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上海学”建构的理论、方法及其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上海论文,意义论文,理论论文,方法论文,音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J6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270(2012)01-0006-20
前言：“学”之概念
上海音乐是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重要内容。随着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的学科理念、研究方法及研究队伍的成熟和发展，上海音乐研究越来越得到学界的重视。然而，作为一个专门的领域进行研究，特别是比较完整地从学理层面进行系统思考依然是相对薄弱的。笔者曾撰文指出，“与近年来方兴未艾的‘上海学’、‘新社会史’的中国的社会区域史研究相比，更为重要的是在新兴研究领域和视角——城市音乐人类学迅速发展的情形下，上海音乐的研究在理论上的整体性构想和实践性的具体研究实施在学科理念、研究方法等方面都有很多值得学习和借鉴的。”①为促使上海音乐研究更具有学科意识，以及学理性、整体性和规模化，充分挖掘其在中国音乐中的特有价值，并且试图以音乐社会区域研究或城市音乐人类学的富矿案例，笔者在此以“学”冠之来倡导“音乐上海学”的价值和意义，探讨其作为一个专门的学术领域进行关注和深入研究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以“学”命名的研究一般为两类。一类以某事物领域为学科，诸如历史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物理学等，其不仅体现了特定的研究对象，同时也规定了特定的研究范畴和方法。众所周知，音乐活动成为研究对象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和周代，但人们将其研究规范为“科学性”的范围、方法及目的而成为一门学科——音乐学(musicology)，那只是近一百余年前的事，即奥地利学者阿德勒的《音乐科学的范围、方法和目的》(1885)一文成为了学科建立的标志。另一类的“学”则以特定的研究内容来命名，诸如著名的“红学”、“莎学”或“敦煌学”，由于《红楼梦》、《莎士比亚戏剧》和敦煌莫高窟所蕴含内容之丰富、研究价值之珍贵、成果积累之丰厚，以及涉及问题之庞杂而成为专门之“学”。人们似乎也没有对此类“学”的称谓有过异议。除以上“学”之外，另有一些所谓“学”颇有争议，例如“音乐人类学”(或称“民族音乐学”)，其究竟为学科，还是研究方法？对此学界尚不统一。这是由于音乐人类学没有自己独立的研究方法和范畴，同时也不具备独有的研究内容，不论古今中外、古典流行、政治经济或社会文化，凡属音乐的内容皆为其所关注和研究。
由此，“音乐上海学”作为“学”之概念提出的学理基础在哪里？
一、已成为现实的“上海学”
先以与“音乐上海学”相应的“上海学”论。众所周知，上海是一个海纳百川的城市，自其开埠以来对中国乃至亚太地区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也因此，香港中文大学人文学科研究所所长梁元生在《近八十年来的上海研究热》中指出：“国人及外人对上海的兴趣，一直都存在着。旅行者的记录、地理家的观察、方志作者的描述，早已有之。但引用现代学术方法治上海史而蔚为热潮的，过去百年来，仅有两次而已。这是有意识、有规模、有计划、有队伍的集体性的学术文化活动。第一次的‘上海研究热’，起于20世纪初二三十年代，以‘上海通社’诸人为代表；第二次的‘上海研究热’，则在20世纪后期中国改革开放之后。”②相比之下，20世纪80年代的“上海研究热”队伍更庞大，参与的机构更多，诸如上海社会科学院是主要力量，同时上海各所大学及上海市档案馆研究人员都为推动上海研究做出了努力。
“上海学”的缘起始于1980年。当年7月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特约研究员江闻道先生在讨论成立上海史研究会时提出“上海学”的设想，即以上海史作为专门研究对象的学问。1986年，上海大学成立了上海学研究所，唐培吉教授主持其事，并举行“首届上海学研讨会”，汪道涵、罗竹风、陆志仁、陈从周、陈旭麓、庄锡昌等著名学者参加讨论，与会者各抒己见，以上海学为主题展开了讨论。诸如唐培吉等人的《上海学研究的若干问题》、吴修艺、袁俊卿等人的《试论建立上海学的必要性》、王熙梅的《从对象学看上海学》、顾晓鸣的《上海学研究的若干总体方法论问题》、张志孚等人的《上海学与上海史》等。③
《史林》1999年第2期上刊登了当年会议上陈旭麓发表的《上海学刍议》，其对上海学作了界定：顾名思义，上海学当然是以研究上海为对象，但它不同于上海史、上海志，史是记述它的过去，志是分载它的自然和社会诸现象，学高于史、志，是它们的理论升华。上海学要研究上海沿革、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自然状态，这些都是早已分别研究的内容，也是正在深入研究的内容，但它们的排列不等于“上海学”，即使在这基础上的综合，也只是“上海大观”或“上海概述”，称不上“上海学”。上海学应该是从对于上海的分门别类及其历史和现状的研究中，找出它们的联系和内核，由此构成为研究和发展上海这样一种都市型的学理，富有上海的特殊性，又含有都市学的共性。
之后，《上海研究论丛》持续出版，《上海史》、《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上海通史》等一批标志性成果相继问世。1999年，在《上海通史》总序中，上海社会科学院熊月之研究员作如下描述：
“上海现象”早已引起学术界广泛的关注，成为研究热点。1980年代以来，上海已连续召开过四次上海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海史研究早已越出上海的范围，成为全国众多学者共同研究的对象。在北京，在武汉，在四川，在山东，在江西，以上海史为博士、硕士论文题目的，以上海史为出版社出书重点的，不胜枚举。
而且，上海研究也已经成为了国际学界关注的重要论题，包括美国、德国、法国、日本在内的不少学者都加入了上海研究的领域。
梁元生论述道，现代的“上海热”，却不单止是上海学者和史家所能概括的，它比第一次更具“国际性”和“包容性”。这次上海研究热潮，不单在上海推动，也在全球泛起波浪，引来极大回响，在巴黎有白吉尔(Marie-ClaireBergere)及安克强(Christian Henriot)的队伍，在德国有瓦德特、叶恺蒂及其弟子们，在澳洲有Mark Elvin、叶晓青等人，在美国有魏克迈(Frederic Wakeman)、叶文心、傅葆石、Bryna Goodman、Linda Johnson、Gail Hershatter等多人，这些学者和上海学者又有多次的合作和共同的计划。④例如，上海古籍出版社陆续出版了一批上海史研究译丛，包括了上述学者的著作，内容涉及上海道台、警察、妓女、工业家、侨民、同乡会、救火会、苏北人等。英语世界最权威的亚洲研究刊物《亚洲研究季刊》，在1995年特辟上海史研究专号，标志着国际学术界对上海史的空前重视。
《史林》1999年第2期刊载了“上海学研究笔谈”，编者按云：近20年来，上海研究已引起海内外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并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进展，先后出版了许多有影响的学术论著，如唐振常教授主编的《上海史》、张仲礼教授主编的《近代上海城市研究》等，最近即将出版的15卷本《上海通史》则更集中地展示了上海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在这种背景下，如何深化与拓展上海研究，已成为学术界极为关注的问题。为此，该刊特邀请资深专家就此展开讨论，各自发表了论文，包括唐振常的《关于上海学》、沈渭滨的《也谈“上海学”》、熊月之的《是建立上海学的时候了》、姜义华的《深化与拓展上海研究的十条建议》等。
朱政惠在其《关注国际上海学的前沿研究——对138篇海外博士论文的介绍和评析》中这样表述，他在哈佛校园学术网做了资料查询，在输入英文SHANGHAI的关键词后，发现1927年至2002年间，各国已加入博士论文网络、题目关于上海研究的博士论文共有138篇。这138篇博士论文，主要是英语语言的博士论文，也有少数几篇中文的博士论文，尚未发现有德文、法文、日文、俄文、韩文等语言系统的博士论文。估计这些语言的博士论文数据还没有加入这一网络系统。⑤据熊月之在《上海学平议》(2004年)中不完全的统计，截至2003年海外学者共出版上海史著作240部，发表论文259篇，以上海史为题的博士论文323篇。他进一步论述，“原有学者继续在上海史园地耕耘，无论国内、国际，都又有一批新的学者加盟上海史研究。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加强了对上海史研究的投入，参加到关于包括上海在内的城市史系列讨论会之中。北京学者陈平原、夏晓虹关于《点石斋画报》的研究，李长莉的新作《晚清上海社会的变迁——生活与伦理的近代化》，台北张宁关于上海娱乐业的研究，标志着上海以外学者对上海史研究新的取向。这种盛况，是中国其他城市史研究中极其罕见的。如同《海外上海学》一书所展示的，上海史早已越出上海，走出国界，成为那么多国家、那么多学者、那么长时期共同关注的课题。常识告诉我们，学术界对上海史超乎寻常的重视，说明上海城市必有超乎寻常的研究价值。”⑥
2003年，上海大学在上海高校中率先开设了《上海学》课程，内容包括城市研究的理论及流派、“海派文化”与现代上海城市人格的形成、上海的城市建设与管理、上海城市传播结构的演变、上海的经济与市场，以及上海与国内外城市的比较等上海现代发展的主题。
上海学之名从出现开始，学术界就有分歧，诸如“不必急于建立上海学，还是先做一些扎扎实实的研究为好”；“何必立异以为高，强扭上海学之名以增热闹！其实，这只是形式问题，还是平平稳稳地去做上海研究为好”；另也有一些担忧，即没听说过有“伦敦学”、“巴黎学”，由此“上海学”能成立吗？
诚然，“上海学”是否能真正地作为一门学科来理解和研究，这有待进一步讨论。但是，如同“敦煌学”一样，将“上海学”作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来看待，无疑是合理且合适的。笔者赞同熊月之先生的观点，即“不必多加争论。如果从学理上看，上海学之建立，不但有充分的理由，而且事实已经存在。”⑦
二、存在必要和已具条件的“音乐上海学”
与上海城市的发展及其特殊性相辅相成，上海是中国近现代音乐发展的“摇篮”。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上海，就没有今天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没有上海，也就没有中国音乐的现代性转型及其眼下音乐文化的大繁荣；没有上海，中国音乐更不会有如今在国际乐坛上的地位和影响。
笔者在《海上回音叙事·序》中对上海近代史(1843年-1949年)上出现的重要音乐家、大事记，以及与之相关的建筑、设施和街道进行过梳理，我们从以下的历史索引，可以充分认识到上海音乐的人与事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历史上的地位和贡献。
1.音乐人物
·学堂乐歌核心人物：沈心工、李叔同、曾志斋等。
·作曲家、音乐教育家、音乐理论家和音乐表演家：萧友梅、黄自、贺绿汀、冼星海、刘雪庵、陈田鹤、江定仙、李惟宁、谭小麟、丁善德、聂耳、青主、刘质平、吴梦非、吴伯超、谭抒真、戴粹伦、任光、周淑安、应尚能、陈又新、黄贻钧、吴乐懿、林声翕、周小燕、张曙、吕骥、缪天瑞、张昊、钱仁康、李焕之、易韦斋、赵梅伯、喻宜萱、郎毓秀、黄友葵、斯义桂、萧淑娴、陈洪、王人艺、戴谱生、马思宏、李翠贞、李献敏等。
·民乐演奏家：沈草农、吴景略、樊伯炎、张子谦、郑觐文、汪煜庭、朱英、蒋风之、陆修棠、卫仲乐、程午加、李廷松、孙裕德、秦鹏章、吕文成等。
·流行音乐家及歌手：黎锦晖、陈歌辛、黎锦光、严华、姚敏、严工上、梁乐音、王人美、周璇、黎莉莉、黎明辉、李丽华、李香兰等。
·外国音乐家帕器(也译作梅百器)、韦庭伯、查哈罗夫、苏石林、弗兰克尔、富华、范天祥、吕维钿夫人等。
2.音乐大事记
·1843年，上海开埠，英国商人在南京东路20号设立了“谋得利”洋行，经营西洋乐器。
·1879年，上海公共乐队建立(1922年改称为上海工部局管弦乐队)。
·1880年，意大利音乐经纪人卡利(Augusto Cagli)带领意大利皇家歌剧团在沪演出。
·1903年，沈心工自日本回国，在南洋公学附小开设“唱歌课”，开启“学堂乐歌”先声。
·1906年，李叔同在日本创办中国最早音乐期刊《音乐小杂志》，由日本三光堂印刷，上海公益出版社出版，上海开明书店发行。
·1908年，百代唱片公司来沪，开创了中国唱片制造业。
·1919年，意大利音乐家帕器接任上海工部局管弦乐队指挥。
·1920年，郑觐文建立中国近代第一个民间职业化音乐社团“大同乐会”。
·1923年，美国人奥斯邦在上海设立了中国第一座无线电广播电台。
·1927年，中国第一所高等专业音乐学府国立音乐院(今上海音乐学院前身)成立，蔡元培任院长(两年后改为国立音乐专科学校，萧友梅任校长)。同年，“中华歌舞专门学校”在上海挂牌，为中国最早的歌舞培训机构，黎锦晖任校长；谭抒真进入上海工部局管弦乐队，成为该乐队的第一位中国人；中国第一家营业性歌舞厅“大东舞厅”正式挂牌。
·1928年，黎锦晖带领中华歌舞团赴香港及南洋演出，为中国最早出访的音乐团体。
·1929年，大型意大利歌剧团来沪，一行75人，上演了名剧《游吟诗人》、《弄臣》、《托斯卡》、《茶花女》、《阿依达》、《蝴蝶夫人》等。
·1930年，大同乐会举行首场音乐会，上演了《春江花月夜》等。
·1931年，大中华唱片公司出版发行江南丝竹代表作品《三六》、《中花六板》等。同年，世界著名小提琴家海菲兹在上海举行独奏音乐会。
·1932年，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学生举行中国第一部清唱剧——黄自《长恨歌》的首演。
·1933年，国民政府教育部聘请上海音乐家沈心工、萧友梅、黄自、青主等13人组成中小学音乐教材编订委员会。
·1934年，俄国作曲家齐尔品发起征集中国风格钢琴作品，贺绿汀的《牧童短笛》获一等奖，其《摇篮曲》获名誉二等奖。同年，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音乐小组在上海成立。
·1935年，上海金城大戏院首演电影《风云儿女》，聂耳创作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今《国歌》)诞生。
·1938年，钱君匋等在上海集资创办万叶书店，出版中小学音乐美术教材及音乐理论书籍。
·1940年，国立音乐院创始人蔡元培先生、萧友梅博士逝世。
·1946年，上海音乐协会的成立。同年上海书屋、中国书屋出版冼星海《黄河大合唱》。
·1947年，马思聪《祖国大合唱》、桑桐《夜景》《在那遥远的地方》及谭小麟《正气歌》问世。
·1948年，“中国之莺”周小燕从法国学成归国在上海兰心大戏院举行了个人演唱会。
·1949年，上海市人民政府交响乐团(前身为几度更名的工部局管弦乐队)在乍浦路解放剧场举行上海解放首场音乐会；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更名为“国立音乐院上海分院”(今上海音乐学院)，贺绿汀任院长；著名音乐家丁善德在法国创作了《新中国交响组曲》。
3.音乐建筑、设施和街道
·陶尔斐斯路(今南昌路)56号，1927年11月27日国立音乐院创办时的校址。
·霞飞路(今淮海中路)1090-1092号，1928年2月2日国立音乐院迁入该新校址。
·毕勋路(今汾阳路)19号，1928年8月国立音乐院再度搬迁至此校址。
·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1325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国立音乐院1929年8月20日改组更名)于1931年8月30日又搬迁至该校址。萧友梅于1940年逝世于此(当时为体仁医院院址)。
·江湾市京路456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于1935年10月21日建成新校舍，12月8日举行新校址落成典礼。1937年8月8日，新校舍遭日军飞机轰炸，9～10两日立即从江湾搬回市区徐家汇852号临时校舍。之后，先后在法租界的马斯南路(今思南路)58号、台拉斯脱路(今太原路)217弄5号、高恩路(今高安路)432号、西爱咸斯路(今永嘉路)的418弄2号、麦特赫斯脱路(今泰兴路)227弄8号、爱文义路等，多处作为临时校址。
·汾阳路20号，1958年上海音乐学院迁入该址至今。原上海犹太俱乐部，建于1932年，创始人为俄籍犹太厂商布洛赫。
·贾尔业爱路(今东平路)9号，蒋介石与宋美龄的上海行宫“爱庐”，今为上海音乐学院附属中学。
·忆定盘路(今江苏路)11号，中西女塾由美国监理会女传教士海淑德创办，教授西洋音乐，包括钢琴、声乐和弦乐，该校对我国音乐启蒙教育产生一定影响。
·军工路516号，沪江大学校址。1906年由美国南北浸礼会创办的教会大学，1919年改为沪江大学，音乐为必修科目。1929年被国民政府核准立案，设有音乐系和音乐师范科，黄自曾担任该校教授。
·乍浦路、菜市路(今顺昌路)，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旧址，建于1912年11月，刘海粟任校长，蔡元培等为校董。1920年改名为上海美术学校，次年改为上海美术专门学校，增设音乐专业，刘质平为音乐系主任。1952年与其他学校合并在无锡成立华东艺术专科学校，后迁至南京改为南京艺术学院。
·闸北青云路，1925年12月，中华艺术大学建于此址，后迁至窦乐安路(今多伦路)，陈望道任校长，夏衍为教务主任。设有音乐系，慕镜贞为主任。曾为左翼文艺运动中心。
·虹口老靶子路(今武进路)，立达学园旧址。立达学园由丰子恺、朱光潜等人创办，设有音乐科。
·金神父路(今瑞金二路)，新华艺术专科学校旧址，由俞寄凡、潘天寿、潘伯英等创建于1926年，聂耳、王云阶、瞿维曾就读于此。
·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1461号，上海音乐馆旧址。1937年11月5日，由丁善德、陈又新、劳景贤创办，开设钢琴、小提琴、声乐和理论等课程，窦立勋、邓尔敬、钱仁康，以及外籍教师查哈罗夫、佘甫嗟夫、富华和苏石林等曾在该校任教。1941年改名为私立上海音乐专科学校，迁至西爱咸斯路。
·西爱咸斯路(今永嘉路)386号，私立上海音乐专科学校旧址。前身为上海音乐馆，由丁善德任校长，陈又新任教务主任，学制与国立音乐专科学校相似，为我国第一所正规私立音乐学校。作曲家周文中、钢琴家周广仁等曾就读于此。
·茂名南路57号，兰心大戏院，上海最早和最重要的音乐剧场之一。
·九江路633号，人民大舞台，人们惯称“大舞台”，上海最早的京剧演出场所。
·延安东路(原爱多亚路)523号，原为南京大戏院，今为上海音乐厅。
·江宁路(原戈登路)66号，美琪大戏院，重要的音乐舞蹈演出场所。
·愚园路218号，百乐门舞厅，全称“百乐门大饭店舞厅”，建于1932年，号称“东方第一乐府”。
·广东路3号，美国人奥斯邦在此大来洋行屋顶设立了中国第一座无线电广播电台，以新闻和音乐为播出的主要内容。
·大连路373号，原大中华唱片厂旧址。
·衡山路811号，百代唱片公司/中国唱片公司上海分公司旧址，即今日存留的小红楼。
·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1004号，1920年由郑觐文发起成立大同乐会，1922年迁至嵩山路36号(今44号)。
·福州路-山西路口，1911年上海江南丝竹社团“文明雅集”成立于此。
·浦东春江路17号，沪苏琴人先于1936年3月1日在苏州建立今虞琴社，同年12月27日迁至该地址。
·爱多亚路(今延安中路)966号，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最早一所专门训练歌舞人才的“中华歌舞专门学校”在此建立，黎锦晖任校长。
·制造局路-瞿溪路，1908年曾志忞在此创办“上海贫儿院”，院中设有“音乐部”，并组建一个约40人的管弦乐队，为我国近代第一个由中国人组成的西洋管弦乐队。
·湖南路105号，此为上海交响乐团现址。上海交响乐团前身为上海公共乐队，成立于1879年，1919年由意大利旅居上海的钢琴家和指挥家帕器接任指挥，1922年，改称为上海工部局管弦乐队，1942年改为上海音乐协会交响乐团，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之后，改名上海市政府交响乐团。1949年上海解放，更名为上海市人民政府交响乐团，1956年正式定名为上海交响乐团。
·海宁路咸宁里11号，出版人钱君匋等集资在此创办万叶书店，先后迁址于南昌路43弄76号、天潼路宝庆里39号。
·南京东路20号，英国商人于1843年在此建谋得利洋行，经营西洋乐器，1870年，在闸北太阳庙路宝山路建立了谋得利琴厂。曾一度于1925年至1930年间，钢琴月产量高达100余架，占据当时上海钢琴总产量约一半，销往东南亚。
·衡山路53号，国际礼拜堂，著名音乐家马革顺、杨荫浏、周淑安、李抱忱，以及音乐翻译家顾连理在此侍奉或参与赞美诗创作。
·泰安路76弄4号，贺绿汀在上海的故居。
·华山路303弄16号，此为民主革命家、教育家、思想家，中国第一所高等音乐学府——国立音乐院首任院长蔡元培先生在的最后寓所，1937年10月，蔡元培先生由上海市愚园路寓所迁至此。
以上所述，发生在上海的音乐人与事，其构成了中国近代音乐历史的大部分内容。在此，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交汇和融合，构成了近现代中国音乐的完整体系，即包括了音乐思想、音乐人才、音乐教育、音乐学校、音乐创作、音乐生产、音乐传播、音乐表演、音乐市场、音乐社会的内容。因此，上海音乐作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如前文所言“音乐上海”所蕴含内容之丰富、研究价值之珍贵、成果积累之丰厚，以及涉及问题之庞杂而成为专门之“学”——音乐上海学，完全有必要且具备了充分的条件。
三、逐渐显现的“音乐上海学”现状
据笔者初步统计，从20世纪初以来，关于上海音乐研究的文章有近六七百篇之多，学术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近二三十年。特别是21世纪以来，上海的音乐历史及其文化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重要关注，以至于国际最权威的《新格罗夫音乐及音乐家辞典》(2001版)“中国”条目中专门论述了“上海音乐”。笔者曾论及，“上海作为中国近现代音乐的摇篮，它对西方音乐在中国的传播，专业艺术音乐教育和人才培养，中国传统音乐的现代化进程，音乐商业化和市场化的发展，流行音乐在早年上海的普及等，都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一个城市曾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音乐文化发展产生过如此重要的影响，并被国际最权威的音乐辞典专列撰文，可见其在中国乃至国际音乐文化传播和发展中的地位。”⑧
对于“音乐上海学”的努力主要集中在上海音乐学院，特别是上海高校音乐人类学E-研究院的建设项目中，将“上海城市音乐文化研究”领域作为音乐人类学的中国实践及其经验建构的重要的内容进行实施。目前国内学者们已经完成和正在进行的项目有：
1)历史资料的整理和出版
音乐人类学E-研究院参与了《上海音乐学院校志》的撰写和出版工作，完成了《上海音乐学院大事记(1927-2007》，即将出版《上海音乐学院历史图鉴》。同时，也积极思考和准备对现有的《上海音乐志》进行完善、补充的修订。音乐人类学E-研究院专门立项进行了《1927-1937〈申报〉的音乐资料整理与研究》，该项成果获得了上海市优秀硕士论文。
重要音乐家的文论作品的整理和研究，近年来成绩显著。诸如，1990年出版了由陈聆群、齐毓怡、戴鹏海编订的《萧友梅音乐文选》。之后，在此基础上，上海音乐学院将萧友梅音乐文献整理工作作为学校的一项重要建设内容，正值纪念萧友梅诞辰120周年之际，由陈聆群先生主持和笔者参与的《萧友梅全集》的编辑工作初战告捷，2004年11月出版了《萧友梅全集·第一卷》⑨(文论专著卷)，2007年出版了第二卷(音乐作品卷)，第三卷也正在进行中。其他重要的出版作品还包括，金桥的博士论文《萧友梅与中国近代音乐教育》，黄旭东、汪朴的《萧友梅编年记事稿》，戴鹏海编订的《贺绿汀全集》、《丁善德音乐论著集》、《黄自年谱》、《丁善德音乐年谱长编》、《音乐家丁善德先生行状(1911-1995)》、《陈铭志(1925-2009)音乐年谱简编(增补稿)》，萧友梅音乐教育促进会编的《吴伯超纪念文集》，俞玉姿、李岩主编的《中国近现代音乐教育的开拓者——陈洪文论》，马革顺口述、薛彦莉整理的《生命如圣火般燃烧——合唱指挥家马革顺的人生传奇》，以及钢琴家李嘉禄、范继森、吴乐懿等的纪念文集，包括周小燕、俞丽拿、陈钢、陈燮阳、郑石生、温可铮的“音乐家画卷系列”已经陆续出版。这些基础性的工作是上海音乐研究的重要基石，对“音乐上海学”建构起到了积极作用。
2)专题论著的出版
近年来一批上海音乐研究的专著陆续问世，其中上海高校音乐人类学E-研究院的“上海城市音乐文化研究丛书”的成果最为突出，诸如：孙继南的《黎锦晖与黎派音乐》、汤亚汀的《上海犹太社区的音乐生活》、汪之成的《俄侨音乐家在上海》、齐琨的《历史地阐释：上海南汇丝竹乐清音的传承与变迁研究》、韦兹朋的《江南丝竹音乐在上海》、施祥生的《沪剧：传统戏曲在现代上海》、洛秦编撰的《海上回音叙事》，以及即将出版的汤亚汀的《帝国飞散变奏曲——上海工部局乐队史(1879-1949)》、李岩的《上海中华口琴会及其推广的音乐——一种城市大众音乐文化现象的研究》、胡斌的《现代认同与文化表征的古琴——以上海古琴文化变迁为个案的音乐人类学研究》、黄婉的《凝聚民族认同的飞地音乐——以上海的韩国人为个案的考察》、吴艳的《上海传统民俗音乐艺人群体的文化适应》、潘妍娜的《昆剧传统在当代的回归与想象——以上海昆剧团四本长生殿为个案的研究》等十余种。其中《海上回音叙事》除了文字叙述，还含有12集音乐电视纪录片系列《海上回音》的DVD，内容涉及了上海音乐学院的历史、外国专家对上海音乐文化的贡献、传统音乐的传承、工部局乐队和上海交响乐团的历史发展、百乐门和爵士乐及舞厅音乐的追忆，美声、小提琴和钢琴西洋音乐在上海的发展，以及上海音乐剧场的变迁等。
3)硕博学位论文等教研成果
上海高校音乐人类学E-研究院自2005年建立以来，上海城市音乐文化研究一直为其重要的建设内容。因此，笔者作为首席研究员近年来的“田野”也主要集中在上海城市音乐研究，一直专注于该领域的学习、思考及开展工作，先后获得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项目《城市音乐文化论：20世纪上海城市音乐文化研究》、《上海城市“飞地”移民音乐研究》课题。除了参与《上海音乐学院校志》、《萧友梅全集》编撰工作，组织策划上述“上海城市音乐文化研究丛书”，出版和发表了《海上回音叙事》、《“海派”音乐文化中的“媚俗”与“时尚”——20世纪30年代前后的上海歌舞厅、流行音乐与爵士的社会文化意义》、《音乐文化诗学视角中的历史研究与民族志方法——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俄侨“音乐飞地”的历史叙事及其文化意义阐释》、《上海城市音乐文化研究的意义、现状及其思考》之外，主要的工作是将科研与教学相结合，特别是将年轻学人组织成为以“音乐上海学”研究团队，在笔者指导下完成的博士和硕士论文，以及部分本科生论文涉及多个方面如下：
1)传统音乐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变迁：《现代认同与文化表征的古琴——以上海古琴文化变迁为个案音乐人类学研究》(胡斌/博士论文)、《上海传统民俗音乐艺人群体的文化适应》(吴艳/博士论文)、《昆剧传统在当代的回归与想象——以上海昆剧团四本长生殿为个案的研究》(潘妍娜/博士论文)、《异性扮演：越剧女小生研究(1938-1966)》(曾嵘/博士论文)、《评弹流派的历史与变迁——流派机制的上海叙事》(张延莉/博士论文完成中)、《上海民间“江南丝竹”活动调查》(张羿/学士论文)。
2)音乐媒体与大众音乐研究：《上海音乐图书出版业对上海城市文化建设的作用》(刘莹/硕士论文)、《从“百代小红楼”考察民国时期上海的唱片发展和影响》(田飞/硕士论文)、《〈申报〉音乐资料与上海音乐文化研究》(王明辉/硕士论文)、《上海三大主流纸质媒体报道中的上海之春和上海国际音乐节》(谢晶晶/硕士论文)、《百乐门最后一位歌手——金妮》(赵元/硕士论文)、《高等音乐学府在城市音乐节中的作用——以上海之春与上海音乐学院为例》，以及本科论文《广播媒介在音乐传播中的生存与价值——以上海音乐广播为例》、《上海三四十年代爵士音乐初探》、《沪上音乐媒体的作用和功能》。
3)音乐产业与消费研究：《上海钢琴考级历史及其钢琴文化产业》(冯锦绣/硕士论文)、《上海琴行及其相关产业研究》(石磊/硕士论文)、《上海经营场所中的社会音乐文化演出的调查与研究》(任彤彤/硕士论文)，以及本科论文《上海音乐从业人员考察》、《上海音乐经纪人初探》、《上海音乐盗版市场调查》、《上海社会业余音乐演出活动考察》等。
4)音乐传播和音乐场所的社会功能研究：《从国际礼拜堂看基督教音乐在上海》(冯锦涛/硕士论文)、《上海城市进程中的音乐剧场》(任一/硕士论文)，以及本科论文《上海城市音乐酒吧调查》、《沪上戏曲、曲艺演出剧场情况的调查报告》。
5)城市“离散”音乐、社会学、教育学、亚文化等角度的音乐研究：《凝聚民族认同的飞地音乐——以上海的韩国人为个案的考察》(黄婉/博士论文)、《近代中国音乐家社会地位及社会角色的转型——以上海音乐家为案例》(陈婷婷/硕士论文)、《上海中小学音乐课程设置研究》(冯芳/硕士论文)、《上海“地下音乐”研究》(王田/硕士论文完成中)。
上海音乐学院汤亚汀教授为音乐人类学E-研究院成员，其也是“音乐上海学”的积极倡导者，不仅撰文《上海工部局乐队史写作三题：“音乐上海学”的阐释、建构与隐喻》以具体的研究案例来呼应“音乐上海学”的意义，而且多年来潜心于上海音乐研究，并取得了卓越的成绩，诸如其代表作《上海犹太社区的音乐生活》，即是上海“离散”音乐研究的范例。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中，汤亚汀相继发表了不少论文，比如《上海犹太难民社区的音乐生活》、《1943-1944年上海虹口隔都的音乐生活—上海犹太难民社区的音乐生活之二》、《现代性论域中的上海租界音乐文化：制度机构、公共领域与文化》，他还指导了学生论文《上海爵士乐本土化研究》(陈晨/硕士论文)。
在这里必须提及的是上海音乐研究的重要专家陈聆群先生，他不仅在对上海音乐史料的整理和出版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指导博士论文《萧友梅与中国近代音乐教育》(金桥)、《江南丝竹与广东音乐在上海的嬗变同异概观》(阮宏)，以及硕士论文《从〈小朋友〉杂志看黎锦晖的儿童音乐创作》(肖阳)。
有关上海音乐研究的其他成果还包括：《时代曲流行的历史及其成因研究》(梁瑜/博士论文，导师李岩)、《上海“浦东派”与“浦西派”琵琶音乐风格比较研究》(吴慧娟/硕士论文，导师王耀华)、《浦东派琵琶曲〈海青拿天鹅〉演奏分析》(舒银/硕士论文，导师章红艳、郑祖襄)，以及姜旼指导的硕士论文《上海市初中学校民乐队现状调查与对策研究》(李茉)、《上海市初中学校音乐教师继续教育现状与调查》(斛焱)和《上海市幼儿园儿歌现状调查与研究》(陈爱芬)、《上海南汇、浙江舟山大洋山、江苏太仓“丧葬仪式”音乐的比较研究》(曹本冶、谈敬德)、《上海南汇道教、佛教与基督教丧葬仪式空间中的清音班》和《空间：仪式音乐分析中的一个维度——以上海南汇婚礼和丧葬仪式为例》(齐琨)、《上海——20世纪上半叶中国唱片文化产业的基地》(徐羽中)。
与“上海学”的状况相似，外国与境外学者对上海音乐的研究也为数不少，比较有影响的著作包括：
J.Lawrence Witzleben 的 Silk and Bamboo Music in Shanghai:The Jiangnan Sizhu Instrumental Ensemble Tradition(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95,中译本已出版)、Andrew Jones 的Yellow Music:Media Culture and Colonial Modernity in the Chinese Jazz Age(Duke University Press,2001)、Jonathan Stock 的Huju :Traditional Opera in Modern Shanghai(British Academy Postdoctoral Monograph Seri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中译本已出版)、Huang Qizhi的The Age of Shanghainese Pops:1930-1970(Hong Kong:Joint Pub.2001)、Joys Hoi Yan Cheung 的Chinese Music and Translated Modernity in Shanghai,1918-1937(diss.Michigan Univ.2008)、日本学者榎本泰子《乐人之都——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3)和《上海工部局乐队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韩国
《上海工部局管弦乐队研究》(台湾《艺术学》，1995)、黄均人的博士论文《旅行歌剧团在上海(1842-1949)》、⑩洪芳怡《天涯歌女：周旋与她的歌》(11)等。
笔者查阅到的国外英语期刊中的部分相关论文如下：
Sue Tuohy 的 "Metropolitan Sounds:Music in Chinese Films of The 1930s"(12)、Jonathan Stock(with Shao Binsun)"Shao Binsun and Huju Traditional Opera in Shanghai"(13)、"Learning 'Huju' in Shanghai,1900-1950:Apprenticeship and the Acquisition of Expertise in a Chinese Local Opera Tradition"(14)、"Place and Music:Institutions and Cosmopolitanism in ‘Shenqu',Shanghai Traditional Local Opera,1912-1949"(15)、"Huju and Musical Change:the Rise of a Local Operatic Form in East China,to 1920"(16)、"Reconsidering the Past:Zhou Xuan and the Rehabilitation of Early Twentieth-Century Popular Music"(17)、 Isabel Wong 的"Incantation of Shanghai:Singing A City into Existence"(18)、Chen Szu-Wei 的"The Rise and Generic Features of Shanghai Popular Songs in the 1930s and 1940s"(19)、Tang Yating "Reconstructing the Vanished Musical Life of the Shanghai Jewish Diaspora:A Report(20)、 Christian Utz 的 "Cultural Accommodation and Exchange in the Refugee Experience:A German-Jewish Musician in Shanghai"(21)、Yeh Yueh-yu 的 "Historiography and Sinification:Music in Chinese Cinema of the 1930s"(22)以及Robert Bickers 的 "The Greatest Cultural Asset East of Suez:The History and Politics of the Shanghai Municipal Orchestra and Public Band,1881-1946"(23)等等。
笔者曾论述，以上“这些研究反映了上海城市音乐研究的状况与国际学界的城市音乐人类学的动向基本是一致的，全球化概念中的城市音乐研究的突出问题，诸如音乐工业、大众媒介与流行音乐，音乐中的社会性别意识、离散音乐现象引发的族群问题，亚文化范围的社区音乐活动，以及中国社会和上海城市特有的论题等，都在当下的上海城市音乐文化的研究获得了共鸣。”(24)也因此，不论从学术研究的队伍、研究成果的数量，还是学术探讨的内容和问题，都已经体现了“音乐上海学”逐渐成型。
四、“音乐上海学”所面对的问题及其思考
笔者在《音乐人类学的中国实践与经验的反思和发展构想》中曾针对上海音乐论题进行过以下论述，在此引述依然具有现实意义。从学理层面，有几个方面的论题是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的。诸如：
1.在学理观念上，我们如何借鉴“新史学”的方法，即历史学、人类学和社会学融为一体，从而思考小文化与大历史的关系。音乐领域相比上海城市的整个历史，无疑只是其中的很小一部分。然而，怎样通过音乐的小文化来透视整个城市的大历史，来探讨音乐在其中的作用和大历史对小文化的影响，使得我们的研究呈现出一个立体化的、具有活态生命意义的局面。因此，学术观念的进步将成为研究深入的先导。
2.城市音乐文化研究的基础工作在很大程度上需要良好及相对完整的史料和方志的支持。由于音乐的声音和表演的特殊性，以往很多活动都没有完整记载，即使有一些记录，许多也是只言片语，这也是我们在整理城市音乐志中遇到的困难。也许对于传统史学研究来说，历史纪事已经可以比较清楚地说明“事实”的历史存在，可以通过那些历史事实连接起一个音乐发生和发展的线索。这是非常重要的基础。但是，音乐人类学视野下，城市音乐民族志的写作中，史料中的记载涉及的音乐事件需要解读，需要叙述，需要建构。因此，城市音乐民族志的理念和方法使得我们的研究有很大的挑战性。
3.目前我们看到的上海音乐文化研究，大多是专题性的个案，它们是上海音乐历史文化大结构中的组成部分。虽然在所有涉及近代中国音乐发展的论述中，上海音乐无疑是重要的内容，也可以说，大多数近现代音乐史论的20世纪40年代之前的内容很大程度上是上海音乐史，但是，单独以上海音乐为内容的编年史至今尚未出现。目前见到的只有《上海艺术史》中涉及了上海音乐的编年叙述，只有这些内容是很不够的，况且其中的不少史实还需要更正与斟酌。因此，虽然学术研究对于真理的追求是永恒的，也是所有学者须遵守的学术信条和宗旨，但事实上对于我们来说很难有完全的“时机成熟”之际。因此，如果说上海城市音乐文化研究是一个具有丰富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的中国特定历史文化中的区域音乐社会研究，那么它的编年历史的思考和撰写是否应该列入当下研究的议程？！
4.如果说上海音乐文化史，或者称上海城市音乐文化编年史的工作是必须的，那么接下来就需要思考，它将是一种什么学理结构的史论？事实上，目前许多专家撰写的近代音乐史论著中，已经为上海音乐文化史的编撰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无论是人物、作品、社团、表演及乐论思想都有相当完整的史料和论述。在前辈的扎实基础上，怎样才能进一步完善和充实，特别是怎样才能把上海城市或者说上海特定区域的音乐历史和文化凸现出来，怎样把它与整个近代历史关系等能够梳理清楚，这些都将更具挑战性。
5.目前的研究成果相对都集中在某一领域或专题，不少研究在其研究领域或专题中已经相当深入和翔实，就其研究成果自身来说已经相当完整。当我们从较为宽泛的视野，将个案或专题安置于一个多世纪来的上海城市历史和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之中，就会发现我们将面对一些需要认真思考的冲突、问题和关系：1)传统与现代。20世纪开始，整个中国社会就进入现代转型的无数冲突之中。音乐也同样，尤其是上海，其最早遭遇到现代性的问题。因此，上海是一个在中国历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的城市，它的音乐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挣扎、协调、选择和发展等都是中国音乐秉承传统走向现代、走向世界中需要反思的问题。2)东方与西方。现代性转型中最直接遇到的冲突就是东西方音乐文化观念、音乐表现形式、音乐传播和接受的方式之间的差异或甚至冲突，由此我们在大量关于近代音乐思潮的研究中，读到先驱们许多有关的论述。这些研究已经相当成熟和完整，在此基础上，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当时的上海城市对这些东西方音乐文化的冲突和交汇产生怎么样的作用？特别是上海租界给予音乐在东西方文化碰撞、遭遇中成为了平台、战场，还是“真空地带”式的庇护地？也许兼而有之？我们需要对这些问题进行思考。或许对于殖民文化的产物在所谓“后殖民时代”意识中唤起对以往已经下了结论的观点有必要进行重新审视。3)小传统与大传统。音乐人类学不断向各学科吸取思想营养，受社会人文思潮的影响，学者们对音乐所涉及的各类政治性、社会性问题的关注不断被强化。我们注意到，20世纪晚期，新历史主义融入各种解释学的阐释模式表现出了很强的学理优势，开阔了跨学科研究的趋势。在它的影响下，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史研究，以及音乐学研究都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人类学由系统性、结构性向特殊、经验和地方区域性视角转变，人类学的历史学倾向和历史学的人类学关注，小传统的大文化叙事，地方性知识与普适性文化关系的审视，以及对稳定性“经典历史”的颠覆，改变了人们认识和评价世界及其文化的纬度、立场和观念。在这样的文化思潮中，也使得我们在思考上海城市音乐历史和文化问题时，关注小传统与大传统之间的关系。在我们的学习中，对大传统框架中的重要音乐家及其作品，以及音乐活动研读得比较全面，相对来说，对于小传统的音乐活动知晓较少。如今“时代曲”获得了认可，已经被搬上了音乐史研究的正式舞台，舞厅音乐的作用、琴行音乐的销售、酒吧音乐的功能、唱片经营传播的影响、音乐考级的产业意义、小众离散族群的社区音乐活动的能量，以及周璇及百乐门最后一位歌女等非精英的小传统领域和视角逐渐受到关注，因为从总体音乐历史和文化来说，它们都是上海城市音乐的组成部分。也因此，注重普通人群生活的区域音乐社会史的研究范式开始逐渐引起我们的思考
6.由于音乐人类学将城市视为田野，将目光又投向过去，将历史一直延伸至当下，在上海城市这一区域音乐范围内，研究的空间和时间紧紧地结合了在一起。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借鉴人类学的思路去进行历史田野的摸索，以历史学的方法来审阅现实田野和口述历史中的真实，同时，也学习社会学的手段来统计和寻找历史轨迹和现实事件的模式。(25)
五、“音乐上海学”的范畴与研究方法
1.研究范畴
“音乐上海学”的研究对象无疑是上海的音乐，但是，其不同于上海音乐史、上海音乐志、上海音乐概论，而是作为一个专门的学科研究领域，具有突出的学科意识架构。其研究无疑应该包括上海音乐的各个方面，即音乐家、音乐作品、乐队社团、学校机构、活动事件，以及乐论思想等涉及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问题，但这些都是分门别类的研究内容，它们的深入、汇集和综合并不等于“音乐上海学”。
笔者曾为城市音乐文化做过这样的界定，即城市音乐文化“就是在城市这个特定的地域、社会和经济范围内，人们将精神、思想和感情物化为声音载体，并把这个载体体现为教化的、审美的、商业的功能作为手段，通过组织化、职业化、经营化的方式，来实现对人类文明的继承和发展的一个文化现象”。(26)“音乐上海学”是从对于上海的音乐人事活动的各项内容及其特有的历史和现状的研究中，找出它们的联系和内核，由此构成为既有典型的城市音乐文化形态的学理共性，又具有丰富的上海城市音乐的地方性特质。
因此，“音乐上海学”就是以城市音乐人类学为依托的一个特定城市音乐研究的地方性知识的体系化、结构化、学理化研究。
熊月之关于能否建立“上海学”提出过两个关键因素：一是上海有没有值得研究的特质，有没有一门独立的学问所要研究的内涵；二是学术界能否聚集起比较成规模的研究力量，否则不能持久。(27)鉴于此，笔者认为，“音乐上海学”概念的提出不仅已经完全符合了以上的条件，而且还应该和必须更加体系化、结构化和学理化。
虽然以往研究基本都已经涉及了以上所提及的上海音乐的大部分内容：音乐人物、音乐作品、音乐思想、音乐学校、音乐团体、音乐商业、音乐传媒、音乐剧场等。然而，以下三个方面问题关注度是缺乏的：
1)研究中有历史的内容，但缺乏历史的意识。对于音乐人物、作品和团体的探讨大多处于“孤立状态”的研究，缺乏将音乐的人事关系置于历史场域中进行结构性思考。
2)结构性问题所涉及的是我们需要把特定时间、特定地区，也即特定时空中所发生的音乐内容及其活动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将在上海发生的各个方面视作为一个音乐社会空间，讨论它的分层和组织的结构。
3)在此基础上，探讨它们之间的结构关系，它的结构存在与运作的动力，研究这些音乐内容为什么发生和怎样形成的特定机制。
以上三层结构关系是寻找音乐的“上海性”研究的关键。上海性不只是“上海特征”，而是上海独有的“地方性知识”，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构成的特殊音乐社会，营造了一个特殊的音乐时代。换句话说，其他地方不能发生的音乐人事，在上海发生了。例如，20世纪上半叶，昆曲传习所在苏州成立，但昆曲的第一次复兴却在上海；苏州评弹的发迹也在上海；绍兴戏进上海成为了越剧；中国最早的交响乐团建于哈尔滨，但对中国音乐产生影响最大的是上海工部局乐队；今虞琴社建在苏州，而兴盛在上海；大同乐会及其《春江花月夜》在上海兴旺，去了重庆就基本销声匿迹；电影音乐、黎锦晖的“黄色歌曲”、周璇的演唱等一批流行商业音乐内容都在上海；即便是聂耳也是被上海“塑造”的，《义勇军进行曲》同样产生在上海；贺绿汀的《牧童短笛》由俄国作曲家齐尔品从上海带向了世界；俄侨音乐家转战哈尔滨来到上海，在这里建设了一个“音乐东方彼得堡”；蔡元培、萧友梅的理想在北京没法实现，而在上海，他们及其缔造的国立音乐院(及国立音专)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
上海的什么“因素”促使了这些音乐人事活动的发生？或者说，上海有什么“因素”是其特有的，从而其促使了这样一个音乐时代的产生？找到了这些“因素”，也就解答了上海音乐的“上海性”。
2.研究方法
这些年来，经过思考，笔者提出了两个研究工具试图来寻求上海音乐的“上海性”，以此作为“音乐上海学”的基础理论与研究方法。
1)城市音乐田野工作的理论与方法及其意义
首先上海是一个典型的城市音乐研究的富矿和案例。因此，要将其提高到一个具有学理性思考、学科性意识的研究领域，提出相应的城市音乐田野的理论与方法是极其必要的。笔者曾翻译了美国学者内特尔《八城市音乐文化：传统与变迁》的“序言”(28)，作者在其中提出了“城市音乐人类学”的概念，但是他并没有系统地论述城市音乐田野的理论与方法。国际音乐学界迄今也尚未有人对此进行过系统研究。为弥补缺憾，笔者曾撰文《城市音乐文化及其音乐产业化》(29)，对“城市音乐文化”进行了界定，继之又发表了《“近我经验”与“近我反思”——音乐人类学的城市田野工作的方法和意义》(30)，系统地阐述了城市音乐田野工作的对象、范畴、方法和意义：
(1)“城市音乐田野”的考察对象：“田野”中发生的所有“音乐人事”及其文化涉及的内容和场域都是我们考察的对象。其一为“(乐)人”：与所考察的音乐对象所关联的人，包括音乐制度掌管和决策者、音乐创作者、音乐表演者、创作与表演兼备的音乐者、音乐(物品和活动)经营者、音乐受众和消费者，以及音乐思想者等。我们不仅关心(乐)人的“创造和体验”，更是注重他们的个性、能力和适时性。其二为“事(乐)”：(乐)人从事与所探讨的音乐对象所关联的事项，包括作品、表演及其消费和运作活动。乐人事乐的形式和内容不仅仅是音乐“作品”音响及其结构自身，更是体现为“过程化”的社会活动与事件。
(2)“城市音乐田野”的研究类型与场域范畴：与大多为单一社会形态的农村相比，“城市音乐田野”要复杂得多。“城市音乐田野”的研究类型主要分为两方面的纬度。其一，以某一特定城市为单位，对于该城市音乐的历史发展及其整体音乐风格特征的关注，诸如探讨城市音乐在不同时空和不同文化中发展的原因，城市音乐的各种类型及其整体面貌，以及音乐影响如城市生活方式的经验等，从总体性、宏观性角度思考城市音乐对于人类生活的作用。其二，作为文化形态之一的城市音乐，我们更多地需要关心城市作为一种特定的文化环境，通过个案的形式探讨音乐人事在其中的关系及其价值和意义。当然，还包括兼有二者的“类城市化音乐田野”。根据现代城市音乐的各种现象和特征，我们可以梳理出以下具有代表性的“田野”场域范畴：国际空间、开放空间、流动空间、历史空间、虚拟空间、近我空间和复合空间。
(3)音乐人类学的城市田野工作的方法及其意义：在传统上，这里所涉及的有三种学科范畴、三种研究方法和三种学术取向：人类学(主要指文化人类学)的范畴是对人类行为及其文化的研究；历史学的范畴是对过去发生的事实进行研究；社会学的范畴是对从整体上通过社会关系和社会行为来研究社会的组织、结构和功能。笔者主张城市音乐研究需要借鉴“新史学”追求“以往人类的全部活动”的“整体史”探询的方法，冲破学科之间的隔膜和各自的不足，三者的结合成为方法上的突破。
通过研究方法上的跨界交叉，音乐人类学的城市田野工作的方法将体现其特有的意义，即我们询问：近在咫尺的“身边田野”中的“我者”文化能否成为我们研究的立足视角？文化相对的观念是否针对所有的传统和文化？答案应该是肯定的。
“城市音乐田野”重心自然应该包括对“我者”文化的认识。城市“田野”无疑是在“家门口”，更准确地说是“身边的田野”。“城市音乐田野”的目的与乡村的“田野”区别在于，后者为的是理解“他者”，即分析它(音乐)对于“他者”(文化)的意义，而前者大多为的是认识“我者”，认知“小我”与“大我”的关系，以及对象对于主体的意义，即它(音乐)对于“我者”(个体或群体)的意义。
“近我”不以地域或时间的空间距离界定，而以文化认知的感悟程度来判断，而且也不是那种非此即彼式的绝对的。“近我经验”和“近我反思”是音乐人类学的城市文化研究的学理核心，同样，它是获得“文化自觉”和“人性完善”的途径，也许将会越来越显示其意义之所在。
2)音乐人事与文化的研究模式
“音乐上海学”的另一个研究工具是“音乐人事与文化”研究模式。笔者在《论音乐文化诗学：一种音乐人事与文化的研究模式及其分析》中指出：
由于西方音乐人类学最初的视角是以研究“他者”为基础的，他们的对象主要是非欧洲的音乐及其文化。也因此，音乐人类学诞生之际对于学科的范畴明确地规定为研究欧洲古典音乐以外的文化传统。在“反思”思潮的影响下，音乐学者开始关注“家门口”的“我者”音乐活动，也就是从“他们是谁”转向为“我是谁”的立场，从而也影响了方法论更新变化。
然而，音乐文化研究在中国的情形是完全不同的。我们一直以来(也可以说完全)是在“家门口”进行田野，不论是当下的田野，还是历史的田野，中国学者一直关心的是“我是谁”。当受到西方学术思想影响之后，反思的觉悟也同样使得我们进一步思考，我们是否真的关注“我是谁”。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的确发现不同民族文化背景下，“他者”的观念也同样存在于中国学者中间。但是，音乐人类学的中国经验依然还是“我者”研究为根本。反思使得我们认识到，所谓中国多民族语境下的“他者”是“我们”中的一部分。因此，询问的对象便成为“我们是谁”。这就是音乐人类学的中国经验总结的出发点，也可能是终极目标。
另一方面，中国的音乐文化从来都是与历史分不开的，我们的学者也从来不会忽略历史，所以对于具有五千年文明历史国家的音乐人类学者来说，“历史意识”是扎根于我们的学术传统和学术理念及方法之中的。中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语言丰富、传统深厚、文化多样。由于此，社会结构的成分非常繁复多样，其形态无疑更是纷繁杂陈、各不相同。同一社会结构中，完全可能出现全然不同的音乐活动，例如，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黎锦晖“时代曲”、聂耳《义勇军进行曲》、黄自的清唱剧《长恨歌》几乎在同一个社会环境中发生，然而却是完全不同的音乐内容和形式。同样，在同一时期的上海社会历史条件下，百乐门舞厅、“左联”(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音乐小组)、国立音专、大同乐会、工部局乐队，它们同时存在并产生重要影响。
如果说西方学者忽略“历史问题”(梅利亚姆)，或者他们在强调“历史-社会-个人”(赖斯)关系时，却又“忽略”了“音乐本身”，那么，我们将提出，音乐学对象是“音乐”，我们的学术研究需要寻找的是音乐与之相关事项的关系，所以“音乐”应该与“历史-社会-个人”安置于研究模式的同一纬度上，而非置于其最低层面的基础分析之中。(关于梅利亚姆和赖斯的研究模式的分析，请参见笔者《论音乐文化诗学：一种音乐人事与文化的研究模式及其分析》中“音乐人类学诸理论模式及其问题”)
在这样的前提下，笔者提出的模式——“音乐人事与文化”研究的设想，其意义在于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发现各自模式的理论建构和实践运用所具有的差异及存在的问题，通过建立该模式中关注特殊性的研究，来探讨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从而试图寻找和解决音乐所涉及的“人事与文化”关系中的“有机性”和“必然性”问题。更重要的是，提出相比更适用于研究中国音乐文化现实的理论模式，为音乐人类学的中国经验反思与总结作些尝试。
如上所述，“音乐人事”体现为(乐)人及其事(乐)。本模式所谓的“文化”环境具有三层含义，其一是“宏观层”——历史场域，在此不仅有“历时”的“过程”，而且也表示过去已经发生的“历史本身”的客观存在，它是音乐人事与文化关系的重要时空力量；其二是“中观层”——音乐社会，指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定社会或区域中地理和物质空间，更是该空间中的社会结构及其关系，这个“社会”是具有音乐属性的，是与所研究的对象——音乐人事直接相关联的，是由该音乐人事的生存及其文化认同范畴所构成的；其三是“微观层”——特定机制，特指直接影响和促成及支撑“音乐人事”的机制，“机制”具有功能性、多样性、多元性、特殊性和复杂性，其特征表现为：意识形态、支配力量、活动或事件等因素。
作为宏观层的“历史场域”，笔者不是指音乐自身的历史，而是指文化环境中的一般历史事实及其语境，既是过去发生事项的客观存在，也是事物发展的历时过程，它是音乐人事与文化关系的重要时空力量。而音乐的历时变化将在乐人事乐的“过程化”中呈现。也因此，“音乐人事与文化”的研究模式的“历史意识”是在更大范畴中来探讨音乐与文化的关系。在音乐文化研究中，大历史的作用和影响是绝对无法回避的。从一定程度讲，任何具有普遍意义的典型人物和事件都是历史的产物。同时，规律性的探讨更是建立在历史意识及其哲学基础上才能呈现其意义。特别是中国音乐文化与大历史的关系更为密切、不可分割。太多的重要音乐人事都是与大历史休戚相关。将“历史意识”植入模式之中，作为其构成的重要部分正是音乐文化研究的“中国经验”或者说是“本土化”学术模式的特征之一。
中观层的“音乐社会”是指在历史环境作用下的特定“社会环境”，它可以是一个地理空间、物质空间，更主要的是社会空间及其关系。因此，音乐人事在大历史环境中所处的自然与社会空间就是本模式所“社会”。这个“社会”是具有音乐属性的，是与所研究的对象——音乐人事直接相关联的，是由该音乐人事的生存及其文化认同范畴所构成的。
微观层的“特定机制”是笔者模式借用由原本物理属性而演变且运用于社会科学中的“机制”概念，以其来强调特定文化环境中的某种运作方式直接关系到促成和支撑音乐人事的发生和存在。“机制”具有功能性、多样性、多元性，以及特殊性和复杂性。“机制”的特征表现为：意识形态、支配力量、活动或事件等因素。
突出和强调历史场域作用下的音乐社会中形成的“特定机制”的探讨，也正是构成音乐文化研究的“中国经验”或“本土化”学术模式的另一特征。揭示事物运动的机制意味着对事物的认识从现象的描述进入到对本质的认识。因此“机制”的探索事实上就是对于音乐文化事物规律的探索，它成为本模式的核心所在。“音乐人事与文化”研究模式以图式表示：
特定历史和社会环境是构成“音乐人事”发生和存在的需求性前提
历史 社会(乐)人 事(乐)
人和运行机制是促使“音乐人事”存在和发展的可能性基础
该模式的学理性表述为：结构性地阐述音乐的人事与文化关系是如何受特定历史场域作用下的音乐社会环境中形成的特定机制影响、促成和支撑的。(31)
3.城市音乐田野工作的理论与方法和音乐人事与文化研究模式的应用案例
笔者及研究团队已尝试了上述的方法与模式应用于具体研究，以体现其有效和可行。例如，笔者《音乐文化诗学视角中的历史研究与民族志方法——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俄侨“音乐飞地”的历史叙事及其文化意义阐释》中，对近代上海俄侨音乐人事与文化进行了“历史田野”的考察和分析，并对俄侨“音乐飞地”进行了多层面的意义阐释。
1922年斯塔尔克将军所率领的庞大俄国难民船队突然驶入长江口，俄侨难民问题骤然成为历史重大事件，由此拉开了俄侨“飞地”及其音乐的序幕。历史背景远不止于此，1840年后的近代中国，正在经历着被殖民、瓜分、侮辱、践踏的世纪黑暗时期。开埠不久的上海，成为了“万国乐园”、租界横生、洋人世界的码头。俄侨虽为难民，但毕竟是居住于法租界的主人，它们是八国联军的家庭中的重要成员。
这样的历史场域之中，俄侨“音乐飞地”滋生于此。大量的俄侨社区的音乐生活，包括生存、教学、演艺和娱乐，以及宗教音乐活动建构成一个特定的音乐社会。这个音乐社会成为了俄国在华联军及其难民被“十月革命”所驱赶下的一个精神家园。由于它的特殊作用，这块“音乐飞地”自觉和不自觉地承担起了由“文化避难”、“文化传播”和“文化认同”的功能。
“飞地”属性的音乐社会的发生和存在或支撑的机制取决于以下三个重要的特定机制因素：1)以60%俄籍音乐家构成的工部局乐队为主力，包括其他一系列演艺团体，支撑着这个音乐社会的经济保障、文化娱乐和信仰依托，演绎着文化避难中的基本生计、族群感情和民族精神的慰藉作用；2)一批重要的俄侨音乐家以国立音专为平台，辅以上海俄侨专业音乐学校，以及各种音乐表演团体及其演出，无形中成为西方音乐文化传播乃至文化认同的教育或教化基地；3)“音乐飞地”构成的另一个关键性机制因素是“租界”。由于租界存在，上海似乎是一个化外之地，上海政府管不了租界事务，管理租界的是工部局，订有特殊的市政条例，租界奉行言论、出版自由原则，这不仅成为西方社会的政治意识形态的“飞地”，同时也在客观上形成了中国新文化发展在这个特殊区域内的“文化空间”(32)。也因此，从音乐上讲，租界成为了中国近现代音乐转型“萌芽”的“庇护地”和催生发展的“伊甸园”。
本项研究解释和论证了上海俄侨“音乐飞地”发生、存在的可能和必然，而且也较为完整地分析和阐释了“音乐飞地”在“经济自救”、“文化自救”和“精神自救”过程中的“内向性”特征，以及其在上海及中国20世纪上半世纪中所形成的“文化避难”、“文化传播”与“文化认同”的“外向性”作用。(33)
笔者研究团队中已有不少研究成果尝试了上述研究方法，其中一个研究案例为音乐人类学E-研究院成员吴艳的博士论文，她在《从“门图”到“搭班”：上海民俗音乐传统的变迁研究》采用了笔者“音乐人事与文化”的研究模式分析和阐释了上海民俗“音乐人事”现象，其在“绪论”中论述：
我们都知道，“人与事的关系必定是建立在一个特定的历史和社会环境下的，而这一环境本身的多样性、复杂性不足以促成我们考察对象的人与事之间的直接‘必然’关联”。(34)因此，我们须深入特定“社会”区域或范围中对音乐人事产生直接和具体影响的各种促动因素进行探讨。民俗音乐传统自然逃脱不了特定的历史环境，我们发现，传统民俗文化在不同的时代被赋予了不同的意义，这成为促成民俗音乐传统发生变化的直接关联性的历史背景。就民俗音乐传统而言，民俗音乐依附于民俗事象而存在，民俗事象是从地方民众的现实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求中产生的，由此，民俗音乐传统有着两个重要主体，一个主体是艺人群体，他们是民俗音乐的直接创造者和传承者，正是这一群体创造、继承并延续了传统音乐，也正是这些人把他们所习得的并拥有的传统音乐用之于民俗事项中；另一个主体是地方民众，他们是民俗活动的发起者，正如“民俗”如果失去了“民”，也就无所谓“俗”的存在了。因此，艺人群体和地方民众的观念和行为共同构成了民俗音乐传统的“社会空间”。更为关键的是，在“历史场域”和“音乐社会”下，艺人群体的活动又遵循着怎样的“机制”运作的呢？
在“结语：上海民俗音乐人事的特定机制”中做了如下的阐述：
从历史场域的角度上看，民俗音乐传统在不同时期被社会赋予了不同的意义，主要体现为从作为“四旧”到作为“文化”的转变，这与政府对于民俗文化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政策息息相关。政府对民俗文化的政策主要呈现出三个阶段，即20世纪初实施的“改良风俗”、新中国时期的“破旧立新”以及20世纪80年代的“民俗复兴”。在前两个历史阶段中，在硬性政策和软性宣传双管齐下的作用力下，作为国际大都市市民的上海人更是做出了表率作用，从市区至市郊都萌发了反对封建旧礼教和移风易俗的新观念。这正是政治变革上用以推翻封建婚丧礼制的核心，政府选择一些民俗事象作为“四旧”、“陋俗”、“旧俗”要消除的对象，这直接使得“门图”下的民俗事象及控制作用自然消解。直至“民俗复兴”时期，民俗音乐传统在整体上曾经被贴上“四旧”的标签给予破除，现在转而被认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加以保护。在国家意识的支持下，一些民俗事象又广泛地回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同时，没有乐人的丧葬仪式会招来人们的舆论，被认为不孝之举；没有乐人的婚嫁仪式没有气派，被认为是吝啬之人；其他一些民俗信仰仪式中音乐更是始终伴随其中，这些为“搭班”提供了可能。
上海民俗音乐传统是在传统农业文明基础上形成，由于传统小农经济的稳定性和自给自足性，形成了一种稳定的经济形态和社会结构，从而造就了符合农业文明的文化存在方式和生存观念。农业社会、自然经济和封闭的地理环境，为家族的繁衍聚居提供了条件。在传统的农民社会生活中，血缘关系、宗法制度占着绝对支配的地位，每个家族都有自己的族田、祠堂和族谱，以血缘关系加以维系，与自然经济的稳固性、内向性、封闭性互为依存体。一族有族长，负责管理、监督本族生产和生活等各种事务。在这样的传统农业社会中，所强调的是团体主义，社会结构中的角色关系僵硬而紧固。个人置身其中，常是身不由己，只能接受既有的安排。农民的家族观念和小农生产方式，使其活动地域小，出现“老死不相往来”的景象。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农民与外界的联系和交往增多，农村社区的封闭状况逐渐被打破，使得农民对土地的依赖程度也相对减弱，原先建立在封闭的自然经济基础上的传统的价值观和社会心理逐步发生变化。人们走出了以村落和家族为单位的生活空间，进入了一个以经济组织为单位的新的生活空间。由此，原来的血缘社会逐渐向业缘社会演进，人们依靠智力、知识和技能在激烈的竞争下求得生存。
在上述的历史和文化环境下，“保图”制、宗族制与市场竞争机制分别促使艺人群体“门图”与“搭班”组织方式的形成。“保图”制是我国古老的一种基层社会管理制度，在保图制和宗族制下，无论居住、迁移、婚姻情况、嫁娶活动、出生、死亡，都必须受当地的图董地保和族长的监督，使之丝毫不敢所有越轨。
可见，艺人群体的“门图”制是一项发挥着维护音乐行业传承、行业规范、权利平衡等功能的重要“传统”。“门图”是一种行业习俗，它是一种不成文的“制度”，这种制度具有民俗学所说的“民间法”(相对于国家的“立法”——刑法、民法等等)，它对该行业的人们的行为有一种规范性和约束力，是维系行业内部公平竞争、平衡关系、稳定从业等行为方式的制度性保障。显然，“门图”在此是兼具政治\历史含义、地理概念和宗族精神的民间组织，同时也代表了已然过时的制度或行业规范。
在城市化过程中，城市的空间分布不断由一个个独立区域转化为相互联系且日益密切的城市网络或城市带的过程，除了行政区划上的改制，加上大量移民的涌入导致了旧时封闭性自然聚落的不复存在，从而打破了旧时“门图”的区域自治格局。
“门图”制的丧失就是一种民间约束力的丧失，但是一种习俗的解体总会伴随着另一种具有相同或相似功能的习俗来替补，或取代——“搭班”制正是民俗变化中的新生事物，是应景而生的、用来替代前一种行为方式的另一种行为方式。“搭班”制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其运作模式也体现出市场化关系的竞争机制。因此说从“门图”到“搭班”的转换，实际上体现了市场体制取代了旧的宗族、“门图”制。那么在当下民俗事象的动因分析中，经济因素(具体说是艺人谋生之道)往往起着决定性作用，以营利(挣钱)为目的而引起的艺人群体的行为变迁，导致了其民俗活动中用乐方面(音乐形式和音乐风格)的变迁。
在另一项对于上海昆剧团全本《长生殿》演出的社会意义研究中，潘妍娜的博士论文《“回归传统”的理念与实践——上海昆剧团全本〈长生殿〉研究》也同样有效地应用了笔者的“音乐人事与文化”的研究模式，她在论文“前言”中作了如下论述：
洛秦的“音乐人事与文化”的研究模式的核心表述为，“音乐的人事与文化关系，是如何受特定历史场域作用下的音乐社会环境中形成的特定机制影响、促成和支撑的。”基于这样的学理性思考，从本论题的研究来看，四本《长生殿》作为上海昆剧团昆剧实践的转折点，也作为剧团从困境到振兴的转折点，之后不仅剧团获得了期待已久的振兴，昆剧在上海的生存状况也得以改善。笔者认为形成这种转折的关键正是在于四本《长生殿》的成功，这种成功不仅是一次演出的成功，而是影响到昆剧在当代上海生存方式的一次成功，这使得研究四本《长生殿》成功的原因具有意义，尤其是对于《长生殿》成功的“特定机制”的研究，对于分析四本《长生殿》如何改变昆剧生存状况，以及昆剧在当代上海存在的本质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借鉴洛秦模式中关于“文化”的三层划分，将四本《长生殿》成功的原因分为三个方面：1.历史场域——在进入21世纪以来，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力的强盛，上海成为一个全球化的大都市；2.音乐社会——一个优秀的剧团、一批新兴受众群体和重视传统的政府/国家构成了围绕着四本《长生殿》的音乐社会；3.特定机制——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申办成功为昆剧带来的历史机遇，“不新不旧”的创作观念，多元混杂的艺术实践，以及一个关键的人物唐斯复。三个方面的关系体现为：随着国家经济的强盛，上海逐渐成为一个全球化都市，全球化资本的流动和高速现代化之下是文化身份/边界的模糊与现代性焦虑的滋生。在这种背景之下，从政府到社会出现了对于“传统”的重视与需求，表现为政府制定了相关政策保护和恢复传统文化，为四本《长生殿》的产生提供了资金支持，以及一批青年知识分子对于传统文化的热情的升温。在上海特殊的城市环境之下，一个希望通过一部大戏获得振兴的剧团，一个希望重塑城市/文化形象的政府/国家，一批希望重塑文化身份、回归传统生活的新兴受众群体构成了支撑四本《长生殿》产生的音乐社会。在此需求前提下，使上海昆剧团四本《长生殿》获得成功的特定机制在于：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申办成功为昆剧带来的机遇使得四本《长生殿》的项目开始启动，“不新不旧”的创作观念和多元混杂的艺术实践是获得现代受众认可的关键，而关键人物唐斯复的公关能力保证了《长生殿》顺利排演，她在《长生殿》中所注入的文化意识将《长生殿》从一场昆剧演出而上升到了一次文化事件的高度。洛秦认为，揭示事物运动的机制意味着对事物的认识从现象的描述进入到对本质的认识，“机制”概念的运用对于本文的重要性也在于此。四本《长生殿》的成功实际上是全球化与现代化背景下，现代人对于昆剧所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原真性”想象与需要。这也正是洛秦洛秦在其《论音乐文化诗学：一种音乐人事与文化的研究模式及其分析》中所阐述的：(乐)人进行事(乐)所呈现的“活动性”，亦促使其所从事的音乐形式和内容不仅仅是音乐“作品”音响及其结构自身，更是体现为“过程化”的社会活动与事件。
以上的研究案例体现了笔者提出的“城市音乐田野工作的理论与方法”和“音乐人事与文化的研究模式”在实际研究中的可行和有效。通过以上两项研究工具，我们强调上海音乐文化与中国大历史的密切关系，尤其是上海20世纪上半叶所出现的各种重要音乐人事活动都是与中国乃至国际社会的历史休戚相关。没有这样的“历史意识”就不可能解读音乐在近代上海中所起到的独特的作用和意义。同样，模式所提出的“音乐社会”是指在历史环境作用下由音乐人事所构成的特定“社会环境”，它可以是一个地理空间、物质空间，更主要的是社会空间及其关系，更是国内外及上海历史环境中所处的自然与社会空间。这个“社会”是由发生在上海城市中的音乐人事的生存及其文化认同范畴所构成的。例如，上海犹太音乐社区、20世纪三四十年的舞厅文化、老上海租界内的西方音乐生活、当下上海韩国移民“音乐飞地”，持续了几十年的上海衡山路基督教堂的唱诗班活动，以及目前的上海业余音乐考级活动，都是典型的特定历史环境中形成的音乐人事所处的“社会”。“音乐人事与文化”的研究模式中的“机制”概念是凸显“音乐上海学”所寻求的音乐的“上海性”的关键手段。以“机制”来强调和发现上海这个特定文化环境中的某种运作方式直接关系到促成和支撑其音乐人事的发生和存在。通过探讨“机制”具有功能性、多样性、多元性，以及特殊性和复杂性，我们可以寻找到“机制”表现特征中的那些因素，诸如意识形态、支配力量、活动或事件等在音乐的“上海性”中所起到的关键作用和意义。
结语：“音乐上海学”建构的价值与意义
以上从“学”之概念、已成为现实的“上海学”、必要且已具条件的“音乐上海学”、逐渐显现的“音乐上海学”现状、“音乐上海学”所面对的问题及其思考，以及“音乐上海学”的范畴与研究方法及其分析案例进行了详尽的探讨和论述。事实上，上述各方面的论证已经充分体现了“音乐上海学”建构的价值和意义。
在此，我们可以再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进一步强调“音乐上海学”建构的价值和意义：
1.上海作为城市音乐研究的典型案例
21世纪以来，音乐学的关注重点已经从静态模式转向动态过程研究，音乐人的研究，包括创作者、演绎者和受众在内的音乐人及其行为成为了研究的主要视角。虽然说，城市音乐的内容从来都是音乐学，特别是西方古典音乐的内容，但是其作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及其重要性已经获得了学界的极大认同。音乐学家受城市人类学的影响，对于城市音乐人事中出现的文化认同、文化身份、民族性、亚文化族群、社会机构及其变迁，特别是西方音乐的影响、传统音乐在现代社会中的境遇、音乐在移民“飞地”中的作用、音乐的商品化趋势等，都是现代城市音乐生活中的现象。这些现象和问题也出现在中国各大城市音乐之中，其中上海可以说是最具有典型性的城市音乐研究的案例。因此，“音乐上海学”的建构无疑将推动城市音乐研究在中国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
2.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的核心论题之一
如前所述，上海是中国近现代音乐的摇篮，中国近代音乐的一个缩影。从学堂乐歌的音乐启蒙、“国立音专”(包括国立音乐院)建立后的十年黄金年代，以及数年的“孤岛时期”的音乐生活，都是中国近代音乐历史上的重要内容。如果以政治“色彩”的比喻来划分音乐区域的话，上海的“黄色”与延安“红色”、重庆“白色”成为“三足”之中的不可或缺的一足。在上海发生和出现的音乐人事，不仅涉及音乐作为艺术、音乐作为思想、音乐作为教育、音乐作为政治、音乐作为传统、音乐作为商品、音乐作为宗教，而且以至于音乐作为一个民族和国家存亡的象征。从学科领域来看，近代音乐史研究中的一些重要议题，诸如音乐思想和思潮研究、新音乐及其创作研究、传统音乐在现代社会中的生存与转型研究、流行音乐研究、中西音乐交流及传播、租界与飞地的音乐功能，特别是重写音乐史等，很大程度上都是围绕在上海发生的音乐人事所展开的。因此，“音乐上海学”的建构也将为推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起到积极的作用。
3.音乐人类学的“中国经验”及其模式的尝试性范例
基于从学科及学术思想重构、研究新视角的开拓、理论和方法的交叉与整合，尤其是内容的聚焦和区域的选择，笔者借助音乐人类学E-研究院的建设平台，努力通过具有中国文化语境和历史意识的方法论探讨，逐渐消解西方学术长期主宰中国学界的状态，为建立“中国经验”的理论和方法进行努力。
笔者与同仁们倡导和努力在“家门口”作业，突出城市田野特征，以最具代表性的上海城市音乐富矿为案例，围绕中国社会和文化语境，强调历史维度的研究，以此区别英美音乐人类学的“他者”殖民学术意识——非历史维度和语境的、意识形态化的、现实性和功利性的方法，通过“音乐上海学”的努力和积累，将其打造为音乐人类学的“中国经验”及其模式的尝试性范例，以期建立起中国音乐人类学的自身特色和话语权。
2012年初春于太原邸
①参见洛秦：《音乐人类学的中国实践与经验的反思和发展构想》(下)，载《音乐艺术》，2009年第2期。
②梁先生：《近八十年来的上海研究热》，载《档案与史学》，2000年第4期。
③熊月之：《上海学平议》，载《史林》，2004年第5期。
⑤该文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举办“纪念上海开埠160周年国际学术会议(1843-2003)”提交论文，现收录于其专著《美国中国学史研究——海外中国学探索的理论与实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详见http://www.chinasareview.com/sky/index.php?modules=show&id=149
⑨当时由于要求《全集》的第一卷要赶在萧友梅120周年纪念活动上出版，时间实在太紧，出版制作中出现了一些失误，造成一些遗憾，现已经排出刊物表更。
⑩Traveling Opera Troupes in Shanghai，1842-1949，Ph.D.diss.,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1997。
(11)秀威咨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
(12)In Cinema and Urban Culture in Shanghai,1922-1943,edited by Yingjin Zhang,200-21.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
(13)In Lives Chinese Music,edited by Helen Rees,45-63.Urbana: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9.
(14)In Asian Music 33(2):1-42,2002.
(15)In Music & Letters 83(4):542-89,2002.
(16)In ACMR Reports,x/1,14-38,1997.
(17)In Asian Music,xxvi/2,119-35,1995.
(18)In Global Goes Local:Popular Culture in Asia,edited by Timothy J Craig and Richard King,246-64.Vancouver,B.C.: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2002.
(19)In Popular Music 24(1):107-25,2005.
(20)In Ethnomusicology Forum 13(1):101-18,2004.
(21)In Ethnomusicology Forum 13(1):119-51,2004.
(22)In Cinema Journal 41(3):78-97,2002.
(23)该文的中译本(毕可思：《上海工部局乐队与公共乐队的历史与政治(1881-1946)》)已收录于《上海的外国人》一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24)同①。
(25)参见上述引文①。
(26)洛秦：《城市音乐文化与音乐产业化》，载《音乐艺术》，2003年第2期。
(27)熊月之：《是建立上海学的时候了》，载《史林》1999年第2期。
(28)内特尔：《八城市音乐文化：传统与变迁·前言》，洛秦、黄婉译，载《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
(29)洛秦：《城市音乐文化及其音乐产业化》，载《音乐艺术》，2003年第2期。
(30)洛秦：《“近我经验”与“近我反思”——音乐人类学的城市田野工作的方法和意义》，载《音乐艺术》，2011年第1期。
(31)洛秦：《论音乐文化诗学：一种音乐人事与文化的研究模式及其分析》，载陈铭道主编《书写民族音乐文化》，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0。
(32)宋钻友：《百年文化激荡的前奏·租界：世所罕见的文化空间》，载《上海百年文化史》(第一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2，第8页。
(33)洛秦：《音乐文化诗学视角中的历史研究与民族志方法——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俄侨“音乐飞地”的历史叙事及其文化意义阐释》，载《音乐艺术》，2010年第1期。
(34)洛秦：《论音乐文化诗学：一种音乐人事与文化的研究模式及其分析》，载陈铭道主编《书写民族音乐文化》，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0，第147-1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