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科技发展的人文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技发展论文,人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据说，对科技发展作人文思考，是一种“新思维”、“高思维”（注：围绕最近出版的奈斯比特的《高科技·高思维——科学与人性意义的追求》一书的宣传中，就作如是说。我不理解，原书名中的High Touch为什么译成“高思维”。我在这里是在通常意义上来使用这个词。）。在我看来，这种思维的老祖宗，正是马克思、恩格斯和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与对科技发展的人文思考
马克思主义总是从人的观点来考察科学和工业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把自然科学看作是“人对自然界的理论关系”，把工业看作是“人对自然界的实践关系”）；总是从人和人的社会关系的框架内来考察人和自然的关系；总是从劳动与资本的对立上、从劳动异化和人的异化上来考察资本主义进程中科学技术和工业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就其世界观、历史观、价值观来说，是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结合，代表着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人文精神，代表着充满人文关怀的科学精神。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作为改造人类社会的革命理论和革命运动，从一个方面说，正是最充分地估计科学技术发展在人类社会发展、在劳动解放和社会解放、在人的解放、在所有人和每个人自由发展中的作用的社会主义。
所以，马克思主义决不是对科技发展不作人文思考的、与人文精神相冲突、相背离的什么“科学主义”。
新世纪对科技发展作人文思考的重大意义
当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地迅猛发展，新世纪可以预期的科学技术更加迅猛地发展，提供了百年前、几十年前人们难以想象的变革世界、开拓世界的崭新手段和无穷力量，极大极深地影响了人类生活和人类命运的各个方面，使人们对科技发展的人文思考更加关注，使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有了新的重大意义。
人类面对诸多困境，这其实是20世纪已经提出的老问题；面对新世纪的来临，又以新的形式或者新的尖锐性提了出来。
战争武器问题
科学技术制造的新式武器，使人类面对着可能被这种武器毁灭的危险。科学家能不思考？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残酷，令科学界和广大人们深深忧虑。当然，核冬天的预言可能言过其实，不过是核秋天。但是，核秋天也够受，何况新世纪毁灭性武器的发展，威力会越来越大，人类被自己所制造的武器毁灭的威胁是存在的。所以，要维护和平与发展，要为限制和禁止毁灭性武器而斗争。这是要使科技为人类造福而不是给人类招灾的斗争。要针对的是战争势力和侵略势力，而不是科学和“科学主义”。
环境污染问题，生态破坏问题，资源枯竭问题，食物匮乏问题，人口爆炸问题
在20世纪早已发出警告，新世纪将更形紧急，人在自然界在生存条件的许多方面，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许多方面，有走向更形恶化的危险。可续发展，成为时代的强音。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成为新世纪对科技发展的人文思考的一大主题。
从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来看，人对自然的认识越来越发展，工业越来越发展，人对自然的主动地位越来越发展，这是人类进步的过程。在蒙昧时代，人在自然的压迫下能动性很小，最初的狩猎和采集对自然影响甚微。农业和土地开发，逐渐较多地影响和改变着自然。工业发展起来以后，人在自然面前，主人的地位，主导的能力，越来越强。然而，当人凭借科技和工业力量在急剧地改变着自然的时候，上述一系列问题日益显现和尖锐起来。人类对科技和工业发展不能不进行反思。这种反思，是人对自然的认识的新的前进。这里的关键是如何对待科技发展和工业文明的负效应。正是许多科学家在这方面先知先觉，向人们发出了警告和呼吁。呼吁有两种倾向：一种是向前看；一种是向后看。向后看，就是对科技和工业发展作消极评价，持否定态度，似乎科技和工业发展以前的人类状态，才是值得怀念的美好状态。向前看，则是清醒地研究我们面对的问题，相信这些问题总是能够在科技和工业的进一步发展中得到解决。
现在一些人颂扬天人合一，批评人定胜天，想从中国古老的天人合一思想中为21世纪找药方。在我看来，天人合一和人定胜天都要肯定，人定胜天的思想和实践，是天人关系的一个进步，是人类的自觉和自信。当然，人定胜天不是可以任意破坏自然，而是要在适应人类发展的需要、改造自然的同时，科学地保护自然，求得人和自然的协调发展。要在更高的科学和工业的水平上取得人和自然的更加协调的发展。这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不是回到过去，而是推进到更高阶段的将来；不是否定科学和工业发展，而是否定工业的盲目发展；不是回到人和自然关系的蒙昧状态，而是要开辟人和自然关系的更加自觉的新状态，依托于科学和工业的、更加健康、更加符合科学态度和精神的新发展状态。
还要看到，过去学者们提出的一些悲观的预言，并不都为实践所证明。所以，研究这类危机，也存在一个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问题（注：《中国科学报》曾连载美国罗纳德·贝利在《未来学家》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对环境问题七大预测质疑》。作者认为，资源问题，环境问题，是值得重视的，但迄今尚无科学根据表明存在某种威胁全人类的全球危机。他用事实证明下列七大预测是错误的。第一个错误预测是，1968年人口预测学家保尔·埃利希在《人口炸弹》一书中预测“本世纪七十年代全世界将经历一场饥荒，将有几亿人饿死，即使现在采取一些紧急措施也无济于事”。预测的时间早已过去，事情并未发生。第二个错误预测是不可再生资源将用尽，罗马俱乐部1972年预测：1981年黄金将用尽，1985年水银将用尽，1987年锡将用尽，1990年锌将用尽，1992年石油将用尽，1993年铜、铅、天然气将用尽。预测的时间都已经过去，事实也并不如此。在这期间所有金属和矿产资源的平均价格降低了40%。第三个错误预测是污染将越来越严重。实际情况表明，经济增长达到一定水平以后，随着它的进一步增长会导致更少的污染而不是更多的污染。第四个错误预测是将出现新的冰期，第五个错误预测是南极臭氧洞将危及整个地球，第六个错误预测是美国上空将出现臭氧洞，第七个错误预测是全球变暖。文章的论据是否充分可靠，我不敢说，估计会有争论，但有些则已经被事实证明，无可争议。我的意思并不是要说这些悲观预测没有价值。提出问题，发出警告，是有其积极意义的。）。可续发展思想的形成和传播，就体现了这样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中国二十一世纪议程》也是如此。动员各方面的科学技术力量和社会公众力量，中国社会的全面发展和可续发展应该是能够实现的。实现这一发展目标，靠什么思想指导？还是要靠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发展，靠科学技术的进步。不能靠怀疑科学和反对“科学主义”。
信息技术的挑战，基因工程的挑战
当今时代被称为信息时代，21世纪被预测为生物学世纪。这些挑战，较之前面所讲的那些挑战，更深入地触及人们日常的生活，以至人类的自身，显现出高技术条件下社会生活中许多新的人际关系问题、伦理道德问题、人生价值和人性意义问题，等等。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地球变小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更频繁、更紧密了，是不是也出现了可忧虑的人与人之间的更疏远、更隔绝？信息传播的密度和速度大大增加了，人们的知识增长更快了，暴力、色情宣传的影响面和影响力是不是也大大增加了？羊是克隆出来了，人怎么样？克隆出一个人来，是你儿，还是你弟？基因修复已经可以治病了，能不能用基因设计出标准美人、品牌儿童？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对这类科技发展作人文思考，无疑成为21世纪各种社会思潮的热门话题。
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作为随着时代和科学的发展而发展的创造性学说，必须面对当代世界这许多尖锐问题，面对当代各类社会思潮围绕这些问题的诸多论点，在充分了解和吸取其中一切有益的思想和材料的基础上，作出自己的观察、思考、分析和判断。这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当代需要，也只有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才能为科学地观察和分析这些问题提供理论的基础和框架。
马克思主义、科学主义和反对科学主义
这里还想专门谈一谈“科学主义”问题。近年来在中国，批评和反对“科学主义”或者“唯科学主义”（这是对Scientism的不同译法），在一些人那里成为一种时尚、一种似乎已经没有异议的“公论”。对此，我以为还可以、还需要提出异议，加以讨论。
我这里所讨论的，不是从纯粹学术的意义上，从这种或那种哲学学说的流派特征上，来谈科学主义或人文主义的问题。我想要讨论的，是从社会政治思潮的领域提出的问题，主要是中国近代和现代的社会政治思潮中的所谓“科学主义”问题。我以为，在近代和现代的中国，提倡科学，提倡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来研究社会发展和人生问题，提倡发展科学技术，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从根本上说，都属于推动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思潮，不管这些思潮及其代表人物在对科学的理解和诠释上有没有过一些不够成熟和不够全面的地方。我不赞成拿出一顶“科学主义”的帽子，对这些主张科学、提倡科学的思潮加以贬低和指责。
何谓“科学主义”？最常说到的定义有两个：一个是“科学万能论”，一个是“认为科学方法能够也应该运用于所有研究领域（如哲学、社会、人文）的原则”。
五四运动前后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提倡科学和民主（又称科学和人权），欢迎赛先生和德先生。能够说，这是把科学当作新的神来信仰、主张科学万能的“科学主义”吗？既然单独一个赛先生不够，还要一个德先生，说明五四健将们并不认为科学万能，至少还得要一个民主的社会制度。民主、人权是不是人文目标呢？五四新文化运动，不是什么“科学主义”，而是引进科学思想和更新人文观念（道德观念、政治观念、婚姻观念、家庭观念、文学观念、艺术观念）的新文化运动。
随后在中国思想界发生了一场“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论战的中心问题，是科学与人生观有没有关系，科学对人生观有没有意义。挑起论战的玄学派，批评“科学万能”，认为科学对于人生问题无能，要把科学排除在人生问题的探讨之外。起而应战的科学派，则针锋相对，认为科学方法也可以用于研究人生，并且探讨了如何建立科学的人生观。科学派的代表人物是丁文江和胡适。胡适还试图列出一系列基本观点来描绘他所主张的科学的人生观。（艾思奇在1950年代批判胡适运动初起的时候说过，胡适这篇对科学的人生观的描述，是确能表明胡适有过自然科学唯物主义光彩的一篇文章。）当时这场论战，以科学派的胜利而暂告结束。不管胡适和丁文江的科学观，有着多少可以和应该批评的地方（注：他们的科学观，特别是丁文江的科学观，本来带有自然科学唯物主义性质，到哲学层次上却同实用主义和马赫主义搞到一起了。批判胡适运动的那个时候，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们大都对实用主义和马赫主义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所以那时丁文江，胡适在这场论战中的维护科学的光彩，也被抹掉了。上面所引的艾思奇那个分析，甚至被有些人认为是对胡适批判“不够彻底”的一个失误。现在人们当然不再采取这种简单的态度来对待实用主义和马赫主义、对待胡适和丁文江了。），我以为，这是中国思想界的一次进步，而没有理由把它评价为该谴责的“科学主义”统治的滥觞。
在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参战的还有一方，就是唯物史观派，以陈独秀和瞿秋白为代表。他们支持科学派，又力图站到新的科学高度，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础上来阐明科学的世界观、历史观、人生观。这是中国思想界的又一个进步。特别是瞿秋白参战的几篇文章，显示了刚刚把马克思主义介绍到中国来的理论青年，面对中国思想界的争论，所作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就。不管在后人看来，瞿秋白对马克思主义若干观点的论述，还有哪些显得有点稚嫩和简单的地方，从根本上说，他在重要的思想论战中介绍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其历史意义是应该充分肯定的，不必说他有什么“科学主义”倾向，给马克思主义带来了什么“科学主义”的流弊（注：2000年7月从《光明日报》上读到一篇《“科玄论战”对中国文化哲学的影响》。其中提出，陈独秀、瞿秋白在这场论战中对科学主义思潮的支持、对唯物史观的科学化的理解、对形而上学的拒斥，构成了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种无法剔除的解释学背景。科学主义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影响，主要积淀和浓缩在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之中。这主要表现在有关价值论的问题长期处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教科书视野之外；“实践”范畴始终未能溢出认识论、知识论的范围；对辩证法的唯科学主义理解；以及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长期存在以自然主义和发生学的态度，纠缠在作为物质总体的自然界的“先在性”问题等等。正是这种哲学诠释的科学主义化，从而使得作为科学指导的理论长期落在实践的后面。这篇文章是基本上肯定陈、瞿宣传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的。文章对传统哲学教科书的批评，有一些我也是赞成的。这个问题是哲学界近年讨论的一个焦点，见仁见智，十分热闹。对此我缺乏研究，不拟多论。我所不理解的是：如果说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中确有某些缺点，那么这些缺点自有其来源，更有份量的来源，没有理由要归咎于陈、瞿在科玄论战中支持了科学派的“科学主义”。拿出一顶“科学主义”的帽子来批评过去对马克思主义理解的缺陷，我觉得，无助于用历史的具体的科学的方法来分析这方面确实存在的缺陷，而只会引起对人文科学、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的意义的没有根据的怀疑和动援。）。
国外传来一种论调，把胡适、丁文江称为“经验论的（唯）科学主义”，把陈独秀、瞿秋白称为“唯物论的（唯）科学主义”，由此引申下去，把认为对社会可以作科学研究的主张，把“社会科学”的称谓，都叫做“科学主义”。当然，称马克思主义为科学，这更是“科学主义”。毛泽东提倡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这也是“科学主义”。这样来评论和反对中国近代社会思潮中的“科学主义”，完全离开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前进潮流，完全没有什么科学性。说一句笑话，主张对社会思潮的历史研究要有科学性，这不正好是该谴责的“科学主义”的表现吗！
近年来对“科学主义”的批评，与上述的对中国近代思潮的历史批判有关，还与别的一些因素（自然科学方法向社会科学研究的渗透，科技发展与人类困境的讨论）有关。
1987年，我在中国科协促进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联盟委员会的一次座谈会中，对这种批评提出质疑，《科技日报》作了报道。我当时是这样说的：
“当然，如何将自然科学的一般方法论用到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去，是一门学问，需要联系本学科的实际加以研究。目前，有的文章在运用这些方法时，确有生搬硬套的问题，因此引起人们的议论是自然的。但是热心于将现代自然科学的一般方法论渗透到社会科学研究中去，方向还是对的，应予鼓励，不要简单地批这是‘科学主义’。”
1989年，在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的一次座谈中，我又提了这个质疑。我是这么说的：
“科学精神是现代化在文化方面的一个基本要求。如果追求民主，可以叫做民主主义。那么，要求重视科学、发扬科学精神，叫做‘科学主义’也无妨。近年来看到一些文章，批评和反对‘科学主义’，我不大理解。
是不赞成‘科学万能’吗？‘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梁启超就以欧战造成的破坏来说明‘科学万能’论的破产。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破坏更严重。但是，这些都是资本帝国主义制度的罪恶，不能归咎于科学，不能成为贬低科学的意义的理由。
是要强调科学技术发展破坏了生态环境、物质资源吗？认识环境问题、资源问题，这正是对发展问题采取科学态度的结果；解决环境问题、资源问题也不是靠抑制科学技术发展，而是有赖于科学技术更好地发展。
是不赞成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去研究社会和人文现象吗？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讲矛盾的特殊性，不同质的对象要用不同质的方法去研究，高级、复杂的运动形态不能归结为低级、简单的运动形态，同时又承认世界的物质的统一性，承认研究客观世界运动规律的科学方法的统一性。尽管不能不同意在运用自然科学方法去研究社会科学问题方面存在一些简单搬用、生吞活剥的毛病，但是决不应该因噎废食。向自然科学学习和借鉴科学方法、科学精神、科学概念，无疑是社会和人文研究进步的一种推动。
是反对把科学意识形态化吗？我们应当反对为了一时被认为是意识形态利益和需要的东西而抛弃或歪曲科学真理。认为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自然而然地同科学吻合是过于理想化了。但是我以为我们共产党人，我们无产阶级的思想界，的确应当努力去建立真正是以科学为基础的、真正服从科学真理的、因而应当称之为科学的意识形态。
总之，我以为，我们现在仍然缺乏足够的科学知识，缺乏足够的科学精神，缺乏对科学知识、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的足够理解和重视，而不是多了个‘科学主义’。”
这个发言当时没有发表，后来收在我的一本书里。这个不赞成批评“科学主义”的意见，没有引起注意和讨论。
几个月前《中国文化报》上发表了何祚庥的长文，不久前《中华读书报》又发表了对何祚庥的访谈，题为《我为什么提倡科学主义》，两处都引用了我那句“也无妨”的话。《中华读书报》同一天还发表了何宏的文章《“科学主义”：我选择回避》，接着又发表了朱有志和方舟子的两篇文章，算是在一个偏远的圈子里有了一点讨论。何宏对于“几位名人乐滋滋地（把科学主义的帽子）拿来戴在头上”表示惊讶。其实，我哪里是什么乐滋滋，不过是对那种把“科学主义”当作一顶贬斥的帽子，戴到从胡适到马克思主义、到毛泽东思想、到各种主张发展科学来解决人类困境、主张借鉴自然科学方法去研究社会科学问题的人们的头上的做法，作了一个极而言之的反驳而已。我不赞成这样反对“科学主义”，并无意于举起科学主义的旗帜。要讲举旗帜，我们的旗帜，还是马克思主义。
在反对伪科学和迷信的斗争中，也遇到了所谓“科学主义”的问题。搞伪科学和迷信或者对反对伪科学和迷信表示不赞成的一些人，有一个论点，叫做“用科学来反对迷信，是科学主义”。其理论基础是文化相对主义，说科学也好、迷信也好、医学也好、巫术也好，各自都是一种文化，不同文化，没有真假、对错、优劣之分。此种高见实在难以苟同。当然，对各种社会文化或者反文化现象，都要作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而不能简单视之。这正是历史唯物主义优越于过去的唯物主义的地方。但是，总要比较、鉴别，那就要凭是否符合客观实际、能否经受实践检验来作判断。而这，在相对主义者看来，就是该反对的“科学主义”！这样来反对“科学主义”，不过是为伪科学和迷信提供庇护所。
有高度人文关怀的科学精神与有现代科学意识的人文精神的结合
关于人文精神的学术讨论诸多歧见，就得到人们较广泛反响的意见来说，是针对着这些年不少人物质欲望恶性膨胀，精神追求、道德理想出现滑坡而发的，也是针对许多年来人文社会科学相对说来不够受重视、甚至受到不应有的冷落和歧视的情况而发的。这些的确是应该认真注意和努力解决的问题。
邓小平理论讲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又特别强调科学精神的解放作用。倡导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是主张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就是要求用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本身。所以邓小平理论讲科学，既把它当作伟大的物质力量，又把它当作伟大的精神力量，而不是只看到生产力。邓小平理论讲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又讲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在科技工作会议上，同时讲了两篇话，一篇讲《改革科技体制是为了解放生产力》，一篇讲《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都是属于社会和人文的范畴。此事有偶然性，也可以说有一点必然性。邓小平理论重视科学技术，而科学，邓小平说，当然包括社会科学在内。现在中共中央也强调要把精神文明建设摆到更高的战略地位，要更加重视人文社会科学在战略上的重要性。精神文明包括两大方面，一个方面是科学、教育、文化，再一个方面是理想、道德、纪律。精神文明建设中两手齐抓，科学发展中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科并重，从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结合。
在反思迷信和伪科学盛行的教训的时候，许多同志指出，我们教育的缺失，不仅在于科学精神不足，而且在于人文精神不足。我赞成这个意见。
什么叫人文精神？人们说了许多，有些说得很有启发，有的说得玄玄乎乎。我无意在这里给人文精神作一个界说。我以为，通俗地说，用我们大家听得懂的语言来说，就其核心来说，我们讲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就讲到了人文精神。人的意义，人生的追求、目的、理想、信念、道德、价值等等，这中间高尚的、善良的、健康的精神，就属于我们要发扬的人文精神。一些人精神空虚，就是由于这方面的失落、混乱和迷误而来的。生老病死，得失际遇，穷达祸福，顺利和挫折，机会和风险，在人生途中，在这些问题面前，如果没有科学的、通达的态度，没有高尚的、坦荡的情操，就容易被神秘主义和迷信所俘虏。
所以除了要讲世界观、方法论，这是解决认识问题；还要讲世界观、人生观，这是讲价值问题。
不应该把人文精神同科学精神对立起来，在批判什么“科学主义”的基础上来提倡人文精神。如果在这样的基础上来讲人文精神，那就容易流入神秘主义和反理性主义。
从1920年代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一直到今天，始终存在着把科学和科学精神排除在探讨人生观问题之外的思潮。在这种思潮看来，人生观问题似乎只能是宗教和玄学的事（注：《读书》1999年第12期发表了田洛的一篇《宗教、迷信和科学》，2000年第10期发表了荒川的一篇《宗教、迷信、科学、理性和吸烟》同前一篇讨论，涉及的就是这个问题。）。
探讨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树立追求真善美的人生观，当然不能只靠科学。文学和艺术，哲学和历史，伦理和道德，政治和社会，对人生观的影响甚大，但这些又都必须贯串科学精神而不能违背科学精神。
而科学精神本身，也有深刻的人文意义。近代科学的诞生，把人从神权的奴役下解放出来，这不是充满着人文精神吗？自动化和信息化技术的发展，把人从繁重的单调的劳动下解放出来，控制论奠基人维纳(N.Wiener)的著作，书名就叫《把人当人来用》(The Human Use of Human Beings)，希望改变把人当机器来用的状况，不也是充满着人文精神吗？
科学界的优良传统中的道德观念，既是一种宝贵的科学精神，同时也是一种宝贵的人文精神。古往今来，科学界的优秀分子，为真理、为科学、为人类进步而斗争，充满着献身精神，甚至不惜牺牲生命。他们在科学研究中孜孜不倦，锲而不舍，自甘淡泊，不求闻达，把精力倾注在事业中，而不是花费在享乐上。他们意识到自己从事的科学工作对于社会、人类的责任，积极地参加反对侵略战争、维护和平与人道、保护生态和环境的种种斗争。这都是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高度结合的体现。对科学精神中的人文精神重视不够，张扬不力，也是我们的科学教育、科学宣传中的一个弱点。
总之，我们提倡的人文精神应该是具有现代科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意识的人文精神，我们提倡的科学精神应该是充满高度人文关怀的科学精神。
（本文原为作者在2000上海科技论坛上的综合报告，本刊发表经作者审阅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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