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寅与弘治己未春闱案的文学史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史论文,唐寅论文,春闱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弘治己未春闱案始末
明弘治十二年己未(1499)二月，会试尚未揭榜，户科给事中华昶露章弹劾主考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程敏政私漏试题给江阴县举人徐经及苏州府举人唐寅，是为弘治己未春闱鬻题案。礼部议处，如昶奏请，令另一主考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李东阳会同五经同考官覆校程所阅殊卷。三月试毕，李报称唐、徐俱不在先已取中正榜之数，礼部亦裁定“前后阅卷去取之间及查二人硃卷未审有弊”。华昶与徐经、唐寅同下诏狱勘问。四月，同考官工科都给事中林廷玉“历陈敏政出题阅卷取人可疑者六”，奏请释华而逮程，科道官交章附和；徐经则在狱奏昶“挟私诬指”；敏政亦屡奏自辩，且求放归。既而廷鞫，徐经招认敏政尝受其金币，程遂下狱。敏政不服，乞召同考官与礼部官员面证；都御史闵硅等亦请会审，不准。六月复审，徐经翻供，称初来京日慕敏政学问，束修从学，并无赂题事。终以“敏政临财苟得，不避嫌疑，有玷文衡，偏招物议；及昶言事不察实；经、寅等夤缘求进”结案。宸断宽减，免赎徒赎杖，命敏政致仕，昶调南京太仆寺主簿，经、寅赎罪毕黜充吏役。程敏政出狱四日，以盛暑痈毒不治卒。同时，由于东厂揭发廷鞫中的偏袒行为，众科道官遭到清算，“下狱经旬月”，以暑热赎放，林廷玉“以越众出言降一级调外任为海州判官”①。
这场风波始于流言。礼部以“风闻”立案②，科道官恣意猜疑攻讦，经数月审理、掠问和对质，却未见有力证据，终成葫芦案。惩处基于个人罪操行的评定，而非具体罪行的认证。这样的草率解决，虽暂时搁置了是非，却埋伏下日后的流言四起。结案之初，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吴宽即致函浙江，称：
今岁科场事，累及乡友唐寅。渠只是到程处为座主梁洗马求文送行，往来几次。有妒其名盛者，遂加毁谤。言官闻之，更不访察，连名书内。后法司鞫问，亦知其情，参语已轻。因送礼部收查发落，部中又不分别，却乃援引远例，俱发充吏。此事士大夫间皆知其枉，非特乡里而已。渠虽尝奏诉数次，事成已无及矣③。
该科殿试读卷官王鏊，后忆此事，隐讳地声称唐寅“横遭口语，坐废”（《震泽长语》），言下甚有惋惜与不平之意。另一读卷官焦芳正德间主修的《孝宗实录》，对敏政此案却论定“言官劾其主考任私之事实未尝有……有知者至今多冤惜之。”（卷一五一）
自此翻案之说迭出，《唐伯虎轶事》罗列前人论著颇多，刘彭冰《弘治十二年科场风波考述》、陈寒鸣《程敏政及其“鬻题”公案》等文及周道振、张月尊先生《文徵明年谱》之“弘治十二年己未”也多方引述，虽未周遍，在此亦无须獭祭。弘治己未春闱案没有导致洪武丁丑或清代三大案那样广泛的牵连和血腥的迫害，其裁决的执行缺乏权威性④，更无法成为法典的示范。相对其历史意义而言，这一事件所引发的谈兴未免过于浓烈、持久，耐人寻味。
二、弘治己未春闱案之反响
明清以来对此事的议论，围绕案件本身的，一则追溯唐寅、徐经与程敏政的交往，质疑据以论罪的“夤缘”说之说服力。徐经为程敏政弘治乙卯南闱所取举人，本有师生名分；而唐寅因戊午乡试座师梁储之故结识程敏政，阎起山叙其事甚详⑤。尤侗《明史拟稿》更声称程敏政“招寅往还门下”，主动结纳唐寅；《罪惟录》则言唐寅、徐经“密咸受知詹事程敏政”。
再则探讨会试泄题的可能性及渠道。黄鲁曾(1487-1561)揣测：“然篁墩道学之士，决无以私灭公之弊；而家人之窃窥以售得其金，未可保也。”⑥《苏州府志》及王鸿绪《明史稿》从其说，王世贞(1526-1590)更猜想：“先是敏政问策秘，人罕知者，其故所昵门生徐经，居平日窥得之，为其同年解元唐寅说，由是各举答无遗。”⑦而查继佐则武断地认为：“通场莫解，独经与寅合式，属敏政消息无疑。”⑧对于“人谓徐经本富人，而程篁墩爱（唐伯虎）先生才，或不免有鬻题事”⑨的普遍看法，而沈德潜晚年在《题唐伯虎画像记》中极力反驳道：“试思篁墩高行，岂受贿之人？徐富而多才，岂行贿之人耶？”黄鲁曾、沈德潜等人仍想当然地以操行为裁决依据，而各类史志稗乘对涉案三人操行的记载亦多龃龉。程敏政是个毁誉参半的理学家，他在成弘间馆阁中以学问赅博著称，却又因“名臣子，才高负文学，常俯视侪偶，颇为人所疾。”（《明史·文苑传》）朱彝尊论学，责其“天资刻薄”⑩；《罪惟录》对他更是颇多微词，甚至认定他的生性好货、面临的财务危机为此案诱因：
程敏政少以奇童闻，英宗抱之膝，指阶下金猊赐若，敏政辄趋下叩头。上曰：“是子他日当以货败也。”后以进士入翰林，历官成化中，且大拜，刘吉使其党魏璋发敏政阴事，坐罢。寻结中官李广等，复起。会边帅以七千金托敏政上广，广别得罪自杀，轧后为债帅所困，遂有贿题徐经之事，为给事华昶所发。(11)
至于徐经，更是鲜有人知其“美而好学”(12)“富而能文”(13)。既“以其家有积货，士之好廉名者，皆畏忌而不敢道其善”(14)；又有景泰丙子顺天乡试其叔祖徐泰“钦赐解元”的旧案被不恰当引用(15)，使他百口莫辩。
而唐寅，五百年来一直是个众说纷纭的人物，应试期间据说也有些不检点行为：
徐有戏子数人，随从六如日驰骋于都市中。是时都人属目者已众矣。况徐有润屋之资，其营求他迳以进，不无有之；而六如疏狂，时漏言语，因此罣误。六如竟除籍。(16)
但在对本案的各种记载中却仅仅受到“疏狂自炫”(17)的轻微指责。
对于弘治己未春闱案之兴，有史家揭示其廊庙间的政治倾轧内幕：
（焦芳）又谓傅瀚欲攘取内阁位，嗾监生江瑢奏大学士刘健、李东阳，既而恐事泄，乃嫁祸於程敏政，谓敏政实代瑢草疏，以触当道之怒，而敏政之祸自此始矣。后瀚果代敏政位，白昼见鬼入室，又数见怪异，因忧悸成疾，踰年死。时刘健当国，既偏溺于恚怒，莫之能辩。适大学士谢迁、谕德王华俱憾於敏政，堂发其事，而都御史闵珪与迁、华皆同乡，乃嘱科道数辈，内外併力交攻，罗织成狱。而华昶之甘心鹰犬者，不足道也。(18)
也有人将其根源追溯到江南文士间的恩怨。如江阴梧塍徐氏的族谱中批评徐经“富而不施，内外嫉忌，再上春官，竟以场屋飞语，系诏狱落籍”(19)。祝允明也认为：“有仇富子者，抨于朝，言与主司有私，并连子畏。”(20)
顾璘《国宝新编》论唐寅此番遭际，说是“骄姑互会，竟媒祸胎”。而吴宽《乞情帖》归因于唐寅的盛名招妒，似乎广为接受。《敝帚轩剩语》更具体到吴中文坛两位才子之间的文誉之争：“闻其事发于同里都冏卿元敬。都亦负博洽名，素与唐寅善，以唐意轻之，每怀报复。会有程篁墩预泄场题事，因而中之。”(21)唐寅多年后在写给文徵明的信中回忆起这段经历也说：“寅得领解，北至京师。朋友有相忌名盛者，排而陷之。”（《又与徵仲书》）
在对此案的记载中还存在诸多矛盾。如引起争议的试题，通常的说法是第三场的策问，从《治世余闻》、《尧山堂外纪》到《罪惟录》、《廿四史札记》更具体到问“四子造诣”，题目来源是元代刘因《退斋记》论许衡出处；黄鲁曾却言是首场的“四书”题；而沈德潜则称“次题”。又如程敏政的结局，据《实录》载其出狱四日，以痈毒不治而亡；《尧山堂外纪》说他“未几，发背卒”，通常认为是愤恚所致；独《罪惟录》载其因羞惭，“服金屑死。”唐寅向程敏政乞文饯梁储，《二科志》所记为“持帛一端”，《尧山堂外纪》亦作“持一帛”（卷九一）；至王世贞却成了“以一金币”。至于“四壁芸香时落蠹，千仓红朽食无鱼”(22)的徐经如何竟会携“戏子数人”长途赴试，更可怀疑。种种细节相抵之处不烦多言。显然，对于弘治己未春闱案的种种探讨和传写，制造流言之力远胜厘清史实之功。不过既然吴宽、王鏊、焦芳、祝允明、顾璘等这些很有可能与知内情者尚且人言言殊，则后来载记纷纭，莫衷一是也就不足为奇了。而《明史》似乎无从去取，对这个案件的记载遂成“罗生门”。
相对于事件的真相来说，论者对此案的叙述方式与态度更值得关注：首先是兴趣集中在“从犯”唐寅身上。严格说来，在弘治己未春闱案中，定谳的关键在于程敏政与徐经之间是否进行过非法交易；唐寅只是个被牵连其中的次要人物，即便真有都穆存心陷害(23)，当事件升级为政治斗争时，他也变得无足轻重了。然而我们检索文献会发现，在史传中论及此事，沉沦市井的唐寅所受的关注与高居馆阁的程敏政相差无几，而徐经则被忽略，甚至名字也被误作“徐泰”。方志中对唐寅记载之丰富则远胜程、徐，或许得益于江左文献之盛。而绝大多数的文人笔记，是以唐寅为焦点：围绕他来推断案件的起因——程敏政、梁储的赏识，徐经的仰慕，都穆的嫉妒；评估裁决处分的破坏力——令一代才子“沦落不羁，赍志九原”（《西山日记》）；甚至有相当多的是由于唐寅之故才关注、记载此案。唐寅这个箭垛式人物，想当然地成为故事里的悲剧主人公。
其次，对唐寅报以深切的信任与同情。在史家对案件是非曲直的辩论中，徐经仅因“有润屋之资”（《尧山堂外纪》）就轻易地被普遍认定有罪；程敏政或许为门生、僮仆所误，本人虽“未尝实其关节之罪”（《廿二史札记》），却也涉嫌颇深；而唐寅则获得了不少开脱之辞，如为人捉刀却“不知其文衡泄之”（《吴中故实》）之类，恐怕已经超出了理性的限度。有趣的是，这与三人的表现形成鲜明对比：程敏政一直以强硬的态度抗议鬻题指控，要求与科道官面质，最终愤恚而死。徐经虽一时冒承，却又屡屡翻案，正德二年北上平反，途中染病，卒于京师(24)。唐寅态度最为消极，他在徐经认罪后就“不复辩”；归乡后又对文徵明检讨自己“整冠李下，掇墨甑中”（《与文徵明书》），自处嫌疑之地；祝枝山也形容他“夷如”对待这一骇人的变故（《梦墨亭记》），嗣后的诗作中又往往以一些不甚清白的人物自况。诸位史家的片言折狱，显然更多地潺了情感内容。
虽然并非所有记载都断定唐寅清白无辜，但几乎是所有论者都认为他是此案中最值得惋惜的受害者。或者为他的遭遇鸣不平：“有过人之杰，人不歆而更毁；有高世之才，世不用而更摈。此其冤宜如何已？”（祝允明《唐子畏墓志铭》）或者叹息他时运不济：“其所逮事不可知，就其家论之不裕，纵使果然，世之为市科目者多，而彼独白著，岂非命欤？”(25)
甚至不满意法律的严苛，“竟以徐生事不能稍宽文法于耳目形迹外”（《西山日记》），以致玉石俱焚。然而细衡量唐寅在此案中所蒙受的损失，实难与程敏政、徐经相较。在弘治己未春闱案的打击下，踌躇满志的政治家、自负学行不掩锋芒的理学家程敏政，骤然断送了政治前途与一世清名，愤恚而死。徐经的余生再也未能走出弊案的阴影，他易字“大纵”、名其集曰“贲感”，终生郁郁不自伸，以35岁壮龄客死翻案途中。在他身后，曾是江南鼎甲的梧塍徐氏，渐渐无力维持蓄奇书、延名师，教养子弟以博龙门一跃的家族理想。在弘治己未春闱案中，舆论未必公正；这种悬殊的支持率对比，似应归功于文学的魅力。
此外，对这一事件的记载，如同关于唐伯虎的众多轶事，在流传中也不断添枝加叶。在唐寅生前，他的黜落就已经被传奇化了。阎起山在《二科志》中提出了“诗谶”一说(26)，祝允明则声称是冥冥中的神力所致(27)。
那些祝枝山、文徵明等人当年也不甚了了的细节，到了嘉靖以后，尤其是清代，更变得绘声绘色。其典型，如秦酉岩《游石湖纪事》，彻头彻尾地表现出流言的特征；而《罪惟录》卷三二所载方学梦桃梨事，尤假史纪之名行传奇之实。弘治己未春闱案由于是一起悲剧性事件，在唐伯虎传奇中往往被抹去或略过，至多作为他“颓然自放”的背景提及，然而却并不妨碍它染有相同的色彩。对它的记载事实模糊不清，又明显夹杂着感情倾向，还明确地趋向传奇化发展。这些特征在在表明，它作为一个饶有趣味的文学事件，意义远胜于一个无足轻重的历史事件。而我们确应更深入地探讨它对明代文学史的影响。
三、唐寅“中年转变”
弘治己未春闱案在文学史上的影响，首先关系到所谓的唐寅“中年转变。”唐寅之所以引发当时及后世众多论者的叹惋，并不在于黜落后的夫妻反目、兄弟异衅这些细琐家变；而主要是被认为他在弘治己未春闱案的打击下人生与文学道路都发生了巨大的转变。由于仕途阻断，被摒斥于主流社会之外，唐寅选择了颓放任诞的生活方式，从庄重的进取者转变为游嬉的边缘人；同时，他原本博雅好古、学问与文采并重的文学道路，华而未实，中道废弃，诗歌格调由高朗、奇丽下降为率意、俚俗。他甚至“于应世文字诗歌，不甚措意”（祝允明《唐子畏墓志铭》），而甘心以画家名世。这些放废之举都被论者归咎于己未春闱案：“使六如不处挫辱，亦或能雍容揖古升堂；及才无所见，乃自放，以废札玩物为高。”(28)王世贞评价唐寅在文学上之未能大成，也说：
寅实异才，中道龃龉，既伏吏议，任诞以终。诗少法初唐，如鄠杜春游，金钱铺埒，公子调马，胡儿射雕；暮年脱略傲睨，务谐俚俗，西子蒙垢土，南珠袭鱼目，狐白络犬皮，何足登床据几，为珍重之观哉！(29)
而陈维崧继承王世贞的观点，更明确表达了对唐寅未能坚持早期诗风的遗憾：“弇州善喻唐寅作，荡子中年是乞儿；何似韩翃知制诰，一生玉勒与金羈。”唐寅早年与祝允明、都穆、文徵明、徐祯卿等人以学术诗文相砥砺，受到沈周、文林、杨循吉等前辈的推扬，博得吴宽、王鏊、梁储等翰苑名流的激赏，他的奇丽肖古或许赢得了当时的盛名；然而唐寅的文学史印记却并非吴中诗文复古集团主将，而恰恰是弘治己未后儇薄佻达的生活方式、格偕俚俗的诗作及其香艳风格或惊警意味。弘治己未春闱对唐寅的影响见仁见智，我们无须附和复古派先入为主的消极看法，王世贞、陈维崧为之扼腕的歧途，未必不为徐文长、袁中郎所取。
其实，所谓唐寅“中年转变”，并非一种严密的论断。唐寅早期作品，确能拟古肖古，也充斥着盲目的豪情、自信与急切。这些才情恣肆之作洋溢着青春气息与诗人气质，却也不无取材迂阔空疏，堆砌典故，徒发思古幽情之病；缺乏后期那种阅尽沧桑、真实切近的情感力量。例外的是被阎起山目为诗谶的《伥伥词》，虽作于为诸生时，削去一联少年闲愁，收入集中表现唐寅放废后心境的组诗《漫兴十首》，便与“拥鼻行吟水上楼”同为“语肤意隽，似怨似适”（王世贞《跋伯虎画》）的后期风格典型。
在乡试前后，唐寅一些诗作已明显不同于早期奇藻翩翩、“迈往不屑”（《全集》何大成序）的风格，如《夜读》中急功近利的直白表达：“夜来欹枕细思量，独卧残灯漏转长；深虑鬓毛随世白，不知腰带几时黄？人言死后还三跳，我要生前做一场；名不显时心不朽，再挑灯火看文章。”更有一些应酬之作，如《领解后谢主司》、《长州高明府过访山庄，失于迎迓，作此奉谢》等形式上依然工稳，用典依然古雅，而情感格调却失之俗媚。
在己未春闱案发之前，唐寅的诗作已表现出才学富赡，博通多能的特点。或者可以说，唐寅虽以诗文复古著称于时，却并无单一固定的风格。故而袁袠称其“初年所作，颇宗六朝”（《唐伯虎集序》）持论，与弇州略有分歧。同样，唐寅早年虽负豪气，人生却并无明确的目标规划，徐祯卿为诸生时期的唐寅写照：“尝负凌轶之志，庶几贤豪之踪，侥仰顾眄，莫能触怀。”（《新倩籍》）而祝允明谈及唐寅应科举的因由也说：
一意望古豪杰，殊不屑事场屋。其父广德，贾业而士行，将用子畏起家，致举业师教子畏，子畏不得违父旨。广德尝语人：“此儿必成名，殆难成家乎？”父殁，子畏犹落落。一日，余谓曰：“子欲成先志，当且事时业。若必从己愿，便可褫襕幞，烧科策。今徒藉名泮庐，目不接其册子，则取舍奈何？”子畏曰：“诺。明年当大比，吾试捐一年力为之。若弗售，一掷之耳。”(30)
据此，则唐寅之应科举，并非初衷夙愿，“童幼所志，以为世勋、时位、茂禄、侈富一不足为我谋”；倒可视为是事业上众多选择中一次“毕近易事”（《梦墨亭记》）的尝试。他在《报文徵明书》中大肆渲染春闱案中所受到的伤害：
天子震赫，召捕诏狱，身贯三木，卒吏如虎，举头抢地，洟泗横集。而后昆山焚如，玉石皆毁；下流难处，众恶所归。缋丝咸网罗，狼众乃食人；马牦切白玉，三言变慈母。海内遂以寅为不齿之士，握拳张胆，若赴仇敌，知与不知，毕指而唾，辱亦甚矣……兹所经由，惨毒万状；眉目改观，愧色满面，衣焦不可伸，履缺不可纳；僮奴据案，夫妻反目；旧有狞狗，当户而噬。反视室中，甂瓯破缺，衣履之外，靡有长物。西风鸣枯，萧然羁客；嗟嗟咄咄，计无所出。将春掇桑萁，秋有橡实；余者不迨，则寄口浮屠，日愿一餐，盖不谋其夕也。(31)
坦率地表达了对君臣遇合的绝望：“李白才名天下奇，开元人主最相知；夜郎不免长流去，今日书生敢望谁？”（《题画》）对当道的愤慨：“狗监犹能荐才子，当时宰相是闲人！”（《题自画相如涤器图》）以及政治上的消沉情绪。然而这只是唐寅对春闱案反应的一个侧面。他还有“塞翁得失浑无累”（《齐云岩纵目》）的超脱一面，以苏轼为人生楷模：“乌台十卷青蝇案，炎海三千白发臣。人尽不堪公转乐，满头明月脱纱巾。”（《题东坡小像》）己未黜落并未摧垮唐寅的自信与进取心，虽然“造物元来最忌名”，“斗间星暗误文章”，他却“老向酒杯棋局畔，此生甘分不甘心”（《漫兴》）。这一时期，苏秦的形象频繁出现在他的作品中，仅《漫兴》十首中，就有“苏秦扪颊犹存舌”、“黄金游客剩貂裘”；而《报文徵明书》更声称“男子阖棺事始定，视吾舌存否也？”将苏秦遭受重挫后惊魂未定的忧惧翻用为奋斗不息的誓言。堪为印证的是，他颇有自况意味的咏史咏美诗，取材偏爱文君、碧玉、红拂、薛涛这一类女子，而其共同之处恰恰是人生的自主。
弘治己未后，唐寅泛泛的豪情，转变为一种成就事业的紧迫感：“黄鹄举矣！骅骝奋矣！”（《报文徵明书》）他亟需为自己的人生与艺术寻求不朽之途。继科举之后，唐寅曾尝试过以著述寿世：
窃窥古人，墨翟拘囚，乃有薄丧；孙子失足，爰著兵法；马迁腐戳，《史记》百篇；贾生流放，文词卓落。不自揆测，愿丽其后，以合孔氏不以人废言之志。亦将
括旧闻，总疏百氏；叙述十经，翱翔蕴奥，以成一家之言。传之好事，托之高山，没身而后，有甘鲍鱼之腥，而忘其臭者；传诵其言，探察其心，必将为之抚缶命酒，击节而歌呜呜也。（《报文徵明书》）
旋又弃去。春闱案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唐寅的发展方向，他后来自认“遭青蝇之口，而蒙白璧之玷，为世所弃，虽有颜、冉之行，终无以取信于人。而夔龙之业，亦何以自致？徒欲乘空言，传不朽，吾恐子云《剧秦》、蔡邕附卓、李白永王之累、子厚叔文之讥，徒增垢辱而已。”但他放弃著述的根本原因，恐怕与不肯就吏浙东、徐图晋身一样，是因为不能“适志”，更由于他所期待的成功是高调而急就的。唐寅在艺术上探索过“诗画一律”之途，对自己的人生也开始了传奇化加工。治圃桃花坞，以画为业，并筑梦墨亭以“章神符”，标志着唐寅最终完成了人生的选择。所谓的唐寅“中年转变”，其实是包括了从应科举、遭废黜，到三年浪游，及归乡后的勘书、谈禅等一系列漫长的选择、尝试过程，最终在桃花庵里基本定型。而春闱案并非其中的主导因素，仅仅是一剂触媒，使之增添了惨烈、震撼的色彩。
己未春闱案对唐寅的直接影响首先在于，使他在世事无常、倏忽荣辱中产生了强烈的幻灭感：“镜里自看成一笑，半生傀儡局中人。”（《漫兴》）他皈依佛乘，潜心习禅，自号“六如居士”，又名其室曰“蛱蝶斋”。在庄禅境界中，唐寅的目光由遥远虚幻的荣名回落到自身与所处的现实环境，作品增添了对人生、对彼岸的关怀，多劝世、警世之作，其登临、咏史、题画也往往寄寓身世感慨。唐寅后期多艳诗、语言浅近俚俗，其中应不无佛学影响；而他的人生更是笼罩着传奇、神异色彩，和游戏神通的意味。弘治己未年，唐寅的人生获得了解放，大半亦应归功于会试落籍：科举求名之路从此断绝，使他摆脱了先人的期望、家族的责任，他离婚、析产，斩断了人事上的羁绊，从此“落拓迂疏不事家”。同样，由于不能占鳌头、登台省，他自动卸下了将吴中风雅推广至天下的责任，从诗文复古集团主将地位上抽身引退，去追求个人艺术上的独树一帜。春闱案作为一种不良纪录，消除了唐寅的道德禁忌；而同年六月文徵明之父文林的去世，也使他彻底摆脱了约束(32)，放胆去追求慷慨适志的人生。
弘治己未春闱案无疑是一个负面事件，然而唐寅却以他非凡的识见、野心、奇思和胆量奋力辟出一片新天地。经历了弘治己未，唐寅才展开一段精彩的传奇，在他的颓放之下，掩饰着对人生的精心设计。首刻唐寅集的袁袠，就是由于官场失意，罢归乡里，幽愤中怀念起这位“童时尝获侍高论，接杯酒之欢”的际遇更差的前辈。唐寅的人生具有积极的示范意义。而他所开辟的崭新的文学艺术创作道路，则垂范百年之后，在公安袁中郎手中得以光大。
四、风云未际的吴中复古
弘治己未春闱案的影响并不限于唐寅一身，还通过唐寅对当时文坛、尤其是吴中诗文复古集团造成了严重打击。
吴中自祝颢、刘钰退归林下，徐有贞金齿释还，与杜琼相与游赏，吴宽、沈周等皆从之，遂形成文人雅集传统。吴中的雅集，交流内容包括数学、哲学、书画、诗文等，陶养了博雅好古、艺文并重的风气，确立了“好古文词”的文学宗旨。吴中才子的“好古文词”，是乐于学习古代典范，却又并不拘执于某一典范，以学术为基础，富有艺术气息的诗文革新活动。其后，文林与沈周、杨循吉、李应祯等相呼应，识拔少俊，汲引后进，文徵明所与游者，唐寅、徐祯卿、都穆等人皆得慰荐。吴中才子因文林在科举与仕宦中的人事关系，为朝中缙绅所知，影响始向吴中以外蔓延。
而祝允明在吴中才子间的组织活动，则表现出领袖风范。他自幼以早慧闻名，少年时代即因家世关系结识名流耆宿，青年时与都穆驰骋诗坛。苦于自身科举蹭蹬所限，他对于能够光大吴中风雅的后辈，如年少十岁的唐寅、年少十九岁的徐祯卿，皆主动投书，折行辈与交；而于张灵，则招致门下授业。他不仅有识人之明、容人之量，对唐寅的引导尤其具有关键意义。祝允明的结纳与召集，密切了吴中才子间的友谊，在成化末至正德年间，形成了具有结社性质的核心团体，如徐祯卿《新倩籍》所载的唐寅、文壁（徵明）、张灵、钱同爱，又如邢参的“东庄十友”吴爟、文徵明、吴奕、蔡羽、钱同爱、陈淳、汤珍、王守、王宠。
到弘治戊午、己未之际，吴中复古已蔚成风气，有朝野缙绅如倪岳、曹凤等热情扶持，也有敌对势力如督学吴中的鄞人方志痛欲革除，形成了整齐的梯队和相与切磋的核心社团，并涌现出号称“四才子”的代表人物——祝允明、唐寅、文徵明和徐祯卿。而唐寅则是其中翘楚。弘治戊午秋至己未春，唐寅个人的声望也达到了顶峰，“翰苑先辈，争相引援”（《国宝新编》）。他自称“方斯时也，荐绅交游，举手相庆，将谓仆滥文笔之纵横，执谈论之户辙。岐舌而赞，并口而称”（《报文徵明书》），承负着领袖天下风雅的极高期许。
弘治己未科会试在被后人视为明代模范皇帝的孝宗统治下，由当朝大臣中两位学问赅博、文学富赡的佼佼者程敏政、李东阳主持。明前期抑制南方的取士政策至此已相对松弛，而中叶挟隙大力排挤南人的焦芳尚未掌权，又有吴宽、王鏊科举起家的成功先例，吴中士人对科举的热衷和自信均已达到高峰。戊午南闱新科解元唐寅，挟着朝野间的巨大声望、极度膨胀的功名心和连中三元的热切愿望而来，却被场屋蜚语草草断送。其时提倡师古学唐的“茶陵派”领袖李东阳“以诗文引后进，海内士皆抵掌谈文学”(33)；“前七子”之首李梦阳丙辰登第后，正以种种极端言行迅速扩大政治、文学影响；而心学大师王守仁也通过己未科走上仕途。我们不必假设唐寅在这个舞台上会像《野叟曝言》中吴江才子文素臣一样大展宏图，至少可以认定，吴中复古集团最有希望发生全国性影响的主将错过了思想、学术与文学的一场风云际会。
论到弘治己未春闱案之影响，另一位重要人物是都穆。都穆长祝允明一岁，早负才名，是吴中诗学大家，其所著《南濠诗话》，被后来执掌文坛的文徵明评价为识见极高。他本与祝、唐、文三人过从甚密，还是文徵明学诗的老师(34)，唐寅的崛起渐渐掩盖了他的光芒。春闱案将唐、都决裂置于众目睽睽之下，而朝野吴籍名士一致左唐。如王鏊，弘治十八年与唐寅同游虎丘，并题名字于剑池壁；晚年归隐东山，二人更成为过从甚密的忘年交。都穆却由于弘治己未春闱案中的双重侥幸——作为出首者未被牵引作证，又登进士第——被认为因构陷唐寅而受益，为士林所不齿。己未后四年，王阳明到访吴中，游天目山，于震泽遇都穆，过从旬又五日，抵掌相谈，最后感慨说：“予与南濠子为同年，盖至是而始知其学之无所不窥也！”(35)都穆登第后，未能对外宣传吴中风雅，一方面固然说明他确不具备唐寅那样炫目的人格魅力，另一方面，在舆论的压力下，都穆也难有作为，日趋内敛，最终在文学史上只留下了彻夜长明一盏读书灯的寂寞形象(36)。弘治己未春闱案与唐、都决裂使吴中复古集团的核心成员理论家都穆不得已逊让出吴中诗坛的主导地位。
而从弘治后期的文坛格局来看，李梦阳虽已先科成进士，北地复古却尚未形成气候，有待三年后弘治壬戌科的康海、何景明为奥援；李东阳、程敏政同主会试无疑是“茶陵派”网罗人才的最佳时机。春闱案发，李东阳利用覆阅殊卷的职权，黜落可疑十三卷。此举用意，恐怕未必在于给同僚程敏政一个落卷不尽经校阅的抗辩理由，更有弃师自保的嫌疑。亲“茶陵”的吴中复古集团，由于唐寅的黜落和转型，都穆的疏远和消沉，祝枝山、文徵明的偃蹇于乡，李东阳放弃发展壮大“茶陵派”，登第者先后迷失文学旨归。己未科的朱应登，与早一科的顾璘后来都转而阿附李、何，充“十才子”之数，而弘治十八年，另一位被寄予厚望的吴中诗坛代表人物徐祯卿，逋一登第，就心折北地，一变而为复古派干将“七子”之一。
祝允明的苦心经营功亏一篑，风云未际的吴中复古集团在明中叶诗文革新的关节点上失去了与前驱茶陵派和新兴的北地复古中坚力量平等对话的时机，在春闱案打击下分崩离析。唐寅另辟天地、都穆寂寞著书、徐祯卿心折北地邯郸学步、文徵明的大器晚成尚渺渺在望，使祝枝山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在日后对七子的无奈抗争中，同道日趋减少。
弘治己未春闱案也是全体吴中文士的遗憾，唐寅被黜，祝允明再度落第，朱应登附和李梦阳，都穆全然失去士林雅望，吴中风雅未能实现渐染天下的预期，延迟了吴中作为时代风雅领袖地位的重新确立。
弘治己未春闱不是一个改变历史的大事件，但我们却不能不怀想那些原本可能发生却为它阻断的文学史进程。明清以来的史家与文人念念不忘、反复揣摩这一几乎毫无历史意义的历史事件，原因大概也在于此吧。
收稿日期：2007-11-15
注释：
①案件始末据“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明孝宗实录》卷一四七、一四八、一四九、一五一整理。
②据《孝宗实录》，华昶弹章既上，发礼部议处，礼部即已定性为“风闻”；及下诏狱，林廷玉疏救，亦辩称“谏官得风闻言事”。
③吴宽：《乞情帖》，《美术生活》第三十七期《吴中文献特辑》，周道振、张月尊：《文徵明年谱》，上海：百家出版社，1998年，第100页引。
④唐寅、徐经发充浙藩为吏，俱不就。
⑤参见阎起山：《吴郡二科志》，《唐伯虎轶事》卷一，唐寅：《唐伯虎全集》，北京：中国书店据大道书局1925年版影印，1985年。又阎秀卿卒于正德二年(1507)正月，年仅二十四岁。《二科志》撰于弘治十六年癸亥。他的记述，于时间、地域上来看无疑是较为切近的；然而一个乡党少年的见闻与印象，虽不能随意贬低，似乎也不宜过于倚重。黄鲁曾亦然。
⑥黄鲁曾：《吴中故实》，《唐伯虎轶事》卷一，唐寅：《唐伯虎全集》，北京：中国书店据大道书局1925年版影印，1985年。
⑦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八二《科式考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546页。
⑧查继佐：《罪惟录》卷三二，四部丛刊本。
⑨《唐伯虎全集》唐仲冕序，北京：中国书店据大道书局1925年版影印，1985年。
⑩朱彝尊：《曝书亭集》卷五六《孔子弟子考》，四部丛刊本。
(11)查继佐：《罪惟录》卷三二，四部丛刊本。
(12)吴宽：《匏翁家藏集》卷六三《乡贡进士徐君墓志铭》，四部丛刊本。
(13)薛章宪：《乡进士徐君衡甫行状》，《徐霞客家传》，吉林：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第107页。
(14)《贲感集序》，《徐霞客家传》，第109页。
(15)据李调元《制义科琐记》卷二《卖题》，引华昶劾程敏政言：“昔景泰年间，徐泰买中顺天解元，事露覆试，高谷曲护幸免。今经与泰同家，敏政又从而招徕之。朝廷科目，岂容再坏？”《罪惟录》卷三二《程敏政传论》证实此言。
(16)蒋一葵：《尧山堂外纪》卷九《唐寅》，四部丛刊本。
(17)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明代科场之弊》，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
(18)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二六《史乘考误七》，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462页。其“华”“昶”之间断开，似不妥。
(19)《春元西坞公传》，《徐霞客家传》，第108页。
(20)祝允明：《怀星堂集》卷一七《唐子畏墓志铭》，文渊阁影印四库全书本。
(21)周道振、张月尊：《文徵明年谱》，上海：百家出版社，1998年，第97页。
(22)见光绪本《江阴县志》卷三○，黄溥赠诗。
(23)罗宗强先生《明代前期士人心态研究》以为都穆出首之事不可信。然而，虽无可靠史料证实，却也根本无人为其辩白，而吴宽、祝允明等人与唐、都、徐三人皆有交谊，对此事更曲言深讳。而这一嫌疑又确使都穆此后失去吴中士林雅望。且都穆弘治己未成进士后，与吴中文坛疏远、文学活动消沉，也颇值得关注。
(24)薛章宪《行状》称徐经因“慕司马子长之为人”而北上游历；其叔父元寿则称徐经“愤懑结疴，奋欲一白，而郁郁未遂，卒至卧敝京邸，长寝永庆禅院。”（见《贲感录》，《徐霞客家传》，第110页。）从徐说。
(25)阎起山：《吴郡二科志》，《唐伯虎轶事》卷一，唐寅：《唐伯虎全集》，北京：中国书店据大道书局1925年版影印，1985年。
(26)《唐伯虎轶事》卷一。
(27)祝允明：《梦墨亭记》，《怀星堂集》。
(28)《罪惟录》卷一八《唐寅传论》。
(29)王世贞：《凤洲笔记》，《唐伯虎轶事》卷三。
(30)祝允明：《怀星堂集》卷一七《唐子畏墓志铭》。
(31)唐寅：《唐伯虎全集》卷五，北京：中国书店据大道书局1925年版影印，1985年。
(32)唐寅出身市井，幼负佻达之名，于庭训仅言“先君丑寅之昏”（《祭妹文》）。其所受管束，惟弘治十年《送文温州序》云：“璧（壁）家君太仆先生，时以过勤居乡，一闻寅纵失，辄痛切督训，不为少假；寅故戒栗强恕，日请益隅坐，幸得远不齿之流。”而其中年《答文徵明书》中，对于衡山的规劝则以“不能翦饰，用触尊怒；然牛顺羊逆，愿勿相异也”覆之，是文氏父子于唐寅已丧失道德楷模和监督作用。
(33)《明史》卷一八一《刘健传》。
(34)文徵明：《南濠诗话序》，周道振、张月尊：《文徵明年谱》，第30页。
(35)王守仁：《阳明先生集要文章编》卷一《郁轩都不得先生八十受封序》，四部丛刊本。
(36)王鸿绪《明史稿》载其事：“里人娶妇，夜雨灭烛，遍乞火不得，或言南濠都少卿家，有读书灯，往叩果然。其老而好学如此，以陷寅为世所薄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