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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有一个其事迹不太为人们所熟知的少数民族，她就是中国古代的犹太族。他们在北宋真宗咸平元年正月辛巳（二十一日）（公元998年2月20日）来到中国①，“有李、俺、艾、高、穆、赵、金、周、张、石、黄、李、聂、金、张、左、白七十姓等，进贡西洋布于宋。帝曰：归我中夏，遵守祖风，留遗汴梁。”②从此，这一支犹太人就加入了中国国籍，并以开封为居住中心，在神州大地上蕃衍生息近千年，对中国历史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明正德七年（公元1512年），中国犹太人在回顾自身的发展状况和对国家所作出的贡献时，曾充满激情和自豪地说：“求观今日，若进取科目，而显亲扬名者有之；若布列中外，而致君泽民者有之；或折冲御侮，而尽忠报国者有之；或德修厥躬，而善著于一乡者亦有之矣。逮夫农耕于野，而公税以给；工精于艺，而公用不乏；商勤于远，而名著于江湖；贾志于守，而获利于通方者，又有之矣。”③上述这一席话，并非虚论。它是在明朝时期，中国犹太族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的真实写照。
一
在政治方面，明代以前中国犹太人的事绩，有待进一步查考。在明代，中国犹太人中影响最大的，当首推俺三。我们知道，在明成祖朱棣夺取政权和维护皇位的斗争中，曾有两位少数民族出身的人物，因立了大功而获得钦赐姓名的殊荣。一个是大家所熟知的在“靖难之役”中“出入战阵，多建奇功”④的回族人郑和；另一个就是人们还不够熟悉的“以奏闻有功，钦赐赵姓”⑤的中国犹太人俺三。
原来，当燕王朱棣以“清君侧”为名，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他的侄子建文帝，自己登上皇帝宝座以后，明朝皇室内部一起新的武装政变阴谋，很快就又在秘密策划之中了。那就是明成祖的胞弟，当时最有权势的藩王朱
，想取而代之。
朱是朱元璋的第五子，初封吴王，后改封周王，建藩开封。他是一个在学术上有着一定成就，但在政治上很不安分的人。早在洪武二十二年（公元1389年），“弃其国来凤阳。帝怒，将徙之云南，寻止，使居京师，世子有燉理藩事。二十四年十二月，敕归藩。”⑥受到了一次严厉的处分。待建文帝继位后，他更是居心叵测，觊觎皇位。其次子有
“告王谋逆，又窜云南，已召还留京师。比靖难师入出见，文皇哀之，复封开封。”⑦但朱并不就此改弦更张，不久就又故态复萌，仍蓄异志，不断为人所告发。如永乐七年（公元1409年）五月，明成祖曾“书谕皇太子曰：比伊王来言，前经汴梁，见周王出语忿恨，心不可测，尔宜加意防慎”⑧。这说明周王朱的勃勃野心，已经引起了其他藩王和永乐皇帝的严重注意和警惕。后随着朱谋逆行迹的愈益暴露，“永乐十八年十月，（周王府）护卫军丁奄（俺）三等，屡上变，告王不轨。”明成祖“召至京师面诘之，示以告词。（）唯顿首称死罪。乃革其三护卫放还。”⑨从而避免了一场可能爆发的新的战乱。俺三以一个普通的“军丁”，不顾自身的安危，挺身揭发炙手可热的亲王的逆谋，这需要具有多么大的勇气和胆略！
由于俺三在揭露、挫败周王朱的政变阴谋中立了大功，因而受到了朝廷的赏识和嘉奖。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十二月，明成祖“擢河南中护卫军丁俺三为锦衣卫指挥佥事，赐姓名赵诚”⑩。我们知道，明代的锦衣卫“掌侍卫、缉捕、刑狱之事，恒以勋戚都督领之。……盗贼奸宄，街涂沟洫，密缉而时省之。”(11)是皇帝身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务机构。“军丁俺三”，一下子变成了“锦衣卫指挥佥事赵诚”，真可谓平步青云！特别是能受到皇帝钦赐姓名，这在封建社会里更是一种极其难得的恩遇和殊荣。从此，开封犹太人俺姓中的俺三这一家族，就改为赵姓；并在开封的一赐乐业教清真“寺中奉大明皇帝万万岁牌”，以表示开封犹太人对大明天子的衷心祝福和赤诚拥戴。永乐二十二年（公元1424年）八月，赵诚（俺三）又荣升“浙江东司都指挥佥事”(12)，已是位列正三品的大员了。
俺三（赵诚）之外，他如“高年由贡士任徽州歙县知县，艾俊由举人任德府长史。宁夏金瑄，先祖任光禄寺卿，伯祖胜任金吾前卫千兵。”(13)等等，他们也都是明代中国犹太族中在政治方面有所作为的人物。
入清之初，赵诚的裔孙赵承基，曾任大梁道中军守备，“率兵防汴，修道路，成桥梁，招人复业。”(14)在惨遭明末水患之后的开封城的重建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后升任陕西固原西路游击。又晋升参将，官居正三品。其另一裔孙赵映乘，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进士，由刑部郎中出任福建汀漳龙道按察副使。他在任上克尽职守，安定地方，整顿刑狱，设立学校，宦绩显著。康熙初，转任湖广下江防道，卒于任所。他学识渊博，且熟习希伯来文，撰有《圣经纪变》、《劫难图》和《四竹堂纪异》等著作。清《河南通志》、《开封府志》、《祥符县志》和《福建通志》均有传记。其弟赵映斗，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恩进士，曾任云南府宜良县知县，著有《明道序》十章，清《云南府志》、《祥符县志》等均载其宦绩。
二
在宗教方面，中国古代犹太人也有着重大的建树。
我们知道，犹太教是一个曾对世界文明产生了巨大影响的古老的宗教。中国犹太人不仅将犹太教引入中国（在中国称为“一赐乐业”教），而且也对犹太教的起源和教旨，作了明确的阐述。明弘治二年（公元1489年）《重建清真寺记》碑说：“夫一赐乐业（以色列）立教祖师阿无罗汉（亚伯拉罕），乃盘古阿耽（亚当）十九代孙也。自开辟天地，祖师相传授受，不塑于形象，不谄于神鬼，不信于邪术。其时神鬼无济，像态无祐，邪术无益。思其天者，轻清在上，至尊无对。天道不言，四时行而万物生。观其春生夏长，秋敛冬藏，飞潜动植，荣悴开落，生者自生，化者自化，形者自形，色者自色。祖师忽地醒然，悟此幽玄，实求正教，参赞真天，一心侍奉，敬谨精专。那其间立教本至今传，考之在周朝一百四十六年也。一传而至正教祖师乜摄（摩西），考之在周朝六百十三载也。生知纯粹，仁义俱备，道德兼全。求经于昔那山（西奈山）顶，入斋四十昼夜。去其嗜欲，亡绝寝膳，诚意祈祷，虔心感于天心。正经一部，五十三卷，有自来矣。其中至微至妙，善者感发人之善心，恶者惩创人之逸志。再传而至正教祖师蔼子喇（以斯拉），系出祖师，道承祖统，敬天礼拜之道，足以阐祖道之蕴奥。”明正德七年（公元1512年）《尊崇道经寺记》碑中也说：“道经相传，有自来矣。自开辟以来，祖师阿耽，传之女娲（挪亚），女娲传之阿无罗汉，罗汉传之以思哈
（以撒），哈传之雅呵厥勿（雅各），厥勿传之十二宗派，宗派传之乜摄，乜摄传之阿呵联（亚伦），呵联传之月束窝（约书亚），束窝传之蔼子喇。于是祖师之教，灿焉而复明。故凡业是教者，其惟以善为师，以恶为戒，朝夕警惕，诚意修身。”
以上这两大段引文，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关于犹太教历史的文字介绍。它阐明了犹太教的起源、发展概况和教义主旨，从而增进了中国人民对犹太教的了解，丰富了中国人民的宗教知识。如曾任清朝刑部尚书和工部尚书的刘昌，就自称“素知一赐乐业之教”，“巅末颇能道其详”(15)。他的有关犹太教的知识，就是从中国犹太人那里学来的。
中国犹太人在宗教方面的另一重大贡献，是他们首先赋予了“清真”一词以宗教上的含义。
按“清真”一词，原为纯洁质朴之意，本与宗教无关。如《世说新语》《赏誉》上：“山公举阮咸为吏部郎，目曰：‘清真寡欲，万物不能移也。’”又李白《送韩準裴政孔巢父还山》诗说：“韩生信英彦，裴子含清真。”这里的“清真”二字，就都是纯洁质朴的意思，而与宗教无涉。据今所知，最早用“清真”一词来称呼自己的宗教的，是中国的犹太人。他们在明弘治二年（公元1486年）所立的《重建清真寺记》碑中说：“噫！教道相传，授受有自来矣。出自天竺，奉命而来。有李、俺、艾、高、穆、赵、金、周、张、石、黄、李、聂、金、张、左、白七十姓等，进贡西洋布于宋。帝曰：‘归我中夏，遵守祖风，留遗汴梁。’宋孝隆兴元年癸未，列微（利未）五思达领掌其教，俺都剌始建寺焉。元至元十六年己卯，五思达重建古刹清真寺，坐落土市字街东南，四至三十五杖。”这段文字说明，至迟在元朝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时，中国犹太人就已称自己的礼拜寺为“清真寺”了。那么，他们为什么要选择“清真”二字来代表自己的宗教，“清真”二字有何含义呢？他们解释说：“清者，精一无二。真者，正而无邪。”(16)认为“清真”二字最能准确地表达自己宗教教义的真谛。这应是“清真”一词用于宗教称呼的起始。
如所周知，“清真”一词也是中国伊斯兰教的别称。但中国伊斯兰教使用“清真”一词，相对来说时间则较晚。如中国最早的一些伊斯兰教礼拜寺，都不以“清真寺”自称。如始建于宋代的著名的泉州伊斯兰教礼拜寺叫“清净寺”，始建于唐、重建于元初的杭州伊斯兰教礼拜寺叫“真教寺”，始建于明初的南京伊斯兰教礼拜寺叫“净觉寺”等等，都不是以“清真”命名的。就现在所知，始建于明正统十二年（公元1447年）的北京东四清真寺，是较早取名“清真”的中国伊斯兰教礼拜寺之一。根据马寿千先生的考证，大约在明末清初时期，中国各地新建或重修的伊斯兰教礼拜寺，才普遍地称作“清真寺”(17)。
看看开封地区的情况，可能会更有助于我们说明问题。因为开封不仅是中国古代犹太人的居住中心，也是回民的一个集中居住区。我们知道，从元朝初年起，就有大批“回回”先后来到开封地区进行屯戍。如《元史·兵志》说：“世祖之时，海宇混一，然后命宗王将兵镇边徼襟喉之地，而河洛、山东据天下腹心，则以蒙古、探马赤军列大府以屯之。”(18)《新元史·兵志》也说：“南北混一之后，以蒙古、探马赤军屯于中原之地。”(19)在这些探马赤军中，有不少就是回回人。元世祖至元十八年（公元1281年）七月，更“括回回砲手散居他郡者，悉令赴南京屯田。”(20)元朝初年的南京，即今天的开封市。至元二十六年（公元1289年）“十一月丙午朔，回回昔宝赤百八十六户居汴梁者，申命宣慰司给其田。”(21)上述这些资料说明，早在元朝初年时，就已有大批回民来到开封地区定居了。那么，在开封的伊斯兰教礼拜寺，是何时开始称为“清真寺”的呢？
据笔者所知，在有关开封的方志中，最早明确地将开封伊斯兰教礼拜寺称为“清真寺”的，是清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纂修的《祥符县志》。说：“清真寺。在东嶽庙前路西，明时敕修，为回教礼拜祝国之所。河水没，今重修。”(22)按此“清真寺”，陈垣先生曾称之为“一赐乐业寺”(23)，实误。该寺即今日开封的伊斯兰教“东大寺”。
那么，该清真寺是明代何时“敕修”的呢？在清康熙二十八年（公元1689年）的《重建清真寺碑记》中，有关于明时敕修年代和清初重修情况的记载。碑文说：“大梁清真寺在城之东南隅，乃教人礼拜祝国之所也。起于唐贞观二年，其众始入中国，时代修葺不圮。明永乐五年，敕赐增修，建（有）碑记。壬（午）流寇播乱，河伯助虐，凡楼阁台榭，俱委于洪涛浊浪中，而寺亦湮没。迨我朝定鼎，越数十纪，梁园景况尚是白茅满径，黄苇盈郊，官无驻节之地，民无棲身之所。大中丞张公来抚豫，心甚恻之，遂捐俸金，修城池，招哀鸿而安集之。于是二三居民，披荆棘，寻遗址，于寺基建草室数椽，因庐于侧，以朝夕拜祀不辍。顺治乙未，掌教曹明，教里人郭鹿鸣、李尚仁等，倡众募修，为正殿五楹，两廓六楹，门三楹，不数年间，门户垣墉，焕然一新。”(24)
据此，可知开封的伊斯兰教礼拜寺是在明朝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敕赐增修”，而于清朝顺治十二年（公元1655年）又倡众重建的。同时我们还可以知道，既然该礼拜寺是在明永乐五年敕赐“增修”的，那么该寺的始建年代，肯定要在此之前。而从上述碑文看来，似乎早在唐朝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就已经开始建寺了。果若如此，则开封的这座伊斯兰教礼拜寺，应为中国伊斯兰教最早的礼拜寺之一了。但在明永乐五年时，该礼拜寺是否已称为“清真寺”，则从上述碑文中尚难以确知。
在专记明代开封景况的《如梦录》一书中，有三处谈到了“回回”礼拜寺。其一说：“草三亭又名凤凰巷，俱回子居住，有礼拜寺。”(25)其二说：“至六府角，往西，染房、永宁王府。再西，有皮局，硝熟各样皮张，俱回回居住，有礼拜寺。”(26)其三说：西华门“北是八府园、五道街……迤西三街，都有庙宇，大小生意，亦有皮局，回子居住，有礼拜寺，西邻玉阳观，即杨六郎宅址。”(27)请注意，在上引的三处记述中，都将伊斯兰教的礼拜场所称作“礼拜寺”，而无一处称作“清真寺”者，这是否表明在明朝末年时，开封的伊斯兰教礼拜寺，尚没有出现“清真寺”的名称呢？
在明末人李光壂所撰写的《守汴日志》中，曾出现有“清真营”、“回营”等称号。书中说：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二月李自成第一次攻打开封解围后，“三月初一日丙子，各官募兵选将，添设营伍，为未雨绸缪之计。巡按高名衡添设清真营，选将陈济民、中军李文华领之。守道苏壮设道标营，中军赵世忠、哨官苏祯领之。”又说：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乙丑，贼攻东北一面……北门月城为贼所据，有上至瓮城者。守北门回营加衔都司李耀率数十回兵，各持大柳椽，跃过瓮城，尽击贼落城下，王知县急掷火，尽焚之。”(28)
上述记载中的“回营”所统辖的既然是“回兵”，当然无疑是由开封回民所组成的。问题是这“清真营”，到底是由开封犹太人组成的，还是由开封回民组成的呢？
如前所述，早在元、明时期，开封犹太人就称自己的“一赐乐业”教礼拜 寺为“清真寺”，并自称“清真后人”(29)。而且上述的“清真营”又与“回营”并列。如此看来，这“清真营”似应是由开封犹太人所组成的。但经进一步考查，其实不然。前面说过，当时的“清真营”是由“选将陈济民、中军李文华”率领的。而他们两个都不是开封犹太人而是回民。关于这一点，在回民所立康熙二十八年《重建清真寺碑记》中，说得非常明确。碑文说：“噫！清真教固大有裨于吾梁也！往者闯寇之乱，贼攻汴围城者五阅月，教人陈济民、李文华等请于官，为营以卫，城赖以不陷，岂非拜祝时有以养其义勇耶！”这就清楚地说明，明末农民起义军围攻开封时，河南巡按高名衡所添设的“清真营”，并非是由开封犹太人所组成，而同样是由开封回民所组成的。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既然在明朝崇祯末年时由开封回民组成的武装力量称作“清真营”，那么，当时开封的伊斯兰教肯定已以“清真”自称了。
现在需要我们进一步解决的问题是，开封的伊斯兰教究竟最早是何时开始使用“清真”一词的。
经查考，我们在开封的一座伊斯兰教清真寺里，发现一方长61公分、宽30公分的石额，上面由右向左横刻“清真寺”三个大字，右旁竖刻“万历甲辰岁夏五月吉立”一行小字(30)。按“万历甲辰岁”，即万历三十二年（公元1604年）。这是开封现存最早的刻有“清真”字样的伊斯兰教石刻。这说明，至迟在明朝万历三十二年时，开封的伊斯兰教礼拜寺，就已经开始称为“清真寺”了。这与全国范围内的中国伊斯兰教礼拜寺开始普遍称作“清真寺”，在时间上大体是相一致的。因此，我认为开封伊斯兰教之使用“清真”一词，即令不是从明朝万历年间起始的话，也可能不会在此之前早得太多。
综上所述，可知中国伊斯兰教开始使用“清真”一词的时间，不论是就全国范围来说，还是就开封地区来说，都较中国“一赐乐业”教（犹太教）为晚。但这并不等于说中国伊斯兰教之称作“清真”，是因袭他人而来。恰恰相反，中国伊斯兰教后来称作“清真”教，完全是其自身名称发展的合乎逻辑的结果。只要我们看一看中国伊斯兰教早期的礼拜寺名称——“清净寺”、“真教寺”，我们就会自然地得出结论，这“清真寺”的名称完全是由先前的名称演化而来的。所以在赋予“清真”一词以宗教上的含义方面，中国伊斯兰教众同样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三
在中华文化与犹太文化的接触、交流上，中国古代犹太人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我们知道，中华文化和犹太文化，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之一。中国犹太人对中华文化与犹太文化，曾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比较，认为二者有许多的共同点。明弘治二年《重建清真寺记》碑指出：“愚惟三教，各有殿宇，尊崇其主。在儒则有大成殿，尊崇孔子。在释则有圣容殿，尊崇尼牟。在道则有玉皇殿，尊崇三清。在清真，则有一赐乐业殿，尊崇皇天。其儒教与本教，虽大同小异，然其立心制行，亦不过敬天道，尊祖宗，重君臣，孝父母，和妻子，序尊卑，交朋友，而不外于五伦矣。”明正德七年《尊崇道经寺记》碑中也指出：“然教是经文字，虽与儒书字异，而揆厥其理，亦有常行之道，以其同也。是故道行于父子，父慈子孝。道行于君臣，君仁臣敬。道行于兄弟，兄友弟恭。道行于夫妇，夫和妇顺。道行于朋友，友益有信。道莫大于仁义，行之自有恻隐羞恶之心。道莫大于礼智，行之自有恭敬是非之心。道行于斋戒，必严必敬。道行于祭祖，必孝必诚。道行于礼拜，祝赞上天，生育万物。动容周旋之际，一本乎诚敬也。至于鳏寡孤独、疲癃残疾者，莫不赒恤赈给，俾不至于失所。贫而娶妻不得娶与葬埋不能葬者，莫不极力相助，凡婚资丧具，无不举焉。及至居丧，禁忌荤酒。殡殓不尚繁文，循由礼制，一不信于邪术。下至权度斗斛，轻重长短，一无所敢欺于人。”这就是说，中国犹太人认为，他们所信奉的一赐乐业教（犹太教）的“道经”，虽然与儒家的经典是用不同的文字书写的，但二者所阐明的都是“五伦”（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常”（仁、义、礼、智、信）之道，所体现的都是“日用常行、古今人所共由之理”(31)，在这些根本问题上则是相同的。当然，这一方面表明了中华文化与犹太文化存在着许多共同之点，同时也表明了中国犹太人所受儒家思想熏陶之深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上述这种思想、认识，在清代中国犹太人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如清初“尊教弟子”赵映斗为一赐乐业教清真寺所写的一副对联说：“识得天地君亲师，不远道德正路；修在仁义礼智信，便是圣贤源头。”另一“尊教弟子”艾复生所写的对联说：“教学合尼山，人物本乎天祖，冬至而修，恪守先王闭关之典；字画宗疱羲，义理包乎法象，七日而斋，得其复见天地之心。”其又一对联说：“道源于天，五十三卷，备生天生地生人之理；教宗于圣，二十七字，得传心传道传学之微。”所有以上这些词句，都充分显现出了儒家思想对中国犹太人的深刻影响和犹太文化与中华文化的融合。清代中国犹太人甚至直称他们的“道经”是“本天人之道，合孔孟之理”(32)。这就更进而以儒家的思想伦理去作为衡量其“道经”的是非标准了。
在中、犹节日文化方面，也有相互渗透融合的表现。如开封有的犹太人家在新春贴门联时，总要在门联的横额上用鸡血（或用硃砂代替）划一道。这应是犹太人的逾越节礼俗和中国春节风俗的一种融合。大家知道，根据《旧约·出埃及记》的记载，犹太人所信奉的上帝“雅赫维”（耶和华）曾晓谕说：以色列全会众在逾越节宰杀羊羔时，“各家要取点血，涂在吃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门框上和门楣上。……因为那夜我要巡行埃及地，把埃及地一切头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击杀了，又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我是耶和华。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作记号，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我击杀埃及地头生的时候，灾殃必不临到你们身上灭你们。”(33)这就是说，只要按照上帝的吩咐，将羊血涂在住房的门框和门楣上，就可以得到上帝的保护，灾难就不会降临到自己的头上。而且上帝“雅赫维”（耶和华）所规定的逾越节的时间，是在“为一年之首”的“正月”（公历三至四月间）中旬。这样，开封有的犹太人家在欢度中国传统的新春佳节时，为了祈福禳灾，同样能得到上帝的呵护，很自然地就会将过逾越节时在门框、门楣上涂血避灾的观念和作法，运用到过春节上去，从而最终演变成为在春联的横额上涂血（划上一道血）以祈福避灾的习俗。而这种习俗的产生，应该说是中、犹节日文化相融合的一种结果。
四
中国犹太人在医学的研究和应用上，也有相当的成就。
如前面提到的被明成祖“钦赐赵姓”的俺三，原来就是一位“医士”(34)。明末开封犹太人艾应奎，字文所，“好文，更称良医。精脉理，疗病多中。”(35)还在开封“土街角”以东的“街南”，开设了一处“艾文所药局”(36)，专门炮制、经绡各种道地药材。他的儿子艾显生和艾复生，也都是著名的医生。
除上述艾氏家族外，清代还有一些开封犹太人也长于医道。如清末时的李起唐，就精通医术，他曾收集、注释民间验方二百三十四条，能治疗一百多种常见和疑难病症。同时期的开封犹太人石维峋家族，也热爱医道，他们曾辑注中医民间验方一百二十二则，能治疗内科、外科、儿科、妇科、骨科、五官科、皮肤科等多方面的疾病(37)。
五
中国犹太人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他们身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非常热爱自己的国家，积极参与国家各方面的建设和抵御外侮的斗争。如前述“若布列中外，而致君泽民者有之。或折冲御侮，而尽忠报国者有之。……”，就是这一方面的写照。他们还明确表示：“本教尊崇如是之笃，岂徒求福田利益计哉！受君之恩，食君之禄，惟尽礼拜告天之诚，报国忠君之意。祝颂大明皇上：德迈禹汤，圣并尧舜；聪明睿智，同日月之照临；慈爱宽仁，配乾坤之广大。国祚绵长，祝圣寿于万年；皇图巩固，愿天长于地久；风调雨顺，共享太平之福。”(38)这些文字，虽然主要是对明朝皇帝的祝福和颂语，但在字里行间，确实洋溢着一种强烈的爱国、报国的热忱。明代的“奉教弟子艾田”，在他为开封一赐乐业教清真寺所写的对联中也说：“天经五十三卷，口涌心维，祝皇图于巩固；圣字二十七母，家喻户晓，愿社稷以灵长。”在清代开封一赐乐业教清真寺大门外的“赵氏牌坊”上，也写着“敬天祝国”四个大字。这些情况，同样也都表现出了中国犹太人的爱国意识和对国家兴衰的深切关怀。应当指出，中国犹太人的这种将爱教和爱国紧密结合起来的思想美德，乃是中国爱国主义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需要加以弘扬的。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对中国侵略的步步深入，中国犹太人和全国其他各族人民一样，更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因此，他们和全国人民一道，又积极投入了反抗外国侵略势力的斗争洪流。他们对那些为西方侵略势力服务的“洋人”、“洋教”十分反感。如当清同治六年（公元1867年）美国圣公会主教施约瑟来开封宣传“洋教”时，他们就曾贴出招贴，对施约瑟和西方侵略者痛加指斥。后来，施约瑟在美国波士顿召开的一次大会上谈到当时的情形说：“经过二十天之后，我被群众包围并赶离开封。”(39)这一情况，充分显示出了中国犹太人的爱国精神与反对外来侵略势力的激昂情绪和坚定立场。
注释：
①参看拙文《中国犹太人定居开封时间考》，《史学月刊》1993年5期。
②明弘治二年《重建清真寺记》碑。现藏开封市博物馆。
③明正德七年《尊崇道经寺记》碑。现藏开封市博物馆。
④《皇明大政记》卷七。
⑤明弘治二年《重建清真寺记》碑。
⑥《明史》卷一一六，《诸王》一。
⑦《万历野获编》卷四，《周定王异志》。
⑧《明太宗实录》卷九二。
⑨《万历野获编》卷四，《周定王异志》。
⑩《明太宗实录》卷二三二。
(11)《明史》卷七六，《职官》五。
(12)《明仁宗实录》卷一下；明弘治二年《重建清真寺记》碑。
(13)弘治二年《重建清真寺记》碑。
(14)康熙二年《重建清真寺记》碑。
(15)康熙二年《重建清真寺记》碑。
(16)弘治二年《重建清真寺记》碑。
(17)马寿千：《伊斯兰教在中国为什么又称为回教或清真教？》，载1979年10月9日《光明日报》。
(18)《元史》卷九九，《兵志·镇戍》。
(19)《新元史》卷九八，《兵志一》。
(20)《元史》卷一一，《世祖纪》八。
(21)《元史》卷一五，《世祖纪》一二。
(22)顺治《祥符县志》卷一，《寺观》。
(23)陈垣：《开封一赐乐业教考》。
(24)清康熙二十八年《重建清真寺碑记》，石碑现存开封伊斯兰教东大寺。
(25)(26)(27)佚名：《如梦录》，《街市纪第六》。
(28)李光壂：《守汴日志》。
(29)明弘治二年《重建清真寺记》碑。
(30)石额现存开封三眼井街伊斯兰教清真寺的一间储藏室里。
(31)明正德七年《尊崇道经寺记》碑。
(32)清康熙十八年《祠堂述古碑记》。刻石碑现藏开封市博物馆。
(33)《旧约·出埃及记·定逾越节之礼》。
(34)明弘治二年《重建清真寺记碑》。
(35)乾隆《祥符县志》卷一五，《人物·方技》。
(36)《如梦录·街市记第六》。
(37)参看王一沙：《古代中国犹太人的著作》，《开封文博》1990年1-2期。
(38)明弘治二年《重建清真寺记》碑。
(39)参看江文汉：《中国古代基督教及开封犹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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