费、城市基础设施的大配套费用，实际上是政府将自己应该担负的投资功能，打到价格中向消费者转嫁，强制消费者向这些行业投资，但是又没有承认购买者的产权。应该将投资的折旧部分从产品成本中剔除。至于由权力垄断资源所造成的“制度成本和腐败成本”，比如炒地皮、药品和工程回扣等等，更应该彻底清除。
为什么必须大幅度降低垄断价格，比如把飞机票降低70%以上才能够启动旅游？因为旅游一般需要全家人去而不是一个人，飞机票贵了，居民承受不了。这涉及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我国自1998年开始的需求主体的转换。过去拉动中国经济的主体，第一是外国人（中国出口的需求方），第二是单位购买力，第三是暴富阶层，他们的购买力几乎饱和，而城镇居民买不起住宅和汽车，农村居民买不起家用电器和汽车，这是“总需求不足”背后的结构性原因。因此，“价格弹性”理论在中国不是失灵，而是有收入分配悬殊的特殊障碍，需要进一步大幅度降价，价格弹性的作用就可以显现出来。
垄断部门大幅度降价，正常亏损部分应由政府财政补贴，整顿税收是根本措施。也可以将垄断部门改组合并后上市，以出售国家股份的钱补贴价格损失。
为什么要以出售国有股份的形式，由股民来承担政府投资的费用？这也是目前情况下“不得已而为之”。反过来说，政府也必须以各种政策支持股市长期走牛。我的建议是放弃上市公司30%的国有股不再上市，一半转化为社会保障基金在股市中直接运转，一半向股民无偿配售。这是政府放弃国有股的收入给股民的好处，同时将垄断部门的投资在股市上收回。搞的好可得政府、股民、垄断部门改制“三赢”结果。
适当时机贬值汇率以克服通货紧缩
人民币汇率的“管理浮动”，中国政府在1994年就已经正式宣布，不存在再宣布一次的问题，只要在实际上放松政府干预，将汇率波动幅度放大到1%以上，就可以了。关键问题恐怕还是把握不住浮动以后的汇率走势——是上浮，还是下浮？
固定汇率下货币对外价值的变动称为“升值、贬值”，浮动汇率下，按照直接标价的定义，贬值称为上浮，升值称为下浮。决定人民币走势的关键是未来国际收支的变化。许多人认为目前中国外汇储备有1600亿美元之巨，人民币应该升值。但是我以为中国国际收支的顺差将会减少：出口将受美国经济调整和自身统计同比方法的影响，在2000年下半年从顶峰跌落下来；进口将会持续增长，这不仅是因加入WTO后降低关税，且由于国内经济的启动，特别是国防的需要，战略产业的培植和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扩大进口需求。
外资的进入会改善国际收支，但在数年之后资本将会大量流出，甚至有触发货币外汇危机的风险，即使限制证券投资和短期贷款，也难以避免。因为外商直接投资产品内销以后的人民币利润，早晚是要兑换成外汇汇出的，这才是真正的“出让国内市场的代价”。我预计5年之后，外商直接投资的人民币利润再投资，将会达到20000亿人民币，掌握在外商手里的人民币债权或者股权，在数量上相当于中国政府的海外债权（即国家外汇储备）。这就是危机的临界点，如果在突发事件下外商集中兑换外汇，就相当于1997年泰国的危机。
既然如此，就应该采取积极主动的措施，把未来可能的危机，化解在可控范围内。提前化解危机的基本思路是疏导，而不是持续强化管制，这样矛盾将越积累越多，往往适得其反。我建议在5年之内，主动地、有步骤地实现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的自由兑换。不要怕资本外流，实际上90年代中国能够外流的资本已经流得差不多了，外汇管制没有能够有效阻挡资本内流或者外流，反而大大妨碍了涉外经济的效率，得不偿失。要知道，贸易项目和资本项目是无法完全分清的，特别是外商直接投资，兼有贸易和投资双重性质，如何能够在长时期内一个自由兑换，一个由政府管制？
浮动汇率和自由兑换，是人民币在机制和数量上两大市场化难关，还涉及利率市场化和远期汇率形成等问题，都有条件在近年内解决。大家目前所担心的是：人民币实行浮动汇率和自由兑换的风险如何？会不会导致资本外流和大幅度贬值？
必须指出风险和预期的关系：价格改革只能够在通货紧缩预期下进行，在通货膨胀预期下进行价格改革，必须引起抢购，如同1988年“价格闯关”的失败。汇率也是一种价格，是货币的国外价格，如果实行市场化改革，必须在升值预期下才能够进行。如果在贬值预期下进行，的确有风险，可能出现股票市场的崩盘，外汇的抢购或者银行危机。如何把目前人民币的贬值预期变为升值预期？办法非常简单：改革以前先将目前的人民币固定汇率“超贬”一次，比如贬到1:10。这是在宏观经济健全稳定时，由政府主动贬值汇率，出口和外资进入都会增加，人民币升值预期必然产生。然后果断实行浮动汇率和自由兑换，没有风险。不会产生泰国那样宏观经济已经严重失衡，国际资本有准备地冲击，资本大量外逃，政府被迫汇率贬值以后再贬值，出现挤兑银行的崩溃局面。
最后，美国股票市场进入波动调整，而中国股票市场进入持续牛市，是人民币汇率浮动和自由兑换的最好时机。中国股票市场一直吸引着国内大户的巨额资金，即使在低迷时，在一级市场中申购新股，毫无风险可获得年15%以上的回报率，所以中国的大量人民币没有挤兑，没有去兑换外汇外流，这从外汇黑市不活跃就可以看得出来。美国股票市场的动荡和新经济的扩散，正在改变90年代全球资本单边流入美国的形势。人民币在超贬以后实行浮动汇率和资本项目自由兑换，正是吸引资本流入的契机。当然资本有流入，就有流出，流入时我们能不能有效利用之，流出时能不能有效控制之，是自己的体制改革、人才培养和监管能力问题，正确的宏观判断和决策也是关键因素。
人民币贬值可能是解决通货紧缩的有效办法，如果我国基础产品价格普遍高于国际市场，就说明人民币汇率高估，不贬值就难以摆脱通货紧缩，而且会陷入人民币升值和国内通货紧缩的恶性循环。人民币贬值有两种，一种是贬值名义汇率，一种是贬值实际汇率，即提高出口退税率，或者降低国内物价——后者正是通货紧缩，我国在1997年以后一直采取稳定名义汇率，贬值实际汇率的政策，不自觉地加剧了国内通货紧缩。而当通货紧缩持续到企业和社会不能容忍时，或许只有贬值一法。
扩大国防投资的重要意义
美国经济学家怀内斯综合83个国家的样本研究发现，军费增长与GNP增长呈现正相关关系，系数为0.899。在发达国家，投资于国防（均指一定范围内）的就业乘数为1.8，而投资于民用的就业乘数为1.6，国防工业产业关联性强于民用工业。约翰·E·林奇计算，美国每10亿美元军事采购可增加35000个直接和间接的就业岗位，非军事采购为25000个。希奇指出发展中国家军费开支占财政比例15%左右，可以防止通货紧缩和经济衰退；国家有计划地“强迫现代化”，对民用科技发展与人力资源投资的作用与发达国家比更明显；同时，国防投资可以使私人部门从中得到高额利润。美国西部地区即阳光地带的加利福尼亚、得克萨斯、弗罗里达、弗吉尼亚、新英格兰等的崛起，直接得益于国家对国防工业的投资。
我国西部大开发，最根本是从青藏高原调水，进入黄河，然后大规模向边疆地区移民，这需要至少10年时间才能初见成效。政府已经大幅度增加了对于中西部地区的基本建设投资，地方政府希望沿袭深圳模式，依靠优惠政策吸引内外资金。这可以使某些中心城市发展起来，但潜力有限。处于调水移民和市场经济之间的，是发展国防产业。
中国百年来生产力布局两次向西部大倾斜都是在外部战争环境下逼出来的。抗战时期，西部地区工业占全国的比例，从3%上升到50%，从此结束原始农业社会，进入二元结构社会。60年代中期三线建设，投入2000亿，增量投资占国家新增投资的1/3，西部地区再次实现跨越式发展。仅四川，经济结构由农业为主变为制造业与电子产业为主，成渝、宝成、川黔等干线铁路通车，铁路从5000公里发展到80000公里。围绕国防工业形成了攀枝花、渡口、自贡、内江、德阳等60多个中小城市。大型军工企业集团成为西部各省工业支柱产业，如西飞、成飞、长虹、长安、黄河、嘉陵、建设等，目前国防工业产值在西部各省仍旧占30%，贵州占45%。
国防大学经济学博士卢周来指出，1979-1994年，我国国防费绝对值年增6.22%，全国商品零售价格总指数年均上涨7.3%。国防费用每年降低1.08%：占GDP的比例，从5.57%下降到1999年的1.2%。而世界平均比重为3.4%，我国周边国家和地区为3%左右。发展国防产业，是保证国家安全和统一的必须，对于启动内需和开发中西部也有直接意义。不应该把发展国防产业与发展民营企业对立起来。实际上，国防产业的核心是高科技和基础设施，国防产业也必然需要广泛的采购、合作和配套，对于民营企业的发展有利，比如我国规模庞大的航空产业在利润导向下，大批生产民用产品，70%的收入来自于非航空产品。如果能够以国家力量支持集中生产飞机，就可以给民营企业让出巨大的空间。
表1：1997年度中国国防费与部分国家国防费比较（单位：亿美元）
（汇率按1美元＝8.29元人民币）
国家
美国
俄罗斯
英国
法国
日本
韩国
中国
国防费
2671.8
160
356
367
430
172
98
表2 1978--1997年中国国防费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例
年份1978
1980
1983
1986
1988
1991
1993
1997
占国内生
产总值百
4.63%
4.29%
2.98%
1.97%
1.46%
1.53%
1.23%
1.09%
表3 1937-1942年四川工业在全国的地位
1937年
工厂
占全国
工人数
占全国
资本千元
占全国
（%）
（%）（%）
四川
115
2.93
13019
2.85
2145
0.58
甘肃
9
0.23
1152
0.25
295
0.08
贵州
3
0.08
229
0.05
144
0.04
陕西
10
0.25
4635
1.01
2757
0.74
1942年
四川
1654
44
108205
44.70
2230012
52.28
甘肃
139
3.69
7888
3.26
619.6
3.19
贵州
112
2.98
4578
2.89
46264
2.39
陕西
385
20.24
23510
9.74
105319
5.43
调整社会分配关系，按照改革收益分担改革成本
上述措施，需要政府大幅度增加财政开支，仅靠国债是不行的，根本在于精简政府机构，整顿税收，清除腐败，控制高消费和奢侈消费，将国家财力集中于有益的方面来，在新的形势下，我们不仅要注意经济发展，而且要注意经济、社会和环境协调发展；不能再强调效率第一，而要将效率与公平并重；不能够让少数人利用权力占有大部分改革收益，而将改革成本向社会大众转嫁。应该采取低成本的反腐败方法，迅速有效地遏止腐败势头，将腐败分子“偷、骗、抢”来的财产收归国有。
我在1998年曾经计算过我国的“灰色计入”，20年以来利用权力渠道和国家资源，直接和间接变成私人财产的，竟然高达30万亿人民币，相当于6年的国民生产总值。按照“国际标准模型”计算出来的我国基尼系数，没有计算灰色收入，也已经达到0.45以上，超过了俄罗斯的水平，而且每年在提高。如果将巨大的灰色收入计入，说基尼系数超过50%，甚至更高，恐怕不是夸大。农村居民的平均收入已经连续4年下降，再把反对平均主义当作主要敌人，必然激化社会矛盾。从经济意义上说，就是广大居民收入太低，缺乏购买力。通过进口和引进外资形成的生产能力，大大超过了居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这是内部需求难以启动的根本原因。
要实现上述战略转移和利益格局调整，关键是克服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并且在理论上纠正“市场教条主义”。如果不能顺利进行，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就难免要出现重大的曲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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