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学人论司空图的《诗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人论文,清代论文,司空论文,诗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60X(2004)03-0076-07
《二十四诗品》究竟是否是司空图所作，近年来学界争论颇多，目前还没有能为大家所认同的结论。其中有一个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的问题，是清代学者对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的看法。
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在清代的学者中有极为广泛深刻的影响，没有人怀疑过它的真实性，他们中有很多是国学根底深厚的大学问家或著名的诗学批评家，如钱谦益、王夫之、王士祯、赵执信、厉鹗、纪昀、杭世骏、薛雪、沈德潜、袁枚、翁方纲等，皆有所论述，而到嘉庆以后则论述的人更多，还有不少对《二十四诗品》的演绎仿作。如果按陈尚君、汪涌豪先生《司空图（二十四诗品）辨伪》[1]所说，像明代的胡应麟、胡震亨、许学夷等“饱学之士”都不知道或不承认司空图有《二十四诗品》，况且《诗家一指》又并不是难见之书，为什么清代的学者竟会毫不怀疑呢？上述清代学者和诗人大概不可能都没有读过胡应麟、胡震亨、许学夷的著作，也不可能都没有读过《诗家一指》，但居然没有一个人提出过质疑，难道他们都像明末郑嫚、毛晋那样“误读”了苏轼《书黄子思诗集后》，或相信了郑嫚、毛晋的“误解”？现在坚持《二十四诗品》非司空图所作的人都认为，从晚明到清代认为它是司空图所作都是受毛晋《津逮秘书》司空图《诗品》跋语的影响（郑嫚的书刻于明亡之后），因为它的跋语当是写于崇祯五年左右，但是这种说法很值得怀疑。因为晚明认为《二十四诗品》是司空图所作的人很多，他们难道都是受毛晋跋语影响的结果吗？
比如作为毛晋老师的钱谦益在明崇祯14年所作的《邵幼青诗草序》中说过这样一段话：“司空表圣之论诗曰：‘晴雪满竹，隔溪渔舟。可人如玉，步寻屧幽。吾之遇二邵于斯也，表圣之所云，显显然在心目间，称之曰诗人焉，其可矣。吾游黟山不获，见桃花如扇，竹叶如笠，松花如纛，得二诗人于芗村药谷之间，夫然后而知诗，夫然后而知诗人，兹游之所得奢矣。”[2]钱谦益这篇文章的时代和费经虞撰《雅伦》的时间，虽然都比毛晋刊刻《津逮秘书》收入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的时间要晚。但是，钱谦益和费经虞都没有说到与苏轼《书黄子思诗集后》一文的关系，很难说他们也是因为受毛晋影响才肯定《二十四诗品》是司空图所作的。陶珽重辑本《说郛》120卷亦载有司空图《二十四诗品》，而陶珽本始刻于万历后期，据王应昌顺治四年序，其“版毁于辛酉武林大火”，辛酉为天启元年，故当早于毛晋的《津逮秘书》，不可能是受毛晋跋语影响。此外明末的《续百川学海》、《锦囊小史》、冯梦龙编的《唐人百家小说琐记家》等，也都收有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很难说均刊刻于毛晋《津逮秘书》之后。现存明人贺复征所编的《文章辨体
选》为“唐司空图”著。据其所著《道光和尚述》，当为明代天启、崇祯年间人。虽然《四库提要》考其所述祖父官阶年月与实际不符，但是他作为明末人是没有问题的。
值得注意的是，钱谦益所引《二十四诗品》中“清奇”一品中的文字，其版本和毛晋《津逮秘书》本显然不同，其“晴雪满竹”一句一般均为“晴雪满汀”，毛晋《津逮秘书》亦为“汀”，而恰恰《诗家一指》本作“竹”。同时，刊刻于明末的《说郛》120卷本（陶珽本），其所载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中这一句亦为“竹”。钱谦益是著名的藏书家，其绛云楼藏有大量宋元古本，绛云楼失火在清顺治七年，也就是说，他在写《邵幼青诗草序》时，绛云楼尚完好，因此其所根据的《二十四诗品》版本可能就是在绛云楼藏书中的版本，可以肯定和毛晋的《津逮秘书》本为不同版本。因此，他之肯定司空图《二十四诗品》无论从时间上说，还是从版本上说，都和毛晋的《津逮秘书》中所附《二十四诗品》的跋语无关，也就是说，他并不是因为看了毛晋的《二十四诗品》的跋语，相信了毛晋“误读”苏轼《书黄子思诗集后》，才肯定《二十四诗品》是司空图所作的。绛云楼藏书经火灾后尚有书目留存，从书目中我们知道绛云楼藏书中的司空图《一鸣集》是30卷本。钱谦益的《绛云楼书目》现存4卷，有陈景云注，一般的书目下卷数是陈景云注的，但是卷3唐文集类中的“司空图一鸣集30卷”却是钱谦益原文，“30卷”并非陈景云注文。在宋代，有《一鸣集》30卷本和司空表圣文集10卷本和诗集10卷本同时存在。但在宋元时代，30卷本《一鸣集》就很少见了，而10卷本文集和10卷本诗集，则比较流行。所以，绛云楼所藏司空图《一鸣集》30卷应该是很珍贵的宋元古本。30卷本《一鸣集》中可能就收有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元明以来很多人之所以不知道《诗家一指》等书中《二十四诗品》是司空图所作，是和《一鸣集》30卷本的罕见和未收《二十四诗品》的《一鸣集》10卷本的流行这种情况有关的（注：《四库全书》中的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卷25中所收的《枝指生书宋人品诗韵语集》，即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绛云楼所藏30卷本《一鸣集》的出现，可能就是明末人们开始普遍肯定《二十四诗品》是司空图所作的原因，也是钱谦益确认司空图作《二十四诗品》的原因所在。因为绛云楼书目中已经告诉我们，它收藏有《冰川诗式》（4卷），而《冰川诗式》中就有《诗家一指》，所以钱谦益自然是看过《诗家一指》的，他之所以并不怀疑其中《二十四诗品》是否为司空图所作，可能就是因为他所收藏的《一鸣集》30卷中是有《二十四诗品》的。我们现在还不能认定郑嫚、毛晋是否确实是误读了苏轼的原文，对苏轼所说“二十四韵”作了曲解，但是，即使郑嫚、毛晋确实是误读了苏轼原文，那么，也不能说冯梦龙、贺复征、费经虞、钱谦益、陶珽等也都是“误读”了苏轼原文才肯定《二十四诗品》是司空图所作的。
值得我们研究的是，与钱谦益同时由明入清的王夫之对司空图作《二十四诗品》的肯定。他在《姜斋诗话》的《诗译》中说：“知‘池塘生春草’、‘蝴蝶飞南园’之妙，则知‘杨柳依依’、‘零雨其蒙’之圣于诗：司空表圣所谓‘规以象外，得之圜中’者也。”我们现在很难断定王夫之这段话的写作年代，因为他自明亡之后一直对清廷采取不合作的态度，隐居于湘西石船山，他的著作到清代后期才得以刊刻。从王夫之的经历来看，《诗译》大概也是他后期的著作，但是他那时已经和文坛隔绝，他的引文和《二十四诗品》原文不同，原文是“超以象外，得其环中”，他可能只是凭记忆，未必有直接版本根据。甲申之变，王夫之刚25岁，后积极参与抗清活动，至30多岁后即隐居著述，他之肯定《二十四诗品》为司空图所作，显然也与郑嫚、毛晋等的论述无关。由此可见，明末清初认为《二十四诗品》为司空图所作乃是一个普遍看法。郑嫚、毛晋是在这样一种普遍认识之下来理解苏轼《书黄子思诗集后》中所说的“二十四韵”，认为苏轼说的就是《二十四诗品》，而并不是因为苏轼的文章才肯定《二十四诗品》为司空图所作。否则，我们对明末清初钱谦益、费经虞、贺复征、陶珽、王夫之等的论述，都将无法理解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即使郑嫚、毛晋认为苏轼所说的“二十四韵”即指《二十四诗品》是一种误解，也不能由此来否定《二十四诗品》为司空图所作。
清代康熙年间的王士祯是继钱谦益以后的诗坛领袖人物，也是学识非常渊博的学者。他也是一位很著名的藏书家，尤其对史部和集部的书特别注意收集，而且他对文学艺术有十分广泛的涉猎，对前代的诗文评著作也是非常熟悉的。在他的渔洋山人池北书库藏书中有唐司空图《一鸣集》，但也是10卷本而不是30卷本。他应该是见到过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卷25中所收的《枝指生书宋人品诗韵语集》的，他知道祝允明等明人把《二十四诗品》看作是宋人品诗韵语，然而他并没有因此对司空图作《二十四诗品》发生怀疑，他曾多次论到司空图《二十四诗品》，而且他非常明确地指出了《二十四诗品》和司空图的诗论著作的文艺美学思想是完全一致的。王士祯在《香祖笔记》中说：
汪钝翁尝问予王孟齐名，何以孟不及王，予曰：“正以襄阳未能脱俗耳。”汪深然之，且曰他人从来见不到此。予又尝谓钝翁，李长吉诗云：“骨重神寒天庙器。”骨重神寒四字，可喻诗品。司空表圣《与王驾评诗》云：“王右丞、韦苏州，趣味澄
，如清沇之贯达。元白力勍而气孱，乃都市豪估耳。”元白正坐少此四字，故其品不贵。表圣论诗有二十四品，予最喜“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八字，又云：“采采流水，蓬蓬远春”二语，形容诗境亦绝妙，正与戴容州“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八字同旨。弇州云：“朦胧萌拆，情之来也。明隽清圆，词之藻也。”四语亦妙。
他所说戴叔伦的话就是司空图在《与极浦书》中引的，现在戴叔伦的原文已经没有了。王士祯看出了《二十四诗品》所描绘的诗歌意境和司空图在《与极浦书》中所说的诗歌意境美学特征“象外之象，景外之景”是完全一致的。《二十四诗品》的情趣和司空图在《与王驾评诗书》中推崇王维、韦应物诗的“趣味澄”也是一致的。他在《渔洋诗话》中说：
戴叔伦论诗云：“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司空表圣云：“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神出古异，澹不可收。”“采采流水，逢逢远春。”“明漪见底，奇花初胎。”“睛雪满林，隔溪渔舟。”刘蜕《文冢铭》云：“气如蛟宫之水。”严羽云：“如镜中之花，水中之月，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姚宽《西溪丛语》载《古琴铭》云：“山高溪深，万籁萧萧。古无人踪，惟石
。”东坡《罗汉赞》云：“空山无人，水流花开。”王少伯诗云：“空山多雨雪，独立君始悟。”
他不仅再次对《二十四诗》品中的很多品的意境美，和司空图《与极浦书》中引戴叔伦所说的“蓝田日暖，良玉生烟”作了比较，而且指出他们和后来苏轼、严羽的审美情趣也是一致的。严羽所说的“镜中之花，水中之月”和“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就是《二十四诗品》中说的“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而苏轼的“空山无人，水流花开”，也可能和司空图《二十四诗品》有关，如“水流花开，清露未溪”，“幽人空山，过雨采苹”等。但是，我认为苏轼可能是受唐代刘干《招隐寺赋》影响的结果，其云：“草木幽异，猱猿下来，空谷无人，水流花开。”但是《二十四诗品》和《招隐寺赋》，孰先孰后则不可考，因为没有刘干的材料。王士祯还敏锐地看出了《二十四诗品》是重性情，而不是重学问的。《师友诗传录》说：
问：作诗学力与情性必兼具而后愉快，愚意以为学力深，始能见性情。若不多读书、多贯穿，而遽言性情，则开后学油腔滑调，信口成章之恶习矣。近时风气頺波，惟夫子一言以为砥柱。王答：司空表圣云：“不着一字，尽得风流。”此性情之说也。扬子云云：“读千赋则能赋”，此学问之说也。二者相辅而行，不可偏废。若无性情，而侈言学问，则昔人有点鬼簿、獭祭鱼者矣。学力深始能见性情，此一语是造微破的之论。
唐人作诗重性情，而宋人作诗重学问，所以，从《二十四诗品》所体现的美学情趣和文学思想来看，显然是属于唐代的。这一点我们从王士祯的论述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和王士祯同时的赵执信虽然不赞成王士祯用“不着一字，尽得风流”来概括《二十四诗品》的内容，但同样是明确肯定《二十四诗品》为司空图所作的，他在《谈龙录》中说：“司空表圣云：‘味在酸咸之外。’盖
而论之，岂有无味之诗乎哉！观其所第二十四品，设格甚宽，后人得以各从其所近，非第以‘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为极则也。”
在由康熙皇帝主持，由何焯、陈鹏年等编纂的《御制分类字锦》卷39中也曾引用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一是“返虚入浑，积健为雄”；一是“与古为新”，“妙造自然”，均注明为司空图《诗品》，并引该品全文。康熙的《御制子史精华》卷68中也引了司空图的《诗品》：“柳阴路曲，流莺比邻。”“如将不尽，与古为新。”“海风碧云，夜渚月明。”“落花无言，人淡如菊。”“空潭泻春，古镜照神。”“流水今日，明月前身。”“着手成春。”并注明为司空图《诗品》，还引出该品原文。可见，康熙是非常喜欢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的。康熙末年的厉鹗在《榭山房集》续集卷1的《烂溪舟中为吴南磵题赏雨茅屋图》一诗中也曾说：
赏雨古今无，表圣乃其独。诗品二十四，此语最娱目。潇潇感旧襟，点点量愁斛。人言长安道，不及王官谷。君家吴山阳，亦有香茅屋。清声触岩阿，幽籁破林竹。起携玉壶春，引满看檐瀑。远笑自雨亭，天械已潜伏。束书走淮海，图经事攒录。故交施（竹田）与张（南漪），归梦对床卜。一帘清净水，佳趣难顿复。何如雨美膳，安居果吾腹。（华严经云：扩世城中雨美膳，阎浮提雨清净水。）我初营新巢，牵船过堰速。逮此冥蒙天，溪上梅子熟。行与君周旋，学舍苦偪蹙。展图生篷背听撒菽。云波尚苍茫，且就鸥边宿。
他不仅对司空图的生平思想十分熟悉，而且对司空图所作《二十四诗品》也毫不怀疑。由此可见他认为司空图隐居王官谷时所写的诗也是和《二十四诗品》中的情趣是一致的。他这首诗是题在据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中“典雅”一品描写的意境所画的画上的，所谓“赏雨茅屋图”，大概就是体现司空图所写的下列内容的：“玉壶买春，赏雨茅屋，坐中佳士，左右修竹。白云初晴，幽鸟相逐，眠琴绿阴，上有飞瀑。落花无言，人澹如菊，书之岁华，其曰可读。”厉鹗一生十分重视学识的广博和考订的精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他“生平博洽群书，尤熟于宋事。尝撰宋诗纪事一百卷，南宋院画录八，东城杂记二卷，又与同社作南宋杂事诗七卷，皆考证详明，足以传后。”康熙时期注释杜诗的仇兆鳌曾在《杜诗补注》中引元代范德机以《诗品》五则证杜甫、李白之诗，以“雄浑”、“沉着”、“高古”、“劲健”为杜甫足以当之，以“豪放”为李白足以当之，仇兆鳌并在《诗品五则》下注云：“《诗品》本司空图所作，范氏引此以证李杜。”说明他虽然看到《诗家一指》，但是并不怀疑它是否是司空图所作。
到乾隆皇帝更是对司空图《诗品》赞扬备至，在其《御制诗集》中一再提到司空图《诗品》，如三集卷25《练影堂》云：
溅沫飞岩练影明，以空为色寂为声。司空廿四标诗品，流动如斯可入评。
四集卷38《振藻楼》云：
振为流动藻为华，《诗品》亦惟备一家。三字箴如悟根柢，不多些子在无邪。
五集卷22《题莲池书院十二景·春午坡》云：
史枕经正务宜，余闲亦弗碍拈诗。司空廿四品言尽，视此春睛日午时。
（注：“春晴日午前”亦司空图句也。）
五集卷73《四题莲池书院十二景·春午坡》云：
偶来停驻过墙鞭，（原注：司空图《偶题》诗云：“水榭花繁处，春晴日午前。”兹来恰值午前，情景宛合，“马过隔墙鞭”，亦其诗末句也。）即景因思表圣篇。廿四品中无五字，研精日午恰春前。
二集卷54《昆明湖泛舟》云：
畅春诘旦问安回，阁部封章毕揽裁。便路还因几有暇，泛舟正喜冻全开。风池春水碧溶溶，雁已回翔鱼未喁。却见湖心望蟾阁，晶盘擎出玉芙蓉。会波楼畔进兰舟，似酒新波绿正柔。一带西山恍三竺，堤烟拖际影沉浮。花胎寒勒柳条轻，诗品虞乡最有情。一字由来不曾着，风流尽得是昆明。
他特别欣赏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中的“流动”一品，可以看出他认为司空图的诗作和他的《二十四诗品》的审美情趣是完全一致的，处处体现了“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特色。乾隆在御选、御批的《唐宋诗醇》中对许多诗作的评论都引用了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例如对苏轼《自普照游二庵》：“长松吟风晚雨细，东庵半掩西庵闭。山行尽日不逢人，
野梅香入袂。居僧笑我恋清景，自厌山深出无计。我虽爱山亦自笑，独往神伤后难继。不如西湖饮美酒，红杏碧桃香覆髻。作诗寄谢采薇翁，本不避人那避世。”他评曰：“清幽之趣，微妙之音，司空图《诗品》中，未曾道及。”又对李白《夜泊牛渚怀古》（自注此地即谢尚闻袁宏咏史处）：“牛渚西江夜，青天无片云。登舟望秋月，空忆谢将军。余亦能高咏，斯人不可闻。明朝挂帆席，枫叶落纷纷。”他评曰：“白天才超迈，绝去町畦，其论诗以兴寄为主，而不屑于排偶声调。当其意合，真能化尽笔墨之迹，迥出尘埃之外。司空图云：‘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严羽云：‘镜中之花，水中之月，羚羊挂角，无迹可求。’论者以此诗及孟浩然《望庐山》一篇当之，盖有以窥其妙矣。羽又云：‘味在酸咸之外。’吟此数过，知其善于名状矣。”又评杜甫《熟食日示宗文宗武》诗云：“不着一字，悲感无穷，惟真故妙耳。”评白居易《勤政楼西老柳》云：“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评杜甫《立春》云：“俯拾即是，纯用本色，读者当得其自然之趣，”评苏轼《峡山寺》云：“空山无人，水流花开。良由妙造自然，匪关思索而致。”上面只是举一些典型的用司空图《二十四诗品》评诗的例子，实际上乾隆在自己的诗作和评诗中运用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的还很多。
清代学者对古籍的真伪考订，其认真和严肃的态度，是过去任何一个朝代都无法比拟的。尤其对诗话、诗法、诗格一类著作，更加注意其作者之真伪。因此，纪昀主编的《四库全书》，在总目提要中特别说：
诗品一卷（内府藏本）
唐司空图撰。图有文集，已著录。唐人诗格传于世者，王昌龄、杜甫、贾岛诸书，率皆依托。即皎然《杼山诗式》亦在疑似之间。惟此一编，真出图手。其《一鸣集》中，有与李秀才论诗书，谓：“诗贯六义，讽谕、抑扬，淳蓄、渊雅，皆在其中。惟近而不浮，远而不尽，然后可言意外之致。”又谓：“梅止于酸，盐止于咸，而味在酸咸之外。”其持论非晚唐所及，故是书亦深解诗理。凡分二十四品：曰雄浑，曰冲淡，曰纤秾，曰沉着，曰高古，曰典雅，曰洗炼，曰劲健，曰绮丽，曰自然，曰含蓄，曰豪放，曰精神，曰缜密，曰疏野，曰清奇，曰委曲，曰实境，曰悲慨，曰形容，曰超诣，曰飘逸，曰旷达，曰流动，各以韵语十二句体貌之。所列诸体毕备，不主一格。王士祯但取其“采采流水、蓬蓬远春”二语，又取其“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二语，以为诗家之极则，其实非图意也。
既为内府藏本，当非一般版本，而是比较珍贵的，但是其来源现已不可考。此谓唐人诗格中如王昌龄、杜甫、贾岛之书，其中王昌龄《诗格》是当指《吟窗杂录》本，而非空海《文镜秘府论》所引，学者早指出是“真伪混杂”之作，“显然是后人整理改窜”之作，而非王昌龄本人之作。所谓杜甫的诗格，当是指《诗法源流》中杨载序中所说之杜甫门人吴成、邹遂、王恭所注释的少陵诗格。《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于《诗法源流》下说：“末有至治壬戌杨载旧序一篇，称少年游浣花草堂，见杜甫九世孙杜举，问所藏诗律。举言甫之诗法不传诸子，而传其门人吴成、邹遂、王恭。举得之于三子，因以授载。其说极为荒诞。所载凡五言律诗9首，七言律诗43首，各有吴成等注释。标立结上生下格、拗句格、牙镇格、节节生意格、抑扬格、接顶格、交股格、纤腰格、双蹄格、续腰格、首尾互换格、首尾相同格、单蹄格、应名格、开合格、开合变格、迭字格、句应句格、叙事格、归题格、续意格、前多后少格、前开后合格、兴兼比格、兴兼赋格、比兴格、连珠格、一意格、变字格、前实后虚格、藏头格、先体后用格、双字起结格，凡33格。其谬陋殆不足辨。杨载序俚拙万状，亦必出伪托。”显然，所谓杜甫诗格，完全是伪托的。贾岛之《二南密旨》，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已经指出：“唐贾岛撰，凡十五门，恐亦依托。”《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引用陈振孙说后，又指出：“此本端绪纷繁，纲目混淆。卷末忽总题一条云：‘以上十五门，不可妄传。’卷中又总题一条云：‘以上四十七门，略举大纲。’是于陈氏所云十五门外，增立四十七门，已与《书录解题》互异。且所谓四十七门，一十五门者，辗转推寻，数皆不合，亦不解其何故。而议论荒谬，词意拙俚，殆不可以名状。如以卢纶‘月照何年树，花逢几度春’句为大雅，以钱起‘好风能自至，明月不须期’句为小雅，以《卫风》‘日居月诸，胡迭而微’句为变大雅，以‘绿衣黄裳’句为变小雅。以《召南》‘林有朴遫，野有死鹿’句及鲍照‘申黜
女进，班去赵姬升’句，钱起‘竹怜新雨后，山爱夕阳时’句为南宗。以《卫风》‘我心匪石，不可转也’句，左思‘吾爱段干木，偃息藩魏君’句，卢纶诗‘谁知樵子径，得到葛淇家’句为北宗。皆有如呓语。其论总例物象一门，尤一字不通。岛为唐代名人，何至于此，此殆又伪本之重佁矣。”考证得如此具体，可以充分说明纪昀主持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唐人诗格真伪的怀疑是有根据的，其考订、辨析也是十分细致认真的。而其云“皎然《杼山诗式》亦在疑似之间”，也不是无中生有，因为皎然《诗式》虽是真的，但其版本十分复杂，当时除流行的一卷本外，还有着录为3卷的，当时还有五卷的抄本，而《诗式》、《诗议》、《诗评》，究竟是同一本书的不同名字，还是有三种不同的书，也难以说清楚，所以产生怀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纪昀本人对司空图作《二十四诗品》也是充分肯定的。它在《田侯松岩诗序》（《纪文达公遗集》文集卷9）中说：“钟嵘《诗品》阴分三等，各溯根源，是为诗派之滥觞。张为创立主客图，乃明分畦畛。司空图分为二十四品，乃辨别蹊径，判若鸿沟，虽无美不收，而大致所归，则在清微妙远一派，自陶、谢以下，逮乎王、孟、韦、柳者，是也。至严羽《沧浪诗话》独标秒悟为正宗，所以如空中音，如相中色，如镜中花，如水中月，如羚羊挂角，无迹可寻，即司空图所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也。”我们知道《诗家一指》并非难见之书，就在纪昀主编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存目就收有梁桥《冰川诗式》及胡文焕的《格致从书》，这两种书中都有《诗家一指》，纪昀恐怕不会没有看到过，而且在四库所收的《明史》卷99和《千顷堂书目》卷32中，都记载有“怀悦《诗家一指》1卷”，在《浙江通志》卷252中记载有“《诗家一指》1卷（《百川书志》明嘉禾怀悦用和编集）”。那么，纪昀和四库的馆臣为什么谁也不怀疑《二十四诗品》司空图所作呢？而且特别说明在唐人诗格中“唯此一编，真出图手”呢？他们不会随意这样说的，而应该是有充分根据的，但是由于30卷本《一鸣集》的失传，我们也就难以搞清实况了。
乾隆时代的著名诗人和诗论家沈德潜和袁枚也是完全肯定《二十四诗品》为司空图所作的。沈德潜在《说诗语》卷下中说：“司空表圣云：‘不着一字，尽得风流。”采采流水，蓬蓬远春。’严沧浪云：‘羚羊挂角，无迹可求。’苏东坡云：‘空山无人，水流花开。‘王阮亭本此数语，定《唐贤三昧集》。”又其《重订唐诗别裁集序》中也说：“新城王阮亭尚书选《唐贤三昧集》，取司空表圣‘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严羽‘羚羊挂角，无迹可求’之意，盖味在盐酸外也。”又在《唐诗别裁集》卷16选司空图诗时说：“表圣论诗，谓妙在酸咸之外。”“本朝王尚书士祯本此意，为《唐贤三昧集》。”说明沈德潜认为《二十四诗品》的“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之旨和司空图的“味在咸酸之外”是完全一致的。沈德潜选唐诗和王士祯不同，他说王士祯《唐贤三昧集》专取司空图、严羽之旨选诗，“而于杜少陵所云‘鲸鱼碧海’，韩昌黎所云‘巨刃摩天’者，或未之及。”他则有所不同，“余因取杜、韩语意定《唐诗别裁》，而新城所取，亦兼及焉。”所以，他在诗论主张上显然是和司空图的不同的。但是，他非常清楚地认识到司空图的诗歌创作与诗论主张是和《二十四诗品》相符合的。袁枚由于提倡性灵，所以比沈德潜要更重视和喜欢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他在赞扬《二十四诗品》同时，还专门写了《续诗品》。他在《续诗品序》中说：“余爱司空表圣《诗品》，而惜其祗标妙境，未写苦心，为若干首续之。陆士龙云，虽随手之妙，良难以词论；要所能言者，尽于是耳。”（按：此处之陆士龙应为陆士衡。）除袁枚外，像杭世骏在《道古堂全集》文集卷10《邵己云然叶斋诗序》中说：“（邵）其言曰唐司空图之品诗也，有曰：‘空山无人，水流花放。’其境可会，其诣不可说也。”（按：“空山无人，水流花放”应是苏轼《罗汉赞》中语。）薛雪在《一瓢诗话》中说：“司空表圣《诗品二十四则》，无一毫剩义，学诗不可不熟读深思。”翁方纲是提倡以学问为诗的，他的诗学观点和司空图并不一致，不过，他对王渔洋的“神韵”是肯定的。他也在《七言诗三昧举隅》中多次以王渔洋引用司空图的“不着一字，尽得风流”来评诗。他在《石洲诗话》中论元、白时曾说：“自司空表圣造二十四品，抉尽秘妙，直以元白为屠沽之辈。”（卷1）又在论表圣诗时说：“司空表圣在晚唐中，卓然自命。且论诗亦入超诣。而其所自作，全无高韵，与其评诗之语，竟不相似。此诚不可解。《二十四品》，真有妙语。而其自编《一鸣集》，所谓‘撑霆裂月’者，竟不知何在也。”（卷2）并认为司空图《二十四诗品》是后人读唐诗之准的，他说：“盛唐诸公，全在境象超诣。所以司空表圣二十四品，及严仪卿以禅喻诗之说，诚为后人读唐诗之准的。”（卷4）可见，不管各家各派诗学主张如何，对司空图作《二十四诗品》都是深信不疑的。可以说到了乾隆、嘉庆时代，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在学者和文人中早已经成为普遍承认的一部十分重要的作品，而且愈来愈为学诗者所注意。到嘉庆、道光年间，刻《二十四诗品》，并为之作注的就很多了，甚至乡试也用《二十四诗品》中句子来命题，此刻参见焦循写于嘉庆四年的《刻诗品叙》。这些有关材料在今人郭绍虞《诗品集解》的附录中收集不少。
综上所述，可以充分说明：我们在研究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的真伪问题时，如果对清代学者如此肯定和推崇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的情况不加重视，并且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武断地否定司空图的著作权，我认为从学术上说至少是不慎重的，也是不严肃的。
收稿日期：2000-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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