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约域外行动之利比亚模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北约论文,域外论文,比亚论文,之利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1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750(2014)03-0005-05 从2011年2月初到2011年10月底，利比亚发生的“突变”如果不是身处媒体时代而那样地接近，那么至少会给人们带来意外和惊叹。2011年3月31日，北约正式对外宣布对利比亚采取“联合保护者行动”，除武器禁运、强制执行“禁飞区”行动外，又增加了保护民众及其安全行动。[1]北约的“联合保护者行动”在经历了同盟内部不那么“明显”的争论及利比亚领导人最后毙命的阶段后，于10月31日正式结束。应该说，此次军事行动是北约历次域外行动中最为完整和顺利的一次，可以暂时克服同盟内部的生存危机，增强同盟的内聚力。不过，利比亚模式并非完美无瑕，欧美同盟内部，特别是主要大国之间的纷争，在此次行动中不时上演。 一、北约参与利比亚行动的进程 1.全面参与前的行动 2011年2月17日，利比亚班加西发生民众暴乱之后，利比亚局势迅速恶化。2月26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1970号决议，决定对利比亚实施武器禁运，冻结利比亚领导人的个人财产，禁止利比亚高级官员国外旅游。[2]3月17日，联合国第1973号决议授权会员国及地区性组织采取“任何必要的措施”保护利比亚民众的安全。[3]22日，北约做出反应，对利比亚实施武器禁运，作为以美英法为首的多国部队开展“奥德赛黎明行动”的有效支撑。24日，北约决定在利比亚执行“禁飞区”的巡逻和监控任务。27日，北约秘书长拉斯穆森宣布，北约盟国将全面执行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借以消除卡扎菲政权可能对平民及平民区的进攻危险。 概而论之，在全面介入利比亚行动前，北约的态度由置身事外的相对中立和旁观逐渐转变为积极斡旋和主动参与。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除了借助于危机管理的基本手段而努力协调各方立场、借助其他国际性组织影响利比亚局势的走向外，北约的主要视角转移到疏远卡扎菲盟国的行动上来。北约的核心行动实质上转向强制卡扎菲“屈服”和保证不对平民及平民区的安全构成威胁的轨道上，这种逐渐强硬的态度相继以谴责、禁运、禁飞为辅助行动，并以军事部署及空袭准备为基本导向，最终上升为全面参与后的武力干涉行动。 2.全面参与后的行动 2011年3月31日，北约的空中力量和海上力量开始履行所谓保护利比亚平民及平民区安全的使命。此后北约选择了步步为营、扎实推进的作战策略。在军事支持行动不能立刻奏效的情势下，转而诉诸政治、外交及宣传工具，从心理上和民意上争取较大的支持，最根本的是协助和壮大反卡扎菲的力量。 4月14日，北约盟国及一些非捐助国的外长们在柏林召开会议，他们承诺动用任何可能的资源，以实现联合国的授权要求：结束所有针对利比亚民众及其聚集区的攻击；卡扎菲政权撤回所有军事及准军事部队。[4]柏林会议的基调为北约的深入行动提供了指导方针。在卡扎菲无法承兑这些要求的情形下，北约的力量发挥了作用。关闭航空，封锁海域，武装反政府力量，加大打击卡扎菲政府的重要军事设施和目标。8月22日，正值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被反政府军攻陷之时，北约秘书长拉斯穆森重申北约将致力于保护利比亚人民的安全，同时希望利比亚民众自由和平地掌握他们的未来。他指出，只有在利比亚当局要求及北约认为必要的情况下，北约才考虑参与冲突后的各项行动。[5]他的讲话预示着利比亚的战事行将结束，卡扎菲时代即将过去。 10月6日，在北约国防部长会议上作总结报告时，北约秘书长拉斯穆森指明，北约“以正确的方式和正确的理由做出了正确的事情”后，将同联合国及利比亚合法政权协作结束各项行动。[6]10月28日，北约发表正式声明，决定终止利比亚的行动。11月1日，北约的机载报警与控制系统开始撤回到它们位于德国的空军基地，而其他类型的飞机、舰船及潜艇也直接撤回其祖国。至此，北约在利比亚的军事行动正式结束。 盘点北约参与利比亚战争的历程，不难发现，它主要执行了三个方面的行动：一是实施武器禁运；二是强制执行“禁飞区”使命；三是以对平民及平民区的安全威胁为由，发动了一轮轮空袭。 自开展行动以来，北约的空中力量总共发动了26500次行动，包括9700多次的军事打击行动。[7]在利比亚冲突爆发的进程中，北约采取一种使命升级的典型策略，它的作用也相应地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初始阶段，北约对利比亚内部冲突保持观望甚至近乎中立的姿态。此后，随着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生效及多国部队参与空袭利比亚行动的展开，北约的态度开始转变，关闭了它与的黎波里之间的通道，转而支持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在26000多次的飞行行动中，北约的空中部队摧毁或破坏了利比亚政府军的5000多处军事目标，严重削弱了卡扎菲政权的反击能力。与此同时，法国和英国向反政府军提供资金、武器及军事训练的帮助，并且派遣地面特殊部队直接支持反政府力量。[8]总之，在美国“限制”其行动空间的前提下，北约仍取得了利比亚行动的阶段性成果。 二、利比亚模式的主要特征 1.领导方式和实施策略发生了明显变化 北约在利比亚行动领导方式的变化或许正是“奥巴马主义”的现实代表。“奥巴马主义”的精髓在于美国不再单独发动战争，而是与其国际伙伴国一起努力，旨在废黜那些不友好的独裁者。[9]坦率地说，奥巴马的大战略没有小布什在“9·11”事件后的大战略那样泾渭分明，但似乎更像一种“平衡的国际主义”(balanced internationalism)，通常采取“三步走”策略：界定风险；确定挑战的本质及应对的各种选择；验明大战略选择是否具有效用。实际上，奥巴马通过计量成本付出，采取适当的方式，践行一种符合美国安全利益、经济利益、价值观的限制性大战略。[10]从另一方面看，美国从台前走向幕后，主动让出领导权，除了调整其过度扩张的战略实践外，更主要的目的是试图保持它领导世界的持续生命力。 具体来说，北约领导方式发生了如下变化：一是美国将战争的指挥权让给欧洲盟国及加拿大；二是英法等国没有温和谦让的倾向，有意扮演此次行动的领导者；三是美国对此次行动的贡献大大低于以往的比例，因此至少可以说这是北约集体努力的结果。14个北约国家和4个伙伴国为北约执行禁运、禁飞、空袭等三大任务提供了海空力量的支持。美国飞机在利比亚上空的飞行记录大约占到北约总次数的四分之一，非美国飞机出动总次数达到75％左右。[11]这一比例几乎与1999年科索沃战争时二者的数据之比相反。当时美国飞机的出勤率占盟军联合飞行总数的四分之三左右。[12] 就实施方式而言，利比亚模式也有与众不同之处。首先，北约做出的反应迅速，可以说是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战略策略部署。其次，采取“走一步，看一步”、多管齐下、交叉运行的战略策略。表面上看，北约在这次行动中继续采取军事、政治、外交、宣传等实施策略，似乎与它在先前的域外行动无异。实际上，在此次行动的各个阶段，北约的策略是谨慎和具有耐心的，在步步为营主导策略的指引下，军事行动与政治行动交替进行，在军事上向前推进一步，就停下来在政治上扎一次营，从而有效地把握了战争主动权，有效地控制了战争规模。第三，坚持不派遣地面部队参战。概言之，北约在领导方式和实施策略上的变化为其行动的“善始善终”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2.更加凸显危机管理的地位 危机管理是北约基本的安全任务之一，主要包括维和、强制和平、预防冲突、塑造和平、构筑和平及人道主义行动。北约在波黑、科索沃、马其顿、地中海等国家或地区执行了类似的行动。[13]利比亚战争是北约实施危机管理的晚近尝试。北约打着保护利比亚平民及平民区安全的大旗，参与打击了利比亚政府军的一次次行动。尽管不少人怀疑北约这种出发点的合法性问题，但是危机管理已经上升到北约对外战略的核心层面。北约1999年新战略观念指出，北约应适时致力于有效的冲突预防，积极介入到危机管理中。此外，增加了非第5条危机管理行动的内容，比如，参与到影响非北约成员国的危机管理的行动中。[14]而2010年的新战略观念进一步延展了北约危机管理的范畴，包括各个阶段的危机管理：危机预防、危机管理、冲突后稳定及重建等。[15] 北约以非第5条款下的人道主义援助行动为主要依托，积极活跃于利比亚的各项行动中。不过，北约的危机管理始终是争议最大的话题之一，因为单从利比亚行动上看，北约危机管理往往是不均衡的，是有价值倾向的，这与西方价值观保持基本的和谐。北约借助危机管理，支持利比亚反对派的“偏好”自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1973号决议后表现得更为突出。 3.角色扩溢的全球性态势进一步增强 差不多在10多年前，关于北约未来全球性角色的任何探讨，恐怕都会成为政治上随时引爆的一颗定时炸弹。[16]现如今，全球性北约已经不再是谈论的“禁区”，而且已经演变成北约近乎“本能”的常态性实践活动。这种角色性转变尽管伴随着很大的内部争议，但是跨大西洋同盟的主要领导者还是设法克服了内部分歧，使其迈向了常态化的轨道。就利比亚行动来说，北约的全球化不仅是空间上的全球化，更是内容上的全球化。即如上述所言，北约借助危机管理这柄“尚方宝剑”，突破了同盟域内集体防御的限制，从理论上说可以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执行域外行动。这就极大地深化了北约全球角色的内涵，为它认定的域外行动扫除了过去难以规避的障碍。 4.由纯防御转向防御与进攻并举 冷战时期的北约主要处于一种防御的态势，冷战结束后这种态势依旧存在。欧陆边缘地带接连爆发的海湾战争、波黑战争、科索沃战争以及此后的反恐战争，使得欧美盟国在继续固守集体防御这一根本准则的前提下主动延展同盟的使命空间。域外行动和危机管理成为北约演变进程中的主要平台之一。与其说域外行动和危机管理是北约面临客观生存威胁的必要选择，倒不如说是欧美同盟成员国主观意愿的结晶。如果以传统军事同盟那种基本使命结束后成员国自动解散的基本标准来审视北约的话，那么北约理应在19世纪90年代的某个时期走上终结。米尔斯海默曾明确地预测北约走向解体。[17]然而，此后的事实只能证明该同盟的生命力还没有完全枯竭。从利比亚模式来看，或许可以这样认为，北约仍旧存活下去，主要是因为其官僚政治的惯性及如何用什么取代它尚未达成内部共识。不管怎样，北约将很可能更像一个政治组织而非军事同盟。[12] 重新评估北约参与利比亚行动的基本进程，可以发现，北约已经突破其纯粹防御的基本模式，朝着主动进攻的态势大踏步前进。北约的进攻性特征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不再认为域外行动是必须谨慎和仔细斟酌的事件，北约可以开放地执行它认为或盟国要求的域外危机管理行动；二是在行动方式上获得联合国的授权是一种它认为合法采取行动的前提，但是如何行动，怎样行动，则是它可以暂时抛弃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另一码事情；三是在具体策略上，北约俨然成为西方集团的“总代表”，无论是政治协调，外交斡旋，还是军事打击及战事评估，北约在此次利比亚行动中屡次显现出“一马当先”、主动出击的作用。总而言之，至少可以这样总结，北约已经从纯粹的集体防御转向防御与进攻兼而有之。 三、利比亚模式与欧美同盟的关系 利比亚模式是冷战后北约转型过程中的一次大的变化。从性质上看，利比亚模式是否奠定了北约整体转型的基础，尚难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但是，有的学者已经给出较为精辟的定性分析，“北约本次在利比亚的军事行动明显地反映出这一美欧跨大西洋联盟协调机制已经基本完成了其后冷战时期的战略转型，从原先的局限于成员国领土范围内的‘集体防御’军事同盟组织转变为全球性的、在成员国领土范围之外发挥作用、主动维护美欧跨大西洋联盟利益的政治和军事同盟组织”[18]。应该说这一分析恰当地指明了北约在冷战后以“变”求“稳”、以转型求生存的基本意图，也是对北约作为一个整体性同盟组织如何适应新情势需要的宏观把握。站在欧美同盟成员国的角度来看，北约在利比亚的整个行动至少算是取得了阶段性成果，这种胜利的降临带有比较完整、简明甚至略带意外的特点。然而，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利比亚模式完全是北约集体行动的结晶? 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就必须回归到参与此次行动的盟国究竟贡献了多少人力、物力和财力上。我们说北约领导方式和实施策略发生了变化，但并没有承认这种变化已经取代了先前的模式，成为北约未来行动的唯一选择。最根本的一条在于美国从台前走向幕后，并不能完全说明它已经放弃了指挥北约未来行动的领导权。 实际上，奥巴马开出的“新药方”并没有掩饰住美国仍旧是利比亚模式的幕后“主持”。早在多国部队空袭利比亚阶段，美国利用其高、精、尖的武器有效地摧毁了利比亚政府军的主要军事设施，为北约的接管行动铺平了道路。如果没有美国的参与，单靠英法等国的“豪情壮志”，是难以获得理想局面的。从美国的现实利益角度看，阿富汗、利比亚等国发生的变化已成为一种新的模式，即通过军事和政治手段强化或恢复美国对产油国和富含其他重要能源的国家的影响力乃至控制力。而在一家媒体绘制的世界地图上，几乎在每个重要的产油区或产油国的土地上或它们的附近，都有美国的驻军或军事影响存在。[19] 当然，美国不可能完全独享油气资源的全球供应。正如北约卷入的其他域外行动那样，此次行动验明了北约的新变化，推动了北约的新进展，并从某种程度上增强了同盟内部的凝聚力及同盟国与伙伴国之间的亲密度。然而，利比亚模式并不能完全掩盖住欧美同盟关系的消极问题，或者说影响欧美同盟关系的传统问题仍旧没有解决掉，而且又加入新的负面因素。 首先，关于责任分担的内部分歧一直没有消除。奥巴马政府的“新干涉主义”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美国对于盟国“行口惠而实不至”的严厉批评。但是时任国防部长的罗伯特·盖茨大放厥词，严厉批评某些欧洲盟国只图“搭便车”、不愿做贡献的政策选择，他的矛头恐怕直指作为欧洲“心脏”的德国。德国对于利比亚局势的态度可谓令美国极为愤怒。2011年3月17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的决议，以保护平民和反对派免受卡扎菲军队的空袭，这意味着联合国成员国在必要情况下可以对利比亚采取军事行动。德国罕见地同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一道投了弃权票。德国是安理会表决中唯一投弃权票的西方国家，其盟国普遍对此表示不满，认为德国在建立统一的欧洲外交政策方面“夸夸其谈”，而在出现具体问题时却采取“独立路线”，导致欧洲失去了统一行动的能力。[20]笔者认为，德国之所以不参与利比亚的军事行动，抛开临近大选的因素之外，更重要的一条是德国冷战后对外战略的基本策略：奉行和平主义、多边主义、外交和政治道路等理念。从安全利益角度来看，德国也无法说服本国民众参与到利比亚行动中去。回顾1999年德国率先对南联盟“发难”的举动，可以看出，当时德国认为它的安全利益受到了来自邻国内部冲突的严峻威胁，如果不立即做出反应，恐怕它难以处理日益“泛滥”的情势。而正如德国国防部长德梅齐埃(Thomas de Maizière)明确拒绝军事干涉，他认为利比亚局势尚不构成北约任何军事干预的基础。 美、德这种非直接的“交火”是影响欧美同盟关系的常态性现象，不能因为北约表面的成功而掩盖国家视角上的内部分歧，也不能因为盟国及伙伴国在整体利益上的共识而抹掉个体利益上的差异。事实上，围绕防务分担的内部较量一直是左右欧美同盟内聚力的根源之一。 其次，北约主动出击带来的负面效应。一方面，北约主动出击的合法性受到了严重挑战。19世纪90年代北约不经联合国授权直接参与科索沃军事行动，曾引发了世人的普遍质疑和批评，但那次行动从性质上看与《北大西洋公约》文本关于保护盟国安全利益免受威胁的基本规定是一致的，最起码德国的安全利益受到了直接的影响。而此次利比亚行动如果套用科索沃战争的“合法理由”，就会显得十分牵强。况且，对一个主权国家恣意发动军事行动，也不符合《联合国宪章》及基本的国际法的宗旨。另一方面，北约行动的目标与结果难以为其增添合法性的支撑。北约出师利比亚的主要借口是保护利比亚民众免受伤害，但是它的行动结果却适得其反。北约一直声称保护平民及平民区的安全是其行动的唯一目标，但是利比亚政权更迭和着意推翻卡扎菲政权的“额外红利”似乎也是板上钉钉的目标。这种借助保护平民和平民区安全的借口不能掩饰北约与其同伙的真实意图——赶卡扎菲下台，促使利比亚完全投入西方的怀抱，按照西方人的标准构筑一套亲西方的政权体制，借此更好地维护西方盟国的利益。 最后，单一霸权过渡到集体霸权不能掩盖领导层内部的危机。利比亚模式从美国让渡领导权到英法成为事实上的领导者，显示出美国单一霸权的有限性。而美国在利比亚的利益虽然十分有限，但通过支持利比亚、欧洲及阿拉伯世界的努力，将后卡扎菲时代的利比亚改造成边界明晰的单一主权国家，恢复石油产量至其战前水平，预防其袒护或支持国际恐怖主义者的活动，确保更加稳定和更加民主地治理等，无疑符合美国的全球利益。如果利比亚的过渡出现混乱、分裂或新独裁等失败情势，那么这将有损美国及欧美同盟的信誉度。假使那样，利比亚过渡政权的失败将对美国构成间接的负面效应。[21]故而，通过在特殊事件上“让渡”部分霸权给欧洲盟国，一方面减弱美国的负担和开支，另一方面可以增强同盟的向心力。应该说这就是奥巴马的现实策略。然而，必须看清奥巴马霸权的本质，因为暂时让渡不等于永远让渡，也不等于说美国人是心甘情愿的。在可控的范围，奥巴马允许英法等国出头露面，一旦发生损害美国霸权的现实趋势，美国绝不会听之任之。 从英法领导层在利比亚行动中的实际表现来看，虽然它们的整体策略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但是它们之间的协调和合作也并非是完美无缺的，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它们仍旧产生摩擦与分歧。2011年3月10日法国单方面承认全国过度委员会为利比亚人民的官方代表，而英国则持一种更为谨慎的态度。对于利比亚危机，法国似乎更倾向于作战，英国更希望武力行动主要用于实施“禁飞区”巡逻的任务上。英法的分歧在安理会通过第1973号决议后继续发展，两国就利比亚行动的长期领导者产生了摩擦。法国反对英国偏向北约的主张，而英国则拒绝英法联合指挥的建议。[22]显然，英法在具体策略上的纷争实乃各自国家对外安全战略的体现：英国的大西洋“情结”比较突出，维持英美“特殊关系”成为英国同盟战略的主要支撑；法国戴高乐主义的“烙印”影响深远，在追随和附和美国的同时往往寻求法国主导下的欧洲独立防务，这是法国迄今为止大国战略的核心策略之一。标签：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论文; 卡扎菲论文; 利比亚战争论文; 美国军事论文; 北约成员国论文; 德国军事论文; 美国政治论文; 同盟论文; 中东局势论文; 军事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