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多维：我国职业教育政策研究的新趋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多维论文,职业教育论文,走向论文,我国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进入21世纪以来的近十年时间是我国职业教育研究快速发展的时段，也是职业教育政策研究取得较大突破的十年。笔者以“职业教育”和“政策”为关键词、以1979年至1999年为时间段在中国知网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硕士学位论文数据库、博士学位论文数据库分别进行篇名检索，结果为：期刊论文26篇，硕士、博士学位论文均为0篇；以2000年至2008年为时间段进行同类检索，结果为：期刊论文159篇，硕士学位论文14篇，博士学位论文0篇。这说明，近十年的理论探索中，我国职业教育政策研究成果数量迅速累积。通过对两个时段的期刊论文进行文献梳理、提炼与总结，笔者认为，2000年以来学者们关于职业教育政策的研究逐步突破了以往单一的经验性范式，开始走向多维视角的学理性探索。
一、学科视角的职业教育政策研究
职业教育政策研究属于职业教育学与政策科学的交叉性研究领域。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国家对职业教育日益重视，职业教育政策研究开始走向前台。但是，过去20年的研究大多是从职业教育学的学科视角进行的，随着政策科学在我国的兴起以及职业教育研究的推进，进入新世纪以来，研究者开始从政策科学的维度思考职业教育政策问题。
（一）关于职业教育政策价值基础的研究
所谓价值就是客体属性之于主体需要在实践中形成的效用关系。职业教育政策价值就是职业教育政策对职业教育决策者、咨询者、执行者以及其他职业教育政策利益相关者的效用关系状态。它解决的是职业教育政策活动主体进行政策选择时所持的观念、标准与尺度等。
随着国家对职业教育日益重视，进入新世纪以来，政府先后出台了一系列重要的职业教育政策。其中以2002年8月颁布的《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与2005年10月颁发的《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影响最为深广，这两个政策文本奠定了我国新时期职业教育发展的宏观战略基石。一些研究者采用政策文本分析的方法，剖析了新时期我国职业教育政策的价值取向。比如，有论者认为这种价值取向主要表现在：强调职业教育要适应、服务于社会发展；职业培训与职业学校教育并重；寻求政府干预与市场介入的适度平衡；建立适应市场变化的职业教育体系；重视农村和西部地区职业教育发展。[1]还有论者认为两个《决定》以及国家主要领导人的讲话彰显了新时期我国职业教育政策的重大价值转向：1.从全面视角认识职业教育的功能或作用，政策的制定从单纯的经济视角转向对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的全面功能的追求。2.对发展职业教育的政策有了新的认识。实施“四大工程”，推动职业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向纵深拓展；实施“四项改革”，对职业教育独特的办学规律和特征的认识程度有所突破。3.实施“四个计划”，大力加强职业教育基础能力建设。4.建立职业教育贫困学生助学制度，实现教育公平原则与教育和谐发展。[2]也有学者不仅局限于对政策文本作解读式的诠释，而且开始用一种批判与建构的眼光论述教育政策的应然价值。比如，有论者指出当前我国职业教育政策中“所隐含的理念是重视职业教育的经济价值”，但作为一种教育，“职业教育不仅具有经济的价值，还具有不可忽视的社会和个人发展的价值”。职业教育政策不仅需要经济学的视角，而且还应有社会学、教育学的立场，在多学科精神与价值分析的基础上，论者认为科学、完整的职业教育政策价值选择需要建构起“效率”、“平等”、“自由”的三维理论框架。[3]
（二）关于职业教育政策制定的研究
从政策科学的角度看，职业教育政策是一个包括了政策制定、政策执行、政策监督、政策评估等多个环节、阶段的循环往复的动态过程。政策的制定是职业教育政策过程的逻辑起点，它直接关涉到政策的其他环节与阶段。
近十年来，已经有学者开始对职业教育政策制定进行研究，并且提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观点。比如，论者认为，职业教育政策的制定实际上就是代表政府行使权力的教育决策主体的价值选择。一项职业教育政策的出台必然面临如公平与效率、长远收益和眼前利益等诸多矛盾，因此，职业教育政策问题其实就是职业教育价值问题。教育决策主体的价值是一个复杂的价值体系，由表及里地反映在主体的元价值、隐价值和显价值之中。政策的制定过程其实就是决策主体价值寻求、价值选择和价值实现、价值创造、价值分配的过程，是价值矛盾斗争和抉择的过程，[4]
还有学者对我国职业教育政策制定的理论模型与框架进行了研究。比如，有论者以三种典型的社会—经济理论模式为依据，将职业教育政策的理论模式划分为完全竞争市场论（perfect competition market theories）、社会整合论（theories of social integration）和公共选择论（public choice theories）。[5]三种模式代表了在职业教育发展中处理政府干预与市场选择之关系时政府的政策选择与制度安排模型。也有学者区分了职业教育政策制定的设计模式和内生模式，并且指出我国职业教育要获得可持续发展之根，必须要实现从设计模式向内生模式的转化。[6]
（三）关于职业教育政策执行的研究
美国学者艾利森曾经说过，在实现政策目标的过程中，方案确定的功用只占10％，而其余的90％取决于政策的有效执行。研究者们普遍认为，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党和国家对职业教育日益重视，频频出台职业教育政策。然而，在文本呈现一派繁荣的同时，我国职业教育发展却远没有达到政策预期，政策失效问题明显。
最近，研究者们主要从执行失效的表现、失效的原因分析、增强执行效度的对策等方面研究职业教育政策执行问题。有学者从政策学的角度认为影响职业教育政策执行的因素主要有：政策本身的效力问题；政策执行主体的价值观错位问题；政策执行者的素质问题；政策执行的监督问题。[7]也有论者从历史文化学、社会学、政策科学等多学科的视角对这一问题予以多维分析。[8]还有学者认为，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沟通难、职校自身存在诸多问题、政府对职业教育的职责履行不到位、政策行为和管理行为脱节、政策本身缺乏一些配套措施以及我国传统文化观念中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等[9]构成了我国职业教育政策执行失效的系列原因。
研究者们在挖掘政策执行失效的同时，大多提出了建设性的方案。比如，有学者认为，为了提高政策的效度，需要做到以下几点：1.政府要适当加大对职校生均经费的投入；2.调动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积极性；3.制定与政策配套的措施；4.政府要大力促进普职沟通，尤其是教育思想的沟通等。[10]还有论者认为要实行责任追究制、加强社会宣传，营造良好的政策执行氛围、强化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职能等。[11]
二、时间视角的职业教育政策研究
恩格斯说：“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从时间维度进行职业教育政策的阶段性梳理与反思以及对未来发展的政策展望也构成了近十年职业教育政策研究的一个特点。
（一）历史追溯与理性反思式的职业教育政策研究
我国的改革开放已经有30年的历史进程，职业教育的发展也有了30年的摸索，对既往的职业教育政策进行梳理与反思成为职业教育政策学者的一个使命。
比如，有学者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农村职业教育政策进行了回顾与评价。论者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职业教育在办学形式与规模、财力支持体系、师资培养与劳动就业等方面均有政策的支持，在这些政策的支持下，我国农村职业教育“数量增多、专业设置多样、层次结构复杂、办学主体多元。而政府不断采取多种配套政策创建了多途径的师资培养渠道和劳动就业制度改革，不仅激发了职业教育的需求，而且赋予了农村职业教育新内涵和新意义……农村职业教育经费、办学条件和师资力量逐步改善。同时，农业培训也获得了较快的发展”。然而，政策中一些命令式的表述、缺乏计划性和可操作性的监督措施，消减了政策的执行力，导致政策落实不力。农村职业教育在教育机构的发展水平、教师的结构、经费支持等方面困难重重。[12]
还有学者通过对20多年来的职业教育法律与政策文本的剖析，梳理并提炼出了我国职业教育政策的市场化价值取向。论者认为，这种取向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引进市场力量参与举办职业教育；二是将公立职业学校推向市场，用市场机制配置职业学校内部教育资源。但论者认为，政府采取的市场化运营方式并没有化解当前职业教育所面临的系列问题。“与政策制定的初衷不相协调的是，职业学校在校生所占比重不断下降，职业教育的许多新尝试并没有带来预期的效果，庞大的职业教育规模下面潜伏着深刻的危机”。在研究者看来，市场化的职业教育政策无法解决这样一些危机：市场化不能实现职业教育自我发展；市场化无法实现对公共资源的有效配置；市场化无法实现职业教育与其他社会组织，尤其是行业组织和企业组织的有效联合，必须依赖于法律的强制和其他诸如税收制度的相互配合才能与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组织形成有效联合，市场化只能造成垄断或者短视行为；市场化无法代替政府对职业教育的高投入；市场化无法有效实现职业学校内部运营机制最优化。[13]
（二）未来展望式的研究
未来展望式的职业教育政策研究主要倾心于职业教育未来发展战略与政策选择的研究。战略研究的一个首要前提是对系统所面临的内外环境因素作客观的分析。有研究者认为，未来15年我国职业教育面临的宏观环境主要有：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竞争优势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人口结构变化和就业的压力；提高人口素质和普及高中阶段教育。[14]研究者进一步对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趋势与未来走向作了预测性的研究。论者认为，这种趋势与走向表现在：1.提高劳动者素质尤其是农村劳动力素质的社会需求、高等教育的大众化以及未来我国人口走向等客观的社会诉求将使职业教育的比例不断得以提高。2.《2001－2002中国城市发展报告》中预测，未来50年我国将有6亿农村人口转入城市，城市化率将从现在的37％提高到75％以上。城市化发展呼唤职业教育走向农村，未来农村职业教育将呈现高度发展态势。3.由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不均衡，我国职业教育发展也将会呈现出区域化发展特征。一方面，人才培养呈现区域化的特点，另一方面，职业教育的发展模式与重点也将呈现出区域化的特点。4.无论是教育发展本身的规律，还是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抑或个体自身的发展诉求来说，职业教育各层级间的高移将成为必然要求。5.适应产业结构的调整，未来我国职业教育将更加多样化地实现与产业发展互动。
研究者们在环境分析、走向预测的基础上致力于对未来的政策设计提供战略建议。比如，有论者勾勒了未来15年中国特色职业教育模式与政策选择：建立职业教育培训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社会伙伴关系和政策协调机制；在建设学习型社会的框架下重新定位职业教育，并将其纳入国家教育的主流体系中；建立技能认证和测试制度，以保证职业培训质量标准；完善政府、企业、个人分担职业教育培训成本的保障机制。[6]还有论者对2020年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政策选择提供了建议：改革职业教育体制，加大政府对职业教育发展的资助力度，并实现社会化办学；拓宽生源渠道，改革教学模式，以开放式教学为主；加强产学合作，加大政府对产学合作的扶持力度；推动职业教育创新；加快高职教育双证并重的制度建设；进一步加强“双师型”师资队伍建设[17]等等。
三、比较视角的职业教育政策研究
随着我国新型工业化战略目标的提出，职业教育发展成为政府急需破解的难题。“它山之石，可以攻玉”，职业教育政策的比较视角研究成为近十年研究的一个热点。
（一）域外经验研究
R·H·莱曼把职业技术教育比较研究中的常见方法分为解释性个案研究和平行个案研究两种。前者以着眼个性经验的国别比较研究为主，后者“既可指共同的、各个国家都接受的目标或政策，也可指几个国家相关联的目标和政策的同类研究”。
近十年的职业教育政策国别比较研究主要以德国、美国、新加坡等在职业教育发展中取得成功经验的国家为范例进行。比如有学者研究了政策因素对德国职业教育的促进作用。“在德国特定的社会背景下，职业义务教育政策、职业培训促进政策和中小企业扶持政策对德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具有促进作用。”[18]德国的双元制职业教育政策也是研究者关注的焦点。在德国，有2／3或更多的人在企业和职业学校合作的双元制职业教育体系中接受职业教育。有论者认为，双元制职业教育政策对降低青年失业率具有重要作用，根据2004年的文献反映，双元制职业教育下的德国青年失业率比其他国家要低得多（德国为9.7％，法国20.7％，西班牙22.4％，意大利26.5％）。“德国的双元制职业教育在国际上逐渐被认可，它的信誉在一些国家甚至比在德国本土还要高。”但论者指出，德国的双元制“合作模式”也有自身的制约，即对企业提供的培训位置具有很强的依赖性。另一个问题是，在双元制的体系框架内，职业学校教育的地位是次要的，其地位常常被忽视。鉴于此，论者指出了当前德国职业教育政策要解决的核心问题：第一，要加强职业学校的教学设施和人员建设，使其成为在与企业的合作中具有平等权利的合作伙伴。第二，有效提高为学生家长和青年人提供的职业咨询和教育咨询的质量，将各种教育培训方式的优缺点、具体要求、机遇与前景等向家长和青年人做更详尽的介绍。第三，要促进关键能力的发展。关键能力不仅能满足全面和综合化的劳动组织方式的要求，而且更有利于拓宽继续学习的范围，从而提供新的职业机会。第四，强调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等值性。这不应仅停留在口号上，必须变成切实的教育政策和有针对性的措施。[19]
也有研究者通过对美国联邦政府自1963年以来颁布的多个高等职业教育法案的政策文本分析，论证了美国联邦政府在高等职业教育发展中的政策取向：促进教育公平；促进学生的综合能力发展；促进个人就业与经济持续发展。[20]新加坡的职业教育政策也引起了研究者的关注，论者认为新加坡的职业教育的成功与以下原因密不可分：第一，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较强；第二，新加坡善于根据国情汲取发达国家有益的经验；第三，新加坡高效的政府组织结构发挥了不可缺少的作用；第四，制度化的程序运用也促进了人力资源开发和产业需求相协调，通过培训目标对政策实施机构的运行加以指导。[21]
解释性个案研究已经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平行个案研究则相对薄弱很多。但仍然有个别学者作了很有价值的尝试。比如，有论者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劳工组织相关的职业教育政策文本为依据，发掘出了国际职业教育政策的基本范畴，即“教育与培训的分离与重合”、“不确定性与确定性”、“经济效益与社会公平的平衡”、“人的发展与劳动力市场和社会的需求”、“市场主导与国家主导的取舍”和“在劳动力与经济发展战略上的低技能平衡与高技能平衡”六个维度和六种二元对立范畴，并对此进行分析。[22]
（二）借鉴与启示
研究者通过对国外职业教育政策的研究，致力于挖掘建构我国职业教育政策体系时可以借鉴的因素。比如有论者在分析美国职业教育政策价值取向的基础上认为，“以立法的形式提高高等职业教育的地位；以法治教；注重立法的科学性、针对性、实效性与可操作性”[23]等应该给予我国以启示。也有学者通过对新加坡职业教育政策的研究，提出了建构我国职业教育政策的战略设想：首先，中国人口多，经济基础薄弱，人均占有自然资源相当贫乏，因此，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必须在充分考虑就业问题的同时，全面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变人口负担为雄厚的智力资源；其次，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不可能像新加坡那样，完全通过政府的高投入来发展职业教育，可采取多种形式办学的措施来繁荣职业教育；再次，中国经济正在转型，中国职业教育改革正在进行，必须把职业教育目前的一切变化作为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部分进行观察，以整体的眼光进行长远规划。[24]
通过对国际组织的政策文本基本范畴的分析与研究，有论者提出了诸多建议，供我国职业教育政策决策主体借鉴：1.在坚实的普通教育基础之上，学校职业教育与非学校职业教育和培训协同发展；2.职业教育的经济效益目标与社会公平目标并重；3.就业导向与以人为本兼顾；4.继续坚持国家主导，发挥市场力量和民间力量的积极作用；5.从劳动力低技能平衡的发展路线向高技能平衡的发展路线转轨；6.立足本土需要，批判性地借鉴国际经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25]
如前所述，2000年以来我国职业教育政策研究成果迅速累积，研究的视角也开始走向多元，研究已经不再局限于经验式的总结，学理性成分逐步增进。但是既有研究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整体而言，大部分的研究还是实用主义哲学指导下的策略性研究，基础性的职业教育政策理论探究显得薄弱；简单的借鉴与移植他学科和域外经验的痕迹比较明显；无论是本土政策还是国外政策的研究，对职业教育政策文本所作的解读式、诠释性的研究偏多，批判、质疑、建构性的探讨较少等等。
在笔者看来，未来的职业教育政策研究亟须关注以下问题：首先，职业教育政策研究很显然是一种问题取向的实践性研究，但是制度建构与政策设计的前提是要夯实理论基石，因此职业教育政策的基础理论探索需要加强。其次，用政策科学的理论框架来观照职业教育政策以及从国外职业教育发展的成功案例中寻求启示对改进我国职业教育政策无疑是有裨益的，但中国的职业教育政策更加需要的是扎根中国当下社会语境，把握“中国”、“转型期”、“职业教育”的特殊语义，展开本土化、原创性的政策研究。再次，职业教育政策的伦理性问题亟待破解。职业教育政策价值考量主要基于两个维度：一是职业教育的“职业”价值取向。与普通教育相比，职业教育的特殊性使得其更多地关注社会经济发展的意义与价值。二是职业教育的“教育”价值维度。教育的本体价值在于对人的生命价值、发展诉求的尊重与张扬。因此，职业教育政策的伦理诉求必须建立在尊重、发现、成就人的本真生命的基石之上。然而，无论是政府的政策实践还是学界的理论探索，对后者的考量明显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