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与自由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之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模式论文,资本主义论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金融危机论文,自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608(2010)04-0009-05
随着金融危机在美国的爆发和在世界范围内的蔓延，美国以及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纷纷陷入衰退，自由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与此同时，中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指引下，有效地抵御了世界性金融危机的不良影响，基本上维持了国民经济稳定而又有序的发展。这就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在促进经济持续发展和抵御金融危机方面有着独特的优势。
一、自由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提出及其主要内容
综观当今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主要有以欧洲福利国家为代表的“莱茵模式”、以美国模式为代表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和以日本等国为代表的东亚模式。此外，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还包括在“华盛顿共识”指导下广大发展中国家和转型中国家所形成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所谓的自由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主要就是对以上各种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统称。之所以在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前面冠以“自由”二字，是因为不论哪一种资本主义发展模式都是以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为典型特征和标志。其中，美国发展模式是自由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主要构成部分，对其他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形成、发展和运行有着巨大的影响。“华盛顿共识”则是西方发达国家向广大发展中国家和转型中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的工具。
通过对各种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抽象与概括，我们发现，自由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实质在于：第一，大力推行私有化，强调私有制经济的优越性和重要作用，把部分原已收为国有的经济部门重新改为私营企业。第二，特别突出和强调市场的作用。自由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总的特点是对资本主义自由市场力量的高度崇拜，认为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市场是高效率的，甚至是万能的，经济运行中的一切问题都可以通过市场自发调节来解决。第三，提倡经济运行的自由化，要求政府放弃对经济的管制，也就是说，必须对经济生活中的国家垄断、国家干预加以严格限制。第四，在对外经济交往中，消除贸易保护主义，推动全球自由贸易，在全球推行资本主义化。第五，政治上的民主化、多元化要和经济上的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同时进行。由此可见，这种模式所表达的不仅是一种经济发展方式，而且是一种社会体制和价值观导向，是当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总体现。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提出及其主要内容
世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关注是从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取得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就开始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在中国的深入实践，展示出一个全新的中国及其独特的体制和发展道路。随着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中国的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与“华盛顿共识”在实践中的失败形成鲜明的对照，引起了世界各国的深切关注。2004年5月11日，英国外交政策研究中心发表美国高盛公司高级顾问乔舒亚·库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题为《北京共识》的研究报告。雷默认为，中国通过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摸索出了一种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他把这一模式称之为“北京共识”。“北京共识”是在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的背景下对中国发展模式的初步概括。“北京共识”提出的真正意义，在于它代表了试图寻找某种与“华盛顿共识”不同的中国经验、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的努力，并且承认中国的成功已经表明了中国这种独特的经验、模式和道路的存在。
“中国模式”是一种什么样的发展模式呢？中国发展模式是指，从中国同时兼有发展中国家+转型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三重属性这一基点出发，立足中国的特殊国情，以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国家为目标而逐步形成的一种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形成的过程是中国共产党在探索发展道路上不断积累成功经验的过程，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不断成熟的过程。所以，中国模式从其根本属性来讲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七个方面：一是以增进人民之福祉和全面发展为核心；二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保持政治稳定的前提下实现全面发展；三是充分挖掘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和现代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巨大制度潜力；四是实行渐进式的改革战略，在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的基础上，努力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五是充分发挥劳动力资源丰富、市场广阔和作为后发国家所具有的优势；六是着力在经济方面推进有中国特色的“五化”，即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和国际化进程；七是在更大范围内实现“四位一体”的发展，即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发展以及人的自身发展，从而为人类文明发展作出中国自己的贡献[1]。
三、从国际金融危机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优势
2007年年底，次贷危机首先在美国爆发，逐步演变为金融危机并向全世界扩散。特别是2008年9月以来，国际金融形势急剧恶化，迅速演变成自上世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世界范围的金融危机逐步蔓延到实体经济，导致全球经济发展速度减缓。2008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仅为4％，而2007年为5.5％，2006年为8.5％。世界性金融危机的爆发也同样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比较大的消极影响。但是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国经济的发展依然是一枝独秀。2008年，中国经济实现了9％的增长。2009年，中国经济依然保持较高增速。这与其他西方国家经济的低增长甚至是负增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究其根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与自由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相比，在抵御金融危机和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方面有着独特的优势。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能够有效协调各种利益关系
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反映了自由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仍然是代表了极少数人利益的畸形发展模式，其实质仍然是实现资本利润的最大化。可以说，资本唯利是图的本性决定了这场危机是不可避免的。
首先，由贪婪引发的对个人利益的过度追逐损害了社会的整体发展。个人主义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核心和资产阶级道德的基本原则。建立在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基础之上的自由资本主义模式，虽然有助于个人能力乃至经济活力的充分发挥，但个人主义中反社会的、排他的、非道德的一面必然严重损害社会的整体利益。以美国模式为代表的自由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对利己主义的推崇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使贪婪成为一种企业病和社会病。银行也好，房地产商也好，哪怕是由政府控股的企业，都把攫取最大利润作为天经地义的事情，为此他们拼命鼓吹消费第一，并且采用种种方式为透支消费提供服务，以赚取越来越多的眼前利润，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普通民众也被眼前的消费化浪潮所吸引，纷纷投身到高消费的热潮中，负债消费和超前消费成为一种社会时尚。但是，由于社会普遍性的负债消费和超前消费所形成的巨大债务漏洞是不可能无限制地发展下去的，建立在巨大债务漏洞基础上的信用链条必然会断裂。因此可以说，由银行、房地产商的贪婪所鼓动起来的过度消费，以及为了满足个人消费需求而滥用个人信用和国家信用所导致的整个房地产业信用链条的断裂是次贷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银行、房地产公司及其高管层正是引发和刺激过度消费的罪魁祸首，他们的贪婪欲望害了自己，更害了社会。美国战略家布热津斯基在很早之前就曾指出：“一个社会没有共同遵守的绝对确定的原则，相反却助长个人的自我满足，那么，这个社会就有解体的危险。”[2]
其次，从国民经济发展的宏观角度来看，自由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经济运行主要依靠市场机制和经济体制的自由意志，缺乏全局意识和必要的合作，只注重短期利益，没有长远发展的目标和规划。法国学者米歇尔·阿尔贝尔认为，“新美国模式的资本主义则是明显劣等的资本主义，在这种模式下，经理目光短浅、迷恋利润、薪金特高”[3]，并一针见血地指出，“资本主义越是成为短期财富的创造者，就越会成为长期社会价值的破坏者”[4]。此前，美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是建立在巨大的贸易逆差、超前消费以及巨额财政赤字的基础之上的，特别是在9·11事件以后，美国政府为了刺激经济，通过政府支持的企业如房利美、房地美等，给居民过度消费和金融产业的过度膨胀提供了不恰当的支撑，刺激经济实现了近期的和表面的繁荣。金融产业的无序发展、巨额的财政赤字以及近乎为零的居民储蓄率使美国经济繁荣的背后蕴藏着巨大的危机。这种潜在的危机被眼前的繁荣所遮盖，长期得不到重视，最终随着房地产业信用链条的断裂而彻底爆发。
与此不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特别强调科学发展的重要性。在实现经济增长的过程中，高度重视处理好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之间的关系，把维护全体人民的利益作为国家和企业的社会责任，把维护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作为党执政理念的核心。
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在发展过程中强调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的和谐统一。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集体主义作为一项道德原则，强调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全局利益高于局部利益，长远利益高于眼前利益。坚持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的和谐统一，是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本质特点，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关系的本质特点。以实现国家和社会的宏观发展为主要目标，在此基础上，贯彻以人为本的原则，全面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国家决策层认识到，为了实现科学发展，就必须摈弃那种单纯鼓吹刺激消费、拉动经济增长而忽视长期目标的发展模式，引导人民群众树立科学、理性、适度的消费观念，以实现宏观经济持续健康快速的发展。
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依据统筹兼顾的原则，能够处理好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遵循统筹兼顾的发展原则，既能解决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同时又着眼于未来发展，坚决防止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在应对金融危机的过程中，当美国政府在巨额财政赤字面前一筹莫展时，中国却是另一番景象。2007年中国居民储蓄达到17.2万亿元，储蓄率达到50％以上。2004年至2006年财政赤字占GDP比重不过1％，2007年财政盈余706亿元，这就意味着中国完全有能力为财政开支提供大量资金。这些都为中央政府有效实施投资计划，刺激国民经济发展，扩大内需，避免经济危机的爆发和蔓延奠定了基础。这一切都是中国多年实施稳健发展战略的结果。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能够正确处理市场经济与政府监管的关系
美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一直倡导“国家最小化、市场最大化”原则，奉行不加限制的自由主义经济，经济活动完全由“看不见的手”任意摆布。在金融领域更是如此。金融自由化政策的推行导致国家对市场监管的放松或缺位。20世纪80年代以后，美国一直通过制定和修改法律，放宽对金融业的限制，推进金融自由化。例如，从1982年起，美国国会先后通过了《1982年加恩-圣杰曼储蓄机构法》、《1987年公平竞争银行法》、《1989年金融机构改革、复兴和实施方案》，彻底废除了大萧条后制定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美国银行法)的基本原则，将银行业与证券、保险等投资行业之间的壁垒消除，从而大大减少了对市场尤其是金融市场的管制。2000年12月，美国通过了解除金融衍生品管制的法案。这样，美国的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就可以自由地追逐最大利润，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被吸引从事投机性业务[5]。这就使得金融市场的发展越来越不可预测和控制。2002年以后，在华尔街金融资本主导制造的房地产投机中，金融衍生产品的极度膨胀使金融泡沫越搞越大。在美国，金融企业的利润占全部上市公司利润的份额从20年前的5％上升至40％，金融业扩张的幅度明显大于其所服务的实体经济。而在金融业飞速发展的时候，美国金融监管当局却无法对整个过程实施有效监管。这种放松管制的爆发性增长是不可持续的，一旦消费者信心崩溃，房地产泡沫就会破裂，多重委托代理关系的链条便从根本上断裂，金融危机也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中，市场经济是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联系在一起的。这也就决定了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具有两大特征：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市场经济的一般特征，即自由、竞争以及市场机制的主导性等特点；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社会主义的自身特色。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重要特色之一就是，市场经济与政府宏观调控不仅是相容的，而且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离不开政府的发展规划与宏观调控。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中，国家宏观调控的作用不仅仅局限于维护市场秩序的“守夜人”和市场竞争的“裁判员”，也不局限于单纯的总量调节，而是从社会全局和长远利益出发，针对当前的形势制定和实施科学的发展规划和发展战略，进一步增强市场运行的可控性。正是因为如此，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国家政权可以准确把握和有效评估国民经济运行和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并及时有效地做出反应。这不仅能够预防国内经济发展的各种不稳定因素，而且也为有效应对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奠定了体制基础。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能够实施更加有效的宏观调控
由于在自由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中“大市场、小政府”的传统以及过度迷信市场的自我调节能力和私有制，因此西方发达国家在进行宏观调控的时候主要依赖金融杠杆。这就决定了西方发达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手段不多，力度不够。世界范围的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纷纷推出了各种各样的“救市”措施。虽然采取了大量的措施，但是世界的经济发展状况并没有出现实质性的改观，世界经济不景气的状况还在持续。自2007年12月以来，美国政府已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美联储连续多次大幅降息，联邦政府接连出手救助关键性企业，还接连出台了1680亿美元和7000亿美元的两项救助计划。但这些措施显然仍未取得应有的效果。IMF将美国2009年经济增长率预测下调至2.8％，2010年为零增长。
与此相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具有强大的制度优势和强大的宏观调控能力，可以综合运用经济杠杆特别是金融杠杆有效调控国民经济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的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30多年来改革开放的丰富实践，使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在要求和运行特点的认识逐步深化，党领导经济工作的水平不断提高。在党的领导下中国先后治理了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多次经济过热，2009年的经济刺激计划又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在抵御外部经济风险和压力方面，中国政府成功地消除了20世纪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并且在最近有力地顶住了人民币升值的巨大外部压力。
第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使政府能够迅速调集各种资源应对危机，快速及时地做出反应。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最大特点。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二是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国有资产的数量优势以及国有经济对国民经济发展的主导作用，为中国政府通过经济杠杆有效实施宏观调控，刺激经济发展提供了物质保障。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后，党和政府迅速推出了应对危机的一揽子计划，包括大规模的政府投入、大范围的产业调整、大力度的科技支撑，以及大幅度提高社会保障水平、推进制度创新等措施。这些措施不仅有利于中国经济从国际金融危机的阴影中走出来，而且将会为中国经济迈向一个新的台阶、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能够有效减少世界金融危机的不良影响
“华盛顿共识”作为自由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向广大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扩展的一种载体和形式，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在世界范围内不断发展的结果。从全球化的角度看，“华盛顿共识”最主要的特点是倡导在世界经济体系当中推行自由化和开放化的政策，即要求世界各国解除对资本市场和金融机构的管制，允许资本自由流动、外汇自由兑换，特别是要求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完全对国外资本开放，促使广大发展中国家融入资本主义的全球经济体系。这样做的最终结果就是使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命脉和日常的经济活动被发达国家所支配和控制。在这样的条件下，一旦发达国家在经济上有一点风吹草动，发展中国家就会受到严重的影响，甚至还会出现发达国家利用发展中国家的依附地位来转嫁自身危机的情况。这就是金融危机从美国爆发后，迅速在全球蔓延的原因之一。
坚持对外开放是我国的基本国策，独立自主是我国对外开放所要坚持的基本原则。在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的今天，积极实行对外开放、不断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是我们的必然选择。但是，要在实力非均势的状态下实现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良性接轨，就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基本原则。只有这样，才能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有效规避世界性的金融风险，保持本国经济体系的独立性和自主性。独立自主的原则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其一，坚持自己的事情自己办。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实行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尽管外贸依存度较大，但不是外部依赖型经济，更谈不上依附型经济，经济增长主要依靠中国自身的城镇化、工业化的推动。在经济发展的任何阶段，独立自主的发展实质始终没有变。其二，独立自主不代表闭关锁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总结以往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把握和平与发展这两个主题，实施“走出去”战略，积极吸收借鉴发达国家在发展中积累的经验和教训，不断融入经济全球化。正因为坚持独立自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没有简单地接受所谓“华盛顿共识”，没有简单地照搬任何外国发展模式，没有按照西方国家的要求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和金融改革以及对外开放，中国才在这场世界性金融危机面前保持了较大的主动性，防止了本国经济受到更大的冲击。
四、从金融危机看自由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前景
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各发达国家纷纷采取了以推进国有化和实施政府干预为主的“救市”措施，这些措施的实施表明了各国政府开始反思以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为特点的自由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因此可以说，全球金融危机彻底打破了全世界对自由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迷信和盲从，进一步坚定了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的决心和勇气，从而对世界政治经济尤其是金融格局产生深远影响。曾任美国财政部副部长的阿特曼深表忧虑地说，以自由市场为基础的盎格鲁·撒克逊式资本主义，正面临极大挑战。美国的金融体系失败了，这对于美国在世界范围内的道德号召力绝对是一个坏消息。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次金融危机尽管给美国的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都带来了很大的影响，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美国的经济霸主地位，美元依然是国际货币体系的主导，以美国模式为核心的自由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依然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在自由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影响力日渐衰弱的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所表现出来的独特优势越来越引起世人的重视，其自身的影响力也在不断扩大。尤其是对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出现为它们提供了一条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和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倡导的发展道路，值得它们进一步思考和借鉴。2008年12月28日，《华尔街日报》发表长文说：美国经济模式遭受重创，为中国模式走向世界铺平道路。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和国际关系学教授詹姆斯更加直截了当地说：中国肯定要利用全球金融危机的机会来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力，因为，中国式的政府集中控制的模式较好地避免了金融危机的冲击，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看来，中国模式同美国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相比，太具有吸引力了。美国正面临巨大危险，那就是发展中国家将抛弃美国模式，转而向中国模式学习。
虽然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显现了优势，国际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但是从总体上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还存在不少问题，盲目乐观是不合时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前景有两方面的隐忧：一方面，发达国家的社会发展模式，都是国家发展到较高的水平，并且经历过长期的和各种环境的检验。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发展时间还不长，作为初级阶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同中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样，同样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中国经济改革初见成效，但它最终能否打破东亚模式下经济高速增长20余年后停滞甚至崩溃的宿命，还需要观察。另一方面，影响中国未来发展的因素还相当多，特别是诸多社会问题还远未解决，经济发展方式没有实现根本性的转变，离实现科学发展还有很大距离。此外，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还相对滞后，制约着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这就使得中国未来的发展还存在着相当多的变数，这也难免会让人们对“中国模式”的评价喜忧参半。总之，“中国模式”的理论和实践还远未成熟，尚处于形成和发展阶段。如果能够从这次金融危机中吸取足够的教训，必将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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