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金融负投资与农村经济增长——库兹涅茨效应的经验验证与矫正框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框架论文,效应论文,农村金融论文,农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832.35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8102(2013)02-0059-10
一、引言：双重二元金融结构与农村经济增长
金融体系对于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早在17、18世纪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阶段就有学者关注到金融体系对产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显著作用，在洛克、斯密和边沁的有关金融发展的早期著作中，曾就金融体系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进行了开创性研究(Locke，1695; Smith，1776;Bentham，1787)。20世纪中期以来，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探讨构成了主流金融发展理论的核心部分。Goldsmith(1969)与麦金农—肖学派(Shaw，1973；McKinnon，1973)关于金融自由化与经济增长的开创性研究构成金融发展理论的奠基作品。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金融体系的迅猛发展，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得到了更为深入的研究，出现了一批重要研究成果(King和Levine,1993; Gelb,1989; Roubini和Sala-i-Martin,1992; Easterly,1993; Pagano,1993;Levine，1996)。这些研究表明，运作良好的金融体系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助力并能提升居民福利水平。
同样，农业信贷与其他金融资本配置会极大地改善农户生产要素投入与技术提升状况，从而使农户能够分享经济发展与工业化的福利。一些文献对农村金融与农村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认为农村金融发展对于农村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而金融支持匮乏是导致中国农村经济发展滞后和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重要因素之一(何广文，2004；姚耀军，2004)。长期以来，由于大型商业银行大量从农村地区撤出分支机构以及农信社等正规金融机构过低的存贷比例，导致农村地区出现了严重的系统性金融负投资，农村资金大量外流，从而使农户日益旺盛的资金需求难以得到有效满足，非正规金融体系在农户信贷中扮演了替代性的角色(黄季焜，1999；王曙光、邓一婷，2007;张杰，2004)。因此，中国的金融体系呈现出典型的双重二元金融结构，即一方面是城市和农村金融体系出现二元对立，农村金融资源向城市单向流动，另一方面是农村正规金融体系和非正规金融体系的二元对立，双重二元金融结构对中国农村发展和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产生了严重影响(王曙光、王东宾，2011)。目前已经有文献对农村信贷和资金外流效应做了初步的计量分析，其中Huang等(2006)从财政、金融、税收渠道衡量了资本从农村向城市的流动；武翠芳(2009)则进一步测量了1978-2005年间的农村向城市的金融、财政、价格、投资等渠道资金流动情况；刘民权(2006)利用来自山东、江苏和山西的调查数据，检验了农信社资金外流与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关系。
虽然以上文献对农村资金外流做了初步的计量分析，但对于农村金融负投资与农村经济增长、农户信贷与农民收入方面的系统实证研究还比较缺乏，对负投资形成机制的理论解释尚欠深入。本文以农村金融负投资和库兹涅茨效应的考察为核心，一方面试图在理论上建构一个农村金融负投资与农民收入增长之间关系的有效解释模型，另一方面试图基于统计数据对农村金融负投资对农民收入的影响进行计量分析和经验验证。基于这一思路，本文的第二部分构建了一个简单的理论模型，解释了农村金融负投资传导机制与库兹涅茨效应的形成。第三部分运用全国统计数据，对库兹涅茨曲线负效应区域的形成进行了经验验证。第四部分，针对中国农村金融供求两方面的制度安排缺陷，深入解析农村金融负投资的深层根源，并提出从库兹涅茨负效应区域过渡到正效应区域的系统性矫正框架，以消除二元金融结构，构建一个有利于农村经济增长的普惠型农村金融体系。
二、农村金融负投资与库兹涅茨效应：理论模型的构建
很多研究表明，在金融发展早期，金融体系不发达，资本积累的最初过程会产生贫富收入差异扩大的效应；然而在金融发展和经济发展的成熟时期，资本积累的“滴落效应”(Trickle-Down Effect)使得收入不平等逐步缓解，呈现典型的“库兹涅茨曲线”(Kuznets Curve)效果(Aghion和Bolton，1997；Kiminori，2000;Jeremy和Boyan，1990)。在中国，伴随着金融发展的进程，城乡收入的差异也在逐步上升，基尼系数有逐年扩大的趋势，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资本从农村的净流出规模逐年加大，农村金融负投资现象严重。本部分试图构建一个简单的理论模型，来解释农村金融负投资和库兹涅茨效应的形成。
在城市部门，农村全部存款进入到城市部门，城市地区信贷资金供给大大增加，本文忽略对城市部门信贷市场均衡的讨论，假如城市地区居民的信贷需求能够得到满足，则城市部门t+1期的收入为：
假设t期农村部门的收入与城市部门相等，
用时间序列资料证实倒U型假说有一定困难，然而用国家间的横截面资料观察到它是相对容易的，很多文献都运用横截面资料证实了库兹涅茨效应的存在。Hayami(2001)用双对数图的形式绘制了对应于1990年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19个国家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基尼系数，该图呈现一个平滑的钟形，数据对二次曲线的拟合程度也很高。我们可以用图1简单地描述这个钟形曲线。该图的横轴表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Y/N)，纵轴代表基尼系数(G)。图中表示出A、B、C三条弯度不同的曲线，其中A表示该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收入不平等程度最高，C表示收入不平等程度最低，B的情况居中。在库兹涅茨曲线的最高峰值上，代表着收入最不平等的时点，在这一峰值上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大概处于2000美元～3000美元。
图1 库兹涅茨曲线效应示意图
在金融发展和经济发展的初期，低收入者和高收入者的收入差异会显著增大且呈不断扩张的趋势。因此，在库兹涅茨曲线的左半边(负效应区域)，由于收入差距不断增大，金融机构会更倾向于在具有较高预期收益从而具有较高偿还能力的城市投资，而不愿意在收入较低的农村社区投资，从而出现资金由农村向城市的净流动，这就是典型的“系统性负投资现象”(王曙光、邓一婷，2006)。单向的资金流动和系统性负投资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拉大，收入不平等程度加剧，低收入者陷入贫困陷阱。问题的核心在于能否运用一些特有的制度安排和激励框架，来遏制或至少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系统性负投资，从而使得库兹涅茨曲线变得相对平缓一些，减少经济发展和金融发展过程中的收入差距，在图1中即表现为“A→B→C”不断移动的过程。也就是说，即使这个库兹涅茨效应不可避免，也应该运用某种制度设计使得基尼系数上升的幅度低一些。
图1的左侧部分为库兹涅茨负效应区，在这个区域，随着经济和金融发展，人均收入上升，但是收入不平等也在加剧；右侧部分为库兹涅茨正效应区，即经过经济和金融发展的一定阶段之后，随着人均收入上升，收入不平等现象缓解，基尼系数下降。
三、农村金融负投资与库兹涅茨曲线负效应区的计量分析
(一)变量设定和研究方法
本部分运用全国统计数据，对城乡资金非均衡流动和库兹涅茨负效应区的形成机制进行实证检验。King和Levine(1993a)提出了检验金融发展水平与经济发展关系的以下方程：
其中，G(j)表示经济增长指标，如人均GDP增长率、生产率增长率等，F(i)表示金融发展水平指标，X表示其他控制指标。国内对于农村金融与农村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基本与以上模型一致，具体集中于三方面：一是关于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如姚耀军(2004)采用1978-2002年间的农村金融与农村人均GDP数据，发现农村金融发展影响农村经济增长，而农村经济增长对农村金融发展没有影响；二是关于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关系的研究，温涛等(2005)利用1952-2003年间的数据，发现中国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著的负效应，而农村金融发展(用农村信贷比率和农村居民储蓄比率表示)与农民收入增长之间并不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三是关于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的研究，张立军等(2006)利用1978-2004年间的数据发现农村金融发展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
本文借鉴以上模型考察农村负投资与农村经济增长的关系。用农村GDP增长率(RGDP)、农村人均收入增长率(RINC)、城乡收入差距(IGAP =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人均纯收入)表示农村发展指标G(j)。用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RINV)反映农村投资水平。金融发展水平包括三个指标：(1)农村金融负投资比例(RNI)，RNI=(D-L)/D，其中D表示农村存款，L表示农村贷款，负投资比例越高，农村资金流出越严重；(2)农村金融负投资占农村GDP的比重(RNIGDP)，RNIGDP =(D-L)/GDP；(3)农村贷款占农村GDP的比例(RLGDP)，RLGDP =L/GDP，该指标反应农村资金留在农村内部的比率。
图2 农村经济增长率、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与农村金融负投资比例
资料来源：农村存款包括农业存款和农户存款；农村贷款包括农业贷款和乡镇企业贷款，农村存贷款数据来源于历年的《中国金融年鉴》。农村固定资产投资数据来自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人均纯收入数据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年鉴2008》以及2009年《中国统计年鉴》。农村GDP采用姚耀军(2004)的算法，由全国GDP与农村GDP占全国GDP比重的乘积得出，其中全国GDP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农村GDP占全国GDP比重来源于历年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发布的《农村经济绿皮书》。为了减少物价波动对数据的影响，对所有数据都进行处理以剔除物价的影响。存贷款数据、农村固定资产投资数据和GDP数据按照全国商品零售价格指数调整，城乡人均收入数据分别按照城乡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调整，1985年之前由于没有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因此，1985年之前的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数据按照城市居民的消费价格指数调整。各种价格指数的数据来源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
从变化趋势来看(图2)，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与农村GDP增长率的变动趋势是大体一致的，两者呈正相关，而农村金融负投资比例与农村GDP增长率大体呈相反趋势变动。农村金融负投资比例在1983～1988年间大幅度下降，同期农村GDP增长率维持在较高水平；1994年开始，农村金融负投资比例大幅度上升，而农村GDP增长率却逐渐下降之后维持在一个低水平的增长率上。
本文建立VAR模型考察以上变量之间的关系。首先对以上变量进行ADF单位根检验来考察变量的平稳性，如果相关变量是单整的，对其进行协整性检验，如果变量间存在协整关系，那么可以进一步分析短期因果关系；如果不存在协整关系，那么利用变量的差分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Granger Causality Test)作进一步分析。
(二)实证检验
表1检验结果发现，RGDP、IGAP、RINC、RNI、RNIGDP、RLGDP、RINV都是非平稳数据，但其一阶差分在5%的显著水平下都是平稳的。
1.农村经济增长率、农村金融负投资比例、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之间的关系
通过Johansen检验分析农村经济增长率(RGDP)、农村金融负投资比例(RNI)和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RINV)之间的协整关系。比较SC准则和LR统计量以及VAR模型的整体拟合度，确定VAR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为4，Johansen检验的最优滞后阶数为3。同时，由单位根检验，选择协整方程含截距项、不含趋势项的形式。检验结果表明农村经济增长率(RGDP)与农村金融负投资比例(RNI)和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RINV)之间存在两个协整关系。协整方程如下：
结果表明，农村经济增长率、农村金融负投资比例与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1978-2008年间，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与GDP增长率呈正相关，农村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有利于农村经济的增长；而农村金融负投资比例与农村GDP增长率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
2.收入增长率与农村贷款比率、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的关系
通过比较SC准则和LR统计量以及VAR模型的整体拟合度，确定VAR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为4，Johansen检验的最优滞后阶数为3。协整方程选择含截距项、不含趋势项的形式。检验结果表明收入增长率(RINC)与农村贷款比率(RLGDP)和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RINV)之间存在一个协整关系。协整方程如下：
结果表明农村贷款比例、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与农民人均收入增长率之间都呈正相关，说明农村贷款比例的增加、农村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有利于农民收入的提高。
进一步在VECM中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发现农村收入增长率与农村贷款比例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在5%的显著水平下，农村贷款比例的变动是收入增长率变动的Granger原因(
=9.741592，P=0.0209)；在10%的显著水平下，收入增长率的变动是农村贷款比例变动的Granger原因(=6.510883,P=0.0892)。
3.收入差距和农村金融负投资占GDP比例的关系
运用E-G两步法对收入差距(IGAP)和农村金融负投资占GDP的比例(RNIGDP)两个变量进行协整检验。首先用OLS对IGAP和RNIGDP进行回归，然后对残差项做ADF单位根检验，得到ADF检验值为-3.077385，由于这个值大于Mackinnon(1991)对E-G协整检验设定的变量为2、样本容量为25、有截距项但无趋势项的10%显著水平下临界值(-3.22)，因此不能认为IGAP与RNIGDP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对其差分做格兰杰因果检验，检验结果表明在10%的显著水平下，可以认为收入差距的变动是负投资结构变动的Granger原因(F=3.1338，P=0.0884)，但负投资结构的变动并不是收入差距变动的Granger原因(F=0.1811，P=0.6739)。其中的原因可能是随着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农村资金越来越倾向于流向收入水平高的城市地区，而远离相对贫困的农村地区，1999年以来，大量在农村开展业务的金融机构迅速撤离农村市场即反映了这一趋势；而城乡收入差距变动的成因是多方面的，农村资金的不均衡流动可能仅是原因之一，因而农村资金流动这一单一要素与城乡收入差距不构成独立的因果关系。
四、如何由库兹涅茨负效应区过渡到正效应区：农村金融变革与普惠型金融体系构建
前文对农村系统性负投资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进行了计量分析，对库兹涅茨负效应区域的形成进行了经验验证，获得了以下极具理论与政策意义的结论：(1)农村经济增长率、农村金融负投资比例与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农村金融负投资比例与农村GDP增长率负相关，农村金融负投资规模的提高不利于农村GDP的增长；(2)农村贷款比例、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与农民人均收入增长率之间正相关，农村贷款比例的增加对农民收入提高有显著影响，且农村收入增长率与农村贷款比例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3)农村贷款比例从侧面反映了农村金融负投资情况，农村贷款比例越高，农村金融负投资越小，农民的收入增长率越高。以上结论表明，农村金融负投资不利于农村经济发展，而减缓农村金融负投资、加强对农村的信贷投入，对于促进农民收入和农村经济增长、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矫正库兹涅茨负效应有重要意义。
从信贷需求和信贷供给进一步考察农村金融负投资的深层原因，会发现中国农村金融体系在供求两方面都存在一些刚性的瓶颈因素。王曙光、王东宾(2011)基于北京大学调研组对我国11省14县市的田野调查数据分析表明，地区是影响农户最终获得贷款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东部地区比中西部地区更容易获得贷款，尤其是西部地区农民信贷需求难以满足，原因是中西部地区的信贷空白区的广泛分布和大量金融机构的撤出，增加了中西部地区贫困农户的信贷成本，降低了这些贷款意愿较强的弱势群体的信贷可及性。同时计量结果表明，受初中以上教育人数越多，获得贷款的可能性越大；家庭千元以上财产越多、房产价值越高，获得贷款的可能性越大；参加小额信贷小组的人获得贷款的可能性要显著高于不参加小额信贷小组的人，联保小组对缓解农户信贷约束起到较大缓解作用；低收入农户的贷款意愿较之高收入农户更强，但获得贷款的可能性(信贷可及性)较低。从信贷供给的角度来说，目前很多文献都表明，对于农村金融机构而言，中国农业的规模化和产业化程度低，预期收益不稳定，农业信贷的自然地理成本和自然风险较高，加之中国农业保险机制尚未完善，导致金融机构面临更大的系统性经营风险和农村网点设置成本，导致金融机构在农村开展信贷服务和开设服务网点的意愿降低。
综合以上从农村金融供求两方面的分析，可以发现，农村金融负投资现象加剧的深层根源在于信贷资源在区域上的非均衡分布、农民受家庭财产和抵押物约束，以及缺乏有效担保方式而导致的信贷可及性降低，农村金融服务的经营成本和系统性风险高，导致金融机构信贷意愿下降。因此，中国未来农村金融变革的目标是运用系统性的政策框架，消除农村金融系统性负投资，建立有利于促进信贷资源均衡分布和提升农民信贷可及性的体制机制，从而构建一个普惠型的农村金融体系。为满足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低收入人群旺盛的资金需求，应从财政税收等诸方面给中西部金融机构以政策扶持，对新设农村金融机构网点给予财政补贴，并运用电子科技手段构建虚拟农村金融网点以降低金融机构构建物理网点的初置成本；应鼓励农民资金互助组织、社区发展基金、非营利性小额信贷机构等微型金融机构，使之发挥接近农民、网络密集、运作成本和信息不对称成本较低的优势；应建立大型金融机构和微型金融机构的对接机制，通过批发贷款和委托贷款缓解微型金融机构的资金瓶颈，使两者都能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应创新抵押担保机制，构建农业风险保障机制，降低农村金融机构的经营风险和系统风险。
中国未来农村金融的改革还应通过存量改革和增量改革来建立多层次、广覆盖、可持续的农村金融体系。在存量方面，加大对现有农村金融机构(包括农行、农信社、邮政储蓄银行和农发行)的改革力度，尤其是对农信社体系进行产权结构和管理模式变革，使之成为服务广大农民的具有发达网络的小型社区银行；在增量方面，应扶持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使农村金融体系的市场竞争结构迅速改观，并提高农村金融信贷供给的效率。同时，为阻断农村金融负投资现象，应建立促使农村资金回流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在激励机制方面，对于那些支农信贷比例达到一定要求的农村金融机构，要建立包括财政补贴、税收优惠、增量奖励等一系列激励制度，同时应建立支农资金发放的招标机制，整合各种渠道的支农资金，委托农村金融机构发放，对中标者实施成本补偿(贴息和经营成本补贴)，以激励农村金融机构更多地承担政府支农信贷发放；在约束机制方面，可效仿美国《社区再投资法》，对那些单纯从农村地区吸走资金从而存贷比很低的农村金融机构实施一定惩罚，建立科学的监测和考核的指标体系，对农村金融机构的信贷供给比例提出明确限制性要求。只有将制度激励和制度约束相结合，增量改革和存量改革相结合，才可以有效缓解农村金融负投资局面，从而有效促进库兹涅茨负效应区向正效应区过渡，在降低城乡收入差距的前提下促进农村经济的持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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