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对称螺旋：媒体情绪与通胀预期之间的传染_通胀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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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F82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102(2016)06-0051-16

       一、引言

       通胀预期在宏观经济学分析框架中的重要性可以回溯到凯恩斯1936年发表的奠基性专著《通论》(Keynes，1936)。此后，凯恩斯及新凯恩斯分析框架都日益重视引入预期变量。然而，直至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宏观分析框架中的预期形式主要以理性预期为主。理性预期的繁荣得益于两方面：一方面是以Lucas(1972)为代表的“卢卡斯批判”和以Calvo(1983)为代表的宏观模型的微观机制，为理性预期假设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是Fair和Taylor(1983)、Anderson和Moore(1985)等提出的含有理性预期的多等式模型系统的求解方法，为“理性预期革命”提供了可行的算法基础。

       尽管理性预期至今仍然在宏观经济理论分析中占据重要地位，但是其严苛的假设和纯数理获得性使得理性预期在实践中的亲和度不足，难以刻画现实世界的公众预期，而且大量研究结果似乎也与理性预期假设相异(Shiller，2014)。为此，20世纪90年代以后宏观经济领域特别是通胀动态机制领域的研究更加重视贴近现实的公众预期，并且涌现出一系列基于调研预期数据的重要文献(如Roberts，1995；Thomas，1999；Rudebusch，2002；Orphanides，2003；Ang等，2007)。值得指出的是，虽然这些文献重视通胀预期调研数据的使用，但研究焦点并不涉及现实通胀预期自身的形成机制。因此，从本质上来讲，上述研究并未给出与理性预期形成机制相对应的备择学说。

       Carroll(2003)非常敏锐地注意到通胀预期形成机制研究的这一空白，巧妙地将流行病学领域关于公众疾病传播的Kermack-McKendrick(1927)流行病学模型引入到通胀预期形成机制研究中，提出公众通胀预期的形成会受到新闻媒体报道的传染，这种传染性影响与流行病的传播模式类似。流行病学模型的基本逻辑是：在疾病流行期，易感人群在给定期间内存在一定染病概率，随着染病人数的增加，疾病就会通过人传染人加速扩散开来。此外，一些特殊形式的流行病传染模式更简单，例如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可以由空气污染对所有人群同时进行传染，即使现有一定比例的人尚未感染，但迟早会受到传染①。Carroll指出，媒体对公众预期的传染机制与这种疾病传播方式非常类似：现代社会几乎无人能够避开媒体信息的冲击，媒体报道即是一个共同信息传播源，公众预期的形成迟早会受到媒体报道的影响和传染。Carroll进一步指出，媒体对于通货膨胀内容报道的频率越高，消费者读到这些内容的概率越大，消费者预期可能就会越准确，因此通过全面的信息更新其理性预期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此后一段时期，学界对媒体报道与通胀预期关系的研究处于观望状态，可能是因为对公众从媒体获得经济信息并受其影响持有怀疑态度。Blinder和Krueger(2004)、Reis(2006)以及Curtin(2008)的研究为通胀预期的媒体研究视角带来了转机。这几项研究证明，消费者主要通过媒体信息获得对于宏观经济的认知，而不是花费大量时间持续跟踪现时数据来产生对宏观经济走势的判断。基于此，Lamla和Maag(2012)、Pfajfar和Santoro(2013)利用居民层面调研数据对通胀预期的流行病学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但是这两项研究并未发现媒体报道对改善公众通胀预期具有显著作用，也没有使其更加贴近理性预期。尽管这两项研究中模型设计、估计方法等彼此不同，与Carroll提出的流行病学模型在细节设定上也并不完全一致，但是从研究重点来看，这些研究与Carroll关注的都是媒体报道与通胀预期分歧(即公众预期相对理性预期的偏离)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媒体报道是否显著影响公众预期，也没有给出不同情绪的媒体报道对公众预期的传染程度。

       值得注意的是，基于流行病学理论的通胀预期研究，与微观金融领域中媒体报道对微观金融市场定价的影响研究(如Tetlock，2007；Fang和Peress，2009；游家兴、吴静，2012)在分析思路和逻辑上非常类似，而且二者研究的都是媒体报道与价格(或者说定价)之间的关系，只不过前者关注的是宏观价格而后者则是微观金融市场价格。有意思的是，这两个领域几乎很少彼此提及或相互引用，而且在理论基础方面各自回溯的跨学科文献完全不同。媒体报道与微观定价研究所主张的理论框架是传播学领域Noelle-Neumann(1974)提出的“沉默的螺旋”理论(The Spiral of Silence)。该理论认为，社会舆论中少数派会因为害怕受到孤立而保持沉默，多数派则大胆发声而愈加得势。这样，一方表述而另一方沉默的倾向便开始形成一个螺旋过程，这个过程不断地把一种意见确立为主要意见，而且在大众媒介参与下，螺旋往往形成得更快、更明显。不难看出，“沉默的螺旋”理论强调的是“意见气候”的传播和传染，特别是在媒体报道的带动下，金融市场价格(如股票价格)就可能脱离其真实估值。

       虽然“沉默的螺旋”理论与流行病学理论的应用横跨传播学和医学两大领域，但其基本思想互相交融，在金融领域的应用逻辑更是如出一辙：核心思想都是媒体报道的传染效应，都强调传媒在经济或金融行为方面的影响，而且关注的都是媒体对价格的影响机制，只不过前者被用于分析微观金融的价格变化(资产定价)，而后者则主要被应用于分析宏观金融的价格变化(通胀预期)。这两个理论的微妙区别在于：“沉默的螺旋”理论能更清晰地区分不同倾向的媒体报道，而流行病学理论更能体现出理论逻辑的微观机制。因此，二者的结合为本文研究不同媒体报道对通胀预期的不对称影响问题搭建了一个崭新的分析框架。本文将“沉默的螺旋”理论和流行病学理论作为统一的理论基础，基于流行病学理论的微观基础推演和设立模型，同时借鉴“沉默的螺旋”理论区分媒体报道的不同方向(即意见气候)，从而研究不同媒体报道对通胀预期的不对称影响机制。

       本文首次区分并检验涨价、降价和中性(即物价稳定或没有明确说明物价变化方向的报道)三种不同媒体报道在两类不同新闻媒介(纸质和网络)中对通胀预期的非对称传染效应。我们认为，不同媒体报道不仅可以形成不同方向的“意见气候”，而且“意见气候”的强度也很可能显著不同，从而形成“不对称的螺旋”。本文的研究意义还在于：不仅检索并统计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主流媒体平台，而且首次涵盖和区分纸质和网络两类媒体，从而区分纸媒和网媒报道对公众预期可能产生的不同影响；同时，我们在数据处理和计量估计的细节方面，不仅对数据平稳性问题进行细致处理，而且还充分考虑模型估计中存在的内生性和潜在的序列相关性等关键问题，并对控制变量问题、纸媒选择的噪音问题以及潜在的样本选择内生性和测量误差问题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和阐释。

       基于以上说明，本文在研究主题上与已有文献不同，在研究设计上与已有文献相比有较大进展。例如，Guzman(2011)是目前仅有的将网媒和通胀预期联系起来的文章。不过，这篇文献是用网络搜索来度量通胀预期，而非研究二者的影响关系。张成思、芦哲(2014)虽然使用了与本文相同的纸媒数据，但是没有研究纸媒与网媒的影响差异。同时，这项研究没有区分不同方向的媒体报道对通胀预期的差别性影响，从而隐含假设了“涨价”和“降价”报道对通胀预期的影响效果是对称的，抹去了不同方向的报道可能对公众预期影响的不对称性，这与经典的“展望理论”(Kahneman和Tversky，1979)相悖。而且，上述文献中的模型设立缺乏微观机制，也没有对所使用的宏观模型的理论基础进行说明。

       二、理论模型

       关于媒体对通胀预期影响的理论模型发展时间并不长，目前公认的理论基础是Carroll(2003)提出的“预期形成的传染机制”，或称为“通胀预期的流行病学模型”(epidemiology of inflation expectations)，其核心思想是：媒体关于通胀的相关报道会在公众中形成“传染”效应，影响其通胀预期的形成，而且这种影响具有一定粘性。这一思想不仅与微观金融领域的“沉默的螺旋”理论极其相似，②而且与Mankiw和Reis(2002)的粘性信息理论也非常相近，只不过粘性信息理论强调的是预期粘性来自于信息处理的时滞，而Carroll的预期传染模型强调的是媒体报道对公众预期形成和更新具有传染性，这种传染机制带来预期粘性。

       在宏观金融领域，无论粘性信息理论还是预期的媒体传染理论，其理论框架的基本思路都可以回溯到20世纪80年代提出并至今主导现代通胀动态机制理论的价格粘性理论的奠基性文献。因此，价格粘性、信息粘性和媒体传染从一定程度上描绘出最近30年通胀动态机制研究领域的三个重要前沿性方向。预期的媒体传染或者说流行病学模型方面的研究近年来更是方兴未艾，从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学界对跨学科和宏微观视角相结合研究的高度关注。

       根据Carroll(2003)的预期形成传染机制理论的基本设定，可以假设媒体报道中含有关于物价上涨、通货膨胀等内容，而在任一给定时期总会有一部分人(假定比例是θ)阅读到相关信息并受其影响而形成通胀预期。当然，在这一时期另外一部分人(1-θ)没有受到媒体报道的影响，其预期保持此前基于媒体报道形成的预期，而此前的预期形成继续重复这样的两部分形成机制。为方便表述，令t到t+1期的环比通胀率为

，其中

表示t期总体物价指数。这样，预期形成的媒体传染机制可以写成：

      

       其中

表示t期公众对t+1期通胀率的预期，

表示基于t期媒体信息形成的t+1期通胀预期。模型(1)刻画的是基于媒体阅读而形成通胀预期的一种微观机制，并且暗示出当媒体报道(关于通胀)密集时公众预期的更新速度相对更快。

       虽然模型(1)刻画了预期形成的微观传染机制，但对其进行应用分析并不可行。为获得对应的可估计模型，我们仍然遵循传染机制理论的基本设定，假定在任一时期t经济中总有一个基础通胀率

，且现实通胀率围绕基础通胀率上下变化，即

      

       其中

，系数β和α是γ和θ的函数。

       在已有研究中，模型中News变量一般采用媒体报道数量的净值变量(即“涨价”报道量减去“降价”报道量)来表示。但是我们前面已经提到，采用报道净值的做法抹去了不同方向的报道可能对公众预期影响的不对称性。例如，公众可能对“涨价”报道非常敏感，而对“降价”报道的反应平淡，这种不对称反应与“沉默的螺旋”理论中的不同意见气候的影响类同。所以计量建模中区分不同情绪的媒体报道的影响更为合理。有鉴于此，本文在模型设立上允许不同媒体报道(即“涨价”、“降价”和“中性”)对通胀预期具有非对称性驱动效应，即

      

       其中

是无序列相关性的随机扰动项。模型(12)是一个简约且含义丰富的动态模型。如果我们利用滞后算子的基本性质将模型(12)重新变形，即将右侧的因变量滞后期移到等式左侧，并根据滞后算子多项式的基本特性进行变换，则不难看到，它实际上同时捕捉了媒体报道的当期及滞后期对通胀预期的驱动效应。因此，尽管模型(12)从形式上只出现媒体报道的即期指标，却保证了不会遗漏可能存在的动态影响效应。

       三、数据说明

       1.通胀预期

       现有研究对通胀预期数据的获得主要有三种思路：第一种是假定公众预期服从完全理性预期模式，预期数据可以通过现实通胀率的前一期获得，但此时会额外引入独立同分布的预测扰动项。第二种是通过时序预测方法获得通胀预期序列。第三种则是基于调研数据获得通胀预期形式，因为调研数据法是通过公众或专家的反馈信息来直接或者间接获得预期通胀序列，所以这种预期形式与现实最为贴近，更能体现现实中公众的真实预期情况。因此，本文通过调研数据获得预期通胀率，具体包括两种不同类型的季度调研数据：第一是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城镇储户收入与物价扩散指数表”中的“未来物价预期指数”(通过差额统计法计算出对应的公众预期通胀率)；第二是《证券市场周刊》发布的“中国宏观经济预测”中的通胀预期数据。根据公开数据的可获性，第一组预期数据的样本区间为2001年1季度至2012年1季度，第二组预期数据的样本区间为2002年4季度至2012年1季度。

       第一组调研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的调查问卷。根据原始调查数据设计，问卷的内容是“你认为下一期(季度)物价将会如何变化”，设计的选项包括“上升”“下降”和“不变”。基于选择以上不同选项的人数，差额统计法可以结合现实通胀率将其转换为预期通胀率。具体来说，如果令

表示净差额，即认为物价上升的人数百分比和下降的人数百分比的差额，则可以根据净差值

来计算预期通胀率，即

，其中系数β通过

计算(

表示通胀率)。根据央行的问卷设计，差额法获得的公众预期通胀率的大小尺度相当于季度同比增长率幅度，因此在计算过程中卷入的现实通胀率使用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同比增长率形式。

       第二组调研数据来自《证券市场周刊》举办的“中国宏观经济预测”竞赛(又名“远见杯”)。根据相关设计，《证券市场周刊》邀请国内27家经济金融研究机构和实务部门进行预测，按季度发布包括CPI通胀率(同比)在内的多项宏观预测数据。“远见杯”是各家机构对比预测准确度的竞赛模式，《证券市场周刊》每季度报告出所有参赛机构的预测结果，我们将所有机构关于CPI通胀率的预测值进行平均，计算出本文使用的第二组预期通胀率数据。

      

       图1 通胀预期序列(2001年1季度—2012年1季度)

       注意，根据这两组调研数据的基本属性可知，第一组调研对象为普通民众，数据所刻画的预期属于普通公众的预期；第二组调研对象则更为专业，可以理解为专家级通胀预期。由于调研受众的这种差异，两类通胀预期序列各自反映的信息可能存在差异。从图1所描绘的两组预期序列的动态走势来看，尽管普通公众通胀预期与专家预测的总体走势基本一致，但是在具体演进路径上确实存在差别，特别是波峰波谷的具体时间点以及序列平滑程度和波动程度都不尽相同。不过，正是因为两组调研数据的基本属性存在这些差异，所以利用这两组通胀预期数据分析媒体报道对其影响并进行比较，可以更好地对研究主题进行相互比较和补充。

       2.媒体报道

       一般意义上的媒体报道，可以分为正面、负面和中性。因为本文研究的主题是通胀预期，所以不管是何种情绪报道，均指与物价或通胀等相关并可能影响通胀预期的报道内容。根据报道原文的文本内容和常规逻辑，我们可以将此类媒体报道划分为“降价”“涨价”和“中性”三类：(1)“降价”报道是指报道内容含有降价信息的，包括直接报道物价水平下降或与抑制通胀相关的措施，如“CPI创年内新低”和“央行拟提高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等；(2)“涨价”报道是指含有物价上涨等信息的新闻，内容涉及当前或未来物价水平上涨、货币政策宽松等，如“CPI再创新高”和“央行再次降低存款准备金率”等；(3)“中性”报道是指没有明显倾向性感情色彩的报道，此类报道虽然含有物价或货币等关键词，但仅是对现实状况的描述性报道或者是报道物价不变(平稳)之类的内容，如“物价稳定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和“货币稳健助力经济平稳健康”等。

       在确定媒体报道的分类标准之后，下一项工作是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媒体报道数据库。我们根据发行量(浏览量)排名、影响力、覆盖范围以及可获性，分别选取两大类数据库进行检索统计，第一类是传统纸质媒体，第二类是网络媒介。纸质媒体包括“巨灵财经金融服务平台”电子数据库(以下简称“巨灵财经”)、“慧科新闻搜索”电子数据库(以下简称“慧科新闻”)以及《人民日报》和《参考消息》(后二者是自2004年以来销量排名始终分列第一和第二的单份报纸)。网络媒体选择国内具有代表性的三大门户网站，即新浪、搜狐和网易。

       对于纸质媒体新闻池数据库，我们需要进行具体的报刊遴选，既要包括全国性报刊也要包括区域性报刊，既要涵盖综合性报刊也要覆盖财经类专业报刊，同时还要保证选取的报刊在研究样本区间内是被全文收录。据此标准，我们在“巨灵财经”中选取15种代表性报刊③，在“慧科新闻”的报刊池中选择更全面的18种不同类型报纸杂志(包括中国大陆地区最具影响力综合性报纸④、重要中央级党报⑤和最具影响力财经类报纸⑥三大类)。这两个数据库都是对多种报刊构成的媒体“新闻池”进行综合统计的媒体报道数据库。对于网络媒体，新浪、搜狐和网易是中国最大的三家综合性互联网信息资源提供商，也是公众浏览网络资源过程中最常用的三家资讯综合门户网站。选取这三大网站来刻画我国网络舆情的总体状况具有代表性。网络媒体报道数量的统计通过百度新闻搜索功能获得(将数据来源分别设定为新浪、搜狐和网易)。

       接下来，我们对媒体报道进行具体的相关检索、数量统计和报道方向识别。⑦已有经典文献一般仅搜索含有“通胀”(inflation)词根的关键词，而本文则设定与物价变化相关的更全面的检索关键词(如通货紧缩、通胀、通缩、物价、价格、CPI、PPI、消费者价格指数、消费物价指数、批发物价指数、货币、货币政策等)，并对报道题目和全文都进行检索，只要报道标题或行文中含有一个或多个上述关键词即被选定并记录。由于单纯依靠关键词检索仍然可能出现多记或遗漏问题，所以我们接着通过人工阅读进行复审。复审的主要工作是逐条确认报道内容是否确实与中国物价变化相关。例如，我们将关于其他国家的物价变化、股价金价等非普通商品的价格变动等情况的报道排除；将标题中不含关键词但行文中涉及物价变化情况等报道纳入统计范围。

       这样，通过电子检索和人工阅读，我们从各媒体库中分别获得了“降价”“涨价”和“中性”三类不同情绪(语气)报道数量的时序数据。根据数据可获性，纸质媒体样本区间为2001年1月至2012年3月，网络媒体为2003年1月至2012年3月(经验分析中按季加总获得季度序列与通胀预期数据匹配)。图2描绘了各个媒体中三类语气对应的报道数量(

分别表示“巨灵财经”对应的“涨价”“降价”和“中性”报道的数量，其余媒体报道变量符号与此类似)。图2中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不同情绪报道的时序走势差异明显；二是大部分媒体库中的负面情绪报道(即“涨价”报道)的数量在大部分时期高于“降价”和“中性”报道数量，但《人民日报》有所不同，其在2010年以前“降价”报道数量一般要高于“涨价”报道数量；三是从各变量对应的时序路径特征上看较难判断变量是否含有确定或随机趋势。

      

       图2 媒体报道的时序数据(2001年1月—2012年3月；+、-和0分别表示“涨价”“降价”和“中性”)

       3.数据平稳性检验与描述性统计

       在进行实证分析之前，我们对所有媒体报道变量和通胀预期序列原始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EXPYH和EXPZQ分别表示两个通胀预期序列，后缀YH和ZQ代表“央行”和“证券”的拼音)，同时考察各变量的统计描述特征。表1报告了统计性描述(均值和标准差)以及ADF和PP两种传统单位根检验的结果。如果依据检验结果机械式地判断，那么通胀预期序列基本可以认定为平稳，而各媒体报道变量则出现趋势平稳、单位根和平稳多种不同情形。当然个别情况下ADF和PP检验指向的结论不同，同时部分情形下检验p值贴近10％的临界水平。

      

       依据以上单位根检验结果选择合理的数据平稳性处理方式并不容易。当然，我们可以根据上述机械式的检验结果进行平稳化处理(如去除时间趋势或随机趋势)。但是媒体报道序列是否含有趋势成分表现得不明显(见图2)，而且是否含有趋势成分在经济意义上的支撑不明确的具体情况下(例如，没有明显原因说明媒体报道的数量会随时间增加)，我们需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是单位根检验在数据样本不大的情况下统计功效相对较低，二是单纯从单位根检验并不一定能够甄别出变量的真实数据生成过程含有时间趋势还是随机趋势，单位根检验仅是一种辅助诊断检验。另外，结合图2中各变量的时序路径特征来看，对原始序列进行差分或去除时间趋势需要非常谨慎，因为虽然经过处理后可以获得统计检验上显示的平稳结果，但原序列的信息也可能同时被平滑掉，使得后续计量分析信息损失，导致统计推断失真。

       以上讨论不是为了忽视单位根检验的基本结果，也不是为了要预判结论而操纵数据。事实上，从图2的时序路径来看，检验结果所显示的趋势性成分也可能来自于2010年前后的跳跃性变化。确实，当我们把表中检验结果有趋势的序列对应的检验样本终点稍做变化(如到2009年)，单位根检验结果则显示为平稳。为尽量确保文章结果具有稳健性，我们将在实证分析中针对数据的平稳性问题进行两种尝试，首先在全样本区间内使用原始序列进行分析，其次按照全样本下单位根检验结果(即表1)进行去除趋势处理然后进行回归。

       四、实证分析

       1.估计说明

       因为模型(12)中自变量含有即期媒体报道变量，所以必须考虑模型的内生性问题。这是因为公众的通胀预期是基于t期及之前的相关信息形成的预测(如即期的媒体报道)，所以影响即期通胀率的随机因素一般也会影响媒体报道变量。换言之，虽然模型(12)刻画的是媒体报道影响通胀预期，但是通胀预期的变化也可能影响媒体报道。因此，从经济意义上看模型(12)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实际工作中，我们使用Durbin-Wu-Hausman(DWH)检验来确认“最小二乘估计具有统计一致性”的原假设在传统显著性水平是否被拒绝：根据DWH检验的基本原理，如果回归中DWH检验的p值小于5％，则使用工具变量估计；反之则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估计。

       对于使用工具变量估计的回归，工具变量的选择既要考虑工具变量与模型内各自变量之间的经济关系，又要考虑工具变量个数相对于样本大小的合理性，并且需要确保工具变量与扰动项无关。为此，我们选择模型右侧变量各自的1～2期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含常数项)。工具变量选择的合理性进一步由Hansen(1982)的J检验进行确定(即过度识别性检验)。

       另外，因为模型(12)是动态模型，所以确保扰动项不存在序列相关性至关重要。对于动态模型(12)来说，如果扰动项存在序列相关性，则意味着通胀预期滞后项与扰动项非正交，这样就会导致其他相关时序变量的滞后项也与扰动项相关。此时即使采用工具变量估计，结果也不具备统计一致性，而且有偏。因此在模型(12)的设立过程中必须进行序列相关性检验。对于OLS估计，我们使用标准的Breusch-Godfrey LM检验。对于工具变量估计，则需要应用Godfrey(1994)的工具变量序列相关性检验(原假设无序列相关性)。我们在实证分析中计算并报告检验统计量对应的p值。

       2.估计结果

       表2分别报告了基于人民银行预期数据和《证券市场周刊》预期数据对应的模型(12)估计结果。注意，为了使媒体变量的系数估计值具有可比性，回归中各纸质媒体报道变量经过量级一致化处理(即各报道数量原始值都除以对应媒体包含的报刊份数)。经过量级一致化后系数β的含义更容易解读，即表示单份报刊每增加一篇报道对公众预期的影响程度。

       首先，我们最关注的是不同媒体报道对通胀预期的传染效应。无论对于哪组通胀预期数据，“涨价”报道系数估计值均为正数(即“涨价”报道越多则公众对未来通货膨胀上升的预期越强烈)，而“降价”报道系数估计值一般均为负数(《人民日报》对应的结果除外)。多数情况下，这两个系数估计值具有统计显著性，而且不同情绪对应的系数估计值在大多数情况下差别较大，反映出不同媒体报道对通胀预期的传染具有非对称性。在实践中，我们对正负面情绪对应的系数绝对值相等的原假设进行了检验，结果显示该原假设在多数情况下被拒绝(传统显著性水平下)，从而印证了不同媒体报道对公众预期存在显著非对称传染效应。同时，除个别回归之外，“中性”报道的系数估计值大多不具有统计显著性，这与此类媒体报道的基本属性比较一致。

      

       其次，对于媒体报道对通胀预期的非对称传染效应，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第一，《参考消息》和《人民日报》对普通公众的通胀预期影响不显著，而对具有较强经济学背景的专家预期具有一定程度的显著影响；第二，纸质和网络两类不同媒介对公众预期的传染效应截然不同：对于纸质媒体，其“降价”报道系数估计值的绝对值多数情况下大于“涨价”报道系数估计值，说明“降价”报道对公众预期的传染力度相对更强一些；而对于网络媒体，其“涨价”报道的系数估计值明显大于“降价”报道的系数估计值(绝对值)，即网络媒体的“涨价”报道对预期的传染性更强。进一步观察网络媒体不同情绪对应的估计结果还可以看到，网络媒体的6个回归等式中，“降价”报道系数估计值具有显著性的只有2个。也就是说，网络媒体的“降价”报道几乎对公众没有影响，或者即使有一定影响，也比纸质媒体的“降价”报道影响弱得多。

       再次，从具体估计结果来看，不同的媒体舆论对同一种通胀预期的影响幅度不同，可能是因为不同媒体库涵盖的相关信息丰富程度和全面程度有所不同；而同一种媒体对不同预期数据的影响幅度和解释程度也不完全相同，这可能是因为两种调研数据来源对象和辐射范围不同。

       最后，从回归估计对应的诊断检验来看，模型(12)能够较好地去除序列相关性(序列相关性检验p值都大于5％)，工具变量选择相对合理(Hansen-J检验在5％水平下均不显著)。从拟合优度来看，《证券市场周刊》调查数据所在的回归结果修正

一般都大于人民银行调研数据对应的结果，不过从平均水平上看，回归结果的拟合优度都比较高。

       归纳起来，表2的估计结果表明：(1)总体看，与通胀相关的媒体报道对通胀预期具有显著传染效应，不同媒体的报道对公众预期的传染方向与媒体报道的基本属性一致；(2)不同媒体报道对公众预期的传染效应具有显著非对称性，而这种非对称性在传统纸质媒体和网络媒体上表现相反：对于纸质媒体，“降价”报道比“涨价”报道对公众的传染性更强，而网络媒介则恰好相反。

       3.稳健性分析

       基础模型(12)是基于流行病学模型的微观机制推演而来的，属于具有微观基础的结构性宏观模型。不过该模型没有考虑控制变量，例如通货膨胀环境和宏观经济状况可能会影响媒体报道，因此有必要对控制变量加以考虑。我们需要注意的是，通胀预期变量是站在t期对下一期的通胀预测，而按照通胀数据发布的规律，此时t期的通货膨胀数据并未公布，因此回归中的控制变量使用通胀滞后一期更加合理，已有文献(如Carroll，2003；Lamla和Lein，2014)在考虑控制变量时也使用通胀滞后项。当然，我们还可以考虑增加更多的其他控制变量，诸如真实GDP增长率等，但此时不仅模型估计过程中自由度损失进一步增加，而且通货膨胀变量与经济增长率之间以及这二者与通胀预期滞后项之间的潜在共线性对估计结果的准确性影响较大。事实上，计量层面的约束还是其次，关键还在于通货膨胀作为控制变量实际上已经暗含了宏观经济状况的信息(可以基于菲利普斯曲线模型理解)，所以控制变量不宜太多。

       为此，我们在基础模型中增加通胀滞后项作为控制变量，即

      

       然后，我们按照与模型(12)相同的估计过程对增广模型(13)进行估计(工具变量集中增加通胀滞后项作为其自身工具变量)，结果报告在表3中。通过对表3和表2的结果逐项对比可以看到，不同媒体报道以及不同方向的媒体报道对通胀预期的影响情况与表2的结果完全一致。从控制变量的系数估计来看，通胀滞后项对公众预期和专家预期的影响不同，过去的通胀环境对普通公众的通胀预期一般没有显著影响，但对专家的通胀预期却有显著正向影响，这可能反映出专家比普通民众对通胀数据更加关注和敏感。

      

       另外，为了确保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我们还利用之前的单位根检验结果(表2)对各数据去除趋势，具体的趋势去除方法严格按照表2中检验结果显示的趋势属性进行对应处理。例如，趋势平稳序列剔除时间趋势，含有随机趋势成分的序列进行一次差分，原始序列平稳则不做处理。这样，我们重新对模型(12)进行估计，结果显示(为节省篇幅未做报告)，各回归等式中点估计值与表2的结果不完全相同，参数估计的显著性也发生一些变化，而且使用去趋势之后的数据具有显著性的参数估计个数减少(特别是“涨价”和“降价”报道对应的系数估计值)。出现这些差别并不奇怪，因为在原始数据去除趋势的过程中可能带来信息损失，进而影响统计推断的显著性等。虽然具体估计结果不尽相同，但是经过仔细比较我们发现，即使利用严苛的去除趋势数据，其结果与表2及表3的结果仍然存在两点共同之处：一是不同媒体报道的非对称传染效应依然存在，二是相对纸质媒介而言网络媒体的“降价”报道对通胀预期的传染效应更加微弱，尽管此时纸质媒体“降价”报道的平抑效应在统计显著性方面不如表2的结果明显。在实践中，我们还可以对样本略作变化(如终点到2009年)，使得变量在该样本内单位根检验结果显示为平稳再进行分析。虽然变化样本后各个等式的估计结果略有变化，但是以上两点基本发现仍然保持不变。

       五、进一步讨论

       1.媒体数据的噪音问题

       本文的纸媒数据库中收录的一些报纸，从名字上看属于地方性报纸(如《深圳特区报》《深圳商报》《成都商报》和《钱江晚报》等)。这些地方性报纸的加入可能会引发“媒体指标存在噪音信息”的质疑，因此有必要进行解释和说明。首先，我们在具体的纸媒遴选过程中，不能仅仅侧重于某一行业的报纸(如仅考察财经类报纸)，毕竟通胀预期对应的群体是多层面的。所以，我们既要包括全国性报刊也要包括区域性报刊，既要涵盖综合性报刊也要覆盖财经类专业报刊，当然同时还要保证选取的报刊在研究样本区间内是被全文收录。

       当然，如果担心地方性报纸加入会带来额外噪音信息而影响分析结果，那么也可以将《深圳特区报》、《深圳商报》、《成都商报》、《钱江晚报》等从纸媒数据库中剔除，然后重新对基本模型(12)和增广模型(13)进行回归，估计结果显示(为节省篇幅未做报告)，剔除地方性报纸获得的估计结果变化非常微小，而且对于基本结论没有任何影响。

       事实上，能被巨灵财经和慧科数据库从2001年就开始全文收录的地方性报刊都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重要报刊。例如《钱江晚报》，是浙江省发行量和影响力最大的都市类报纸；再如《深圳特区报》，日发行量60万份，发行范围覆盖全国30多个主要省市，是机关部门、主流企业的长期订阅纸媒。即使属于地方性报刊，也会有相关版面报道全国性问题，尤其是物价类新闻多数是全国性的，所以地方报刊也能传递主流传媒关于物价报道的相关信息。因此，尽可能增加纸媒数量，不仅不会带来噪音，反而有助于提高纸媒信息覆盖的精确度。最理想的状态是能够涵盖所有的纸媒(包括小报)，此时信息覆盖最全面，当然现实中很难实现。反过来，在极端情况下，媒体库只含一种纸媒，即使其发行量再大或者再权威，此时也会相当程度地降低相关信息覆盖的全面性和精确度，从而可能对计量估计造成影响(变量信息损失造成系数点估计值失真或标准误估计膨胀)。前文中对《人民日报》和《参考消息》进行单独估计时的结果也基本印证了以上说明。

       与纸媒数据的噪音问题相关的还有重复报道问题：无论是纸媒还是网络信息，都可能存在同一事件被多家媒体报道的情况。因此，关于物价变化的新闻统计存在“重复”现象。但是这种“重复”并不是数据统计的错误，而恰恰是新闻媒体对通胀严重程度的真实反映。从媒体角度，如果多家媒体同时报道某一事件，则说明该事件引起广泛关注和深刻影响，才值得媒体争相“重复”报道。从受众的角度，如果公众在多家媒体上都看到某一事件的新闻，则会加深印象、强化预期。成语“三人成虎”生动地刻画了重复报道对公众预期的影响情况。因此，我们需要保证同一篇报道没有被重复统计两次，但并不需要区分同一事件是否被不同媒体报道两次，报道次数本身是由事件性质及其潜在影响内生决定的。

      

       图3 新浪网“首页新闻”版块的正面、负面和中性新闻报道比例：2003-2012年

       2.媒体情绪与“不对称的螺旋”

       媒体报道是有倾向性的，同样是涨价或者降价的内容，不同媒体报道的方式和态度会有差别，因此不同媒体的报道对受众心理预期影响可能会有所不同。注意，这种差异性影响还可能受到媒体报道情绪的偏好不同而进一步放大。如果媒体偏好消极悲观和负面的新闻报道，那么其负面情绪对特定新闻内容的传染性就可能会更强。为了说明这一问题，我们对新浪专题新闻中的“首页新闻”进行分类统计，尝试粗略地考察网络媒体对正负面新闻报道的偏好程度，样本区间为2003-2012年。我们将“首页新闻”根据报道内容区分为正面、负面和中性，其中正面新闻是指报道内容为积极乐观和鼓舞人心的正面社会新闻(如2003年10月15日，神舟五号载人飞船发射升空)，负面新闻是指报道内容为消极悲观和令人担忧之类的负面信息(如2003年4月29日，全国各地发生非典疫情)，中性新闻则指无明确情绪的报道(如2003年1月13日，大型雕塑项目《土地》巡展)。图3给出了新浪网“首页新闻”版块下不同情绪报道的占比情况，从中可以看到，负面社会新闻的占比在绝大多数时期远远超过了正面报道的占比。这一统计结果印证了网媒偏好负面新闻报道的现实，也从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何纸媒与网媒对通胀预期的影响会出现“不对称的螺旋”现象：同样是涨价报道，网络媒体对通胀预期具有更强的传染效应；而同样是降价报道，网络媒体平抑通胀预期的效果却更加微弱。

       六、结论与启示

       新闻传播学领域中媒介传播效果研究的兴起，不仅为微观金融领域的资产定价提供了跨学科研究的理论基础，而且也为宏观金融领域的通胀预期研究提供了崭新的分析框架。从本质上看，无论是微观金融领域中运用的“沉默的螺旋”理论还是宏观金融领域中使用的“流行病学”理论，都是刻画媒体报道对价格变化率的影响，只不过前者针对的是微观金融市场价格，而后者针对的是宏观商品市场价格。因此，不管使用“沉默的螺旋”还是“流行病学”来称呼，本质上强调的都是媒体报道的传染机制。

       本文基于“沉默的螺旋”和“流行病学”理论，拓展了通胀预期形成的传染模型，研究两类不同新闻媒介(纸质和网络)关于物价变化的报道对公众通胀预期的传染效应。我们通过人工阅读印刷版资料和电子数据库资料，细致甄别和区分媒体报道的量化指标，并通过调查数据获得现实中一般公众以及专家的通胀预期。在此基础上，文章实证考察了不同媒体关于“涨价”“降价”和中性报道对通胀预期的动态传染模型。我们通过工具变量序列相关性检验等严谨的诊断性检验确保估计结果相对科学可信。结果表明，不同媒体报道对普通公众和专家级别的通胀预期都存在显著的非对称传染效应，而这种非对称性在传统纸质媒介和网络媒介上的表现截然相反。具体而言，纸质媒体的“降价”报道对公众预期的传染力度相对更强，而网络媒体的“涨价”报道对通胀预期具有更强的传染性。

       从普通公众(而非经济学)的角度理解，“降价”报道属于受欢迎的(favorable)内容，而“涨价”报道则是不受欢迎(unfavorable)的内容。而且，从媒体报道对公众预期的影响方向看，“降价”报道带来的影响一般也是积极正面的(至少有稳定预期的效果)，而“涨价”报道的渲染往往是消极负面的。所以站在公众角度看，可以将“降价”报道理解为正面情绪报道，将“涨价”报道视为负面情绪报道。

       由此，本文的结果暗示出喜忧参半的两种现实情境：一方面，传统纸质媒体的正面情绪报道对公众的传染力大于其负面情绪报道，即正面情绪报道经过公众传染形成的“螺旋”更大；另一方面，网络媒体的负面情绪报道的传染性强于其正面报道，或者说网络媒体的正面情绪报道几乎不能在公众中形成传染效应。显然，如果负面情绪长期主导媒体舆论，正面情绪就可能成为“沉默的螺旋”。因此，我们在看到正面情绪报道在信息传播方面所起到的积极作用的同时，更要关注媒体(特别是网络媒介)的负面情绪报道对公众预期形成的强大传染效应，尽量减小负面情绪“螺旋”。

       JEL:E52,D84

       注释：

       ①“迟早会传染”这一表述意蕴丰富，在建模中使用无限展期加权平均来刻画。

       ②“沉默的螺旋”理论机制可以概括为：媒体报道影响金融市场对股价变化率的预期。股价变化率是微观金融市场价格的变化率，而宏观物价变化率则是通胀率。因此，“沉默的螺旋”理论从本质上与“流行病学”传染机制一致，只不过前者在微观金融领域盛行而后者则在宏观金融领域盛行。在模型表现形式上，“沉默的螺旋”理论对应的是股价收益率的预期。

       ③包括《金融会计》《国际金融报》《金融时报》《经济参考报》《经济日报》《人民日报》《中国经济时报》《中国经营报》《中华工商时报》《北京青年报》《深圳特区报》《深圳商报》《南方都市报》《21世纪经济报道》《财经》。

       ④包括《北京晚报》《北京晨报》《北京青年报》《成都商报》《今晚报》《解放日报》《南方日报》《齐鲁晚报》《南方都市报》《羊城晚报》《江南都市报》。

       ⑤包括《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科技日报》《南方周末》《钱江晚报》。

       ⑥包括《经济日报》《上海证券报》。

       ⑦纸媒一般均为日报，只有个别为周刊和半月刊，我们对纸媒逐期进行检索统计，然后按季加总获得季度序列。网媒数据库按月检索，然后按季加总获得季度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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