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后学困厄”及其实践超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困厄论文,后学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困境及后现代走势
在当代思想论坛上，不知怎么搞的，“后现代”一下子成了最常见、最流行的核心概念和关键用语，似乎后现代已不可避免，并有意强调我们已处在后现代境遇之中了。这当然与当代思想界遭遇重大的理论困惑并不同程度地陷入文化危机有内在关联。的确，不可否认，在全球化语境下，受后现代思想文化浪潮的冲击，现代性的先锋理念及其价值体系，大有从中心滑向边缘之势。后现代元素已全面涌入了现代框架之中，已成为现代文化生活的内在组成部分，甚至颠覆了某些传统、先见和习性，成为人们须臾不可离开的东西，以至于当人们日益处于后现代阴影中而对现代重新审视之时，现代理性提供给我们的如此生活的正当理由以及由它宣示的人文价值理性和虚幻幸福期许，都受到了严厉的拷问。后现代文化、语言等元素的过量介入，一下子照亮了现代性思想体系中的诸多缺陷。在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此类特征和走势尤其明显。此前，笔者在自己的论著中曾不止一次地指出了这一点：正值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陷入困顿之时，因其与后现代的不期而遇从而使整个研究格局出现了柳暗花明式的逆转，马克思主义不仅可以摆脱各种危机和挑战，而且能借助后现代的思想平台开辟出许多新的自我生成之域，马克思主义的后现代化不仅可以别开生面、生机无限，而且可以凯歌高奏、阔步前进了。[1]307当然，对马克思主义后学化的乐观估计，不唯本人独有，在当代思想论坛上，似乎是一种集体性的精神认同。[2]其总的看法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最大困境不是研究模式本身的问题，不是如何回归文本、如何与中国传统文化认同的问题，而是如何援引后现代精神资源而重新回到它早已失落的生活世界中去、回到当代社会变革的实践中去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只有经历后现代转向，才能真正地切近于人，切近于人的生活，才能从根本上改变研究中一度凸现的尴尬境况，赢得时代、生活和人民而重新见重于当代与未来。
二、对马克思主义后现代转向的反驳
正当后现代马克思主义高奏凯歌之时，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的处处牵手却招来了一片苛责之声。学界早有一些思想敏锐之士，不无见地地指认，后元素的过量引介，在把自己中心化的同时，却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边缘化了。只需稍微留神就会觉察，在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论坛上，到处都可看到后现代元素的影子在晃动，它早已深入到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内部，已化入其中了。马克思主义再也不可能没有后现代性那样的独立发展了，后现代元素及其精神气质已全方位地弥漫或渗透于马克思主义精神体系的方方面面，从根本上支配了它的精神生产机制和未来发展的大体走势，并在马克思主义头上到处堆砌了各种多样的非法性建筑，使马克思主义核心价值系统面临全面崩溃的危险，使它原有的许多前卫思想和先锋理念面临无效衍义、精神放任、价值流失的危险。如果后现代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中的普遍撒播，真的促使它实现了他者化、异己化，使之丢掉了自性并导致了它的合法化危机，那就证明，后现代转向对马克思主义来说，只能是一种失败的计划，只能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的不幸。而如果后现代的运思方法和思维模式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强行引入，造成了马克思主义原有精神气质的飘散和逃逸，造成了马克思主义原有精神能量的泛化和俗化，造成了马克思主义理想和信仰的掉价和动摇，[3]总之，如果后现代主义造成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全面统治的话，那只能表明：后现代谋略胜利了而马克思主义却被谋杀了。面对后现代话语对马克思主义精神价值体系的扩张，比较严谨一些的马克思主义者非常不满，甚至愤愤不平。他们认为，我们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不是为了好看，不是为了赶时髦，不是为了借后现代平台以“作秀”，更不是为了处处要为自己吹一个西方式的牛，从而硬披上后现代时尚的华丽服装。换言之，我们不必为了迎合西方思想者的口吻而使当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处处都张扬着一种后现代的文化特征和精神气质，更不必使马克思主义研究从属于广义的社会学、文化学，将马克思主义视作思想史、社会史、文化史。恰恰相反，要反对无视当代思想领域斗争的复杂性与马克思主义自我发展的基本规律和中国方向，将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统统纳入马克思主义范围内进行无批判地研究。否则就会扭曲了它的原有本性，并使之丢掉自性和真我，使原本高规格、准政治的理论研究降低为一种生活例证和文献堆砌，使高品位、准经典的学术精品演变成了一般性的社会化、生活化、时尚化的大众心理学。质言之，要反对将马克思主义研究随意放任和泛化，反对将马克思主义降低为一般文化史、思想史、社会史的浅表性附庸，而主张必须进行适当的意义划界和学术的自我归并。有人说，马克思主义有自己的范围，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可以没有范围，笔者对此不敢苟同。窃以为，不仅马克思主义有范围，对它的任何研究有范围，而且对它的运用哪怕是创造性的运用也都有范围，不能对马克思主义这种神圣性的东西到处乱搬乱套。对此，应牢记恩格斯的谆谆教诲，不能在任何一个小问题上都使用大字眼。如果硬将马克思主义的精义处处附着于生活的表层，停留于生活的直接性事实里，以下贱的方式处处向生活示好，不仅不能烘托出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意识，反而会造成它的严重的无根性和碎片化，这不是自我埋藏、自我消解，又能是什么呢？为此，笔者曾再三强调马克思主义研究必须固守本性，回归自我，将马克思主义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划清界限，还应将马克思主义从一般思想史、文化史、社会史中独立出来。在当代中国，除尊重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内部规律和学科自性外，还要强化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中国方向和民族特征，不能用一些类似时尚性的东西冲淡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意识形态性，用一些生活性的碎片替代真正的科学真理。否则就会使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处于晦暗之中，并与新时代的要求严重疏离，严重错位，从而产生马克思主义与现时代严重的认同危机和陌生化效应。
三、马克思主义“后学家”对上述反驳的回应
但，在马克思主义“后学家”看来，如果用传统、正统的方式来对待今天已越来越全球化、数字化、后工业化语境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对马克思主义研究一味采取收敛、紧缩策略，甚至执行一种退行性诠释定向，硬切断它与社会、文化、生活之间的千丝万缕的联系，排除多元文化元素对它的外来浸染和干扰，铲除它与一切社会的、文化的、生活的价值关联，将研究的目光只集中于自身之内并试图追求一种纯净如水般的纯学理研究，这样就会使它在日常保守中走向僵化，因失去多元文化的共同滋养而烂掉了自己的根，并因而不能获得自身之外的多点支持，不能求得在混合文化中的生长，而会成为人们敬而远之的孤家寡人。在激进的后学者看来，马克思主义的后学化已成定势，已是一种极为普遍的现象。传统马克思主义者所主张的那种“话语中心主义”研究模式，早已风光不再，成了明日黄花。因为，马克思主义压根不能靠固守自性而人前显贵，它必须因其能与时俱进、与世谐行而成为永远的光荣。即使是马克思主义中的核心范畴和主导精神，也不可能一成不变，而是在理论与现实的互动磨合中不断生成的。马克思主义的意义空间是无限开放的，其自身的理性价值和文化意义也是在不断地增值的，其意义构造的内在机制来之于对它的创造性应用和拓展，它正是在创造性运用中四处播撒了自己的理性能量，发挥了自己的综合效能。因而，马克思主义精神和幽灵的四处漂泊、四海为家，不仅不会成为日常生活、文化时尚的附庸，反而会点亮当代文化和生活的灵魂之光，成为当代社会的主流意识和主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的后现代转身，当遭遇人们普遍怀疑、处处冷遇之际，突然在陷入尴尬境遇的拐角处豁显出一片新天地，使它未来的发展前景别有洞天且光明无限。因为马克思主义研究在逐步退出自己原有的精神领地而被大量的马克思主义以外的东西所挤压和取代之时，马克思主义作为时代精神之精华和文明的活的灵魂，反而以至极性的方式得到了全面彰显，在社会、文化和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为马克思主义的全面发展，赢得了彻底性的胜利，大大开拓了它原有的新边疆，刷新了它原有的精神地图并使它原有的思维方式、精神状态获得了新生、再生或转生。这样，马克思主义在打破文化壁垒、拆除学科栅栏、填平价值沟壑，实现跨文化运作、跨学科发展的过程中，以变换了的新姿态重新使自己复活在了时代、生活之中。马克思主义在后现代化之路上，可谓一路凯歌高奏，正在重新制造马克思主义世界化和“化”世界的后现代神话。同时，也革除了将马克思主义的本真精神淹没在象牙塔中的弊端，避免了使之退缩到高楼深院、书斋讲坛用纯粹理性为自己圈定一个坚固的城堡，使自己因长期失去新生活阳光的普照，错失时代气息的滋养而变得面目全非、不近人情。相反，在经历过后现代的精神洗礼后，马克思主义不仅没有在泛化中日益委顿，在媚俗中日益低迷，反而却使之从各种形式主义、教条主义的桎梏中解放了出来，使之走出了各种研究误区、盲区和怪圈，打破了精神牢笼，跨越了固定的边界，在回归生活、贴进时代中成功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对现代生活和文化的意义扩张、视界归并，在执行跨文化、跨学科合作和广泛开展界外阅读战略中，成功地完成了马克思主义与人文学科、自然学科的视域整合、内在融通，为马克思主义当代发展开辟了许多新的自我生成之域，开垦了许多无人经营之地并将之圈进自己的理性家园之中，成为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
四、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
诚然，时下不乏冷眼旁观之上对后现代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热情牵手，予以冷静评析。在他们看来，将马克思主义强行拉上后现代解读平台，试图借后学资源以照亮马克思主义当代价值的做法，不仅说不上成功，更谈不上彻底性的胜利。因为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在眼下的暂时合拍、互相发明，只是为双方提供了可资利用的混合型、和谐性的精神氛围和话语元素。对于后现代主义来说，它并非真心情愿向马克思主义靠拢，更谈不上将自己的地盘主动让位于马克思主义，其实与马克思主义的内在牵手不过是一种权宜之计或暂时的理性谋略，是试图借马克思主义的普照之光以照亮自己。有人甚至指出，后现代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热情拥抱其实执行的是一种通过打入内部而颠覆马克思主义的战略，所谓“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压根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全面背叛。[4]而对马克思主义说来，许多马克思主义者愿意与后现代主义合作，其根本旨趣也在于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用后现代之药医治传统马克思主义之疾。因而，马克思主义的后现代转向，也不过是一种策略而已，二者根本不可能在价值取向和精神实质上达到什么交往互惠、重叠共识。只是由于一些马克思主义者的一厢情愿，才试图借后现代主义之梯而通向更高阶段的发展，在“后现代”精神的刺激下以实现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高层跃进。可见，马克思主义的后现代转向并非是马克思主义未来发展的正当出口，更非它的唯一出路，更遑论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了。后现代转向，只是一种暂时性的文化风尚和理性谋划，马克思主义对当代的全面胜利岂可指望在后现代叙事中得以完成？
从人类思想发展史上看，当马克思主义遭到强烈批判、攻击和曲解时，它思想的光辉反而更加明亮，通过尖锐的争辩、驳斥不仅没有削弱其影响，反而印证了其理性价值的自我揭示；而当马克思主义取得全面胜利之时，其论敌摄于其理论威力不得不将自己装扮成它的同道者，为马克思主义一路唱赞歌，试图打入内部，执行颠覆马克思主义的阴谋。[5]6当代西方出现的后现代主义在苏东巨变后，当马克思主义面临四面楚歌之际，一反常态，从严厉批驳马克思主义并试图彻底除之而后快，突然转变成了对它的热情拥抱。许多原本马克思主义的竭力反对者，时下都对马克思主义抱以同情之心，甚至大唱赞歌，从各个方面肯定了马克思主义对当代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所具有的重大而根本的意义。不少后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不可超越的意义视域，因为它赖以产生并自觉接受指导的社会实践并没有改变，它仍拥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感召力，它的思想仍然是现代世界中一个令人时刻感到惊悸的精灵，是激起人们最热切的希望，使人产生美丽理想和幸福憧憬的思想根源。但从骨子里看得出，他们其实比谁都愿意迫不及待地将马克思主义彻底地送进坟墓，急于为之签发死亡通知书并在国际上组织起一支规模可观的送葬队伍。然而，正当他们宣布马克思主义就要彻底失败、行将就木之时，一些极富洞察力、敏锐性眼光的后学者，突然惊醒了，他们认为如果过早宣布马克思主义的死亡，就会放松西方思想阵营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就会淡化思想斗争意识，麻痹意识形态斗争的神经。故而，他们才一反常态，故意转过身来对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大加褒赞，以惊醒西方思想者的迷梦，使之仍然对马克思主义保持高度的批判态势和政治嗅觉。这只能说明他们斗争策略的转变，如何能表明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肯定认同不是一种有距离的承认呢？如果认为他们还能够对马克思主义抱有同情之心，说了许多中肯之话，唱了一曲曲赞歌，就认为他们根本立场已发生了转变，甚至已变成了我们的同道者，从而急于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后现代转身，那样，就被他们的迷雾所欺骗，落入了他们预先埋伏好的思想陷阱和圈套；而如果谁再进一步地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后现代转向代表并引领了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后现代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先进思想的唯一曙光，是马克思主义未来发展的唯一出口，是马克思主义展现和确证其自身理论价值的根本途径的话，那就会被后现代主义的政治阴谋和错误思想所俘虏并被它引向失败之途。从这个意义上讲，“后现代马克思主义”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同义语。[6]
五、当代马克思主义学科价值的实践性生成
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只有以积极的姿态参与到社会变革运动的核心，才能真正展现并确证其思想的真正活力。因为，它只有全面贯彻于社会实践，并在其中得到真正而全面的实现时，它自身的许多弊病和缺陷才能被彻底扬弃，它的全部生命力和当代价值才能自我揭示和自我确证。同理，它只有根植于当代人类生活、社会实践和思想变革之中，它才能不断沐浴新生活的阳光，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新文明时代，永远焕发出青春和活力。可见，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特征，再一次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仍旧是社会主义新文明时代的活的灵魂，它本身就是这一新文明时代的理论表现和自我揭秘。其思想精华和依然活跃着的坚韧本质就在于它的实践性，就在于它且实际上就是这种新文明构建活动的内在组成部分。其当代价值和根本意义就在于它以一种广泛而深刻的理性内容具体而微地活在当代的社会变革实践中，以自己特有的方式为社会变革的深层推动作出科学的认识和谋划。可见，马克思主义无论就其内部或是就其本身性质来说，仍然是当代最伟大的真理，是当代依然活着的最伟大的思想，它的不可超越性不是来自它与后现代主义的邂逅与牵手，而是来自于它对当代实践的积极参与，来自于它思想深处的生动而深邃的实践性。
然而，遗憾的是，各种后现代的叙事方案却支配着相当一部分研究者的思想，他们用后现代阐释方式和所谓“中立化”的理论立场来取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尤其在当代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文明时代，他们却一而再、再而三地使它的实践性特征处于遮蔽状态，从而使其理论体系的许多最关键、最重要之点蔽而不明不说，而且还使之停留于后现代智力洞穴之中，面临彻底改变原有精神实质的危险。各种后现代策略在马克思主义身上“无原则”的附会和妥协，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实践性科学原则在逐渐变质的同时，将成为外在的和无关紧要的东西；而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实践性这一最本质的东西，不仅剥夺了它最深刻的和最具发展潜力的生命之源，而且造成了它的内在理性基础的分裂和瓦解。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进一步科学地阐明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内涵，这不仅意味着能充分地显现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原则和根本特征，从而与一切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作出原则上的划分，而且还意味着在理论上彰显出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意义，自觉抵制了后现代者对它的杂然并列和随意添加，从而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和权威性。
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表明：马克思主义依然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真理，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就在我们身边，就处在我的生活之中，是我们生活的真实原则和铁的规律。当然，马克思主义对当代生活的参与，不是靠附着于生活而发挥作用的，而是靠思入生活之中，积极对时代主题发言，参与社会变革而施展其影响的。把马克思主义及其本质精神作实践性的理解，这早已成为学界长期以来的普遍共识，但惜乎未能对之作深入细致的研究，而往往停留于一般性的诠释上，有意无意间丢掉了它最核心的精髓部分——批判性和超越性。批判性是马克思主义实践性本质的集中体现，是马克思主义实现自身发展和自我变革的基本方式，是自我揭示、自我表征、自我确立的重要的思想通道。若丢掉了批判性，对马克思主义实践性的诠释就只能是残缺不全的，就只能在各种偏见、曲解中漫游，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意义就无从彰显，更无法将其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内在予以关联。同样，超越性也是马克思主义实践性的重要内容，如果离开了它，只对实践性作生活化的理解，或者，如果不能用实践生存论原则来诠释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变革，那就根本无法真正超越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旧模式、旧框架，更无从实现其精神状态的生成性表达。我们向来重视马克思主义实践超越问题的研究，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不断获得重大创新、不断中国化的根本路径，也是它不断实现学术自觉并不断走向理性成熟的根本标志。可以说，正是由于对实践性中的批判性的和超越性内容的聚焦，才真正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整个学科体系的当代建构和快速发展，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本性复归并找到了切实地把握和凸显马克思主义真谛的正确路线。但遗憾的是，近来由于不少人受到后现代主义的操纵，曾武断地将庸俗的行动主义实践观和生活意义上的实践内容，强行地指派给马克思主义，像第二国际正统派马克思主义者——梅林和普列汉诺夫那样，对马克思主义实践性本质作了退行性的诠释，[7]11不可避免地使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整体陷入断裂和悖论之中，从而错估了它的当代价值和伟大使命，并将之无端地归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谱系，混淆了它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界限。正是有鉴于此，从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牵手后所产生的理论困惑出发，对马克思主义学科体系中的元实践观予以再度关切，旨在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自省自励，实现马克思主义发展模式的重大转换和新形态的中国式建构，旨在超越后现代主义者因对马克思主义作了行动主义、实用主义的理解而导致的各种各样的理性困惑，使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不仅在历史上成为马克思的同时代人，而且更努力在思想上成为他的同时代人，真正为之确立起一种富有自我批判精神和内在超越性品格的伟大的实践精神。[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