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马克思和怀特海——从“过程”所体现的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转变看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冲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怀特论文,黑格尔论文,马克思论文,思维方式论文,人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860(2006)05-0018-06
究竟应当如何看待现代西方社会和文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冲突”？本文试图从我自己正在建构和不断完善的“社会个体生成论”(The Social Individual Growing-up Theory)的基本立场和方法论视角出发，通过概略考察西方思想史上最杰出的三位大思想家，即黑格尔、马克思和怀特海的“过程”思想的基本特征，从探讨西方学者思维方式转变的角度，论述“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冲突”在思维方式方面存在的基本根源。
一、为什么选择这三位思想家？
我们把黑格尔、马克思和怀特海放在一起加以探讨，绝大多数中外学者都不免会感到奇怪：他们的时代背景、学术使命、研究取向和研究结果都有非常重大的差异。但是，就强调和研究“过程”而言，特别是就通过这样的研究而揭示西方哲学传统思维方式变革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而言，把他们放到一起加以探讨却是有充足的学理依据的。
（一）黑格尔过程思想的基本特征
概略说来，我认为黑格尔的“过程”思想主要具有以下几个基本特征：
第一，“过程”的彻底性。在他看来，万事万物无不处于“绝对理念”的辩证运动过程之中，无不是这种辩证运动过程的组成部分。尽管他曾经为“绝对理念”的运动过程设置了某种“终结”，但从他所谓“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这样一种观点来看，这种“终结”也同样是辩证的、处于过程之中的。
第二，晦涩的思辨性。总的来说，他的“过程”观主要是作为研究方法而存在、为他建构“绝对理念”学说服务的。这样一来，他便由于把一切都归结为“绝对理念”并加以相应的探讨和论述，而使其过程思想具有了非常突出的思辨性。
第三，一定的社会性。这一点最突出地表现在他在《精神现象学》中有关主奴关系及其辩证转化的论述上。在我看来，尽管他的社会哲学思想从属于他的“绝对理念”理论体系，但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对我们今天从“过程”角度审视、探讨和研究社会个体的现状及其发展态势具有宝贵的方法论启发意义。
第四，基本思维方式的扬弃性。这突出体现在他对康德及其以前的西方哲学传统思维方式的批判和改造上，即通过批判所谓“在冒险下水以前要学会游泳”[1](P42)的观点，来具体展开他自己关于“绝对理念”辩证发展的理论体系。
第五，非个体性。在黑格尔的庞大哲学体系之中，具有总体性的、不断辩证发展的“绝对理念”处于主导地位，现实社会个体及其命运并不是他所充分关注的焦点，尽管他的理论体系之中充满着对主体自由的关注和强调。这样一来，这种以获得真理为根本取向的“绝对理念”的辩证运动，实际上就掩盖了现实社会个体、吞没了本来已经存在的社会哲学成分，变成了为他构建纯粹思辨的抽象体系服务的手段。
（二）马克思过程思想的基本特征
在我看来，马克思的“过程”思想具有以下几个基本特征：
第一，强烈的现实性。与西方思想史上以往的任何思想家相比，马克思对社会现实的关注都是最突出的。这种关注可以说是他的所有学术研究的最根本出发点——这不仅体现在他对西方以往所有各种形而上学体系的彻底批判扬弃上，而且也构成了他的“过程”思想的根本依据，因为以往的形而上学体系都由于追求共时性的、绝对普遍有效的“真理”，而从根本上忽视了作为其根本基础而存在的、不断发展变迁的特定社会现实。马克思所面对的资本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生存状况，本身就是处于“过程”之中的社会发展变迁的结果。这样一来，其结果便具体表现为，马克思的“过程”思想不单纯是“学理性”的，而是同时具有特别突出的现实色彩。
第二，彻底的批判性。马克思通过强调世界的客观物质性、强调社会实践所具有的根本性学术地位，通过对黑格尔的辩证客观唯心主义体系的彻底“颠倒”，对西方以往各种形而上学体系都进行了彻底的批判扬弃：“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的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2](P56)这样一来，马克思一方面通过彻底批判以往的抽象形而上学理论体系，打破了“观念王国”，在其所建构的“实践哲学”中融入了丰富的“过程”思想，并因而实现了对以往哲学思维方式的彻底变革。但另一方面，由于马克思并未建立起系统完整的哲学理论体系，因而继这种批判之后所必须进行的理论建设并未彻底完成。
第三，鲜明的革命性。马克思建立在社会实践基础之上的哲学思想，完全是为了无产阶级的解放运动而进行研究和论述的，这就使其“过程”思想具有了非常鲜明的革命性。在我看来，这种革命性虽然有具体指导无产阶级革命的巨大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但是另一方面，它也使马克思没有进一步系统论述和完善其将“过程”思想蕴含于其中的“实践哲学”，从而在基本理论观点、特别是在研究方法论方面，都留下了不少使后人难以为继的理论研究难点，并且由于比较强烈的意识形态特征而使一些人难以清楚认识其重要意义。
第四，突出的社会性。如果说与学院派哲学家相比，马克思没有构建系统完整的哲学理论体系似乎不近人意，那么，贯穿于马克思思想始终的、强烈的社会性，则几乎是其他任何一位哲学家所难以相比的——在我看来，此举尽管未能形成严谨的理论，但却不仅使他的思想对推动社会现实的变迁产生了无与伦比的深远影响，而且，也从学理角度极大地拓展了西方哲学的研究视域，既使“过程”思想贯彻到社会领域之中并产生了卓有成效的成果，也因此而为西方哲学研究探索其根本出路，即走向“社会科学化”指明了方向、开辟了道路。①
最后，个体的被遮蔽性。由于时代的要求和限制，马克思同样也没有对现实社会个体予以应有的充分关注——总的说来，他更多地研究和论述的是“类”、“无产阶级”，因而没有对现实社会个体的诸多方面予以足够全面和深入的探讨、研究和论述；而这样一来，他对现实的人的关注和研究就基本上停留在“类”的层次上，没有进一步对现实个体进行更加具体和深入的研究。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们更是从追求“科学真理”的愿望出发，通过自己各种各样的探讨和研究而把这种缺陷进一步强化了。实际上，这种做法使建立在“实践”基础之上的社会哲学研究难以深入下去，因而从“过程”研究的方法论角度来看，也使马克思的思想仍然停留在无法把“类”和“个体”完全统一起来的水平上。
（三）怀特海过程思想的基本特征
自从怀特海于20世纪上半叶提出其系统的“机体论”过程哲学以来，将近一个世纪已经过去，但这种哲学无论在今天的西方学术界、还是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哲学界，都仍然处于边缘地位，难以发挥主导作用。究其原委，除了语言晦涩、体系庞大以外，最根本的原因似乎是“过程”思想与西方哲学有史以来的主导性思维方式和研究模式格格不入。
概略说来，我认为怀特海的“过程”思想主要具有以下几个基本特征：
第一，基础的坚实性。与西方历史上绝大多数传统形而上学哲学家不同，怀特海完全是从自然科学研究领域崛起的——他对数学和物理学理论的精湛研究和相关成果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这就保证了他的理论阐述论据坚实、逻辑严密，同时，怀特海作为一个饱受西方科学和哲学传统思维方式陶冶的思想家，却能够洞察这种思维方式的种种弊端并独辟蹊径进行“过程哲学”研究，这就不能不说他目光锐利、高瞻远瞩了。
第二，批判的深刻性。怀特海对西方哲学传统思维方式的批判不仅非常明确，而且非常深刻。他的批判所针对的是西方哲学基本思维方式和研究模式中的二元对立传统，这种对立在本体与现象、一与多、动与静、永恒与流变、存在与生成、心与物、事实与价值、决定论与意志自由等根本性的形而上问题都有所体现。人们从他对“误置具体性”的谬误和“完善词典”谬误的批判中，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这一点。这种批判是极其深刻的，怀特海的过程哲学也正是通过这样的“破”而“立”起来的。
第三，研究视域的辽阔性。怀特海的“机体论”过程哲学不仅高屋建瓴，而且研究视域非常辽阔。无论宏观世界、中观世界，还是微观世界，无不在其“过程”视角的审视范围之中，任何一种事物都无不成为他所谓的、作为“实际存在物”(entities)而存在的“机体”。从这种意义上说，他这种“一以贯之”的“过程”思想确实是前无古人的。
第四，研究视角的推延性。众所周知，怀特海的过程哲学研究的原始基础是以数学、物理学为主的自然科学，他是从研究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出发，通过吸收生物学的发展成果，逐步扩展其研究视角、从而构建其“机体论”过程哲学的。因此，他的基本理论框架具有浓厚的“宇宙论”色彩，而对社会领域和宗教领域的探讨和研究则是通过“研究视角的推延”实现的。但这样一来，就出现了这种推广的合理依据或者说合法性的问题，因为出于竭力追求研究结果的普遍有效性的缘故，西方哲学传统思维一向是忽视社会哲学研究的，怀特海也基本上是如此。②在这种情况下，不仅“过程”思想与社会哲学与生俱来的联系没有得到应有的突出，怀特海“过程”思想也缺少了必要的社会哲学方法论维度，难以直接为我们今天研究和解决“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冲突”提供直接有效的启发。
最后，现实社会个体缺乏性。和黑格尔、马克思一样，怀特海也没有对现实社会个体诸方面进行全面与有效的研究。在我看来，这种情况所产生的后果不仅直接威胁到他自己的研究成果和理论的有效性，而且从根本上说，也为他解决西方哲学史上特有的“殊相”与“共相”、“事实”与“价值”的二元分裂对立状态设置了难以逾越的障碍。因为“殊相”本身便与现实社会个体的认识过程紧密相关，“价值”及以之为依据的评价更是这种个体的主观世界由于特定的生成过程所特有的，因此，忽视现实社会个体并不单纯是一个研究视域大小、研究侧重点差异的问题，而是事关整个哲学研究事业成败的关键性方法论问题。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作为西方思想史上最重要的三位论述“过程”的思想家，黑格尔、马克思和怀特海虽然各具特色，但其共同点是都从强调“过程”思想的角度出发，对西方哲学传统的思维方式进行彻底的清理和批判，并且都由于其特殊的立场局限、时代局限或者研究视角及方法论方面的局限，没有对现实社会、特别是现实社会个体予以充分的重视和研究。那么，对于我们今天研究和解决“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冲突”来说，这些思想具有什么启发意义呢？
二、“过程”思想的启发与作为出路的社会个体生成论
我们之所以不惜篇幅概述黑格尔、马克思和怀特海的过程思想的基本特征，主要目的在于揭示“过程”研究对西方哲学传统思维方式的彻底变革性，以及进行这种根本性变革的艰巨性，同时概略说明这种研究必须充分关注处于历史传统和现实社会文化背景之中的社会个体诸方面。
（一）西方传统思想所包含的基本思维方式和认识方式的主要特征
概略说来，我认为西方传统的基本思维方式和认识方式主要具有以下四个基本特征：
第一，其基本目的是竭力“追求客观和普遍有效的真理”。它以认识主体和认识对象的分裂和对立为出发点，立足于客观因果性，竭力寻求客观知识及其终极基础和依据，或者说竭力寻求普遍有效的“绝对真理”。这种基本意向不仅没有关注人生的主观性精神寄托，反而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对主观世界的各个方面加以抑制。这样一来，真理和作为其基础的事实便成为成为人们注意的焦点，而由现实社会主体的各种主观感受、价值评价和信仰构成的人文领域的所有各个方面，则都被当作不利于认识者得到这样的“真理”的成分而受到了压抑和排斥，并因此而被忽略了。
第二，其研究方式主要是采用“共时性分析”。它主要关注作为研究对象的客观事物的现状，力图通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抽象、分析和研究步骤，得出有关客观对象之当下规律的“普遍有效的”知识，即得出相应的所谓“普遍”真理而不顾或者至少可以说不重视对这种对象的来龙去脉进行“历时性分析”，似乎这样的“普遍有效”性完全可以把所有各种“历时性分析”及其结果都囊括在内了。这样一来，主要以“历时性”和“过程”而不是以“共时性”的方式存在并发挥作用的各种人文现象，也就根本不可能得到充分关注和研究了。
第三，其种种研究方法和步骤，基本上都是为了使其所得出的研究结论尽可能“形式化”、“纯粹化”和“精确化”。它坚信，只有经过纯粹理智的抽象和形式化而得出的、关于客观事物之规律的所谓“绝对精确的”认识结果，才是知识和真理，才具有“绝对的普遍有效性”。而这样一来，所有各种无法纯粹化、形式化和精确化的认识对象及其成分，包括那些具有社会性、主观性、过程性和质料性的社会成分和人文因素，也就都不可能进入它的考虑范围之内了。
第四，其所得出的各种研究结论，基本上都与现实主体深刻的精神生活和主观感受无关。这是前述三个方面所必然带来的结果。
最后，其所激发和促成的人生目标，基本上表现为“无限的征服性和攫取性”。它一方面通过把自然界、甚至把人的需求和欲望都看作是可以无限认识、开发和利用的对象，表现出“无限的征服性和攫取性”，另一方面，作为其认识结果而存在的科学技术所创造出来的、不断激增的巨大物质财富，又从现实角度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无限的征服性和攫取性”。显然，这样一来，它就促成了一种“恶”的无限循环，从而促成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冲突”。
显然，具有上述五个基本特征的西方思想传统思维方式和认识模式，在一方面促成和不断推进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的发展、为人类提供越来越丰富的物质财富的同时，实际上也在另一方面表现为对包括主观感受和主观体验在内的、人文科学的几乎所有领域，都以不同的方式和手段加以忽视、限制、甚至拒斥。这种基本倾向从根本上、从基本思维方式和认识模式的意义上，构成了当今“科学与人文冲突”的最深刻、最主要的根源之一。
既然如此，我们从考察黑格尔、马克思和怀特海的“过程”思想之基本特征的角度出发，探究“过程”思想通过对西方哲学传统思维方式和研究模式的彻底批判扬弃，而对我们今天探讨、研究和解决“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冲突”所具有的启发意义，也就不是毫无根据的一厢情愿之举了。那么，“过程”思想的启发意义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二）“过程”思想的启发意义
在我看来，这种启发意义主要通过“过程”思想的以下几个基本特征表现出来：
第一，从对象本身的角度来看，由于“过程”思想坚持认为，包括研究者的研究对象和研究结论在内的所有各种事物，都处于持续不断、永不休止的运动过程之中。所以，它要求人们在以社会实践为基础客观地面对其认识对象、改造对象和他们自身的时候，不再仅仅集中关注当下的共时性维度，而是必须同时自觉地逐渐形成重视发展变迁的心态和视角——这意味着，人们不仅需要了解这些对象的现状，知其“然”，更需要进一步认识和把握其“来龙去脉”，把握其“所以然”。
第二，从强调所有各种事物都通过“过程”而相互联系起来的角度来看，“过程”思想要求人们不再单纯地运用西方哲学传统思维方式为了获得“共时性”“普遍真理”而采用的孤立、静止、片面的认识态度，而是必须对这种做法加以扬弃，进而从各种事物普遍联系，特别是从不断生成和发展的角度来对待它们——这意味着，我们不仅需要把作为我们对象的外界事物看作是普遍联系、不断生成的，而且必须把我们自己的主观世界也同样看作是通过普遍联系的“过程”而不断生成的。
第三，从“过程”思想所要求的、研究者应当采取的方法论视角的角度来看，我认为，它要求研究者不仅重视和引进“历时性”视角，而且还必须将之与其运用的“共时性”视角有机结合起来。“过程”思想虽然寻求对上述西方哲学传统思维方式的彻底变革，但这种变革绝不意味着彻底抛弃其所一贯坚持的“共时性”视角，而是必须对这种视角进行扬弃——这既意味着，研究者绝不能因此而抱克拉底鲁所谓的“人一次也不可能踏入同一条河流”的极端虚无主义态度，而是必须时刻进行自觉反思，真正恰当地把这两者有机结合起来并使之真正有效地发挥作用；同时，这种要求其实也从根本上提出了我们不得不加以认真对待和解决的、把我们引向“社会个体生成论”的一个难题：究竟什么人，究竟具备了什么素质和水平，才有可能真正把这两者有机结合起来？
最后，必须以社会实践为一切“过程”研究的基础。在我看来，马克思虽然没有形成自己特有的、以社会实践为基础并蕴含“过程”于其中“社会哲学理论体系”，但是，他的这种哲学思想却既扬弃了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所具有的、抽象思辨的“宏大叙事”色彩，同时也不像怀特海“机体论”过程哲学那样基本上没有把对社会领域的研究置于主要地位，而是完全立足于社会领域，通过“实践”这个集对世界的认识过程、改造过程和主体自我的发展过程于一体的切入点，通过自己特有的既唯物、又辩证的开拓性研究，为“过程”思想研究开辟了既宝贵又广阔的研究领域。
那么，结合探讨和研究“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冲突”这个问题来看，“过程”思想的这些启发怎样才能真正发挥作用呢？我认为，只有通过诉诸现实社会、诉诸以不断参与社会实践的形式生存发展的现实社会个体，这些启发才能真正发挥作用。
（三）作为基本出路的社会个体生成论研究视角
在我看来，通过站在前人的肩膀上进行“过程”研究来探寻克服“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冲突”的方法和途径，基本出路就在于采用真正能够把“社会”和“个体”有机统一起来加以研究的“社会个体生成论”的基本立场和方法论视角。那么，什么是“社会个体生成论”呢？
概略说来，“社会个体生成论”是我自己在多年研究美学、西方哲学，社会哲学和文化哲学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完善的一个基本思路，它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基本要点：
第一，包括研究者在内的每一个现实个体，都处于某种由特定社会群体、具体社会环境和历史文化传统构成的生成过程之中。
第二，这种生成过程具有两个方面：一是个体通过相关的各种社会互动过程获得内容日益丰富的社会角色，二是个体的主观世界因此而达到内容越来越丰富的精神境界。
第三，包括学术在内的人类社会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都是这种生成过程的结果，都是由不同的社会个体通过这样的过程而不断进行建构的结果。
第四，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所有这些方面，都必须从有关这样的社会个体主观世界的生成过程的视角出发进行探讨和研究。
虽然囿于篇幅和目前的研究水平，还不可能从“社会个体生成论”这些基本立场和观点出发，详细论述究竟如何才能真正使“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冲突”得到解决，但是，就我们在本文之中所强调的、从“过程”所体现的西方哲学思维方式转变来考察“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冲突”这种角度来说，我们可以概略指出以下几个方面作为结束：
第一，真正利用包含历时性维度、扬弃共时性维度的“过程”视角，实现哲学基本思维方式和认识模式的根本转变——在这里，通过坚持自觉的反思态度，从“过程”角度对自己的对象进行清晰和恰当的“定位”，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第二，使作为研究主体和研究对象而存在的现实主体，都真正做到能够既从“过程”的角度看待对象，又从生成的角度反观自身——只有真正形成这样的“过程”观，才有可能逐渐自觉地克服上述“无限的征服性和攫取性”。
第三，通过进行知识社会学、文化社会学等方面的探讨，使“过程”研究真正能够既通过逐渐深入认识和研究现实个体的社会化“过程”而真正做到“社会科学化”，又通过文化研究、特别是文化哲学研究，真正揭示现实社会个体的主观精神境界的具体表现和“生成过程”，逐渐得到真正的具体化，从而使“宏大叙事”得到扬弃，为我们认识、探讨、研究乃至克服“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冲突”，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
“路漫漫兮，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路正长，但前途是充满希望的。
收稿日期：2006-04-10
注释：
①在我看来，20世纪以后的西方哲学研究，都从不同的立场、研究对象和角度出发，逐步走向生活领域、走向“社会科学化”，几乎没有例外，而马克思的研究则无疑是开了这个方面的先河。
②就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怀特海的社会哲学研究成果只有他到美国之后发表的10篇论文（参见Whitehead's American Essays in Social Philosophy,Ed.By A.H.Johnson,Harper and Brothers Pulishers,New York,1959），就其数量、深度和广度而言，显然根本无法与他的“宇宙论”过程哲学的主要内容相比。他在其《数学与善》第十一节中把模式与善恶联系起来加以考察的做法，就非常鲜明地体现了这种“推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