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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资本市场原来仅指新兴工业化国家的资本市场，以有别于工业化国家的资本市场。90年代以来，这一概念已明显扩展，新崛起的发展中国家的国内资本市场在开放和国际化的浪潮之下成为全球证券投资者向望的新大陆；处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中的东欧国家也发展起了新兴的资本市场。90年代初世界银行的统计中认定新兴资本市场已达36个。目前有些统计已将其扩展至70多个。毫无疑问，新兴市场已经成为全球资本市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新兴资本市场的健康与否和未来发展动态也越来越成为资本市场总体发展的影响因素之一。
一、新兴资本市场的特征与成因
与传统工业化国家的资本市场相比，新兴资本市场的特征之一是具有高成长性，这种高成长性不仅体现为市场规模的高速增长，更重要的是投资收益的高回报性。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1990-1996年，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外国证券投资额近400亿美元。世界银行下属国际金融公司1998年新兴股票市场状况的年度报告则称：截至1997年底，在全球20家最大的股票市场中，新兴股票市场占6家。遍及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轨国家的75个新兴股市共有1.98万家上市公司，占世界股票交易市场上市公司的近一半；这些上市公司的股票市值总计为2.3万亿美元，约占世界股票市值总额的9%；这些市场的交易总额达2.7万亿美元，约占全球股市总交易额的14%。由此可见新兴资本市场在国际资本市场中的总量地位。
但是，同样很明显的是新兴资本市场具有发展不稳定的特性，这一特征使得新兴市场在外部势力侵袭下，抵抗能力有限。在股票、债券、外汇及其他金融票据的世界性市场的形成已成为无法扭转的趋势之时，投机性流动尤其对新兴资本市场具有毁灭性的威胁。因为这些市场的确需要大量资本的投入以实现并完善其基础性建设，在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的援助角色逐步退位后，通过全球性资本市场获取私人资本已成为重要的依靠；这些市场同时又是特别脆弱的，在市场的程序和规范性上远远低于全球性金融市场，投机资本在那里出现所带动的价格上升不仅不反映实际的投资额和实际的经济状况，而且极易使整个市场的信用遭受破坏。
新兴资本市场的崛起来源于多个因素的共同作用。就外部环境而言，进入90年代后，私有化和商业化浪潮席卷全球，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通过国营企业公开发行股票来实现向私有化的转化成为时尚，为全球国际资本市场的发展注入了生机。此时，发达国家正处于周期性经济衰退之中，工业化国家，特别是美国和日本普遍实现低利率，证券市场的收益也处于萎缩状态。此时，新兴市场上以高收益率和附有降低投资风险技术的创新债券的发行就具有了格外的投资吸引力。
1987年工业化国家股灾之后，金融市场上风险分散学说盛行，众多金融机构将投资范围越出传统的主要资本市场。由于新兴资本市场与发达资本市场的相关性较低，因此，黑色星期五的阴影并未笼罩新兴资本市场，由此导致很多机构投资者开始涉足新兴资本市场。1987年，发达国家每100美元的外国证券投资中仅有0.5美元投资于新兴市场，但1993年，每100美元的新增外国证券投资中，投入新兴市场的超过16美元。同时，相对较低的购买价格又对新兴资本市场资金吸纳迅速扩张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90年代中期，新兴市场的股价是近10年来最低的，其价格—收益比与以后5年增长率的比率约为3或小于3，而在发达市场，美国和英国的这一比率为6，日本则接近14。
另外，拉美重债国的债务转换计划为新兴资本市场，尤其是拉美发展中国家资本市场的崛起创造了机会。债务转换的设想最初是由美国经济学家戴维·马尔德福(DavidMulford)于1988年时提出的，其主要内容是以折扣方式将债务转换为股权形式的资本。其时，学术界对国际债务成因的认识已经从强调流动性问题转向过度举债(Debtoverhang)所引起的内部转移问题。这一方面是基于债务国资本外流反而超过贷款流入的现实，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人们越来越注意到债务国投资与经济增长明显停滞的结果。美国经济学家杰佛瑞·沙克斯(JefferySachs)因此认为，如果能减免部分债务，可能对债务国和银行均有好处，保尔·克鲁格曼(Paul Kurgman)则用“债务的拉佛曲线”(Debt Laffer eurve)说明，在越过某个转折点后，削减债务将增加偿债的机会，从而将使债权人有所得益。
1991年，布雷迪债券在拉美各债务国问世，它是指外国债权银行折扣出售其帐目债额而采取的一种债券形式，债券购买者可将债券在当地银行贴现后，进行其他证券投资或直接投资，后者构成了拉美债务重新安排计划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93年，布雷迪债券市场的交易额高达2万亿美元。债务转换还大量采用其他创新金融工具，比如：新贷款和旧债重组中的货币与利率的掉期转换、零息国库券、浮动利率债券、现存资产或未来收益分配权为附属担保的债券、可提前赎回期权的债券等等。以债务二级市场为主体的拉美新兴证券市场由此迅速发展起来，下表是15个最严重债务国票面为100的债务在债务二级市场上的价格。
二、新兴资本市场的发展阶段
90年代初新兴资本市场经历了迅速崛起的第一个阶段。这一时期，东南亚和拉丁美洲的一些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纷纷推行金融自由化的改革实践，在国际资本市场上恢复或提高了资信评估的地位。当时适逢工业化国家普遍处于利率变动周期的较低、乃至最低点，给新兴市场提供了以高收益率、附加降低风险技术为特点的创新债券成功发行的机会。同时，这些国家的新兴股市也牵动了因1987年发达国家股市暴跌后恢复乏力而空闲的国际资金的流向。
1993年可以说是新兴市场崛起后的第一个高潮，当年，在发达国家股市达到高峰后，“过剩的流动资金”掀起了寻找新出路的热潮，620亿美元涌入新兴资本市场的股票投资，令新兴股市的跨国投资额占全球跨国股票投资总额的30%。在国际股票发行中，从1985年到1993年，新兴市场发行量从33.4亿美元上升到520亿美元。
90年代中期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将新兴资本市场的发展带入第二阶段。1993年的发展高潮因1994年墨西哥比索大幅贬值，以及随后爆发的金融危机而退潮。国际多边债务处理机制被适时地采用：美国外汇平准基金以掉期和担保形式提供200亿美元、十国集团的中央银行在国际清算银行的框架下提供10亿美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121亿特别提款权备用贷款以及加拿大提供10亿美元，这样不仅有效避免了危机将引起的系统性风险外溢，而且较快恢复了墨西哥乃至拉美新兴资本市场的国际信誉。也正是由于信心的恢复，资本外逃受到阻拦。更为关键的是，借助于证券化的债务二级市场，削减债务的这一市场导向型债务处理计划减轻了银行的压力，从而可以避免因大银行崩溃而导致的国际金融危机。
新兴资本市场很快又恢复了活力，1996年，墨西哥股市已反弹了51%，阿根廷股市自1995年3月后，也猛升了70%。与此同时，新兴市场的另一极——东亚和东南亚资本市场的繁荣仍在继续。1996年《经济学家》载文认为，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仍是全球投资的热点。同年，流入新兴资本市场中的投资股票的海外资金从1995年的150亿美元急增至500亿美元。其中60%流入亚洲，尤其是我国香港以及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和印尼。1996年，香港股票市场上的股指节节攀升了近3000点，年底已突破1993年高峰时的12700点，1997年7月再创新高达17000点。
90年代末期的东南亚、东亚危机和俄罗斯危机将新兴资本市场的发展进程又一次拖至低谷。1997年7月起，先后由泰国、菲律宾、印尼和马来西亚的汇市动荡引发了新兴股市的全面下跌，10月20-28日，香港恒生指数共下跌33.39%，10月28日韩国股市下跌6.6%，创日跌幅历史记录，11月7日再创6.9%的日跌幅新记录，同日，巴西里约热内卢股市的主要票指数下跌10.2%。过去，东亚股票市场由繁荣到暴跌周期的扩张与收缩幅度较之于拉美新兴市场要小。然而，1997年7月之后东亚股票价格下跌的幅度不仅大于本地区任何以往的经验，甚至超过了阿根廷TEQUILA危机后拉美大部分国家股票价格下跌的幅度。与墨西哥危机所引发的新兴资本市场发展受阻，但很快反弹的经验不同，此次危机来势更猛，范围更广，持续更久。1997年8月中旬新兴资本市场动荡之潮涌入俄罗斯，一时间，俄罗斯银行、货币、债务和清偿力危机全面爆发，开放的俄罗斯资本市场顷刻崩溃，致使西方不少投资在那里的基金损失惨重。以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几近破产，而由华尔街金融巨头们联手注资挽救为起点，新兴资本市场的危机波辐实际已越出新兴市场，而至成熟市场。
三、新兴资本市场世纪之交的前景
东南亚危机爆发以来，一方面是因为一些新兴资本市场国家对国际资本流动采取了严格的管制，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风险骤增，大量国际基金从市场上撤出，令新兴资本市场至今未能恢复实际的信心，世界范围对新兴资本市场的投资仍持谨慎态度。但是从长远看，新兴资本市场还会在波折中继续发展，并趋向成熟。
对新兴资本市场还将不断发展的这一判断来自于对全球经济环境的总体分析。世界经济中的两大需求将推动新兴资本市场的不断发展，即一方面，国际资本市场的总体发展需要并将带动新兴资本市场的不断发展，另一方面，新兴市场所在国家（地区）的经济增长需要并将促进新兴资本市场稳定且持续的发展，但是这个由发展走向成熟的过程将仍然充满动荡和波折。这不仅是因为新兴市场自身的特征决定了它的不稳定性和易受冲击性，而且与国际金融体系的不充分性密切相关。在国际金融市场以“日新月异”之势，不断推出金融创新工具和金融交易产品之时，金融市场的原有管理体系已大大落后于市场的发展。在资本交易的透明度、资本流动的监管、债务风险的控制等方面已暴露出越来越多的管理缺陷，导致大量国际资本可以在不受任何监控的情况下在全球流动。
面对金融动荡的蔓延、深化和反复，无论是发达市场还是新兴市场，已无法独善其身，协调联手才能维持共同的发展。令人鼓舞的是全球携手抵御危机的格局已初露端倪。1998年10月中旬日本议会批准了向银行系统注入5000亿美元的援救计划。由于地区一体化的深入，日本经济的复苏将有力刺激亚洲地区的恢复。美国1998年11月以来已连续三次降息，以期刺激经济，间接阻止全球性危机的爆发。1998年11月，在APEC部长级会议上，亚洲国家在解决危机必须采取有力的措施和手段上也形成了一致的立场。1998年10月8日，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年会联合大会也集中讨论了如何解决当前的金融危机和如何建立新的金融体制。
泰国和韩国的统计数据已开始显露出受国际货币基金的援助，渐渐摆脱危机重压的信号。据泰国投资促进委员会的估计，1998年外来投资可达100亿美元。资本回流将是新兴市场重建信心、重铸辉煌的最主要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