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船山观生居题壁联考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联考论文,王船山观生居题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4)04-0144-08 “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此为王夫之(1619-1692)晚年隐居湘西观生居所撰联语，广为人知。然其用意深沉，不易解会。以往解读者，往往只就首句略加说明，或联系王夫之(船山)之孤忠大节进行宏大意义之阐释，这虽然不无道理，然仍稍显浮泛。对于下联之“活埋”一词的理解，更是见仁见智。笔者认为，应该以此联出现的语境和自身文本为基础，疏通其辞语，领略上联与下联之内在意脉，理解才能更为真切。 一、观生居与“《观》卦之义” 观生居一联的出处，船山集中未单独列出，仅见于其词作之注中自引。船山《鼓棹初集》中，《鹧鸪天·刘思肯画史为余写小像虽不尽肖，聊为题之》词云： 把镜相看认不来，问人云此是薑斋。龟于朽后随人卜，梦未圆时莫浪猜。谁笔仗，此形骸。闲愁输汝两眉开。铅华未落君还在，我自从天乞活埋。(观生居旧题壁云：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1] 此后，船山之子王敔在其所撰《大行府君行述》中谓： 迄于暮年，体羸多病，腕不胜砚，指不胜笔，犹时置楮墨于榻之旁，力疾而纂注。颜于堂曰：“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2] 王敔所撰《行述》甚简要，仅谓其晚年曾题此联于堂上，而未记及何时何处。船山词之自注则明确标明此联尝题于观生居壁上。观生居是船山康熙八年(1669)隐居衡阳时所筑简陋土室，是年，船山51岁。其子王敔尝记道：“自岳阴迁船山，筑土室，名观生居，遂以地之僻而久藏焉。”[3]又在《湘西草堂记》中记云：“次筑观生居，在茱萸塘上，易以茅堵窗楹，少容几杖。”[4]观生居联的撰写时间，虽然没有明确的记载，但很有可能作于迁居之后不久。 自明亡以来，船山尝于家乡衡阳举兵，兵败后，南下追随永历政权。后清军已逼近南粤，船山知事不可为，遂返回故乡衡阳隐居，先建一败叶庐居住，至筑此观生居已历十余年。康熙八年冬，船山始迁入观生居。王之春《船山公年谱》谓自观生居筑成，船山夏居败叶庐，冬居观生居，“岁以为常”。[5]冬居观生居，可能是“因为败叶庐面东偏北，冬季船山颇感‘病畏北风寒’，遂于败叶庐上首，因林塘小曲，开南窗，筑观生居”。[6]至康熙十四年(1675)船山外出避吴三桂兵乱，年末返回观生居，复于明年在相距二里的石船山上筑湘西草堂，以为终老之地。 船山以“观生”名其居室，深意具焉。船山素会心于《观》卦，其晚岁尝自言： 夫之自隆武丙戌(1646)，始有志于读易。戊子(1648)，避戎于莲花峰，益讲求之。初得《观卦》之义，服膺其理，以出入于险阻而自靖；乃深有感于圣人画象系辞，为精义安身之至道，告于易简以知险阻，非异端窃盈虚消长之机，为翕张雌黑之术，所得与于学《易》之旨者也。[7] 船山早岁承家学，多用力于《春秋》之学，至观生居时期，兴趣乃转向《易》学。①这种转向与船山自莲花峰“初得《观》卦之义”有关，船山之所以“服膺其理”，就在于它提供了“出入于险阻而自靖”的思想方式，从中悟出《易》学“立于易简以知险阻”的“安身之至道”。嗣后几历崎岖，至永历被吴三桂缢杀于昆明(1662年)，明室再无恢复的可能，船山痛定思痛，于《易》则思索日深。迁居观生居，乃为越冬之用，至其命名，无疑直接受到“《观》卦之义”的影响。 《观》卦
，上巽下坤，上阳下阴，其“二阳在上，四阴在下，阳刚居尊，为群下所观”。[8]《观》卦《彖》云：“‘盥而不荐，有孚颙若’，下观而化也。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9]可见“君子之处乱世，阴邪方长，未尝不欲相忮害，而静正刚严，彼且无从施其干犯而瞻仰之，乃以爱身而爱道”，[10]即在极度困难之中，自安其位，为希望与理想而躬行和努力，便是《观》卦所包含的深意。故船山尝于《周易外传》云：“群阴之来，非以相陵，而以相观平。我之为‘大观去在上’，固终古而不易也。”[11]在他看来，明社既屋，复国无望，殉节者以一死而不能存道，变节者、苟存者则更觍颜坏道，一时伦常节义衰靡，此阳之衰极，阴极盛。所以在“阴迫阳迁而虚拥天位”之时，君子须“救已往之阳”，[12]在这天崩地解的极难艰险之中，要自安其位以证道，为社会人心树立新的道德范式。 “观生”一词，体现了船山对“《观》卦之义”的理解。船山治《易》自“莲花峰初得《观》卦之义”，以《稗疏》始，进而由《外传》、《大象解》，至晚年著《内传》总得其成，其思理层层积累，而意见则日趋精切。《观》卦六三“爻”云：“观我生进退。”意谓审时度势，从而采取适当的人生进退策略。这应是“观生居”命名之所本，也是观生居题壁联的哲理依据。船山晚岁尝就此阐发道：“退不失时，进以遂志，两者皆无过焉，道在观我所行而不在物。自修其身，内省不疚，斯以退不狎于不顺，进不迫于违时。”[13]《观》卦六三“象”云：“观我生进退，未失道也。”船山则云：“道不失，则进退皆可。”[14]至《观》卦九五“爻”云：“观我生，君子无咎。”船山指出：“当群阴方兴且迫之势，固不可恃位之尊，而谓人之必己观也。能为人观者，必先自观。”[15]《观》卦九五“象”云：“观我生，观民也。”船山则深思曰：“君子之为观于民，自观之尽也。”[16]可见在船山看来，要达到“《观》卦之义”所指向的“神道设教，于群阴方长之时，下观而化”，就必须先“自修其身”，方才“能为人观”。船山迁居观生居后竟稿《续春秋左氏传博议》一书，其结尾颇生慨叹： 身即道，故爱身以爱道；言即教，故慎教以慎言。天下穷而君子泰，泰以息其道，教乃以揭日月垂万世，而无敢以其辩说参焉。《易》曰：“观，盥而不荐，有孚颙若。”颙若不丧于己，无然其亵于荐也。服群阴之方长，而不失大观之在上，至哉，莫之能尚已。[17] 这是船山在迁观生居后，直道本心之言。“观我生”就是要“道在观我所行”，而“身即道，爱身以爱道”，要证“道”就要“爱身”；“圣人以神道设教”，而“言即教，故慎教以慎言”，要设“教”则要做到“慎言”。所以船山才于家国沦亡之际，在兵罅之中，退入荒山，尽一己之内省来反思鼎革之巨变，以一己之自修来收拾人心道德，“明进退”而“不失道”，故其“自修其身”、“内省不疚”、“出入险阻而自靖”，诚可谓“爱身以爱道”。而为了达到“能为人观”以“设教”，船山乃益安身于土室，发愤著述，“玩索研究，虽饥寒交迫生死当前而不变”。[18]其中参伍综错，相互发明，诚可谓“慎教以慎言”。 考察观生居时期船山的生活与心境，是理解该联内涵的基础。新居背山向阳，更为宜居：“病畏朔风寒，南窗背岭安。……暄风凌小雪，当砌炫冬荣。”(《因林塘小曲筑草庵开南窗不知复几年晏坐漫成六首呈桃坞老人暨家兄石崖先生》)[19]“万心函片晌，一缕未消香。”(《观生居》)[20]从这些诗文看来，船山在观生居生活的心境尚安，但其情怀却绝非游乐山水、恬娱田间之辈能够比拟。正如其《南窗铭》所云：“北窗凉风，南窗夕曛。五柳高卧之心，梦依京洛。悲哉乎！夕堂拂蚁之志，邱首滇云。”[21]此铭作于船山迁入观生居后不久。追慕陶渊明高卧之志、饮酒之乐与心系庙堂本来相悖，然船山仍然“梦依京洛”，向往“滇云”(指永历帝身死之所)，对旧朝充满怀念和牵挂。 与此同时，船山还写了一篇《观生居铭》： 重阴蓊浡，浮阳客迁。孰忍越视，终诎手援。物不自我，我谁与连。亦不废我，非我无权。盥而不荐，默成以天。念我此生，靡后靡先。亭亭斯日，鼎鼎百年。不言之气，不战之争。欲垂以观，维自观旃。无小匪大，无幽匪宣。非几蠕动，督之网钳。吊灵渊伏，引之钩筌。兢兢冰谷，袅袅炉烟。毋曰殊类，不我觌焉。神之攸摄，鬼之攸虔。蝝顽荒怪，恒尔考旋。无功之绩，不罚之愆。夙夜交至，电灼雷喧。[22] 船山曾释《观》卦九五“观我生，君子无咎”云：“能为人观者，必先自观。”《观生居铭》的主旨就是“自观”，是对自己历史与现状的观照与反思。 《观生居铭》前半部分是反思，或许更准确地说是解释自己为何隐居而不参加政治斗争。首句既是作者从背阴的败叶庐迁至向阳的观生居的实写，也可能暗用《观》卦“阴迫阳迁”之义。“越视”即“越瘠秦视”，语本韩愈《争臣论》“若越人之视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于其心”，比喻痛痒与己无关的人或事。永历政权奔波徙转于西南，船山非忍于对之漠不关心，又终觉回天无力，难有作为，故自南粤归来，终隐居不出，虽受李定国之招，而未参与其事。船山于《章灵赋》中尝云：“抑朋蹇其企连。”自注：“《易》：‘大蹇朋来。’又，‘往蹇来连。’谓相率以济蹇也。……自违君侧以来，于兹三岁，而孤踪屡迁，望属车之清尘，而深其慕忆。盖愿得朋以出大蹇，倘值其人，乐与来连者矣。”[23]正是由于不得其人，遂至“物不自我”。而值此蹇难之中，船山乃从《观》卦之义得悟，故云“亦不废我”，而代之以“权援天下”。《孟子·离娄上》云：“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河山陆沉，不能“手援天下”，只能“援之以道”。船山从武装抗争转向重拓六经之学，是一种“援之以道”的权变。“盥而不荐，默成以天”，意谓行圣人神道设教之法，树立为下民所观之道，要顺乎天理。 下半部分观照现状。“欲垂以观，维自观旃”，复申《观》卦之义，强调欲观之天下必先自观。“观”乃观事物之本质与微妙之处，“自观”也是一种道德自我完善，“自修其身，内省不疚”，[24]故小处能观其大端(“无小匪大”)，隐微会变得明显(“无幽匪宣”)。邪恶(“非几”)虽处萌芽定要遏制之，至善(“吊灵”)虽深潜却要弘扬之。“兢兢冰谷”，喻危险之境，“袅袅炉烟”，谓平静之氛。二语意谓君子处险夷二境皆坚持节操始终如一。“神之攸摄，鬼之攸虔”，谓鬼神虽为异类，君子如能自修其德，亦能得神助鬼敬。《诗·大东》云：“君子所履，小人所视。”[25]下民愚顽荒怪，需要恒以圣贤之言行为准则教化之。故《易·履》云：“视履考祥，其旋元吉。”[26]则此“恒尔考旋”意谓君子方有自修之德，才能“履道大成”，从而行“神道设教”，为下民所观。船山尝在《周易内传》释“视履考祥”云：“平情顺受，俯视而见其情，不急加谴，但反求诸己，审所以消弭之道而化灾为祥。”[27]那么行此之道，则社会可达到“不赏不罚”(“无功之绩，不罚之愆”)纯乎自然之理想境界。从此“自观”，可见船山之隐居是通过道德自我完善而达到影响社会之目的。 历来解释观生居题壁者，似未涉及《观生居铭》。由于联与铭文体不同，文字上亦无相似处，粗看起来两者似乎了无相干，然铭与联之撰作时间、地点、心境相近，题写对象相同，故两者之间必有其关联性。可以说，受《观》卦之义影响，以“观我生”的眼光对自己历史与现状进行观照与反思，解释自己选择隐居方式目的在于追求自然天理与道德自我完善，就是观生题壁联与《观生居铭》相同的主旨。 二、“活埋”之义 船山“乞活埋”之云，殊为费解。以往观点或从其字面阐释，如认为：“所谓活埋，意为生命已随明亡而结束，作为大明贞士，早与明共已，现在苟活人间，如在墓中”；[28]“盖欲早了此生”。[29]或将联中“乞”理解为“给”，进而释云：“将七尺身躯的生死存亡早置之度外。如果老天爷(看来还兼指清朝统治者)赐我一死，就让(从，任从)他赐吧。”[30]或从联语句意串解为：“自愿以自己七尺身躯全归于大地，合于天德。”[31]也有从联语之平仄分析，认为是船山的一种笔法：“活埋当解为死埋，此联一曰六经，一曰天命；一曰生，一曰死。命虽受天地而不可违，然天道亲仁，惟德是辅，绝无‘活埋’生物之理。又‘活埋’对‘生面’亦平仄不和，当作‘死埋’。今《船山全书》两作‘活埋’未必后人所改，疑为训诂家‘反意为训’之类，本出船山的一种笔法。”②以上说法，莫衷一是，但均未深入探源“活埋”一词。 陆复初指出：“‘活埋’与方以智的‘烧生’，同是佛家典故，阐明自己的人生观。”以“活埋”为佛典，甚是。但他又说：“‘烧生’和‘活埋’，都是在烈火中锻炼自己的意思。”[32]此解释又令人费解了。“活埋”字面原与死埋相对，原义为活活地埋葬。用之观生居联绝非此义，而是用其喻义。“活埋”一词应出自《景德传灯录》： 黄檗一日普请锄茶园，黄檗后至，师问讯，按钁而立。黄檗曰：“莫是困邪？”曰：“才钁地，何言困？”黄檗举柱杖便打，师接杖推倒和尚。黄檗呼维那：“维那拽起我来。”维那拽起曰：“和尚争容得遮风汉！”黄檗却打维那。师自钁地云：“诸方即火葬，我这里活埋。”[33] 这是临济宗创始人义玄(？-867)在黄檗希运(？-855)座下时的一个公案。这里“活埋”绝非字面原义，应别有深意。黄檗希运说法尝云：“此本源清净心，常自圆明徧照。世人不悟，只认见闻觉知为心，为见闻觉知所覆，所以不睹精明本体。但直下无心，本体自现。”[34]希运被义玄推倒，倒地的只是其“为见闻觉知所覆”之心，不是他的清净心。所以希运呼唤“拽我起来”，实是测试义玄是否领悟其“直下无心，本体自现”之说。侍者未能参透，但义玄则深昧其法，不但未去扶，反而道：“我这里活埋。”即不仅是要把“为见闻觉知所覆”之心推倒，而且还要将其活埋，表示与其彻底决裂，以达到精明之体，清净之心。可见，“活埋”在佛典中，并无“烈火中锻炼自己”的意思。 临济宗自义玄开创之后，兴盛异常，大江南北遍布法嗣。故而其门下徒众，多拈师祖公案以参会禅理。例如虚堂智愚(1185-1269)的这首偈颂： 呈真哧杀盘山，对众侮慢临济。静处畏影逃形，闹里掀天扑地。镇州城外活埋，至今鸡惊犬吠。[35] 虚堂智愚，俗姓陈，宁波象山人，南宋著名禅僧，临济宗的传人。此偈在语录中原有题“普化和尚”，可见是为称颂普化禅师的古德高法而作的。普化和尚为河北镇州人，师从盘山宝积。盘山宝积与百丈怀海同出马祖道一门下，其法嗣与临济义玄同源。义玄在镇州传法时，多得其帮助，按照师承辈分，应称其为“法叔”。③普化平日行事疯癫，有“佯狂混众，圣凡莫测”之称，却甘心辅佐义玄弘法，临济道行碑铭中赞其“以雄杰相与辅翼，而甘于下风焉”。了解这些背景后，智愚这首偈的含义也就不言自明了，那么“镇州城外活埋”，绝非字面意义之活埋，其意应为，普化禅师在镇州得道证法，“为见闻觉知所覆之心”已经抛掉，而证其“精明之体，清净之心”。检有宋一代禅诗，所用“活埋”一语甚夥，多如虚堂智愚之偈，往往就义玄公案中出来，以参悟其中禅理。 至元代，号称“江南古佛”的中峰明本(1263-1323)，曾在浙江天目山上修筑一座活埋庵，此庵随其法名，更广为人们所知。中峰明本，俗姓孙，杭州钱塘人。明本早岁从临济宗法嗣高峰原妙(1238-1295)学法，问道十年，乃有所成，后游历四方，广传佛法。其精于禅学，颇受朝中王公贵胄的推崇，元仁宗、英宗多次对其表彰赏赐，并招请其出山执掌法席，整顿佛教，但其人却不为所动，终不受诏。明本自号幻人，在外云游时，结庐幻住庵而居，晚年退居天目山西峰，又常在西天目香炉峰附近趺坐参禅，高丽忠宣王王璋来天目向其问法时，尝曾问其：“我师其活埋于此乎？”[36]明本遂在此筑起一座活埋庵，在此修禅，后来亦圆寂于此。明本结活埋庵拒征不出，于是，“活埋”除了“悟道”之外，又兼有“隐居”之意。此后，诗文中“活埋”一词，多用此义。如卓发之(1587-1638)有一首《螺髻庵》诗，序云：“刘伯伦言死便埋我，不如中峰之活埋。乃拟活埋而结庵，庵以壑为屩，以虹为几，以钟阜为双髻。高帝言堆螺髻于天边即此。”[37]明末著名禅师紫柏真可(1543-1603)也写过一首《过天目山活埋庵》云：“自古名高累不轻，饮牛终是上流清。吾师未死先埋却，又向巢由顶上行。[38]诗中“未死先埋却”即“活埋”之意，结句把明本拒征比之巢由，表彰其全节隐居之可贵。然巢由隐居尚为名所累，而“活埋”则连名连心一道埋掉，故比巢由更向上一路。 明亡之后，避地隐居以全其气节者甚多，如徐树丕(1596-1683)，明亡后不仕，筑一活埋庵隐居，遂自号活埋庵道人，亦著有《埋庵集》。[39]黄宗羲(1610-1695)在《余若水周唯一两先生墓志铭》中写道：“靖节所处之时，葛巾篮舆，无钳市之恐。较之今日，似为差易。活埋土室，长往深山，吾于会稽余若水、甬上周唯一两先生有深悲焉。”[40]此处之“活埋”，意为筑室隐居，决绝世俗，保持气节。 综上所述，明清时代“活埋”之喻义大致兼有隐居避世与守节悟道之意。古之隐居实有多种层次：有求利之隐，有求名之隐，亦有决绝名利之隐。船山尝在《周易外传》中指出：“然则《大过》无取乎？曰：取之‘独立不惧，遁世无闷’者，则得矣。故夷、齐兵之而不畏，巢、许招之而不来。自位其位，而不位人所争之位。孤保深幽，敦土求仁。”[41]船山之隐，绝非终南之隐，亦非晚明陈眉公闻名朝野名士之隐，他真正是“遁世”之隐，连隐之名一并埋却。宋诗僧惠洪尝在其《昭默禅师序》中写道：“今之学者多不脱生死者，正坐偷心不死耳。……古之道人于生死之际，游戏自在者，已死却偷心耳。”[42]可见观生居题壁联中的“活埋”，非同普通隐居，乃是一种“死心”的隐居，是脱离生死，断绝一切杂念，与世俗决绝的隐居。 三、题壁联疏解 在了解船山撰写联语的背景和“活埋”一词后，我们可以进一步疏解此联语脉与意义。可以说，较之《观生居铭》文字的隐晦难懂，船山通过观生居题壁联更加清晰明白地表达了其理想与心境。 出句“六经责我开生面”意义较为明显，即表达自己对传统文化传承与创新的责任感，此句并无争议。明朝覆亡，对遗老孤臣带来的震动，不仅有国破家亡之痛，也有文化上的反思。明后期学者日益空疏，而缺乏社会责任感，引起有识者的反对。黄宗羲尝评价晚明学人：“天崩地解，落然无与吾事。犹且说同道异，自附于所谓道学者。”[43]船山对此亦深为不满，他尝谓：“有德之言，唯心得之，乃与往圣合符。韩退之言尧舜递传至孟子，岂有密室心印、衣钵拂子如浮屠之授受乎？阳明天泉付法，止依北秀南能一转语作葫芦样，不特充塞仁义，其不知廉耻亦甚矣。”-[44]故其欲以一己之力，矫正弊端，在社会鼎革，道德沦落之时，毅然承担起“推故而别致其新”[45]的历史使命。 船山欲以经史实学来扫除晚明空谈心性之弊，以“守正道以屏邪说”为责任，极力“辟象山、阳明之谬”，“斥钱王罗李之妄”。[46]其反思愈深，拨正愈用力。梁启超谓其学问为“明学之极敝而生反动”，[47]更认为其“为王学反动所产人物，不但能破坏，而且能建设”。[48]虽然山中隐居清苦，常至饥寒交迫，然隐居近四十年间，船山却益用力于著作，孜孜不倦。其为学“旁绍远搜，浩瀚闳深，取精百家，折衷一是”。[49]其一生所“建设”之宗旨，乃是“言者必有所立，而后其说成”。[50]船山的经学与史学，相互表里，阐幽发微，构建了一种关联紧密的“经史实学”。船山每治一经，先以考据、训诂之法，玩索探究经义，然后阐发经义之理，辅以对社会、历史、人生的深切关怀。如《周易外传》于《蹇》卦之义阐发道：“成乎大蹇之势，不息其大蹇之心，然后可以激天下之愤心，而踟蹰者亦为之扶杖而起……是以石室既囚而后种、蠡奋，三户已徙而后陈、项起，渐台既改而后诸刘兴。……忠志之士，未尝无悲悯之心，而时在难争，名犹未正，则以‘中节’之大人，不能必天下于往来，况其浸衰浸微，无求伸之志者乎。”[51]以史实来说明《蹇》卦所具“反身修德”之意。“到老六经犹未了，及归一点不成灰。”[52]船山一生以开六经生面的文化责任感自任，而其心期，实际上以“自修其身”的方式，重构以六经为代表的儒学，树立一种新的学术风气。刘人熙(1844-1919)以船山之著述证其“开生面”之成就道： “六经责我开生面”，诚哉其开生面也。船山之于诸经，若《书》、若《礼》、若《诗》，若《易》、若《春秋》、若“四子”，于荒山槲径之中，穷天人性命之旨，详哉其言之矣，而无一陈言，虽前后旨趣有相乖午者，要之大本大原之地，则千圣同心，万贤合魄，愚者莫能毁，爱者莫能助也。生面一开，而有志之士得门而入，岂非人心世道之大幸乎？[53] 可见，“六经责我开生面”不仅是船山追求理想，也是其作出的伟大贡献。 再看“七尺从天乞活埋”句。“七尺”，即七尺之躯，代指自己的生命。“天”为何意？船山云：“言道者，必以天为宗也，必以人为其归。”[54]“天有一定之常理，抑有不测之变化。道其常，则君子以人而合天。”[55]“心者，天之具体也。”[56]可见在船山的意识中，“天”、“道”、“人”、“心”这几个概念是相互交织的。天为至尊，道以天为宗，与人相合，心则是天之表现形式。以心修道，遵从于天，便是修“天人之道”。船山“从天”就是顺应天命，就是他所反复强调的“顺俟天也”、“修身以俟命”，这也和他由“《观》卦之义”中悟得的“爱身以爱道”相通。在船山眼里，只有尽人道才能顺天道，其尝谓：“夫人将以求尽天下之物理，而七尺之躯自有之而自知之者，何其鲜也。”[57]在船山当时的语境中，“从天”即顺应天命，就是要以“七尺之躯”去“求尽天下之物理”，而其求尽之法，不是“手援天下”，而是以“不言之行”，反身自修其身而设教，然后达到“立天、立极、立人”进而“恒尔考旋”之理想。[58]那么，对船山来说，“活埋”即以隐居守道的方式来尽自己对人、对天、对时代的义务，是他明智而适当的选择。 总括而言，“六经责我开生面”句意为：儒学期待我去开创新境界。“七尺从天乞活埋”句意为：我将顺应天命隐居守节。二句语脉连贯起来，更可以简要地理解为：我必须决绝世俗，隐居守节来完成复兴儒学的使命。 “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在今人看来，首句意义重大而积极，故引用与阐释重点在此。若考之船山撰联之语境，次句的重要性并不亚于首句。船山为何要撰此联，尤其是为何要强调自己“从天乞活埋”？“活埋”何以需“乞”呢？从当时的语境看，这正反映出船山所追求的异乎清初士人群体的一种特殊的生存方式。 明室倾覆之后，明朝士人面临着多种生死的选择，船山亦如此。活着，还是死去？这固然是个问题。以何方式活着？也是一个问题。在降清、殉国、逃禅与隐居四种方式中，船山毅然选隐居于深山僻壤，他的“活埋”式生存有独特的意义。“一姓之兴亡，私也，而生民之生死，公也”，[59]在一姓之私“节”和生民之公“道”中，船山之所以选择了后者，就在于他认为存身才能存道，自修其德，进而求道设教，以开六经生面之途，达到“恒尔考旋”之境。 船山《自题墓石》之铭曰：“抱刘越石之孤愤而命无从致，希张横渠之正学而力不能企。”[60]这恰好总结了他一生中政治活动与文化建设之两大理想。前者以失败告终，后者却以崇高的成就永载学术史册。观生居联是船山在政治失败、复国无望，转入文化建构后所写的，虽然简短，却是他生涯转折的纪念碑。此联是船山对自己生存意义与生存方式的思考和表白，它的风格与其与说是崇高的激昂，不如说是坦荡的悲凉。 ①近人潘雨廷指出船山：“凡自二十八岁至五十岁之学，实以《春秋》为主，以《易》为辅。自五十岁，既成《春秋家说》，复筑观生居后，始以易学为中心。”潘雨廷：《论王船山以易学为核心的思想结构》，《中华文史论丛》1986年第4辑，第224页。 ②张京华：《船山之学的本旨与诠释》，圣辉主编：《船山思想与文化创新》(上)，长沙：岳麓书社，2010年，第125-126页。按：“‘活埋’对‘生面’亦平仄不和”之说不确。“活”字为入声，和“生”字正好平仄相协。 ③《真定十方临济慧照玄公大宗师道行碑铭》，参考刘友恒、李秀婷：《〈真定十方临济慧照玄公大宗师道行碑铭〉浅谈》，《文物春秋》200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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