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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溥仪研究会已经在2005年8月正式成立，该会的近期及远景规划正在制订中，将组织会员广泛搜集有关溥仪的历史资料、遗物、遗墨等，适时出版著作、筹办专题展览、拍摄影视片，加强学术交流，还将为长春文化旅游开发出谋划策。笔者从事溥仪研究20余年，在此背景下，对溥仪研究的方方面面成果的综述，就显得相当有价值和意义。
一、溥仪生平研究的价值
首先，中国末代皇帝溥仪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
溥仪的身份在沧桑历史中不断变化，由清朝皇帝最后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由于这个特定身份，在溥仪与慈禧、光绪、袁世凯、蒋介石、张作霖、张学良、郑孝胥、罗振玉、王国维、毛泽东、周恩来、胡适、泰戈尔、梅兰芳、马连良等具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人物中间，都曾有过鲜为人知的故事，他实在是一位特别富有传奇性的人物。
其次，溥仪的一生恰能折射中国20世纪时代的内涵，已经成为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方面。
从1906年溥仪诞生，到2001年李玉琴逝世，这是刚刚过去的一个中国的世纪，是旧的封建帝国向新的社会主义共和国转变的一个世纪，溥仪与他的后、妃、贵人和妻子在这个世纪中的人生沉浮，恰能揭开尘封百年的中国末代皇帝的政治和生活传奇，恰能折射出从旧的清朝封建帝国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中华民国，再到殖民地的伪满洲国，最后到新的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几个历史阶段的内涵。我们从溥仪这个视角，能够看清近代中国复辟派的反动政治理想及势力的消长，看清中国封建代表人物与民国官僚和军阀的勾结，以及他们跟帝国主义相互依存的真面目，对于研究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些重大原则问题是不可或缺的方面。
再次，溥仪研究是吉林省乃至长春市地域文化中人物研究不可缺失的一环。
最后，溥仪的成功改造和光荣的后半生，对统战工作、对中国共产党的改造政策及其改造世界、改造人的实践活动的总结等，具有重大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关于溥仪研究的历史回顾
早在20世纪30年代，关于溥仪生平的出版物已经出现。主要有英文版的《紫禁城的黄昏》（庄士敦著）、《亨利溥仪传》（德菱著），日文版的《满洲国皇帝陛下》（和泉诚一著）、《满洲国皇帝——新帝国创建秘史》（中保与作著）、《满洲国皇帝圣谕》（渡边龙策著）、《扈从访日恭纪》（林出贤次郎著）和中文版的《今上圣德记述纂要》（胡嗣瑗、沈瑞麟、张景惠、林出贤次郎等著）。这些书或是与溥仪有师生、君臣等特殊关系者的回忆录，或是记者、作家的受命应景之作，它们与当时拍摄的《皇帝陛下御访日》、“皇帝陛下”到各地“御巡狩”以及溥仪与婉容的后宫生活等纪录影片，保存了一批资料，留下了时代的印记。
1945年8月伪满垮台，不久出了一本名为《裕仁与溥仪》的小册子，站在痛斥汉奸的立场上评说溥仪，属于宣传品。其后又有一本10多万字的《满宫残照记》问世，作者秦翰才曾在抗战胜利之年两度旅居长春，参与“接收”东北，其间在国民党东北行营驻地得见伪宫原存档案，动了写书的念头，遂实地考察了伪满“帝宫”、未建成的杏花村“新宫”基址和般若寺“明贤贵妃”殡宫，并走访了溥仪的懿亲、侍从武官以及伪宫内府官员等。他以此为基础写成的《满宫残照记》，记述溥仪一人一家之事，为后世留下一批珍贵史料。后来，秦翰才所依据的原始资料大多散佚于战火，其书更显得珍贵了。
20世纪50年代有位记者曾到抚顺战犯管理所访问溥仪，写了一本访问记，以《末代皇帝传奇》为书名出版。作者潘际坰随即当上了“右派”，后来曾任香港《大公报》副刊主笔。
20世纪60年代初，《皇帝溥仪》在日本出版，作者山田清一郎伪满时曾“觐见”并与溥仪长谈，溥仪囚居苏联时他也到过那里。两三年后《悲剧皇帝溥仪》在英国出版，作者亨利·马克利伯没见过溥仪，也不曾访问或考察，书中没有新资料。
1964年3月《我的前半生》在北京出版，并陆续以多种文字向世界发行，一时成为被广泛引用的溥仪经历的权威著作。
1966年前后，以溥仪的经历为内容的《最后的满洲人》在英国出版。作者保罗·克兰玛系美国人，前中央情报局官员，他的这本书充分表达了欧美人对溥仪生平的兴趣和认识。
20世纪70年代初，日本又出版了工藤忠撰写的回忆录。此人清末时跟随陕西巡抚升允，后来到天津留在溥仪身边，伪满期间一直给溥仪当侍卫官长。溥仪在东京法庭作证时，已经返国的工藤忠特意前往旁听。作为溥仪信任的唯一的日本人，他在回忆录中叙述的耳闻目睹的溥仪，是真实的、生动的。
此前半个多世纪里，海内外报刊还大量报道了溥仪的生平活动，尽管是片断的、零碎的，毕竟提供了有用的资料。
其间也有过文学家介入这一题材，如岳骞的《兰花幽梦》和田布衣的《末代皇帝外史》等；也有过电影工作者前来北京拍摄溥仪特赦后的生活，如1961年日本人摄制的《皇帝与庶人》和稍后由前东德人摄制的纪录短片等。更应提出的是，中国新闻社还在1963年至1965年间摄制了一部大型彩色纪录片《中国末代皇帝——溥仪》。
三、中国末代皇帝的最后遗产
1.家传史料
家传史料是指研究对象遗留的各类文稿，主要包括未刊手稿、日记、信函、笔记和音像资料等，这些都是最可靠的第一手资料。溥仪先生逝世于1967年10月17日，最后遗产是几十万字家传史料，机遇突然降临在我的身边。1979年8月初，我受《社会科学战线》杂志社的委派，出席在呼和浩特举行的中国蒙古史学会成立大会，途中曾在北京停留。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黄振华先生建议顺便拜访李淑贤女士，于是借助他与李淑贤的老关系，很快就在东城北小街草原胡同23号四合院内一间不起眼的东厢房里会见了女士。
在那间阳光很不充足的简陋小屋里，我惊异地发现了不可思议的情形：在地桌角落里，在收音机旁或斗厨盖上，都看到了写满字迹的笔记本和单张纸片，上面有个熟悉的名字：爱新觉罗·溥仪。李淑贤拉开抽屉，又取出溥仪的亲笔日记、笔记、会议记录、学习体会、思想总结、发言草稿、书信、接待外宾或会见各国记者的谈话记录、爱新觉罗·溥仪本人的回忆等亲笔手稿，以及各种出席证、请柬和家庭影集等一大摞家传遗存让我看。我说，这些原始文稿、物品，能够反映中国末代皇帝特赦以后的崭新风貌，具有重要价值，应立即着手整理。李淑贤闻此而不胜惋惜地告诉我，以前不知道“旧纸片子”还有用，大部分已经毁在“文革”初年由溥仪亲自点燃的火堆里了，以后历次搬家又让她丢弃一些，保存至今的几十万字遗稿，仅仅是当作纪念品从火堆中抢救出来的，从“废品”中捡拾回来的。
李淑贤女士做了一件有功于历史、有益于国家的好事，我则以普通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身份，在溥仪离世12度春秋以后，还有机会接触这批原始状态的珍贵资料，实在幸运！
溥仪的私人第一手宝贵资料先后经历两次劫难：
第一次在伪满垮台之际。溥仪率皇族逃到通化大栗子沟，为了毁灭罪证而把天津和伪满两个时期的一皮箱日记烧个精光。幸运的是，仍有少量溥仪特赦以前的日记留存下来。
第二次劫难是在“文革”中。溥仪看见红卫兵《通令》，立即从镜框中取下他在1962年初受到毛泽东接见时两人并肩站立的合影上缴全国政协。接着又烧书，烧书法作品，烧他的笔记本、日记本、诗文册一类东西。其中有1964年春夏之际在江南参观游览的时候，溥仪触景生情随手写下的诗文。
两次劫难之余的这批资料是中国末代皇帝的最后遗产，它们的历史价值和无与伦比的珍贵性是不言而喻的！
还必须提到的是与研究对象关系密切人士的家传史料，如李淑贤女士的遗稿等也很重要。其中书信占的比重最大。李淑贤也记日记，其中有许多关于溥仪、关于她本人，以及有来往的皇族人士的记载。我也有随时详记日记的习惯，与李淑贤、李玉琴、李国雄，以及皇族人士或其他知情人士交往中间留下的日记，也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2.口述史料
口述史学，即通过传统的笔录或者录音、录影等现代科技没备的使用，记录历史事件当事人或目击者的回忆，借以保存口述凭证，它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历史学分支学科，以健在的曾经参与或影响过历史的重要人物为合作对象，开发他们的经历和见闻，为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增添鲜活的真实史料。它的特点是能够摆脱传统历史学的模式，而与现在活着的人直接对话，从而使历史成为真正贴近大众生活的历史。
为了这项溥仪研究，我访问了一切能够找到的与溥仪经历有关的知情人，如溥仪遗孀李淑贤，溥仪的“福贵人”李玉琴，溥仪的二弟溥杰及夫人嵯峨浩、四弟溥任及夫人张茂滢、二妹韫和及妹夫郑广元、三妹韫颖及妹夫郭布罗·润麒、五妹韫馨、七妹韫欢，溥仪的族侄毓喦、毓嵣、毓嶦，溥仪的随侍李国雄、王庆元，以及溥仪特赦后的同事杜聿明、董益三、李以劻、杨伯涛、罗历戎、方靖，还有原伪满勤劳奉仕部大臣于镜涛，原伪满国务总理大臣秘书官高丕琨，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广济寺主持巨赞法师，以及罗振玉的嫡孙、著名文史学家罗继祖等，至此我才感到对溥仪这个人物能够比较客观和准确地把握了。
3.文献史料
文献史料指国家或社会有关部门保存的研究对象以及相关人、相关事件的已公开发表文字资料、未刊手稿文字资料和图片资料，其中最重要的是档案。
搜集档案资料愈丰富愈好，我从北京、南京和东北三省档案馆、图书馆，陆续搜集到重要文献资料2000万字。其中，查阅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5000卷溥仪档案，查阅了中央档案馆所藏溥仪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期间所写的全部交代材料数千卷。我还利用了在伪满垮台后由“帝宫”中流传出来的档案资料和能够反映伪满“帝宫”活动的宫内人员与外界来往函件等。我惊奇地发现，档案馆中的许多原件，竟然尘封了半个多世纪而从来没有人动过，是我亲手开启了当年的封套。
我还查阅了上世纪从10年代到60年代的报刊（包括中华民国时期和伪满时期的京、津小报，极不易见），这些媒体资料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关于这类媒体资料，要特别注意广泛搜集，谨慎使用，要联系背景，一一核实，要细究争议，持论公允。
此外我还搜集到与溥仪一生相关的图片资料2000余帧，当年电影纪录片素材多种。过去的十几年中李淑贤等人接受电视记者采访也都留下了一些音像资料。这些资料足以显示溥仪一生重大事件，足以显示溥仪从特赦到病逝期间许多具有重要意义的场面。
对上述各类文献史料，都要考证，保证准确无误。
四、20世纪80年代以来溥仪研究领域各类成果
先谈谈我已经出版的较有影响的著作，主要有以下十种：
一是《溥仪与我》。
1979年至1980年间，李淑贤根据我的建议和我提供的提纲，积累起她与溥仪六度春秋的恋爱和婚后生活经历的素材，这是溥仪生命的最后闪光。依据弥足珍贵的记录原件，我迅速整理写成《溥仪与我》10万字书稿。然而，作为李淑贤回忆录，《溥仪与我》的出版曾遭遇重大波折，难能可贵的是长春市政协敢破坚冰，1984年2月，该书在《长春文史资料》第6辑上发表，并引起轰动。后来，此书又改编为《火龙》搬上银幕和荧屏。
差不多与此同时，征得长春市政协同意，又有延边教育出版社、吉林人民出版社和文史资料出版社三个版本陆续问世。此外，《广州日报》、《文学大观》等全国各地几十种报刊连载或选载。台湾《传记文学》也全文转载，总发行量达数百万份。接着，韩文译本以《中国末代皇帝溥仪以及他的后半生生涯和爱情》为书名，在1991年8月由汉城电波科学出版社出版。
该书与后来陆续出版的《中国最后一个“皇妃”——李玉琴自述》和《伴驾生涯——随侍溥仪33年纪实》被并称为与溥仪生平密切相关的“三大回忆录”。
1995年我和李淑贤女士再度合作，对《溥仪与我》加以全面修订，不但增添了李淑贤和丈夫溥仪共同生活的许多细节，还新写了溥仪去世后李淑贤作为遗孀而在“文革”十年中以及改革开放新时代里的漫长经历。这本题为《我的丈夫溥仪》的20余万字的新书稿，已经译成日文、泰文和英文。
二是《末代皇后和皇妃》。
该书是我为溥仪的四位后妃——婉容、文绣、谭玉龄、李玉琴各写一篇生平传记，在1984年5月出版的《长春文史资料》第7辑上以专辑形式首发，同年12月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选取了一个特殊角度，它并不正面写日本人利用、玩弄溥仪，而是从后妃们的悲剧着墨，由后宫写御前，由女人写男人，由亡国奴写侵略者。此后本书被改编为《末代皇后》搬上银幕。
1991年8月，日本学生社以《最后的皇后》为名，在日本出版《末代皇后和皇妃》修订日文版。它在日本受到热烈欢迎，短短一年时间里，便再版了5次。《产经新闻》、《京都新闻》、《福岛民友》、《西日本新闻》、《历史之旅》、《历史读本》和《文艺春秋》等报刊，纷纷发表消息、评论和作者小传。日本作家林郁在《文艺春秋》上发表评论说：这本书“作为填补满洲史欠缺的史实性书籍，很值得一读”，它“从一定角度折现出中国近代史的剧烈演变”。日本仓敷市立图书馆还特为残疾人灌制了录音磁带。
三是《溥仪的后半生》。
该书42万字，由李淑贤提供资料、我执笔撰写，1981年3月起，以《皇帝成了公民以后》为名在宋庆龄主办的《中国建设》（现名《今日中国》）连载部分章节，影响颇大。《皇帝成了公民以后》一书中文版、英文版和德文版，从1985年起陆续出版。《溥仪的后半生》全书也于1985年7月在《吉林文史资料》上刊出，3年后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经修订后于1999年1月由东方出版社再版。该书依据溥仪留下的日记、书信、笔记、文章、手稿和照片等遗稿遗物，并走访了溥杰、杜聿明、沈醉、董益三等知情人，参阅大量历史档案文献，弄清了溥仪在北京植物园和全国政协的工作实况、溥仪和李淑贤的婚姻和家庭生活、溥仪在全国各地漫游和参观的所见所感、溥仪为祖国统一大业所做的工作，以及溥仪在“文革”中的遭遇、患病和逝世前后的情形，从溥仪先生特赦返京写起，按照历史顺序，依次写出溥仪在北京植物园、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直到去世为止的全部生活，把溥仪作为公民的真实形象树立于世间。
四是《中国最后一个“皇妃”——李玉琴自述》。
李玉琴口述、我整理并执笔撰写，1989年7月由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出版，全书38万字，以李玉琴自述的方式，表现了李玉琴与溥仪由“政治婚姻”而结为夫妇，又因政治而绝情反目这样一段真实而深刻的感情纠葛的历史。著名历史学家罗继祖教授在《博物馆研究》（总第41期）上发表文章给本书以高度评价，他写道：“庆祥同志写了不少有关溥仪的书，我认为这本书是他成功之作。在旧的基础上，加上玉琴的委婉口述，庆祥再用笔把它细细刻画一遍，一直到目前晚年美好的岁月上，证明‘福贵人’真正有福，溥仪的话没有错。”1992年台湾跃升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出版了该书的中文繁体字版本。2001年12月中国文史出版社又出版了该书的修订版，文字量已增加到44万字。
五是《伴驾生涯——随侍溥仪33年纪实》。
我以采访李国雄先生的二十余盘口述录音资料为基础、参照档案和文献资料、经过考证核实而撰写的27万字长篇回忆录，记述李国雄自幼进宫给溥仪当奴才，如影随形般跟随溥仪走完33年人生大半途程的伴驾生涯经历和见闻，重点在伪满时期。价值在于提供了某些重大历史事件的细节资料，提供了宫廷组织机构、制度、人员以及溥仪的性格和私生活，还有他跟随溥仪转徙南北、赴日入苏的广见博闻等外人不可能知晓的内幕资料。1989年4月《长春文史资料》第26辑以专辑形式首发，1989年8月工人出版社正式出版，反响强烈。
六是《爱新觉罗·溥仪画传》。
这是我编著的装帧精美的历史照片专集，1990年8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选用溥仪生平照片八百余幅，按照皇帝时代、改造时代和公民时代三大部分科学编排，附以文字说明，向人们清楚地展示了溥仪从皇帝经由改造而成为公民的真实的一生这一世界奇迹。
七是《毛泽东周恩来与溥仪》。
该书28万字，1993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侧重叙述毛泽东、周恩来与溥仪相知、相识、相会的实际交往历程，同时也评论了溥仪一生思想变化的内因和外因，以及毛泽东、周恩来在对压迫者和剥削者改造问题上的理论创造，从而解开了受到全世界瞩目的溥仪“从皇帝到公民”的转变之谜。
八是《爱新觉罗·溥仪日记》。
这部60万字的溥仪遗稿，由李淑贤提供、我整理注释，其日文版最早于1994年10月由日本学生社推出，在东京问世。该书是溥仪一生中留下的亲笔记录，包括溥仪留居北京紫禁城时期写的反映宫廷读书生活的日记、溥仪寓居天津日本租界时期写的几篇反映政治交往活动的日记、溥仪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改造时期随团赴东北各地参观访问时留下的记录和溥仪特赦后写下的11本日记。我花费十多年的时间对这部日记作了整理和注释，对日记涉及的一千多位中外人物和众多的历史事件逐一研究，全书注释文字量超过了日记正文的文字量，从某种意义上说，注释溥仪的日记，等于编一部溥仪辞典。1996年6月，《爱新觉罗·溥仪日记》中文简体字版本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应该说，这是自1964年3月溥仪先生自著的《我的前半生》一书出版以来，在溥仪研究方面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正如李淑贤女士所说，这部日记以及由她保存下来的其他几类文字资料，“其政治意义和史料价值难以估量”。
九是《溥仪交往录》。
该书28万字，1999年由东方出版社出版。专叙溥仪在半个多世纪中与政界、军界乃至文化艺术界声名显赫的风云人物的交往，如与黎元洪、段祺瑞、徐世昌等民国总统、总理，与陆润庠、陈宝琛、伊克坦、徐坊、梁鼎芬、朱益藩、庄士敦等一代“帝师”，与康有为、张勋、孔令贻、张德彝、荫昌等遗老遗臣和复辟派，与张作霖、张学良等东北风云人物，与胡适、梅兰芳、泰戈尔等中外文化名人，与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等地方宗教领袖的交往。
十是《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
该书60万字，署名：正庆祥、萧文立校注，罗继祖审订。2000年由东方出版社出版，收录现存已知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共974函，起于1909年6月，迄于1926年11月，囊括了两位国学大师交往的全过程。罗振玉和王国维都是忠诚于溥仪的遗老，又都是中国近代承前启后的国学大师，他们共同创立的“罗王之学”，把中国历史向上推进了一千余年，是划时代的研究成果。罗王书札的整理与问世是当代我国文化建设中的一大贡献，其史料价值、文化价值和研究价值不可低估。校注者主要做了收集、辨识、考定书札时序、撰写按语、注释等工作，方便读者，加深对书札背景和内容的理解。我为本书撰写的长篇“代后记”——《罗振玉和王国维交往始末》，先由《社会科学战线》（2000年第5期）发表，继由《新华文摘》（2001年第1期）全文转载；我为本书撰写的《罗振玉和王国维的世纪风云——〈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校订札记》一文，连载于《博览群书》（2001年第1期和第2期），并选入《精神嘶鸣》一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12月出版）；我为本书撰写的《罗振玉和王国维交往的真相》一文，发表于台湾《历史月刊》（2001年第3期），并被美国《世界日报》（2001年4月14日至19日）转载；我为本书撰写的《罗振玉王国维与溥仪》一文，连载于《团结报》（2002年3月26、28日），继由《博览群书》（2003年第4期）发表；我为本书撰写的《罗振玉的政治生涯和学术成就》一文，先由《社会科学战线》（2002年第5期）发表，继由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历史学》（2002年第12期）全文转载。
此外，由我撰写并已出版较有影响的著作还有《法庭上的皇帝——溥仪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中作证始末》（吉林文史出版社1985年7月出版）、《伪帝宫内幕》（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2月出版）、《淑妃文绣》（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12月出版）、《溥仪，从战犯到去世》（日本学生社1995年10月出版）、《非常公民——溥仪轶史》（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2年11月出版）、《揭开末代皇帝尘封的传奇》（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10月出版）、《中国末代皇后和皇妃婉容／文绣传》（团结出版社2005年1月出版）等。即将出版的有《伪满洲国两“贵人”谭玉龄／李玉琴传》，尚未交付出版但内容重要的书稿有《中国最后的帝王之家》、《溥仪手稿选编》和《逊清史稿》等。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其他相关著作主要有《伪满宫廷杂忆》（作者周君适，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晚清宫廷生活见闻》（全国政协文史委编，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9月出版）、《流浪的王妃》（溥杰先生的夫人嵯峨浩撰写的回忆录，载于《吉林文史资料》第八辑，吉林省政协1985年4月出版）、《逊清皇室轶事》（作者秦国经，紫禁城出版社1985年8月出版）、《溥杰诗词选》（王世敏、郭招全编选，百花文艺出版社1986年12月出版）、《溥仪宫廷活动录》（吉林省档案馆编选，档案出版社1987年12月出版）、《中国末代皇帝》（作者美国《新闻周刊》文化版主笔爱德华·贝尔，中国建设出版社1989年出版）、《王府生活实录》（作者金寄水、周沙尘，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年10月出版）、《爱新觉罗·载沣——清末监国摄政王》（作者凌冰，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年12月出版）、《末代皇叔载涛沉浮录》（作者郑怀义、张建设，群众出版社1989年9月出版）、《小朝廷时代的溥仪》（编者单士元，紫禁城出版社1989年12月出版）、《溥仪私藏伪满秘档》（辽宁省档案馆编，档案出版社1990年6月出版）、《震撼世界的奇迹——改造伪满皇帝溥仪暨日本战犯纪实》（抚顺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6月出版）、《我跟随溥仪二十年》（溥仪立嗣子毓喦的回忆录，红旗出版社1993年4月出版）、《伪满宫廷秘录》（伪皇宫陈列馆编，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12月出版）、《爱新觉罗家族全书·人物荟萃》（鞠殿义主编，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出版）、《爱新觉罗氏的后裔们》（作者蒋芫苇、隋鸿跃，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5月出版）、《爱新觉罗·毓嶦回忆录》（华文出版社2005年5月出版）。
以溥仪生平为题材的文学影视作品，在20世纪80年代几乎同时有三部电影投拍，其中两部是直接根据我的著作改编。《火龙》根据《溥仪与我》改编，《末代皇后》根据《末代皇后和皇妃》改编。近年又有三部电视连续剧先后投拍，其中两部系经我授权改编：20集电视连续剧《最后的帝王之家》，是根据我的《中国末代皇帝溥仪的婚姻家庭生活》（未刊书稿）、《逊清时代与溥仪家族》（未刊书稿）、《溥仪交往录》（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随侍溥仪纪实》（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等著作中关于溥仪的家庭以及他与婉容和文绣感情纠葛的内容改编；30集电视连续剧《非常公民》，是根据我的《溥仪的后半生》（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中国最后一个“皇妃”》（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1989年版）、《溥仪与我》（延边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等著作中关于溥仪的生平经历和思想感情变化的内容，以及其他相关著作改编。
到了20世纪90年代，先后有内地、中国台湾和日本的电视台，邀我作为历史顾问、或作为嘉宾、或撰稿、或接受专访、或提供资料，参与创制多部以溥仪生平为题材的史实性电视专题片。主要有以下十二部：《中国大陆内幕——末代皇帝溥仪专辑》（台湾中国电视公司），《沉默和诉说——沦陷中的长春》（长春电视台），《中国末代皇帝溥仪》（日本NTV电视公司），《慈禧与溥仪》（日本NTV电视公司），《话溥仪》（美国加州旧金山湾区无线26台），《爱新觉罗·溥杰与嵯峨浩的跨国婚姻》（香港阳光卫视），《清宫戏背后的历史真相——末代皇帝的洋师傅》（北京电视台），《清宫戏背后的历史真相——末代皇后的美丽与哀愁》（北京电视台）。《国宝流落记》（中央电视台），《话说“伪满洲国”》（吉林电视台），《王庆祥谈〈最后的帝王之家〉》（成都电视台）。值得特别提出的是，由辽宁电视台花费三年时间制作的大型专题片《爱新觉罗·溥仪》（10集，400分钟），最近已在央视“探索·发现”栏日中播出，反响强烈。
最后谈到以溥仪生平为题材的三项展览：《中国最后的帝王世家展》，原名《中国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生平展》，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华民族团结协会联合主办，自1999年6月起在天安门内端门东朝房开馆。《慈禧太后、宣统皇帝与颐和园展》，自2003年9月起在颐和园内南湖岛涵虚堂举办。我出任这两处展览的总策划、专业顾问，承担馆内展品选定及全部文字的考订和撰写工作。展品包括历史照片、实物和慈禧、溥仪生平专题录像片。《从皇帝到公民》，伪满皇宫博物院投巨资在该院内打造了这项专题展览，特别是运用高科技现代化复原手段，把展览做得很精致，是当前国内以溥仪生平为题材的展览中标准最高的，也是规模最大的，名列国内博物院专题展览系列“十大精品”。本展览通过“末代皇帝”、“天津寓公”、“伪满皇帝”、“特殊战犯”、“普通公民”五部分，以大量文物、历史图片和辅助展品，真实地再现了爱新觉罗·溥仪从中国清朝末代皇帝、伪满洲国皇帝，最终改造成为中国公民的人生经历。
此外，互联网是信息时代的重要标志之一，溥仪研究发展到今天，也必须重视互联网这个传播平台。但是，互联网上有一些文章和说法是极不严肃的，不符合历史事实，应该有所分辨。网上的“溥仪纪念馆”网站，是关于溥仪生活过的那段历史的专题性网站，比较系统全面地收录了有关溥仪的研究性和介绍性文章、历史图片以及书籍等。
五、我从事溥仪研究的文化与学术追求
我做这项研究追求什么？
首先是追求最佳选题、最佳视角和最鲜活的资料。这实际是确定研究课题问题，每个人精力有限，而学海无涯，所以应该集中精力于某一特定专门领域，开展研究愈专门愈好，打深水井的办法肯定胜于广种薄收的办法。当我认定溥仪生平能够折射本世纪的中国历史以后，我就下了决心专门研究这一个人物，把对于时代的广大层面的认识体现在一个人身上。1980年春天，我有幸会见了杜聿明先生，这位国民党名将在谈话中曾表示希望我撰写他的战场生涯，虽然也知道写杜必热，但为了不分散精力，我还是忍痛割爱，放弃了送到眼前的机遇。实践证明，集中精力当专门家的路子是对的，就此我确立了溥仪研究这个选题。选题当然要以历史价值和社会效益为原则，但也应该有市场观念。写书是要给人家读的，要照顾到各个层次的读者，读者群越大，你的研究也就能够得到更多的支持和认可。有了这个基础再步步深入，局面就打开了。最佳视角就是怎样切入选题的问题，溥仪的一生方方面面，要找到最好看又最容易深入的角度切入。批准切入点至关重要。什么是最鲜活的资料？当然是历史见证人的口述细节资料。我的《末代皇后和皇妃》出版后深受欢迎，前后印制百余万册，且被国内外大量报刊连载或选载，又被改编成影视剧，原因正在于此。
其次是追求学术性、社会性和可读性的和谐、统一。
就学术性而言，对溥仪在当“关门皇帝”时的宫廷生活，对溥仪在青少年时代所接受的传统教育和社会影响，对溥仪在20年代与政界和军界头面人物的交往，对溥仪出关投敌的动机与实践，对溥仪就任伪满皇帝前后与日本军方之间既相互为用又相互矛盾的关系，对溥仪在日本战败前后的活动，对溥仪在赤塔和伯力拘留期间的思想、生活、跟苏方的关系，对溥仪在东京法庭作证的真实程度等等，都发现并公布了大量史实，提出了自己的结论。
就社会性而言，大量研究成果及评论、转载、专访、报道以及影视剧的问世，显然发挥了巨大的社会效益。
就可读性而言，我历来认为史学研究不应该是封闭的，如果仅停留在几位历史学家中间，而不能把历史交给千千万万的普通群众，也就不能充分发挥史学研究的作用。尤其是在改革开放和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学术研究也应该有崭新的面貌。无论怎样高深的学者，都必须考虑“可读性”这一撰写方式上的原则，从而把提高与普及统一起来，把我们的研究才能与出版、图书市场和千千万万的读者挂起钩来。毋庸讳言，我能在短短几年里出许多书，得力于可读性，得力于数以百万计的读者支持，得力于我交付出版社的书稿能征订到几万乃至几十万的印数。实践证明，只有学术性与可读性的完美统一，才能把历史研究从死胡同推向广阔而美好的前程。
最后是追求研究成果系列化、精品化、国际化和立体化，让研究成果走出书斋，走上社会，面向世界。
溥仪研究会成立以后，可以开展的工作很多。首先是“建设”：要在更高层次上广泛收集溥仪研究资料，包括家传资料、口述资料、书画资料、音像资料、档案资料、文献资料、图片资料、图书资料等；要在更高层次上组织影视作品的制作；要在更高层次上搜集起一切可能集中的原物，举办最权威的国际性巡回展览；要在更高层次上建立大型互联网网站，通过信息时代最有影响力的方式搜集、研究和公布相关信息，把溥仪研究不断推向新的高度。其次是“破坏”：就是要坚决反对溥仪研究这一领域内低俗化的倾向，比如影视剧中戏说历史的倾向，文字作品中专拿人家隐私说事的倾向，对于这种严重误导青少年的行为，我们就是要依据事实，尊重历史，予以严正批评，净化社会上的文化环境。我相信，溥仪研究一定能得到更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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