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美贵善的综合载体——《诗经》玉意象论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象论文,诗经论文,载体论文,吉美贵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玉以其有别于普通石类的特殊属性，历来受到尊崇，被人们奉为珍宝。周代的贵玉观念尤为 突出，《诗经》的不少篇章都出现玉意象。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玉广泛运用于祭祀、服饰、赠遗等许多领域，它既是祭品、礼器，又是信物、装饰品，具有多方面的功能。由此而来，《诗经》中的玉意象也具有丰富的内涵、复杂的象征意义，是吉美贵善的综合载体。对《诗经》的玉意象进行深入探讨，可以窥见古代文化积淀的一般进程，并对中国古代实用、审美和道德实践之间的微妙关系作出更准确的判断和全面的把握。
一
《诗经》中出现的玉主要用于两方面：祭祀和装饰，前者为实用，后者属于审美。那么，二者孰先孰后？是否出自相同的功利目的？要解答这个问题，还要到《诗经》以外去寻找根据。《山海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神话传说著作，其中保留了大量的原始社会的信息，对于研究史前时期的文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据袁珂先生《山海经校注》一书《索引》部分的统计，书中提到产玉之山130余处，分布在四面八方， 玉作为一种异石已经引起人们的普遍重视。
《山海经》的南、西、北、东、中五个方位的山经都记载有埋玉祭祀山神的礼俗，有的甚至一次用玉达几百块之多。《西山经》云：“羭山神也，祠之用烛，斋百日以百牺，瘗用百瑜，汤其酒百樽，婴以百圭百璧”。祭祀羭山神要把一百块美玉埋进地里，还要烫一百樽酒，环绕陈列一百块圭和一百块璧。玉作为献给山神的祭品，数量之多，令人惊异。除此之外，祭祀其他山神也往往有埋玉的礼俗，只是用玉的数量有限。凡祭山神，很少有不用玉的。山神的祭祀由来已久，而各种祭祀又带有很大保守性，一般不轻易变更，由此推断，祭祀山神用玉是非常古老的礼俗，它的起源很早。
《山海经》有近20处记载祭神用玉，但仅有两次提及佩服美玉。书中记录的许多神话传说中的帝王和英雄，只有夏后启“佩玉璜”。夏代已经脱离原始时代，进入文明社会了，而那些处在夏后启以前的神话传说人物，却没有任何人以玉为佩饰。可见祭祀用玉先于佩饰用玉。人们最先是把美玉献给神灵，后来才成为本身的装饰，在对玉的享用上是先神后人。
人们祭祀用玉，目的很明确，为了取悦于神灵，求得神灵的庇护，从而有利于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诗经》描写祭祀用玉的诗篇，昭示了玉作为祭品是为了禳灾祈福。《诗经》中描述祭祀祖先神的篇章没有提到用玉，祭礼天地山川神灵则用玉。因为祖先神是保护神，其他自然神则往往给人们造成危害。出于对自然灾害的畏惧心理，人们祭祀山川等神灵往往用玉以求福佑。《大雅·云汉》云：“靡神不举，靡爱斯牲？圭璧既卒，宁莫我听？”周宣王时遇大旱，人们祷神求雨，对神灵发出质问：没有哪一位神灵未得到供祭，对他们也没有吝惜过牺牲。敬神的礼玉圭璧都已用尽，为什么神灵们没有一位听见我们的呼声？人们用玉作祭品祈祷神灵降雨，其功利目的显而易见。《大雅·旱麓》云：“瑟彼玉瓒，黄流其中。岂弟君子，福禄攸降。”在祭祀山川神灵的时候，人们用以圭玉为柄的酒器装满黄酒，祈祷福禄降临。古人相信玉有禳灾功能，《左传·昭公十七年》一段记载可为佐证。郑国裨灶言于子产曰：“宋、卫、陈、郑将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瓒，郑必不火”。裨灶的话反映出这样的观念：瓘斝玉瓒等玉器具有消除火灾的功效。玉的实用价值甚高。
那么，佩饰以玉的用意何在？《山海经·西次山经》记载，黄帝取峚山之玉的精华，投种于钟，山之阳，生出五色发作、以和柔刚的瑾瑜美玉，“君子服之，以御不祥”。佩带美玉的目的在于抵御不祥事物的侵害，佩饰用玉最初也是出于避害目的，而不是出于审美。祭祀用玉与佩饰用玉的最初的心理动机是相同的。从《诗经》中可以看出，玉作为装饰仍残留着避害的功能。《卫风·淇奥》云：“有匪君子，充耳琇莹”。郑玄笺注：“充耳谓之瑱。琇莹，美石也”。《小雅·都人士》云：“彼都人士，充耳琇实”。玉用作充耳，最初很可能是出自原始人对雷声的恐惧。《易·震》卦先后出现“震来厉”、“震来
”之语，道出了雷声给人带来的惊惶不安。雷声轰鸣，震耳欲聋，因而人们用玉充耳，以避免雷声的强烈冲击，否则，以玉充耳这种举措就很难得到合理的解释。在人的耳朵上悬挂某种物品，用以逢凶化吉、趋利避害，是原始巫术经常采用的手段。《山海经》一书就有许多这方面的记载。《海外东经》提到的雨师妾是求雨巫师，他“左耳有青蛇，右耳有赤蛇”。《大荒北经》出现的夸父是同干旱作斗争的英雄，他是“珥两黄蛇”，左右耳各悬一蛇。雨师妾、夸父两耳悬蛇的目的是驱旱求雨，至于古人以玉为充耳，最初则是为了躲避震雷的危害，也是出于实用方面的考虑。《大雅·公刘》赞美周人先祖公刘写道：“何以舟之？维玉及瑶，鞞琫容刀。”公刘身带玉瑶，佩刀的鞘上装饰着椭圆形的玉。《小雅·瞻彼洛矣》也有“君子至止，鞞琫有珌”的句子，还是写用玉装饰刀鞘。古代英雄的武器往往要加以装饰，眨垛是普遍存在的现象，问题在于，周代武士在装饰宝刀时，为什么选择的材料是玉，而不是其他物品？这还要从趋利避害的角度加以探索。古代先民认为，把某种具有驱灾功能的物品置于兵器上，能保佑它的主人平安无事。《文子·上德》有“蟾蜍辟兵”之语，杜道坚《文子缵义》引《万毕术》称：“蟾蜍五月中杀，涂五兵，入军阵而不伤”。古人五月杀蟾蜍，把它的血涂在兵器上，相信这种巫术会产生刀枪不入的功能。玉在古代是禳灾之物，刀鞘用玉加以装饰和在兵器上涂蟾蜍血同属巫术，都是为了防止自身受到伤害。上述事实表明，在后来看来纯属装饰品的充耳和刀鞘上的玉石，最初也是实际功利的承担物，取用它们主要不是为了美，而是出于对自身安全的考虑。普列汉诺夫指出：“人最初是从功利观点来观察事物和现象，只是后来才站到审美的观点上来看待它们”。〔1〕通过对《诗经》玉意象的文化学探源，可以再次证实普列汉诺夫的这个正确结论，并且勾勒出中国古代先民在开发利用玉的过程中由实用到审美的发展轨迹。
在中国古代，人们最初是出于禳灾目的而用玉充当装饰，随着历史的发展，玉饰的避害意义逐渐淡漠，成为纯粹的装饰品，审美价值取代了禳灾价值，可谓后来居上。玉饰的功能之所以会发生上述演变，这和玉饰的综合型审美效应密切相关。玉引起的是综合美感，有形态、声响、色泽、温度诸方面的因素在起作用，给人带来多种感官的快适。视之，其形完整规则，其色光鲜亮泽；听之，其声清越彻远；触之，不寒不热，温润宜人。《诗经》对玉饰的描写，传达出了人所得到的综合审美体验。《卫风·淇奥》：“有匪君子，充耳琇莹，会弁如星”。这位贵族成员耳瑱上装饰着晶莹的美玉；帽缝中缀以玉石， 如星点闪烁。这是写视觉感受，玉的色彩娱目。《郑风·有女同车》：“将翱将翔，佩玉将将。彼美孟姜，德音不忘”。美女佩美玉，玉佩锵锵作响，这是写听觉感受，玉的声响悦耳。《秦风·小戎》：“言念君子，温其如玉”。玉性温润，故用它比喻温和笃厚的国君。这里道出了对玉的触觉体验，玉因其温度适中而宜人。一般说来，人的审美快感越强烈、越全面，那么，他就会离实际功利越远。玉产生的是综合审美效应，它使人忘掉各种忧患恐惧，这就难怪人们面对它所产生的主要是身心愉悦，而不是想到用它禳灾。因此，玉的审美效应取代它的驱害功用，有着内在的必然性，是合乎逻辑的发展。
二
玉不是普通的石头，而是奇石、异石，由于它美好的质地及在社会生活中多方面的用途，玉遂成为珍宝，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诗经》中出现的玉，在许多时候都突出表现它的珍贵，审美鉴赏和价值判断是结合在一起的。
古代赠馈的礼仪，都是以轻物在先为引，然后致送贵重物品。美玉是珍宝，它的价值有时超过一套车马，因此，在向对方赠送贵重的玉器时，往往先以车马为引。《老子》第62章所说的“拱璧以先驷马”，指的就是先献上四匹马，然后再送上大璧。《诗经》作为周代社会生活的艺术再现，对这种先驷马、后美玉的馈赠礼仪作了真实的反映。《大雅·崧高》写道：“王锡申伯，四牡
，鉤膺濯濯。王遣申伯，路车乘马。我图尔居，莫如南土。锡尔介圭，以作尔宝。往
王舅，南王是保。”申伯是周宣王的母舅，周宣王对他的赏赐特别优厚，除增加封地外，又赠给他车马和介圭。介圭列在路车乘马之后，它比四匹马加一辆车还要贵重。《崧高》所述是外甥向母舅赠送车马美玉，《秦风·渭阳》也是外甥送给舅氏同样的礼品，并且在礼仪上也毫无二致。晋公子重耳自秦返晋，秦太子
为他送行，并作此诗：“我送舅氏，曰至渭阳。何以赠之？路车乘黄。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赠之？琼瑰玉佩。”从诗中不难看出，太子先是送给重耳四匹马、一辆车，然后又送给他美玉做的佩饰，显然，玉佩的价值高于路车乘马。
人们随身佩玉，以玉为美为宝，有时还把它赠送给亲近的人，用以表达美好的情感。《王风·木瓜》云：“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木瓜系轻微之物，琼琚则是贵重的佩玉，通过器物上的不等价交换，表现自己感情上的巨大投入，但诗人声明，这不是普通的礼尚往来和物品交换，玉是爱情的信物。《郑风·丘中有麻》云：“丘中有李，彼留之子。彼留之子，诒我佩玖。”玖是美玉，也是情人赠馈的礼物。《郑风·女曰鸡鸣》云：“知子之来之，杂佩以赠之；知子之顺之，杂佩以问之；知子之好之，杂佩以报之。”《传》曰：“杂佩者，珩璜琚瑀卫牙之类。”珩璜琚瑀都是玉名。恋人相赠以玉，永以为好。美玉无价，真挚的爱情亦无价，这些诗篇都是以玉的价值衬托感情的珍贵。人们赋予玉以积极的情感内涵，情感也具有了美玉般的价值。玉作为装饰品，具有其独特的审美特征。玉引起人的审美快感是与人们的价值判断联系在一起的。人们以玉相赠，是以视玉为珍贵之物为前提 和基础的，玉的情感价值在于其珍贵。互赠珍贵之物见出情感之真挚与深厚，见出情感的质量与分量，也显示出情感的意义与价值。
玉是珍宝，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是财富的象征。周代是等级制社会，生活资料的分配是按等级进行的，这样一来，玉作为珍宝就必然为贵族阶层所垄断。在周代社会中，只有天子、公侯、大夫、士人才有资格以玉为佩饰，寻常百姓如耕作之民、渔父樵夫之辈是没有资格佩玉的。玉是地位的标志。玉佩具有等级差别，《礼记·玉藻》写道：“天子佩白玉而玄组绶，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组绶，大夫佩水苍玉而缁组绶，世子佩瑜玉而綦组绶，士佩瓀玟而缊组绶。”由此而来，《诗经》中出现的玉，往往是权力和地位的象征，人们在见到玉器或者以玉为喻时，首先想到的是诗中主人公的高贵身份，诗的作者也极力从这方面加以渲染，通过玉的珍贵来衬托人的高贵。《大雅·棫朴》写道：“济济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峨峨，髦上所宜。”这是一首歌颂周王及大臣的诗。周王庄严恭敬，大臣们手执玉器左右趋附。捧持玉器的大臣威仪庄严，个个是合于法度的英俊之士。通过对大臣们捧持玉璋情态的描写，歌颂贵族成员的庄重威严，是对他们权势地位的充分肯定。再看《魏风·汾沮洳》结尾：“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异乎公族。”作者把自己赞美的人比作玉，用以突出他的美好可爱，同时又点明对方的身份，他是一位出类拔萃的贵族子弟。殊异，犹言与众不同。公族，指贵族子弟。在这首诗中，作者先赞其美，紧接着又颂其高贵，二者是结合在一起的。
《诗经》在以玉表现人的尊贵时，有时不是着眼于对方的政治地位，而是专注于德行品格。《郑风·有女同车》写道：“有女同行，颜如舜英。将翱将翔，佩玉将将。彼美孟姜，德音不忘。”一名贵族男子与姜姓美女同车，他聆听女方佩玉的锵锵作响，对女方美好的声誉肃然起敬，因而也就更加珍视难得的同车机遇。《小雅·白驹》是贵族挽留客人的诗，结尾写道：“其人如玉。毋金玉尔音，而有遐心。”诗中把客人比作美玉，既指其外貌又指其品德，重点在于渲染他的人格高尚；所以，后面希望对方不要过分矜持，请他多多赐教。三句诗中，两次用玉作比，用以突出对方的珍贵品德。
康德指出：“快适，是使人快乐的；美，不过使他满意；善，就是被他珍贵的，赞许的，就是说，他在它里面肯定一种客观价值。 ”〔2〕《诗经》中的玉意象，往往有价值判断渗入其间。玉的珍贵源于它的经济价值，但是，《诗经》中的玉主要不是象征富有，而是用以表现珍贵：政治地位上的优势和人品道德上的崇高，以及感情上的慷慨投入，是把玉的客观价值由经济领域引申到政治、道德、审美的广阔天地，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借用。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玉的驱害功用逐渐减弱，最终让位于审美；然而，玉的经济价值却在经过转换之后渗入到各个领域，使人对它的审美观照无法脱离开实际功用，一定要肯定它的客观价值。不过，《诗经》中的玉在作为珍贵之物出现时，所构成的美的形态并不完全相同。玉用于赠馈时，传达的是脉脉深情，属于优美；用玉象征权势人格时，引起的是崇高感，属于壮美。
三
《诗经》中的玉不仅仅作为美的对象而受珍视，它已经含有德的内蕴。对于玉和德的关系，《礼记·玉藻》说得非常清楚。“古之君子必佩玉”，“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君子于玉比德焉。”佩玉的君子形象如何，具备何德？《玉藻》作了具体的描述：“周还中规，折还中矩。进则揖之，退则扬之，然后玉锵鸣也。”佩玉的君子举止彬彬有礼、温文尔雅，进退合乎规矩方圆。
中与和是周代美学思想的根基。《礼记·中庸》写道：“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即适中、适度，和即和谐，合乎礼的规范。古代君子的外在形象与内在品质无一不与中和之美相契合，由君子本身的中和之美，联想到君子的显著标志——佩玉，于是君子与玉比德，玉成为君子之德的象征，同时显示出中和之美，玉是君子之德与中和之美的联结物，君子之德＝玉＝中相之美。
《诗经》在歌颂君子之德时，经常把他们比作美玉，其中渗透了对中和之美的充分肯定。《卫风·淇奥》云：“有匪君子，如金如锡，如圭如璧。”圭、璧都是用玉制成。圭是长方形，上端尖。璧是圆形，正中有小圆孔。周代贵族在朝会时，手拿圭璧，上有不同的花纹。诗中把君子比作圭和璧，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作者由君子合手规矩的举止联想到圭和璧的方圆之体，于是用它们来刻画君子形象。《大雅·卷阿》写道：“颙颙卬卬，如圭如璋，令闻令望。岂弟君子，四方为纲。”璋是长条而一端作斜锐角形的玉版，这里之所以把君子比作圭璋，主要是因为二者都有中正之体，非常相似。上述诗句虽然没有明言君子形象的中和之美，但其中已经包含这方面的因素，而且是君子形象的灵魂。
君子形象所体现的中和之美，不是先天形成的，不是出于自然，而是后天造就的，是教育和训练的结果。正因为如此，《诗经》在用玉来确证君子之德时主要突出在玉器身上所体现的人工制作。玉不琢不成器。玉的原始美质只起到一定作用，在玉器身上更多地凝结了人的智慧和理想。玉是在得到人为加工之后才有规则的方圆之体，这和君子经过教育训练之后才具有中和之美极其相似，所以，《诗经》在把君子和玉器作为同类加以表现时，特别强调玉的可塑性，渲染在玉器中凝结的人为制作因素。《大雅·棫朴》写道：“追琢其章，金玉其相。 勉勉我王，纲纪四方。”治金曰追，治玉曰琢，意谓周王如同经过精雕细琢的金玉，勤勉地治理四方。周王的品质美如金玉，但不像璞玉浑金，而是经过人力加工过的美玉精金，是有方圆规矩之美的观照对象。《大雅·板》写道：“天之
民，如壎如箎，如璋如圭，如取如携。”这几句诗的大意是：上天诱导下民，如同利用土和竹而制成吹奏乐器壎、箎，利用玉制成璋和圭，多方加以提携。诗中以璋圭的制作比喻上天对下民的教育诱导，由此看来，《诗经》以圭璋象征君子而突出其人为制作因素，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普遍观念。《卫风·淇奥》先是写道：“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后面又称：“有匪君子，如金如锡，如圭如璧。”这是一方面告诉人们，君子具有圭璧一样的中和之美，同时又指出这种中和之美是经过人力琢磨加工的结果。《诗经》在表现玉的可塑性及人为制作必要性的时候，已经暗含了对中和之美的肯定。
玉最初是因为充当礼器和佩饰，因为佩持玉器的君子具有循规蹈矩的威仪而成为中和之美的载体，到了后来，人们又对玉的各种潜能进一步加以开发，把它说成先天就具有全面的中和之美的质性。《荀子·法行》写道：“夫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焉：温润而泽，仁也；缜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刿，义也；垂之如队，礼也；叩之，其声清越以长，其终讪然，乐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尹旁达，信也。”这是假托孔子立言，并对玉赋予了它本来并不具有的道德属性，君子对象化为玉，玉也君子化、人化了。《管子·水地》篇也有类似论述，是对玉的自然属性的全面发掘，并且提升到世界观的高度加以审视。
总之，从《诗经》所反映的贵玉风尚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古代先民人生需要的多样性及其各个需要层次之间的关系。人们在把自然形态的玉石加工成为无价之宝的过程中，在用玉装扮美化自身的进程中，实现了感官上的愉悦和创造活动中所达到的精神自由。在审美心理需要得以满足之后，玉又被灌注了社会伦理方面的意义，在自然形态里积淀了社会的价值判断，成为比德之物，并与周人的中和之美发生联系。随着涵义的增广，玉便成为一种独具特色的文化符号，焕发出奇异的光彩。
注释：
〔1〕普列汉诺夫：《论艺术》中译本，第93页。
〔2〕康德：《判断力批判》中译本，第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