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性贫困催生的包容性增长：找寻一种减贫新思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包容性论文,新思路论文,贫困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现阶段，非传统安全问题已经成为我国国家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威胁，安全指涉对象已经从国家转向个体，安全威胁从军事拓展到环境、健康社会和经济领域[1][2]，另一方面还凸显了在多民族治理和文化多样性发展过程中，我国经济社会的包容性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很多国家发展历程表明，各种不同个体或群体之间的冲突行为和经济发展常常是如影随形和相互交织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经济贫困和社会包容的不足(Abadie,2006)。经验研究也表明，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初期往往伴随着社会冲突的急剧增加，然后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社会冲突开始减缓，这个过程呈现出一个“驼峰形”过程的经验规律。[3] 强调经济持续增长和发展成果共享的包容性增长是缓解贫困和化解社会冲突的一条可取道路。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各种社会矛盾的不断凸显，如何深入理解包容性增长的深刻内涵，如何通过包容性增长降低非传统安全给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造成的损失以及如何通过制度“改革红利”有效勾连经济增长、社会包容和贫困缓解，构建完善的社会稳定机制，这些问题都亟待深入探讨。 近年来，强调成果共享和机会平等的“包容性增长”得到了诸多亚洲学者和政府的高度关注。毫无疑问，“包容性增长”理念是对已有发展理论和反贫困理论的有益补充，为经济增长、社会转型和制度变革提供了理论新视角。自2007年以来，我国政府大力倡导“包容性增长”理念，但目前国内学界关于包容性增长的研究主要基于内涵解读和宏观测度两个方面，缺乏基于包容性增长内涵的理论框架和反贫困理论，因而这里在梳理贫困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制度性贫困概念，并从增长包容和自生能力的视角探索制度性贫困的解决之道。 一、增长与贫困：道德意义与经济意义 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隐含着经济增长的道德意义：若一个社会的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多数人民的手中，那么它在道义上不得人心，且蕴含风险，必定会威胁到社会的稳定。斯密在提出微观个体“自利”假设之前，实际上已经强调宏观社会“利他”的重要性，即强调了经济增长过程中收入分配和成果共享对于社会稳定发展的重要性。[4]实际上，贫困作为一种社会和经济现象，是特定社会制度和经济背景下的产物，贫困思想的演化和贫困缓解的研究便是在不同经济发展时期逐步深化的。 从时间来看，研究贫困问题最早可追溯至16世纪。16世纪初的空想社会主义注意到英国社会制度弊端，随后的空想社会主义经济学家们将贫困作为资本主义制度反理性原则的集中表现和产物，将其主要根源归因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私有制。从政府来看，英国是最早对贫困立法的国家，英国1601年颁布《伊丽莎白济贫法》，试图通过税收“劫富济贫”。从理论来看，英国的布什在《伦敦东区人民的劳动和生活》(1889)和朗特里在《贫困：城镇生活研究》(1901)中，从社会保障和社会救助角度对贫困问题首次进行的系统的经验分析，对后来贫困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二战”中的《贝弗里奇报告——社会保险和相关服务》则是社会保障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至今许多国家的贫困群体依然是社会保障和社会救助的主要对象，由此，西欧部分国家的社会保障甚至覆盖从“摇篮”到“坟墓”的整个过程。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贫困问题引起越来越多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研究者的共同关注，对贫困的认识也逐渐从“绝对贫困”和“物质贫困”转向“相对贫困”、“非物质贫困”、“权力贫困”、“能力贫困”以及“文化贫困”。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中从劳动价值论角度论述了财富的价值和交换价值，将“贫”和“富”定义为拥有支配或购买劳动的多寡，提出了“交换价值贫乏论”(强调相对贫困)。[5]庇古认为，一个人的福利寓于自我满足之中，这种满足既可以来自于对物质财富的占有，也可以来自于非物质因素(如欲望、知识、情感等)，所谓福利应当包括物质和精神的综合财富的满足(强调非物质贫困)。[6]韦伯认为，社会不平等的实质是资源或有价物(如财富、收入、权力、声望、教育等)的分配不均，处在社会底层的贫困群体正是缺乏分配权力从而导致上述社会资源分配的匮乏(强调权力贫困)。[7]阿玛蒂亚·森从可行能力视角认为狭隘的发展观就是GNP的增长，全面的发展应当是以能力和自由为基础，有很好的理由把贫困看作对基本可行能力的剥夺，而不仅是收入的低下(强调能力贫困)。值得注意的是，刘易斯(1966)认为贫困从表面具有经济性和物质性特征，而从深层剖析，则有社会文化因素的作用，这种社会文化或心理因素长期积淀后就形成落后的贫困心态和思维定势、价值取向，造成文化习俗、生活习惯、意识形态的固化，加尔布雷斯称之为对贫困的顺应(强调文化贫困)。 上述有关贫困思想的演化是基于某个时代既定的经济增长“语境”，而学者们对经济增长之于贫困缓解的作用机制与经济增长的减贫效应一直争论不休。Kuznets(1955)提出经济增长与收入差距之间呈现“倒U”关系。Datt and Ravallion(1992)以巴西和印度作为研究样本，发现导致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变化正是“倒U”曲线上的两条渠道：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在贫困线保持不变的情况下，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状况得到改善都将有助于减少贫困发生率。Dollar and Kraay(2002)也发现经济增长对穷人有利，经济增长具有惠及穷人的“涓流效应”，是战胜贫困最根本因素(Ravllion,1995)。大量文献表明“绝对贫困”会随经济增长而减少(Ravallion & Chen,1997; Ravallion,2001; Fields,2002; Kraay,2006; World Bank,2006)，但是大量文献研究也表明国家层面的经济增长与收入差距相关性几乎为零(Ravallion & Chen,1997; Forbes,2000; Ravallion,2006)，经济增长对收入差距保持“中立态度”(Fields,2002；夏庆杰等，2007、2010)，尽管经济增长有助于减贫已是共识，但若给定一个经济增长率，进而探讨其减贫成效则大相径庭(Ravallion,2001)。何以至此？大量贫困人口的存在表明经济增长的减贫成效很大程度还取决于其他因素，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初始收入分配的平等程度以及伴随经济发展的收入分配变化程度(Ferreira,1998)。在现实中，增长对贫困问题的解决足够有效吗？如果经济增长对贫困有益，那么这种有益作用如何发生呢？显然，贫困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不具有确定性，需要很多条件，其中包括收入分配与机会公平(Ravallion,2006)。陆铭、陈钊和万广华(2005)总结了理论上收入差距扩大不利于经济增长的四种机制，从累积效应来看，收入差距对于经济增长始终呈现出负影响，控制收入差距则会有利于经济增长，并反过来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其发现与Galor and Moav(2002)认为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关系受经济所处发展阶段有关的论述相似：经济发展早期的物质资本回报较高，收入差距扩大有利于物质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而人力资本在进一步发展中越来越重要，收入差距扩大和相对贫困增加会造成低收入群体的信贷约束而无法有效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从而不利于增长。因此，在经济增长中缓解贫困，不仅具有提高民众福祉的道德意义，还具有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意义。 二、缓解制度性贫困：减贫新思路 进一步从贫困内涵与外延来看，贫困可分为“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即贫困程度)、“狭义贫困”(物质和收入)和“广义贫困”(权力、文化和能力)(即贫困内容)、“农村贫困”和“城市贫困”(即贫困空间)。无论是“权力贫困”和“能力贫困”，还是经济增长中贫困缓解的社会条件缺失，均可以视为制度安排和制度环境缺陷所造成的(缪尔达尔，1968)，因此，制度是造成“贫困陷阱”的一个重要原因。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及生产关系的角度，阐述了无产阶级贫困化的制度根源。纳克斯(1953)提出“贫困恶性循环理论”，认为制度缺失造成投资的资金供给和产品需求不足而限制了资本的形成，使发展中国家由于资本缺乏而长期陷于贫困之中。Murphy et al.(1989)通过建立存在多种制度均衡的模型，认为富裕的国家之所以富裕是因为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发展出了一种称之为“帕累托占优”的制度均衡，贫困的国家之所以贫困是因为它们的发展中出现了一种“帕累托次优”的制度均衡而导致陷入可怕的贫困陷阱之中。Murphy et al.(1993)进一步将寻租和腐败等制度缺陷类比为一只“掠夺之手”，它通过侵占生产性部门的生产资源和影响生产部门的投资决策，可能使社会陷入长期贫困。Bowles(2006)发现那些带来社会产品分配高度不平等的社会普遍存在，没有效率的制度安排也可以持续存在，不合逻辑的制度安排变成自我加强的习俗和惯例后，一般外部冲击难以打破这种均衡。因此，如果制度安排是有利于海盗，那么海盗组织便会存在(North,1994)。Bowles et al.(2006)提出三种贫困陷阱理论：门槛效应机制、制度失调机制和邻里效应机制。前两者对应着地域性或国家层面的贫困陷阱的分析，而最后者的着眼点，则更多地集中于社区型贫困陷阱(赵亚奎，2009)。对于制度的失调，传统经济理论认为，物质资本匮乏和投资不足是导致贫困陷阱产生的根本原因，那么依照传统经济学理论，尤其是新古典理论，如果资本、劳动和技术都自由流通，政策和市场均有效，那么就会实现经济增长，即使不是最优路径上的增长，但根本不会有国家贫困和区域贫困的存在，至少不会存在持久性的贫困。此外，按照格申克龙“落后经济的优势”和新古典经济理论，穷国总是可以通过引进和吸收富国的先进技术和资本获得发展的机会。而现实情况存在两个困境：微观层次存在交易费用和宏观层面存在制度失灵。传统主流经济学并不考虑制度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实际上，好的制度和有效的制度固然能够带来发展，但坏的制度和无效的制度反而会阻碍经济增长。资源、财富、权力和教育医疗的大牛股公共产品分配不公，以及产权保护的缺失等可能导致一个国家或民族长期陷入贫困。[8]Acemoglu and Robinson(2012、2013)认为好的制度能为公民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和安全的制度结构以保护产权，鼓励投资和激励创新，而坏的制度通过榨取多数人的资源，将财富集中于少数人群，尽管一定不利于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与繁荣，但坏的制度很可能成为一种均衡的制度安排，形成路径依赖，从而使整个社会经济越来越向负面发展，这是社会财富发生根本性逆转和贫困的根源。 此外还存在着贫困代际转移机制。诚然，任何社会都难免出现贫富差距，但是一个公平的社会能够给底层民众提供向上流动的渠道，穷人可以通过努力改变命运，例如“知识改变命运”是一个很好的途径。但现实社会往往存在另外一种情况，那就是子女的收入、教育水平和社会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受父辈的收入、教育水平和社会地位的影响，社会财富的代际传递被称为“代际转移”，同样，穷人家庭很可能出现贫困代际转移。 Becker and Tomes认为，一个完整的收入分配理论应该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同代人不同家庭之间的收入不平等，即代内流动性；另一方面是同一家庭不同代人之间的收入不平等，即代际流动性。代际流动通常有收入、教育、健康、职业等研究维度，经济学对代际流动的研究主要是基于收入维度的，即代际收入流动，衡量的是一个人的收入在多大程度上由其上一代人的收入决定，反映了一个社会的机会平等程度，为贫困和不平等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9]林闽钢和张瑞利利用中国健康和营养调查数据(China Health and Nutrition Survey,CHNS)的8次调查所形成的数据库，采用1美元/天的国际通用贫困标准线(2492.1835元/年)并剔除掉重要变量缺失的家庭形成的包含农村家庭4072户(其中贫困家庭2627户、非贫困家庭1445户)综合数据库和实证发现：与农村非贫困家庭比较，贫困家庭的代际收入弹性大，收入流动性较差，贫困家庭的子女收入对父母收入的依赖性更强；贫困家庭父辈和子辈在婚姻状况、受教育年限、收入水平、就业机会和医疗保险情况等重要社会因素方面具有明显的相关性，贫困家庭子女容易受到上一代经济和社会劣势的影响；贫困家庭父辈和子辈在受教育水平、上学机会、就业状况以及医疗保险等方面都处于明显劣势。[10]上述结果表明农村贫困家庭贫困代际传递明显。 若考虑到制度差异和贫困陷阱的制度成因，可将贫困进一步划分为“自然性贫困”与“制度性贫困”。“自然性贫困”指先天性疾病和丧失劳动能力，需要国家扶贫和社会救济，具有先天性和客观性。而“制度性贫困”是指具有正常的学习和劳动能力，但由于后天教育不足、身份限制、政策缺陷和风俗陋习等制度缺陷方面原因而出现的贫困，且具有代际转移特征，但这种贫困可通过制度设计和公共政策消除。若考虑不同区域和阶层的制度特征，还可将贫困进而划分为“制度性贫困”、“区域性贫困”和“阶层性贫困”(康晓光，1995)。因此，“制度性贫困”的第二层含义指受相关制度影响，资源在不同区域、不同阶层、不同人群、不同个人之间的权力不平等和分配不公平，进而造成某些区域、阶层、人群和个人的贫困。其中的“区域性贫困”是指在相同的制度背景下，不同区域间由于资源禀赋、自然条件和社会发展的差异所导致的生存能力和发展能力的欠缺，致使贫困人口相对集中的状态。“阶层性贫困”是在相同的制度背景下和同一区域内，某些阶层(如农民)的个人和家庭由于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能力较差而导致其竞争有限资源的能力较差，处于贫困状态。因此，“制度性贫困”具有两层含义，并分别体现了个体性特征和区域性特征。 提出“制度性贫困”的概念以后，仍留下两个重要的问题：制度对于贫困何以如此重要，制度性贫困如何破解？对于第一个问题，可以从人类发展的几组“社会实验”中找到相关证据。 一是“资源诅咒”。很多富含丰富天然资源(如煤矿和石油)的国家或地区往往会出现糟糕的经济和社会表现(如腐败、内战、通货膨胀和忽视教育)(Auty,1993)。 二是“财富逆转”。Acemoglu et al.(2002)发现公元1500年以前的印度莫卧儿王朝、美洲的阿兹台克都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和地区，而北美和大洋洲则是最为落后的地区，而今天则发生了逆转，前者大多衰落为贫困或发展中国家，后者则成为世界经济最为繁荣的地区，这种财富逆转和贫富差异源自制度差异。Acemoglu and Robinson(2012)用“包容性制度”和“掠夺性制度”加以解释：“包容性制度”能为公民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和安全的制度结构(类似斯密的“看不见的手”)以保护产权、鼓励投资和激励创新(类似沃尔德的“援助之手”)，而“掠夺性制度”则将财富集中于少数政治精英(类似施弗莱的“掠夺之手”)，尽管不利于整个经济的发展，但“掠夺性制度”很可能成为具有路径依赖的“均衡制度安排”，造成整个社会经济的负向发展。 三是“中国奇迹”。《马可·波罗游记》中详细记述了13世纪中国元朝无穷的社会财富、巨大的商业城市、极好的交通设施和华丽的宫殿建筑。弗兰克(1998)在《白银资本》和彭慕兰(2000)在《大分流》中描述了直到18世纪末的工业革命，世界经济中心一直是亚洲的中国，工业革命后欧洲和美国才依次占据中心位置，直至改革开放时期，中国才开始逆转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科斯和王宁(2012)用“双轨结构”和“边缘革命”来解读这个逆转过程和奇迹的发生：自上而下由政府主导的经济改革和自下而上由农民、民企和市场主导的“边缘革命”的互动结合成“双轨结构”不断突破计划经济制度边界和扩展市场经济体制边界，也就是说“中国奇迹”是采用了适宜制度的结果。 Myrdal(1968)和Greschenkron(1962)在对经济转型过程中的落后与贫困的研究中提出了“适宜制度”的概念。Myrdal从经济、社会和制度相互依赖关系中分析了南亚持续贫困问题的原因在于制度的不适宜，发展中国家持续贫困和经济落后，在Greschenkron看来，本应具有“落后的优势”，即落后经济体可以通过引入发达经济体先进技术实现经济追赶甚至赶超，但Sachs et al.(2000)则强调落后国家存在“后发优势”的同时还存在着“后发劣势”，制度的不适宜会阻碍经济的追赶和贫困的缓解。因此，无论是“资源诅咒”、“财富逆转”，还是“中国奇迹”，经济增长和贫困缓解是在特定的时空中制度适宜或不适宜。 对于第二个问题，从“制度性贫困”的两层含义进行分解：根据“制度性贫困”的第一层含义，个体能力是解决该类贫困的关键所在。联合国《世界发展报告·1990》把传统的基于收入的贫困定义进行了扩充，加入了如健康、教育、能力等因素。而在此基础上，阿玛蒂亚·森(1998)提出两个重要概念——收入贫困和能力贫困，即用能力来解释个体的贫困。林毅夫(2002)提出市场经济中企业盈利的“自生能力”概念。刘明宇(2007)进一步研究了农民自生能力问题，农民作为一个群体，农业作为一个产业，其缺乏自生能力的根源在于这个群体和产业承担了过高的制度成本。因此，个体自生能力(如劳动技能、人力资本)对于缓解“制度性贫困”具有重要意义。根据“制度性贫困”的第二层含义，社会包容是缓解该类贫困的重要渠道。在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制度缺陷会导致和表现出诸多的“社会排斥”现象，占据社会主流地位的阶层或群体在政策法规、社会意识等不同层面的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的安排和环境中，对边缘化的贫弱阶层或群体产生排斥。早在1995年的哥本哈根世界首脑会议上，“社会排斥”就被视为消除贫困的障碍，各种社会排斥过程无不导致社会环境动荡，进而危及全体社会成员的福利。 三、包容性增长：减贫新模式 自生能力和社会包容可以缓解“制度性贫困”，那么如何增强个体自生能力和减少社会排斥呢？20世纪末期以来，对于经济增长不断深化的认识给出了找寻答案的线索。 鉴于传统以GDP或GNP度量的经济增长缺乏社会福利含义，世界银行在《世界发展报告·1990》中提出了“广泛基础的增长”，亚洲开发银行进一步提出“有利于穷人的增长”(也称“益贫式增长”)，并以此制定了贫困减除政策。2007年，亚洲开发银行提出“包容性增长”以进一步强调发展成果共享和经济机会均等，“包容性增长”具有其独特的内涵和外延：第一，既强调经济增长的速度，也强调经济增长的方式。经济增长速度对贫困的实质减少无疑是重要的，但长期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必须基于广泛且包容这个国家最大多数劳动力人口。第二，强调以增加生产性投资和生产性就业机会为导向，即它更倾向于通过增加生产性就业机会而不是直接的收入分配来实现经济增长和贫困缓解。第三，强调最大多数人广泛地参与经济增长过程并从中受益，注重经济机会的平等和发展成果的分享。因此，我们对经济增长的认识大致先后经历了四个阶段：纯粹的增长—基于广泛基础的增长—益贫式增长—包容性增长。 包容性增长强调的生产性就业、经济机会平等和发展成果共享正是增强个体自生能力和增加社会包容的重要途径。强调“发展”、“公平”和“普惠”的增长理念无疑给GDP或GNP数字增添了更多的实质性内容，具有重要的意义。也正因为如此，来自诸多亚洲学者先后关注于“包容性增长”的内涵解读和宏观测量的研究，亚洲各国政府也大力提倡和推广包容性增长理念。McKinley(2010)构建了国家层面的包容性增长指标，随后这一方法被用于测算亚洲相关国家的包容性状况。可以发现，亚洲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分配状况和包容性增长情况均不令人满意。 Hoeller et al.(2012)对OECD国家2000年中期以来的收入分配状况的研究发现，各国初次分配的基尼系数都较高，收入差距和不平等状况并不乐观，但通过一系列再分配措施，OECD国家的平均基尼系数从转移支付前的0.45降至转移支付后的0.32，各国处于收入相对合理和接近比较平均区间，正是得益于转移支付等政府的各种包容性再分配政策(见图一，下页)。由此可见，收入差距和初次分配不平等是市场机制有效配置资源的自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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