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理论心理学的原创性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心理学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理论心理学业已成为一门国际性的学科。国际理论心理学会自1985年成立已经近30年，2009年5月在我国成功举办了第13届国际理论心理学大会。这充分说明中国理论心理学在世界理论心理学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长足发展，特别是心理学科的发展，理论心理学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在老一辈心理学家对这个学科的发展做出较大贡献的基础上，又有一批中青年学者在这一领域勤奋耕耘，锐意进取，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是应当看到，目前我国理论心理学的发展状况与社会对我们的要求，与广大心理学工作者对理论心理学的期待还是很不相称的。就理论心理学目前在中国的发展状况来看，还有许多值得反思的地方。当然需要反思的具体问题很多，集中到一点就是中国理论心理学研究的原创性问题。当前中国理论心理学的文章已具有一定数量，但是与整个心理学的发展一样，其原创性水平还不够，因此，大大阻碍了中国心理学的发展。所以说，提高中国理论心理学的原创性问题是中国理论心理学研究的最大问题，也是制约中国理论心理学发展的最大瓶颈。事实上，一个真正有价值的理论不仅能够为本学科或本领域提供有价值的思想或观点，而且它可以是超越学科的。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精神分析（psychoanalysis）理论（Wallerstein,2006）、马斯洛（A.Maslow）和罗杰斯（C.Rogers）的人本主义理论（Koltko－Rivera,2006; Udechukwu,2009）、皮亚杰（Jean Piaget）的发生认识论（Hinde & Perry,2007）就早已超越了心理学的界限而成为全人类各个领域的共同财富。
那么，如何提高中国理论心理学层次和水平？诚然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但笔者以为，仅从心理学建设自身来看，如下几个方面至为重要。
1 理论研究必须回归到人本身
心理学的根本问题是研究人的心理与行为的问题，因此无论是理论创新还是实证研究，都要紧紧围绕着人本身进行。但是理论研究的异化常常在于离开了人本身的心理与行为而被各种已有的研究资料所遮蔽、所淹没。一些理论工作者以研究资料为中心，这些研究者将目标定位在心理学界有哪些新的流派出现，然后及时编译或转译到国内心理学界，将此作为理论心理学的研究，这实在是一种误区。当然编译、转译国际最新信息、最新流派是十分必要的，但绝不能以此代替理论创新，理论创新不仅仅是个概念体系问题，它更是一种对人本身的发现。另有一些研究者以方法为中心，他们将方法的卓越，看成是自己追求的目标，从而失去了人本身。纵观国际心理学界，凡具有重大理论价值的理论体系，无不是对人本身的发现。心理学的理论突破是必须建立在对人本身的发现基础上的。精神分析理论被誉为“十九世纪欧洲的时代精神”，不就是因为弗洛伊德发现了无意识这个从未受到人类关注的领域，并建立起“本我（id）”、“自我（ego）”、“超我（superego）”人格结构理论的吗？行为主义通过研究刺激与反应的关系对动物与人类的心理与行为有许多前所未有的发现。诸如“联结（links）”、“尝试错误（trial and error）”、“强化（strengthen）”，新行为主义还发现了心理活动的“中介变量”；认知学派的心理学对人的心理与行为的整体性、意识性，对整个认知过程、认知加工方式的发现；人本主义对人的价值、人的差异、人的潜能的强调等等；巴甫洛夫（Иван Петрович Павлов）对人的高级神经类型的发现、维果斯基（L.S.Vygotsky）对人的高级心理机能和最近发展区的发现都是对人本身的发现，因此他们的理论才具有原创性（Pass,2007）。这种创造不是仅仅靠编译、转译他人的资料能够得到的。所以，回归人本身是理论心理学原创性水平最根本的出路。
在我国心理学界，这种属于原创性的理论成果几乎没有出现。大多数理论文章都是用一些变化的形式表述西方的理论流派或理论观点，或者整理中国古代心理思想。目前在我国心理学界基本是用各种变化的方式介绍西方的人本主义、超个人心理学、建构主义、后现代心理学。理论研究需要了解国内外研究的最新成果，但是了解新成果并不是目的，了解国内外的最新成果只是理论创造的可利用的资源。马克思主义不是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转述费尔巴哈（L.A.Feuerbach）、黑格尔（G.W.F.Hegel）和空想社会主义能够产生的，而是在充分吸收当时人类一切先进思想成果（包括上述思想家的成果）的基础上，深入研究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的过程中，通过独立思考创立的；毛泽东思想不是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从马克思、恩格斯那里转述或转译来的，而是在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精髓的基础上，根据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独立思考创造出来的；邓小平理论也不是从毛泽东思想那里转述来的，而是邓小平同志等在完整、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考察中国的实际，特别是总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经历的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的基础上独立思考的结晶。理论心理学同样需要这样的独立思考，需要产生一些对人的独特理解、特别是对中国人独特理解的原创性成果，这才是我们期待的。
2 理论创新最需要的是坚定的理论信念
坚定的理论信念是创造一个理论、一个学派不可缺少的。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的价值观念呈现多元化，这是历史的进步。但是，多元化不等于可以没有信仰、没有信念。作为心理学理论研究选择和树立坚定的理论信仰是至关重要的。但是现实的情况是中国的理论心理学工作者理论信仰缺席或虚位。一些学者将商业炒作的方式运用到理论心理学的研究中来，一些学者满足于对西方时髦学说的猎奇，一旦发现西方某种时髦的观点或学说，他们就以这种观点的代言人（像商品的推销员）自居，以此来批评其他学说或观点；过一段时间西方又冒出一个新的理论或观点，该研究者又俨然成了这种理论的占有者，又用这种观点和理论去否定从前的观点或理论。一个研究者没有自己的所持，如何能够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理论？纵观自冯特（Wilhelm Wundt）以来的各个心理学派发展的历史，哪一个学派的创始人没有自己坚定的理论信仰？冯特、铁钦纳（E.B.Titchener）坚信元素主义和构造主义，华生（John Watson）、斯金纳（B.F.Skinner）坚信行为主义（Schlinger,2008），魏特默（Max Wertheimer）、考夫卡（Kurt Koffka）、苛勒（Wolfgang kohler）、勒温（K.Lewin）坚信整体不等于部分之和，布鲁纳（J.S.Bruner）、皮亚杰坚信结构主义，维果斯基坚信马克思主义，他不仅终生致力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传统心理学，而且创立了高级心理机能学说，将意识问题看成心理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他们之所以取得那样的理论成就，首先归功于他们的理论信仰，他们的研究就是实现或证实他们的信仰。只有这样的理论研究才能真正获得有价值的学术成就。用这种标准再看看我国当今的理论研究怎样呢？对自己的研究缺乏理论信仰的研究者必将缺乏对问题的深层追问，也缺少战胜困难坚持真理的勇气。
纵观心理学研究的历史，当然也包括心理学理论和理论心理学研究的历史，凡是自成一派或一家之言的理论大家，一个基本的素质就是他们选择到了自己的价值信仰，并一以贯之守护自己的价值信仰，他们绝不会跟风向、赶时髦，原因就是他们坚信自己的价值信仰。桑代克（E.I.Thorndike）坚信自己的联结论和尝试错误说，众所周知，桑代克是一个非常善于修正自己错误的心理学家，当他在研究中发现自己的学说存在错误的时候，他会积极主动地加以修正，他晚年对自己所创立的学习律就做出了重大修正，但在坚信联结观和尝试错误说这一根本问题上，他却始终没动摇过。华生坚信自己的行为主义主张，弗洛伊德坚信无意识的本能，尤其是性本能在人的心理生活中起决定性作用（显然这种本能决定是错误的）。因为有坚定的理论信念和执著的价值追求，理论心理学工作者才能全身心地投入到心理学体系或理论心理学体系的构建之中。这是理论创新的重要条件。而我国的情况并不是这样，一些学者与其说是理论工作者，不如说是新闻记者。对于理论研究不肯下扎扎实实的工夫，满足于从西方学者那里讨点残羹冷炙，不愿做创造性的工作。鲁迅当年批判才子＋流氓的文人时曾说：“譬如，要人帮忙的时候用克鲁巴金（ПётрАлексе евичКропо ткин）的互助论，要和人争闹的时候就用达尔文的生存竞争说。无论古今，凡没有一定的理论，或主张的变化并无线索可寻，而随时拿了各种学派的理论来做武器的人，都可以称之为流氓”（鲁迅，1990）。鲁迅当年对没落文人批判的观点很值得当今中国的理论心理学的同仁们警醒！
3 心理学不能走入理论与实证相互怨恨的歧途
心理学的理论发展不应走上怨恨式发展道路的歧途。在这里，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道路应当引起我们的借鉴。从“第二国际”开始到前苏联中，许多自称马克思信徒的研究者之间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存在分歧而产生怨恨情绪，进而将这种怨恨情绪政治化或意识形态化，这种状况不仅不利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而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产生了极为不良的影响。在心理学学科创立的早期，各派理论之间也存在着相互怨恨的情绪，每一方都是自己学派自恋式的辩护手，不关注对方的研究，只知道为自己的理论找依据。最典型的就是构造主义与行为主义以及格式塔学派，在早期各个学派都看不到对方的优点或置对方的优点于不顾，只强调对立或强化对立的一面，看不到同一的一面，直到屈尔佩（O.Kulpe）的二重心理学出现才打破了这种局面。尽管心理学发展至今还没有出现大的宏观整合，但微型整合却从来没有间断过。前面举到的二重心理学便是其一。此外，如托尔曼（E.C.Tolman）的认知—目的说，赫尔（C.L.Hull）的驱力递减说（drive reduction theory）等等都是在一定范围之内对行为主义与格式塔学说的整合。到了21世纪的今天，当经济全球化、一体化，价值多元化的时代，各种学派相互吸收、相互包容、相互竞争、共同成长已经成为一种历史的大趋势。作为心理学理论研究者也应当审时度势，抛弃怨恨式思维方式，博采众长，将我国的理论心理学研究推上一个新的高度。
心理学研究的事实表明，理论与实证不是截然分开的，不是相互对立的，它们是相互借鉴，共同成长的。心理学发展的历史无非两条道路：一是从实证到理论，一是从理论到实证。试问：哪一个实验没有理论甚至经验的假设或成分？为什么同样是对“猫”进行实验，桑代克所得出的是多次尝试错误说，而格思里（E.R.Guthrie）得到却是一次尝试说？难道这不是研究者的价值预设在起作用吗？桑代克的联结理论、巴甫洛夫的经典条件反射学说、斯金纳的操作条件反射学说以及早期心理测验学说，走的就是一条从实验、实证到理论的道路；前苏联的维列鲁学派的历程走的则是一条从理论到实证的路线。维果斯基本人是从研究意识及高级心理机能入手，在研究高级心理机能的过程中提出了他的中介结构理论。在对理论充分研究的基础上设计出他特有的研究方法论：“双重刺激法”。起初他研究了儿童概念的形成过程，随后又对高级的注意、记忆、思维、想象及情感、意志等在童年期的发展进行实验研究。正是通过这些研究，维果斯基创立了高级心理机能的文化—历史发展理论（维果斯基，2003）。这个学派另一代表人物鲁利亚（А.Р.ЛуриЯ）对大脑三个机能区的划分，以及维果斯基的硕士研究生赞科夫（Леонид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Занков）长达近20年的“教学与发展”实验研究都是在这个理论的指导下完成的。同时这些实证研究又丰富、充实了高级心理机能的理论。要形成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的互动机制。许多理论的建立都是在理论与实证的互动中完善起来的，比如赫尔的假设—演绎体系就是模仿几何学，先根据经验提出公设，再组织学生设计实验加以证明，当实验证明公设有错误时，再对公设进行修正，如此反复建立起来的。忽视理论，实证就会缺少高度，没有思想的实证，常常会用许多复杂的方法去证明一个尽人皆知的常识。这样的所谓实证即使方法再科学也是没有多大价值的。同样，缺少实证的理论，其理论往往流于空泛，也因此不能对人本身有具体深入的发现。总之，缺少理论的实证与缺少实证的理论在心理学的研究中都会受到制约，因此，在理论与实证之间，应当建立一种良性互动机制，要相互关注、相互包容、相互吸收，这样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证都能得到应有的发展，切莫将理论与实证引向怨恨式发展的歧途。
4 理论研究不仅要提倡批判思维，尤其要鼓励建构思维
理论研究需要批判思维，没有批判思维就不能发现问题，不能发现有学术价值的问题就无法从事研究。对于理论创新来说，批判思维是不可或缺的，但是作为理论工作者仅有批判思维是不够的，还要有建构思维。作为一个个体的理论工作者只依赖批判思维是无可非议的，但作为中国心理学群体的理论工作者仅有批判思维是有缺陷的，因为作为群体理论心理学工作者，不但要承担批判的任务，还要承担建立新学说，发展新学派的任务。所以作为理论心理学工作者不仅要具有批判思维，尤其要具有建构思维。批判思维只是理论创新的最初步的阶段，学者们如果仅仅凭批判思维，那就会使我们的理论心理学的研究永远停留在对他人理论评述阶段，无法走向深处。作为一个理论工作者需要对从前心理学的各种观点、各个流派进行质疑，“循名实以定是非，因参验而审言辞”，这种思维是理论创新必不可少的素质，但是仅有这种质疑批判的思维方式还不够，还需要建构思维，要建立自己独树一帜的学说就必须要有建构思维。改革开放30多年的时间里，我们从国外，主要是从西方引进了无数具有原创性的概念，我们所知的，“元认知（metacognition）”是1976年弗拉威尔（J.H.Flavell）在《认知发展》一书中首次提出的；“多元智力（multiple intelligence）”的概念及理论是1983年美国心理学家加登纳（Gardner）首先提出的（Helding,2009）；三元智力理论（triarchic theory of intelligence）是1985年斯滕伯格（Sternberg）提出的（Cianciolo & Sternberg,2004），此后他又于1996年提出了成功智力（successful intelligence）的概念及理论；还有情绪智力（emotional intelligence）、学业智力（academic intelligence）、学业情绪（academic emotions）、习得性无助（learned helplessness）、积极心理学（positive psychology）等概念和理论不胜枚举，至于各种模型、结构那就更多了。可是我国心理学工作者在这30多年的时间里提出了哪些心理学的概念、模型和理论被世界心理学界公认的呢？这难道还不应当加以反思吗？
所以，笔者认为，在我国的理论心理学界，在提倡批判思维的同时，尤其要鼓励和提倡建构思维，我们需要根据中国人的实际提出新概念、建立新体系，这是我们目前最需要、最迫切的，也是目前中国理论心理学研究最缺乏的，务必引起重视。因为我们太需要原创性的理论成果了。
5 理论心理学需要理论心理学家相互合作、共同攻关
20世纪以前，科学研究的动力主要来自科学家个人的好奇心，是一种小科学研究。20世纪以来，一个以国家、民族或学术团体为单位的有组织的研究如雨后春笋，正是这些“大科学”工程导致了20世纪科学技术的大突破、大发展，使人类全面进入高科技时代。美国的“曼哈顿工程”、“北极星导弹计划”、“阿波罗登月计划”，我国在上个世纪60——80年代实施的“两弹一星”的大科学工程，以及被称为“中国人世纪梦想”的“三峡工程”，都是集体攻关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科技成就。笔者认为，这种有组织的集体科研攻关对于中国理论心理学的研究是有借鉴价值的。中国理论心理学会可以通过论证选择一两个带有全局性的理论课题，然后组织相关的理论工作者进行研究，形成梯队，取得系列成果。前苏联的维列鲁学派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1924年1月远在戈麦里市工作的维果斯基因在列宁格勒市（现改为圣彼得堡市）召开的全俄第二届精神神经病学的代表大会上作了题为《反射学的研究方法与心理学的研究方法》的长篇报告，对别赫捷列夫（V.M.Bekhterev）所创立的反射学派提出了完全不同的意见，而受到当时新担任莫斯科心理学研究所所长并竭力想建立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新型心理学的科尔尼洛夫（К.Н.Корнилов）邀请到了莫斯科心理研究所从事专职研究工作（维果斯基，2003）。维果斯基不仅夜以继日地工作，担当起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传统心理学的大任，而且他还团结了一批和他志同道合的伙伴，最初只有列昂节夫（А.Н.ЛеоНТВьев）和鲁利亚两人。后来这个群体不断扩大，包括А.В.查包洛塞茨、Л.В.赞科夫、Л.Я.加里培林、д.В.艾里康宁、д.и.包诺维奇、В.Л.陈千科等人（维果斯基，2003）。这个团队所做出的历史性贡献是有目共睹的，甚至令西方心理学家刮目相看。西方的每一个有影响的学派也都是这样形成的。行为主义、认知主义、精神分析等都不是单枪匹马的研究所形成的。我国的老一代知识分子受小农思想的影响，喜欢一家一户单打独斗治学方式，这种仅凭研究者个人一己之智与一己之能的治学方式其视界是极其有限的，在现代社会很难取得大的科研成果。早在战国时期的韩非就说过“以天下之视为己视，则无不见也；以天下之听为己听，则无不闻也；以天下之智为己智，则无不能也。”科学研究也是这样，只有集天下的智慧，才能有较大的突破或进展。这种突破是以系列成果的形式体现的。我国的“两弹一星”工程研究成功的案例可以作为理论心理学或心理学的借鉴：这个研究项目和研究集体是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初，在新中国刚刚成立，国民经济还十分落后，科学技术十分薄弱的情况下组成的。由聂荣臻元帅主持，钱三强、钱学森为首的科学技术团队，在中央做出决策6年后的1964年10月16日，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此后一系列成果应运而生。1966年10月27日载有核弹头的导弹试验成功；1967年6月17日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1970年4月24日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1号发射成功；1970年12月第一艘核动力潜艇下水；1980年向太平洋发射导弹试验成功。正是这一系列的科技成果重塑了中国人的气质和面貌，改变了中国在世界上的战略地位（宋健，2006）。“两弹一星”工程的大协作精神非常值得我国理论心理学工作者学习。
6 鼓励多途径理论创新
理论的形成是可以多途径的：可以从分析已有的理论入手，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新理论，这是一种从理论到理论的创造；也可以从实验或实证开始创造出自己的理论；还可以从观察形而下的现实开始逐步提炼成形而上的理论。在心理学发展史上，这三种理论创新的途径都是存在的：桑代克的联结学习理论是从实验开始发展起来的；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马斯洛和罗杰斯人本主义心理学理论却是从临床病人传记或现实人物观察与研究中建构起来的。我们能说前者是理论后者不是理论吗？他们所走的路径虽然不同，但都创建出自己独树一帜的理论。因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为人类解决心理学问题提供了新思路、新方法。他们都创造出前所未有的独树一帜的概念体系。这样的研究才能称做理论研究。“一国两制”是理论吗？我们说是理论，因为它为解决香港、澳门以及台湾问题提供了一个新思路、新方案。这一命题不是翻译过来的，不是转译过来的，不是用一种变式语言来炒作别人早已有过的思想，这完全是邓小平等有民族良心的中国领导人独立思考和对中国现实问题的研究。独立思考是理论研究者最重要的素质。马克思在论及哲学时曾说过：“哲学不是世界之外的遐想”的名言，他指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因此，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时哲学不仅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而且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马克思，恩格斯，1995）。
近年来进化心理学的理论建构策略非常值得我国的理论心理学工作者学习和借鉴。巴斯（David M.Buss）1999年出版的Evolutionary Psychology:The New Science of Mind一书，2004年推出第二版，中文版译名《进化心理学：心理的新科学》已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巴斯的进化心理学体系，就是一种全方位的创新。首先，他以达尔文（C.Darwin）的进化论为基础，吸收了遗传基因理论，提出了“基因进化论”。因为在达尔文提出进化论时，现代遗传理论和基因学说还没有诞生。巴斯充分运用现代进化论最新成果，“内含适应性”理论为基本假设建构了进化心理学的基本理论框架。在此基础上又整合了许多中级理论假设：如亲代投资理论假设、亲子冲突理论假设、互惠式的社会合作理论等。在此基础上，他又提出了一些更为具体的假设，如有关资源冲突假设、性嫉妒中的冲突假设等等。巴斯试图通过系统理论假设，实现进化心理学的理论建构，并试图建立一个“可以将各种社会心理现象整合到一个基本进化理论之中的宏观理论之中的宏大理论框架”（蒋柯，熊哲宏，2010）。在研究策略与方法上，巴斯的创意体现在：先求证预测，进而验证假设，再证实理论，最终确立范式。他走的是一条“观察”、“比较”并与“实验”相结合的策略。尽管这些假设还有待验证，其体系也有待完善，但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否认巴斯作为一个心理学理论创立的价值与地位。
我们期待中国心理学家也能早日创造出被世界心理学界公认或认可的理论。这不仅是为本民族心理学的提高，而且也是为世界心理学做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