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邓小平理论的起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邓小平理论论文,起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一般意义上讲，“邓小平理论”这一概念在时间上是指邓小平同志投身中国革命以来的一系列正确的理论论述，集中体现在已出版的三卷本《邓小平文选》中；在内容上，包容了邓小平同志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中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外交和党的建设等多方面的思想体系。从特殊的角度讲，“邓小平理论”就是“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更为简洁的表述。本文“邓小平理论”一词也是在这一特定的限定中使用的。
近年来邓小平理论的研究成果颇多，但有关这一理论的起点全面的著述却不多见，而且有的分歧也较大，本文拟就邓小平理论的历史起点、思想起点和逻辑起点三个方面进行探讨，以更自觉更深刻地认识和把握这一理论的精神实质。
一
研究邓小平理论的历史起点，首先必须界定这一理论产生、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最基本的和最直接的时代特征。这一研究方法，《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提供了很好的范例。《历史决议》指出，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里进行革命，必然遇到许多特殊的复杂问题；本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前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我们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毛泽东思想正是在同这种错误倾向作斗争并深刻总结这方面的历史经验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是《历史决议》研究毛泽东思想历史起点的基本思路。
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社会主义国家由一国发展成为蓬勃兴盛的社会主义阵营。然而，众多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在相对西方发达国家而言尚处于落后甚至非常落后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其面临的相同问题是如何更好、更快的发展社会生产力和推进社会的全面进步，以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得以充分地发挥出来。苏东从五十年代赫鲁晓夫的“改革”到八十年代中后期开始的演变，说明社会主义在国际上遇到严重挫折，也从反面为马克思主义者提供了十分深刻的经验教训。这就是说，面对国际政治格局的巨变，如何坚持与发展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重大课题。
从国内方面考察，自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来，党和毛泽东为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作出了艰巨努力。然而，由于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有过严重失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甚至发生了“文化革命”那样全局性、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因此，当“文革”后期邓小平同志第二次复出之际，在与“四人帮”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中，邓小平同志实际上已经提出了至少涉及到邓小平理论的一些最基本的重要观点。例如，在《全党讲大局，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一九七五年三月五日）、《关于发展工业的意见》（一九七五年八月十八日）和《各方面都要整顿》（一九七五年九月一十七日、十月四日）的几次谈话中，反对“林彪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的那套做法”，认为“毛泽东思想有丰富的内容，是完整的一套”，着手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强调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全党的大局，“全党全国都要为实现这个伟大目标而奋斗”；重申“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和“恢复和健全规章制度，”触及到经济政策与体制的改革问题；指示要“引进新技术、新设备、扩大出口”，这不仅是对当时所谓“洋奴哲学”、“爬行主义”的抵制，而且开了其后新时期对外开放的先河。因此可以认为，1975年的“全面整顿”是新时期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一次悲壮的预演——尽管被迫中断，却显示了邓小平理论所具有的真理的价值；其间邓小平同志的许多重要论述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理论的形成乃至发展提供了非常宝贵的理论上的萌芽。
中宣部编写的《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习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指出，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果断地纠正了五十年代后期以来党所犯的“左”倾错误，深刻地分析了它出现的原因，同时又坚决地维护了过去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所取得的一切积极成果。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的总结，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的历史依据。进一步讲，这种历史依据发端于邓小平同志“文革”中复出主持工作所进行的全面整顿。所以笔者认为，1975年是邓小平理论的历史起点，其代表著作就是前述三篇重要文章。
根据上述认识，笔者以为学术界对邓小平理论萌芽阶段的一些认定失之偏颇。一种认为萌芽和开始形成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种观点最大的不足在于不能充分、完整地概括邓小平理论的全部发展过程；一种认为萌芽的标志是毛泽东于五十年代中后期发表的《论十大关系》等一系列文章。这种观点的不足在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有特定的涵义，并冠有“邓小平同志”这一特称，与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理论活动（即使是正确的理论成果）虽然有渊源关系，但毕竟有重大区别。一种认为六十年代初期邓小平的“猫论”逻辑表明邓小平理论开始萌芽。这种观点的不足在于“猫论”体现的是一种哲学思想，它是邓小平长期思想活动及其全部理论的基础，显然难以成为“邓小平理论”萌芽的一种标志。
二
如果说1975年的整顿还主要是涉及“文革”造成的思想上特别是具体工作的混乱和“四人帮”之流的倒行逆施，那么从“文革”结束到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历史决议》，这期间党集中精力完成了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其间邓小平同志的理论活动，十分突出地显示了邓小平理论最直接的思想起点。
一方面，针对七十年代末八十年初思想解放过程中出现的否定和怀疑一切的错误思潮，邓小平同志及时而坚定地提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大立场和方向问题。他在著名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九七九年三月三十日）的讲话中，不仅第一次概括性地提出了“我们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而且明确指出：“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四项基本原则的提出与坚持，表明邓小平理论是在继承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产生、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唯其如此，保证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性质。反之，八十年代中后期国际共运中出现的所谓“新思维”理论，由于完全悖离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导致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性质的根本改变。
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这期间邓小平同志以巨大的政治魄力和理论勇气，旗帜鲜明地批判党内当时颇有影响的“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开始事实求是地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在《“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一九七七年五月二十四日）、《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一九七七年七月二十一日）《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一九七八年九月十六日）等重要讲话中，以及其后邓小平同志对起草《历史决议》的一系列精辟意见，他最关注的焦点是：着力恢复和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路线和优良学风。这是纠正党和毛泽东自五十年代中后期以来所犯“左”倾错误的前提条件，也是开创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根本保证。随着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党和邓小平同志才能够在短短两三年内妥善处理历史遗留问题尤其是平反一大批冤假错案，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科学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体系；才能够引发以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体的经济体制改革，恢复和强调社会主义的物质利益原则，进而于1979年11月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观点，邓小平同志当时这一颇有些“离经叛道”的重要思想到1992年发展为全党所认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科学判断；才能够提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和“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等富有时代性的响亮口号，提出“民主和法制两手都不能削弱”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严肃课题等等。
上述这些现实举措和理论成果，从根本上讲是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党和毛泽东所犯错误的直接否定。也就是说，对这些错误的深刻认识与彻底纠正就构成了邓小平理论的思想起点。基于这样的认识，笔者非常赞同石仲泉同志在《追求、探索、贡献、继承、发展》一文中的有关分析。作者认为：对毛泽东晚年探索社会主义的理论失误，不能只从消极方面以形而上学的思维定势来轻蔑地、浅薄地看待，不能只看到其直接破坏性的一面，而也要看到其间接的受益性一面，通过对历史的反思，总结出深刻的经验教训，使错误成为“正确的先导”；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同志杰出贡献的原因之一就在于超越了毛泽东的晚年（详见《党的文献》一九九三年第六期）。由此可见，没有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就难有邓小平后来的正确；没有邓小平对毛泽东晚年思想的超越及其扬弃，就难有邓小平理论的形成。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
三
以上分别从历史背景和思想来源的角度讨论了邓小平理论的起点。但是，作为一种完整而科学的理论体系，这一理论本身的逻辑起点又是什么呢？
关于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纲要》依据十四大的基本精神，概括地表述为：这一理论贯串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问题，在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祖国统一等重大问题上，形成了一系列的基本观点。对于这一科学体系的把握，邢贲思同志在1996年6月6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坚持马克思主义不动摇》一文，提出把握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最主要的要把握三点，即一个精髓——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个本质——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一个核心——“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参照《纲要》的叙述笔者认为，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可图示如下：
其中，理论界定包含了邓小平理论的内涵、地位、来源等内容；理论精髓即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路线，它像一根红线贯串于邓小平理论的各方面和全过程；立论基础主要指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理论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判断；理论归宿旨在强调党的基本路线是邓小平理论的集中体现，必须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
从上图可以看出，邓小平理论有两个坚实的基础，一是哲学基础亦即这一理论的精髓——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作为思想路线和方法论，它渗透在这一理论的体系之中；一是现实基础即对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清醒而准确的判断。正是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前提，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起点，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才得以严密、扎实地建构起来。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概念是邓小平理论的逻辑起点。
首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论断包括了两层相互联系的含义：第一，我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第二，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不发达的阶段。就第一层而言，必须强调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及其基本原则，这就要求搞清什么是社会主义；就第二层而言，必须强调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这就涉及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两者的结合就构成了邓小平理论的基本问题。其次，基本问题的把握影响和制约着根本任务的正确提出。正是建立在对社会主义本质富有时代特征的科学界定之上，邓小平理论明确把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规定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当然这也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和社会主要矛盾进行科学分析得出的最重要的结论。再次，完成根本任务必然要求制定切实可行的发展战略，分析发展动力及其外部条件；根据发展战略提出具体的改革目标，进而确定实现依靠力量和根本保证即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这一切归结起来，就是必须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综上所述，邓小平理论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判断为起点，经过丰富的逻辑展开，最终落实到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上，其间始终充满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理性色彩。
邓小平理论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逻辑起点的科学性，从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中可以得到映证。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概括起来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混淆阶段的“大过渡”，因此在政治上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二是由于对社会主义现阶段的误解，因此企图超越阶段而实现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穷过渡”，于是在经济上急于求纯和急于求成。由此可见，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在理论上首先就是对现实我国社会主义阶段的判断发生了偏差，而理论上的缺陷必然带来实践中的失误。
邓小平理论三个起点是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首先，历史起点的背景——1975年的整顿（乃至以后邓小平作为党开创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总设计师所进行的一系列伟大实践），为邓小平理论奠定了坚实的现实基础。这一理论是对这一特定年代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新鲜经验进行科学总结的重要成果。其次，思想起点侧重于揭示邓小平理论的理论来源，特别是实事求是地探讨邓小平理论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对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克服的辩证关系。正因为澄清了被搞乱的理论是非，所以才能结合社会主义建设新的实践经验和新的时代要求，用新的思想观点发展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说出一些老祖宗没有说过的符合客观实际的新话。这正是邓小平理论的生命力所在。再次，逻辑起点是历史起点、思想起点的归结点，又是这一理论体系逻辑结构的初始点。之所以是归结点，从1975年的整顿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拨乱反正，形成的一个最基本的判断就是对社会主义现阶段的科学认定。之所以是初始点，如前所述，在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概念包含了邓小平理论最基本的要素，并以此为据得到全面的展开。
研究邓小平理论的起点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从理论上讲，围绕三个起点把握邓小平理论，有助于达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这样一个认识高度，更加全面而深刻地掌握这一理论体系的精髓、本质和核心。从实际上讲，牢固树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观点，自觉地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走向胜利的关键所在。只有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出发，才能更清醒地加深理解党在现阶段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克服各种错误倾向，促进党的事业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