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叙利亚泛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演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叙利亚论文,阿拉伯论文,民族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46年，叙利亚摆脱法国委任统治，获得独立，但阿拉伯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社会思潮并没有因为叙利亚国家的独立而销声匿迹，它不时在叙利亚人的思想和行为中反映出来，甚至影响到叙利亚的对外政策及中东和平进程。本文拟对叙利亚的泛阿拉伯民族主义及其演变作一简要分析和探讨，以期引起学界同仁的注意和兴趣。
一、泛阿拉伯民族主义的产生和发展
19世纪初叙利亚涌现出一大批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其中最著名的是被称为阿拉伯民族主义之父的作家萨提·胡斯里（1882～1968年），其次是复兴党创始人米歇尔·阿弗拉克和比塔尔，他们都是泛阿拉伯民族主义的代表，但内容上有所区别。
1.萨提·胡斯里的阿拉伯民族主义
萨提·胡斯里的阿拉伯民族主义主要有以下内容：阿拉伯人是一个民族，是一个民族共同体。他把语言和历史作为两个最主要因素，指出“语言是民族的灵魂， 历史是民族的意识”（注： B. Tibi: Arab Nationalism:a Critcal Inquiry,London 1981,P121.）。 他以为语言可使一个民族亡国而不亡族，历史可使人通过回忆过去吸取信心和力量，唤起民族觉醒，统一阿拉伯民族。他追求的目标是建立统一的阿拉伯国家或建成一个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统一体。在他眼里，这个阿拉伯国家应包括整个阿拉伯半岛，北起陶鲁斯山，南临印度洋，东濒阿拉伯湾，西迄红海。他认为，“民族比祖国更广泛，比种族更大，比国家更有意义”（注：S.G.Haim:Arab Nationalism:a Anthology,Berkeley Calif,and Los Angeles 1976,P228.）。他强调， “统一是政治上的统一”（注：S.G.Haim:Arab Nationalism:a Anthology, BerkeleyCalif,and Los Angeles 1976,第149页。）。他承认埃及对阿拉伯民族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注：S.G.Haim:Arab Nationalism:aAnthology,Berkeley Calif,and Los Angeles 1976,第263页。 ）主张增强民族内聚力和提倡“阿萨比亚”精神。他倡导青年发扬献身精神，“为了民族利益，牺牲个人自由甚至生命”。他还主张通过民族教育传播民族信念，并把服军役、加强军事训练看成是民族教育的一种手段；在处理与伊斯兰教的关系上，他坚持世俗的民族主义观点。在论述阿拉伯民族的构成要素时，他强调的是语言和历史，反对血缘、种族和伊斯兰因素。他承认伊斯兰教是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否认阿拉伯文化仅由伊斯兰教组成。胡斯里还反对用泛伊斯兰统一代替阿拉伯民族统一，认为“那种期望统一开罗、巴格达、德黑兰和其他伊斯兰中心的企图是不现实的，只有先实现阿拉伯统一，再实现伊斯兰世界的统一才是可能的”（注：S.G.Haim:Arab Nationalism:a Anthology, Berkeley Calif,and Los Angeles 1976,第147～154页。）。
有些研究者将胡斯里的阿拉伯民族主义理论概括为三点：（1 ）离开阿拉伯民族整体，个人无自由可言；（2 ）承认埃及是阿拉伯民族的一部分；（3）泛阿拉伯主义与伊斯兰教不矛盾，无损于伊斯兰教。
2.米歇尔·阿弗拉克的阿拉伯社会主义
把阿拉伯民族主义现代化、组织化者是米歇尔·阿弗拉克。他出生在大马士革贫民区，1933年从法国留学回国后，同叙利亚共产党的一些负责人共办《先锋》杂志，并为《天天》报撰稿。他的思想形成于1935年前后的理论与实践活动，当时他从传统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泛伊斯兰主义、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和法国的安德列·纪德和罗曼·罗兰等人的自由思想中吸取营养。1940年，他在大马士革提出建立“复兴党”，他的座右铭是“拯救阿拉伯民族是自己永恒的天职”。1941年他同比塔尔开始以“复兴党”名义进行活动。1943年7月， 他在竞选声明中第一次把他领导的阿拉伯复兴运动组织称之为“阿拉伯复兴党”，把“统一阿拉伯民族”作为党的口号。（注：彭树智：《东方民族主义思想》，西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64～365页。）
1947年4月4～6日， 阿拉伯复兴党在大马士革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宣布阿拉伯复兴党成立，阿弗拉克被选为主席。在通过的党纲中，对宗教、阿拉伯统一、个人自由、妇女解放、社会主义问题和社会经济教育政策作了规定，体现了该党的“统一、自由和社会主义”三大目标（注：S.G.Haim:Arab Nationalism:a Anthology, Berkeley Calif,and Los Angeles 1976,第233～241页。）， 从而使阿弗拉克的思想更加系统化。他把统一放在第一位，强调阿拉伯人为统一民族，他们的祖国是不可分割的政治经济实体，而要实现统一就必须反对殖民主义。他把自由放在第二位，主张阿拉伯国家必须从殖民主义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使阿拉伯人民有权自由支配自己的命运和财富，使个人自由同民族解放同步发展。他认为“社会主义”是“公正、合理的经济制度”，可以防止阶级剥削和内部冲突。由于这种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是民族问题，因而又称为“民族主义”，用他的话说，就是“阿拉伯的统一高于社会主义”（注：阿卜杜勒·马立克：《当代阿拉伯政治文选》郁景祖译，第34页。转引上海社会科学情报所编《当代亚非拉社会主义思潮》，上海科学社会主义学会，第125～126页。）。在他看来，社会主义是躯体，而统一则是它的灵魂。所谓统一的具体蓝图是：建立阿拉伯联邦，这个联邦既是世俗国家，又是社会主义国家。（注： S.G.Haim: Arab Nationalism:a Anthology,Berkeley Calif,and Los Angeles 1976,第233页。）
二、泛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演变
1.安图·萨阿德的叙利亚地区民族主义
叙利亚地区民族主义产生于30年代初，由安图·萨阿德所创。萨阿德1904年出生在黎巴嫩的一个希腊东正教医生家庭，其父是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和社会改革者，一战前移居巴西。1920年萨阿德去巴西定居，在其父亲的影响下，研究了叙利亚历史和文化，并和父亲一起创办了阿拉伯文学杂志《马加拉》。1929 年返黎， 在美国贝鲁特大学授德语课。1932年他创建叙利亚社会民族党，1935年被法国殖民当局逮捕，1936年出狱后再建叙利亚社会民族党，1949年被判死刑。
萨阿德的叙利亚民族主义思想集中体现在1938年出版的《民族发展》一书和该党的纲领章程中，包括历史、地理、社会进化三要素。他认为，从石器时代起，迦南人就组成了叙利亚的第一个民族。叙利亚连续的历史创造了叙利亚民族，对世界文明作出了贡献。而叙利亚的自然边界、肥沃的土地、方言、气候培育了具有非凡才能的叙利亚民族。在叙利亚民族进化过程中，通过相互影响、竞争，取长补短，造就了有别于其他民族的不同特质。他划定的叙利亚边界包括今天的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约旦、伊拉克、埃及的西奈半岛和塞浦路斯，称之为“肥沃的新月地带”。在社会改革原则上，他主张政教分离，教法分离，表现为一个世俗的民族主义者。
2.阿萨德的泛阿拉伯主义实践与“大叙利亚”战略
（1）阿萨德的泛阿拉伯民族主义
复兴党于1963年在叙利亚取得政权后，阿弗拉克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成为该党的指导思想，但把这种思想付诸实践的是后任总统的哈菲兹·阿萨德。阿萨德1930年10月出生于叙利亚西北安萨里耶山区的阿拉维派家庭，祖父曾同土耳其作过战，父亲阿里是个农夫，但也是个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常向阿萨德灌输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想。1970年11月阿萨德执政后不久，即与埃及签定军事条约，其目的是要在阿拉伯国家间进行政治、经济和军事合作。他既调整与其竞争对手伊拉克复兴党政权的关系，也努力调整和改善与沙特、科威特、摩洛哥、黎巴嫩、约旦的关系。
叙利亚是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温床和摇篮，多年来，阿萨德一直沉浸在“阿拉伯统一”的观念中，这是阿萨德这代人最重要的思想信条，显然，他继承了萨提·胡斯里的和复兴党创始人阿弗拉克的泛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想，他说：“在阿拉伯人中存在着一种强烈的感情，一种神圣的感情，那就是我们都是一个民族的人民。”（注：[以]摩西·马奥茨：《阿萨德传》，殷罡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122页。 ）他一直最大程度地致力于阿拉伯团结，希望成为一位泛阿拉伯领导人。埃及在1978年与以色列单独媾和后，遭到以叙利亚为首的阿拉伯激进国家的强烈反对，叙利亚联合伊拉克、利比亚、阿尔及利亚和南也门等组成“拒绝阵线”，继续对以色列坚持强硬路线。 叙利亚总统阿萨德于1978年10月26日与伊拉克总统贝克尔在巴格达签署了《民族联合行动宪章》，宣布成立“两地区政治统一指挥委员会”，实现党政、司法、国防、 军事指挥、 经济、 文化教育和外交等方面的统一决策。 （注：Eberhand Kienle BA'th vBA'TH THe Conflict Between Syria
and Iraq 1968～1989,London New York 1990,P178～177.）1979年6 月19日，两国总统又在巴格达签署一项政治宣言，宣布两国将合并为一个总统、一个政府、一个复兴党的统一国家。1980年2月8日伊拉克新任总统萨达姆·侯赛因发表著名的《民族宣言》，提出发展阿拉伯国家间关系的八项原则，把泛阿拉伯主义运动推上了一个新高潮。
（2）阿萨德的“大叙利亚”战略
随着二战后阿拉伯主权国家的纷纷建立和不断巩固，阿拉伯世界的政治格局逐渐形成，阿拉伯各国都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阿萨德的阿拉伯民族统一理论在实践中困难重重，与伊拉克的联合计划最后也以失败而告终，他因此放弃了阿拉伯民族的统一政策，转向叙利亚地区民族主义的实践，即把范围限制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叙利亚省，即今天的叙利亚、黎巴嫩、约旦和巴勒斯坦，他的这个联合方案被称为“大叙利亚”计划。（注：Alasdair Drysdale & Raymoond A.Hinnebush,Syriaand the Middle EastPeace Process,New York 1991,P204.）
几个世纪以来，大叙利亚地区一直是个历史地理观念，在历史上它曾几度成为政治版图的一个单位。阿拉伯倭马亚朝时期（651～750）和马穆鲁克朝时期（1260～1516）就是如此。19世纪60年代中期，为数不多的黎巴嫩基督教知识分子再次提出这个政治实体概念。埃米尔·费萨尔短暂统治叙利亚时期（1918～1920），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也提出了建立大叙利亚国的要求。20世纪30年代，大叙利亚的概念被安图·萨阿德的叙利亚社会民族党广泛宣传。40年代初，约旦的阿卜杜拉埃米尔制定了一个将大叙利亚置于他统治下的计划，尽管复兴党所倡导的是整个阿拉伯的统一，而拒不承认大叙利亚的概念，但阿萨德总统却打算采用它。
80年代初出版的一本供叙利亚学校使用的教科书中，“叙利亚国土”一词成了一个历史地理概念，根据这本教科书，叙利亚的国土在战后被划分为4个“小国”，即叙利亚、黎巴嫩、约旦和巴勒斯坦。 叙利亚社会民族党的领导人肖齐·哈拉拉在大马士革电台和复兴党的《革命报》上公开宣传类似大叙利亚的概念达数月之久。该党领导人伊赫桑·马里海在1984年宣称，阿萨德政权是民族主义的，“该政权与我们的意识形态没有矛盾”。黎巴嫩德鲁兹派领导人卡迈勒·琼布拉特在70年代经常与阿萨德会面，把阿萨德称为“大叙利亚之狮”，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大马士革的统治者们要巴勒斯坦人不要忘记1919年中东被分裂以前的那些岁月，当时黎巴嫩人、巴勒斯坦人、约旦人和叙利亚人同属于一国国民，他们是生活在往昔叙利亚自然边界里的人民，阿萨德总统曾对阿拉法特明确地强调过这一点，他对阿拉法特说：‘你们在巴勒斯坦的代表性并不比我们更多，根本不存在什么巴勒斯坦人，也不存在巴勒斯坦实体，唯一存在的是叙利亚，你们是叙利亚人民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巴勒斯坦是叙利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注： Itamar Rabinovich The war for Lebanon 1970～1983,Cornell UniversityPress, 1984,P87.）阿萨德在1973 年以同样的方式说：“黎巴嫩和叙利亚之间存在着特殊关系，没有一个叙利亚政权或黎巴嫩政权能够忽视这些历史的、无可变更的关系。”（注：[以]摩西·马奥茨：《阿萨德传》，殷罡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128页。）
阿萨德作为一名谨慎的现实政治家，很清楚要把大叙利亚各国统一到他的领导下会遇到极大困难，他的战略目标是建立一个由叙利亚、黎巴嫩、约旦和巴勒斯坦组成的在他领导下的联盟，在这样一个联盟中，叙利亚将是最大、最强的一方，大马士革能够巧妙地周旋于各方力量之间，在确立联盟的政治和军事战略方面发挥主导作用。他的这一战略也体现在反对以色列的斗争中，叙利亚一直是阿拉伯世界反以斗争的激进派，在90年代开始的中东和平进程中，叙利亚采取了步步为营、合纵突破的和谈方针。但是，由于巴勒斯坦人和约旦人与以色列实现了单独媾和，叙利亚当初所谋求的阿拉伯四方和衷共济，不同以色列单独媾和，以期加重谈判筹码一举实现全面解决的战略，事实上已成过去。目前真正与叙利亚“和衷共济”的国家只剩下实力并不强大的黎巴嫩了。这种情形使叙利亚颇感被动，她既不愿被排除在中东和平进程之外，又不愿在世人面前造成被巴勒斯坦人和约旦人拉着走的印象。因此，在中东和平进程大势所趋的形势下，叙利亚一方面拉住黎巴嫩，利用叙黎特殊关系加重谈判砝码，另一方面在确保收回戈兰高地的情况下做出妥协，与以达成和解。这样，同样是把叙利亚的国家利益放在首位。
综上所述，叙利亚的泛阿拉伯主义经历了一个从阿拉伯民族主义到阿拉伯社会主义、叙利亚地区民族主义、再到大叙利亚战略，最后到叙利亚国家民族主义的演变过程。从中可以看出叙利亚人意识形态的变迁。在此期间，叙利亚人不断吸收外来思想和文化，先是社会主义和西方的自由思想，后是国家民族主义，逐渐确立国家主权的概念。叙利亚独立的历史不算很长，要完成从阿拉伯民族主义到国家民族主义的演变过程需要一段时间，从这个意义上讲，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想将继续在叙利亚人的意识形态中起重要作用，但在政治上已逐渐让位于国家民族主义。由于叙利亚民族与阿拉伯世界的关系是个性与共性的关系，叙利亚同其他阿拉伯国家共同属性颇多，所以，在加强经济文化的交流与合作，促进地区一体化方面，阿拉伯民族主义仍将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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