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宇澄《繁花》中的都市女性形象书写，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繁花论文,形象论文,都市女性论文,金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38(2016)08-0122-03 一卷《繁花》写尽了世态百相，咂摸出生存的真谛。感谢金宇澄为我们刻画了特定时代下都市女性既千娇百媚，繁花盛放的一面，也写出了欲望镣铐下女性千疮百孔的挣扎与虚无困境，这些女性在都市欲望的漩涡中自笑自悲，在挣扎中反观自我又寻找不到生活的意义。显然金宇澄在《繁花》中所描绘的不是都市女性的全部，但却从侧面让我们去静思和反省都市女性的生存情态，去认识和思考女性的主体价值，而这一些也为都市女性的文学书写画上了浓重的一笔。 一、咂摸世情：都市的众生相 金宇澄是一位以“博物馆陈列”式的手法，向我们全景展现上海风情世态的作家。在近三十五万字的作品《繁花》里，他似乎想要在小说中把上海这座城里的各种琐屑故事一网打尽。他在《繁花》里通过章数的奇偶变化将六七十年代和90年代分割成两个互相对照的板块。他用灌木型的结构，自在无拘的描摹出了不同时代不同社会背景下人们所呈现出的生活情态。而且在他的作品中往往是一个人牵引出一个人，一段对话接着一段对话，一件事情伏笔着另一件事。以沪生、阿宝、小毛等不同出身的人物为引子，像珠串一样串联起人物之间微妙的关系，更摇曳而出了一组女性的群相图。童年时期，由沪生我们认识了姝华，由阿宝我们认识了他的邻居蓓蒂、绍兴阿婆，又由小毛串联出银凤、大妹妹、兰兰；回到当下的成年后，由于工作和恋爱关系，做了律师的沪生认识了梅瑞、芳妹、小琴等，经营外贸的阿宝结识了汪小姐、李李、苏安以及林太等各种女性形象。她们来自不同的阶级，有着不同的身份和职业，她们在小说中既是红花又是绿叶，她们彼此之间亦交织成了一段段故事。而当这些都市女子的故事与情事自然而然的收拢在一起时，便酝酿发酵出了世俗的深味。 通读《繁花》你会发现虽然整个小说都呈现出平缓的基调，亦没有什么夸张的戏剧性，但是作者笔触下，这些女性人物无论是肖像的描摹还是场景的叙述都很细腻。小说引子部分，沪生前女友梅瑞的邻居陶陶在静安寺菜场招呼他进来喝杯茶，看看风景。沪生走进摊位，先看见的是陶陶的老婆芳妹，金宇澄写芳妹是“低鬟一笑”、“婷婷离开”；而在后面描写李李的出场则是“高挑身材”、“明眸善睐”，让阿宝觉得“其秀在骨，有心噤丽质之慨”；写雪芝与阿宝的告别则是“回首凝眸，窈窕通明，楚楚夺目”。寥寥几笔，透着古语的诗意，又精确的描摹出了这些女子的情态。同时金宇澄也很擅长通过服饰的变化来侧面反映时代的变化与女性的心境。1967年左右，姝华在路边看见女初中生穿着翻领运动衫，流行小裤管。风拂绣领，步动摇瑛，是上海滩最摩登的样本。到了文革时期，写到阿宝女友小珍的衣着则是“咖啡色长裤，白衬衣，米色背心，黑色布鞋”一副清清爽爽的学生样。90年代，梅瑞与康总约会穿的是玄色背心，烟灰套装，配珍珠耳钉，后面成为商界梅总，开恳谈会亮相时是一头云发，做的漆亮，粉红平绉Versance礼服裙，配洋粉色细绉薄纱巾。这些看似细微的衣饰变化，能够折射出不同女性不同时代的人物际遇。 除此之外，这些都市女性出现的场景变换也极具韵致，六七十年代，这些女性多出现在客厅、上海的老弄堂、阁楼里。这时候的女性往往一方面受着传统上海思想的影响，一方面又不断接受着西方外来的新事物，如蓓蒂喜欢弹钢琴，姝华喜欢在家抄诗，阅读外国文学作品，同时，这些女性又常常愿意闷进阁楼里听戏文，“个中滋味，只有上海弄堂女人，能够真正领教，尤其是本埠的小家碧玉，骨子里，天生天化这类音色气质，沪腔沪调，二分凄凉，嗲，软，苦涩，一曲三折，遗留本地的历史心情与节律。”[1]总的来说，这些女性的活动空间比较狭隘，集中在局限的一些范围内。而到了90年代，这些女性一下子从弄堂中走了出来，或成为公司白领，或独自营商，她们活动的范围一下开阔起来，从饭店到酒吧到KTV，甚至常常结伴出行，到附近的昆山、常熟一游。这些变幻的场景也反映了女性身份地位的变迁。 《繁花》中为我们铺展了大量的都市女性形象，她们散落在各个章节的片段中，借着这些女性形象你既能够看见高雅、怀旧、感伤的历史，也能够看见市井、低俗、和人赤裸裸的悲和喜。同时，也正是《繁花》中这些大量的女性形象，激活了繁华上海的体温与脉象，使得这个城市变得愈发真实可感，富有活力和神采。 二、欲望花开：物欲、情欲的狂舞 如果说繁华是现代都市的外壳，那么欲望就是其生存的内核。在《繁花》中金宇澄对上海都市女性的勾勒集中在90年代的背景下。也许是六七十年代文革的批判压抑酝酿了释放欲望的90年代。在流光溢彩的消费、享乐的都市中，女性不再落寞，并拥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女人有了充分自由之后，是否会节制，是保持传统女人，极品女人的特点呢，还是继续上行，无法无天。”金宇澄《繁花》中的女性大都带有都市女性的泼辣勇敢，热情而盲目，她们把物欲情欲当成人生的重头戏。她们默认的人生哲学是“做女人一辈子，就是寻一个优质男人”。而这种服从依附意识形成了她们的一种惰性人格。《繁花》中的女子往往包括两个特点：浓重“物欲”、“情欲”下的“贪念”以及逐欲过程中的“巧于心计”。 陶陶曾说：“这个世上哪有林黛玉啊，只有骨子里，想赚进铜钿里的女人”。确实，在金宇澄笔下的女性早已不复《红楼梦》中女子的性灵。梅瑞穿插在沪生、阿宝、康总等多个男人之间，贪图着房子和金钱；梅瑞的母亲，在年近五十多岁的时候，依然放纵着自己的感情，与昔日的情人、香港小开重续鸳梦；海员之妻银凤与邻居小毛以摆拖鞋为暗号，暗中幽会，放纵情欲；在《繁花》中不仅能够看见这些都市女子的“贪欲”，还能够看见她们的“机关算尽”：小琴百般温柔体贴，讨好陶陶，却最终被自己的日记撕开了真面目；潘静跑到芳妹家摊牌，逼迫她与丈夫离婚；汪小姐整蛊梅瑞却落入李李的圈套；玲子、菱红和亭子间的小阿嫂之间的纠缠谩骂；各种小算盘、小手段情态毕现。 在《繁花》中女子的这些欲望心机都被金宇澄捕捉的精准，描摹的巧妙，并通过细微的环境呈现出来。如在自然环境中，他喜欢描写梅雨，南方的梅雨季，潮湿黏腻，热气夹杂着躁动，很符合人心欲望的焦灼状态。比起自然环境，在我看来金宇澄最精妙的是抓住“饭局”这一微缩的社会环境，来对这些女子的情态、心态进行了刻画。无论是“夜东京”还是以李李开的“至真园”，金宇澄不惜笔墨的在这些饭店描摹了一场接一场的流水席，“夜东京”牵涉出玲子、菱红、小琴等女性形象，而“至真园”牵涉出陆太、古太、康太、苏安、汪小姐等一堆角色。这些女性夹杂着上海本土人、北方人、台湾人，各种地域风格的女性在都市这座舞台上相互碰撞，更在各种饭局上逢场作戏又暗暗较劲。“表面衣着随便，其实文章做足，所谓的风流心眼，红潮照玉碗”金宇澄善于描绘饭桌女子的微表情，将女子之间的低头私语、嫉妒、勉强、错愕等神态刻画得入木三分。并借着这些饭局暗示出这些女性一段又一段的“私情”。 常熟“徐府”的饭局上，李李、汪小姐、苏安三个女人各怀心思。李李拿汪小姐作“挡箭牌”。汪小姐不仅浑然不觉，还使出浑身解数，对徐总风流波俏、圆熟软媚，一会儿又对着李李借酒撒气。徐总秘书苏安，一边冷眼蔑看汪小姐的“做戏”，关键时候又假意出来对汪小姐“分花拂柳，细声细气”的劝慰，使其最终醉倒。之后汪小姐与徐总珠胎暗结，在回上海后“至真园”的饭局上，李李又悄悄告密苏安汪小姐之所在，使得苏安上门揭短，张口就讽刺汪小姐要赶紧去打胎，使得汪小姐在人前脸面跌落一地，只得“表面笑心里虚，眼泪朝肚皮里咽”。这几场女人间巧于心计的“饭局”颇有“鸿门宴”的架势。而在第二十八章中，梅瑞在“至真园”筹备恳谈会，请来各路的大人物，也宴请了一堆熟人。小说的主要人物汇聚一堂，但因为之间互相羁绊缠斗的关系，使得作者不惜花费笔墨去对坐席进行重新安排，列出座位名单。之后觥筹交错、闲言碎语间，这些曾明艳动人的女性角色们或醉的不省人事或隔岸观火，或撒泼对峙，或惊恐不已。人与人之间的纠葛瓜藤曼绕，越缠越紧，把饭桌气氛酿的窒息。其实欲望狂欢与内心的空虚焦虑总是相伴而生的，在欲望放纵的间隙中感到精神的极度空虚与浮躁是她们这代人的通病。被种种欲望淘空，淹没后的浮躁与空虚，让她们感到精神失重、痛苦迷茫。她们疲倦地从欲望的洪流中抽身而出时，发现可供她们退却的只有情爱的堡垒[2]，供她们发泄的只有饭桌上情绪的宣泄。 其实金宇澄在《繁花》中也描写了“纯真美好”的女子，但这些女子大都停留在了过去的短暂光阴里，比如在70年代让阿宝念念不忘的蓓蒂就是个特殊的存在。蓓蒂这个形象凝聚了金宇澄对女子温情的期许，他笔下的蓓蒂长发飞舞、乖巧懂事、如清风拂面，最后化作了“一条鱼”游弋在人们的记忆里。但强烈对比的是《繁花》中90年代的女人们似乎总跳不出“贪”字。而这些都市女性的物欲情欲恰巧满足了男性消费者的观赏需求。这点侧面反映出女性在男权视界中的生存困境，她们被男性打量、试探追逐、敷衍躲避。而女性对男性根深蒂固的一些依附意识又构成了女性浮萍般的被动处境。 诚然，读过《繁花》的人都会觉得，从女性视野来看《繁花》，是比较让人压抑和尴尬的，因为在整部作品中鲜少看见“纯真”、“清爽”的女性形象，相反，金宇澄直视了这些女性华衣靓妆下的丑陋面及体贴热忱下的满腹心机，他把都市女性生存的一些阴暗面也直观呈现出来了，这些女性往往很好的践行了“嗲、作、精”的上海女人三字经。她们的美中总带着刺带着疤痕。但我想金宇澄想表现的亦是某部分都市人群真实完整的人性书写，不只是表面上肤浅的女性状态的肆意张扬。在金宇澄小说中插柳穿花般的女性世界里，她们传达了微妙纠葛的女性心理和这些女性的生活底蕴，也表达了作者对欲望现实的清醒认识和尖锐批评。 三、上帝不响：盛放后的虚无 作家张欣曾说过：“我对都市生活的理解一向不是霓虹灯，海鲜舫或者卡拉OK；那不过是它一层极薄的包装而已，真正的内核是让人探寻不尽的，绝不是一种简单的浮华和热闹，常常是火树银花掩去了许多心酸和悲苦[3]。金宇澄的《繁花》中把都市女性的欲望勾勒的淋漓尽致，但在他的笔下，女性的这些欲望也成了最后作茧自缚的枷锁，是她们都市生存困境的根源。 《繁花》中这些女性的结局大都使人感到悲戚，用金宇澄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惨淡。“人生是由很多过程组成的，生命每一个局部，都可以是一种美，我们用惨淡来描写秋天，这就是《繁花》的本意。”流年暗换，风流云散，物是人非。一心盼着结婚的小琴终于等来了陶陶和芳妹离婚，却最终不小心跌落阳台被摔死；“都市“花蝴蝶”般的大妹妹最后变成了平心静气卖馄饨的市井妇女；文艺女青年姝华知青后背井离乡，成了三个孩子的母亲，最后竟至疯癫。 金宇澄在作品中着墨最多，交代最清楚也最让人唏嘘的当属李李，梅瑞，汪小姐这三人的结局。在小说尾声章节，李李用遁入空门，完成了“自我的救赎”，李李的早年的经历是这些女子中最复杂坎坷的，肉体上层烙印下的艳冶的玫瑰曾经是她心中的一把尖刀。但玫瑰本身又似乎是李李的象征，娇艳倔强，带刺刚烈，她的一生即使被玷污了仍旧纯洁，只是疲惫，唯有隐世逃遁。李李在出家前曾半夜叫部车子出去散心，从虹桥机场，淀山湖，到嘉定，直到绕到庙庵，才觉得抓到救命稻草，方才觉得心定。金宇澄是这样描写李李的出家的“黄梅潮热的天气，在沪郊庵堂。看庵貌蔼然，李李立于门前挥手。神色笃定，人样清瘦，长发披肩。选择出家，选择绝财、绝色、绝意。李李说，红尘让人爱，也会让人忌。他借助阿宝的视野去见证李李剃度的过程，并多次描写到玫瑰这一意象，“一篮篮血红的玫瑰，耀目欲燃。”“阿宝看不到李李的嘴唇，一篮篮血红的玫瑰，开的正盛”“佛菩萨莲台之前，朵朵血红玫瑰，李李的鬓影，衣芳，已属遥远。留在阿宝眼眸里的是玫瑰的红光。一切平息下来。李李消失。”这些玫瑰的意象给读者很大的心灵震撼，像一团火苗，燃的通红，又渐渐熄灭，像李李在尘世的生活，浓艳最终归为清淡，化为虚空。 与李李疲惫于红尘，遁入空门的结局不同，梅瑞和汪小姐的结局更像是“机关算尽，反误了卿卿性命”，梅瑞和汪小姐都是把人生寄靠在男人和金钱身上的典型。汪小姐，负心丈夫，与徐总暧昧，与小毛假结婚，想尽各种办法争强好胜使自己利益最大化，最终却怀上了“怪胎”，作者颇具荒诞意味的借着算命先生的口说她的肚里是有两条蛇在同时虎视眈眈一颗蛋，而汪小姐的丈夫和徐总刚好都属蛇，来暗讽汪小姐因自己的风流而自食苦果。而梅瑞则经历了金钱膨胀，名牌加身的繁华，又经历了公司因融资诈骗而成为空壳，姆妈跑路等一系列的重创。她的人生在起起伏伏中让人唏嘘。最终她又坐在了沪生身旁向他倾诉。一切又似乎回到了开头的场景。沪生再次成为了她失意时的听众。梅瑞告诉沪生她已经“全部坏光了”无家可归，只得回前夫房间里落脚。她哀叹“我的好年华呢，我过惯的好生活呢，我哪能办，哪能办。”她无法接受自己未来要天天像大脚娘姨，每天买菜烧饭，换尿布，服侍北四川路全家老小。从沪生到阿宝到北四川路的丈夫到康总到小开，梅瑞一路逢场作戏，或假亦真，最终却成了“上海滩最吓人的女瘪三”。 其实在《繁花》中还有一处细节，康总在与梅瑞谈话中提到，他有一个朋友坐拥了十几套房产，但其妻子却把这些新房子视为毒药，“每夜只能单独回到开封路的老房子”才能安然入眠。所以退一步，即便梅瑞最终并没有公司破败，也未必活的称心如意，物欲情欲膨胀之后，内心的空虚不安和孤寂是很难真正平复的。 在《繁花》尾端，小毛在临终前说了一句话：“上帝不响，像一切全由我定。”，这句话也被金宇澄放在了小说的扉页上。一句“上帝不响”统应全文，在《繁花》中“不响”高频出现，描摹了人物之间你来我往的话语情态关系，它既是一定场景下人物语言的戛然又是其心理活动的翻腾，留给我们巨大的想象空间。在《繁花》中这些女性形象经历各种欲望冶炼，备尝世情、感情冷暖之后，“上帝不响”不失为对她们命运的一种关照。她们或为了自己的一己私利“花头搞尽”、“反折自己”，或为了追逐爱情，盲目扑腾，左迎又绕；她们的行为在上帝面前是摊开的一本本账，记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但上帝只是不响。很多东西她们苦心经营，到头来却又似乎没什么是能够真正抓住的。 如果说女人如花，誓要将自己这一生“开至荼蘼”。那这些都市女人的困境往往就在于“花不解人语”，美好的事物并不总遂人愿，该要发生的事情终究会发生，该逝去的东西总也拦不住，得不到的终究得不到。有时候花开花落是无力更改的宿命。正如书的结尾引用那句歌词：“在人世已是癫，何苦要上青天，不如温柔同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