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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0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774(2010)06-0125-05
民主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近年来受到国内学界的高度关注。可以说，当今没有任何一种社会思潮像民主社会主义那样给学界带来如此的情感焦灼，以至于促发如此微妙而又急促的心理反应。直面这种社会意识和社会心理的最好方式，就是以一种积极的学术责任来检视民主社会主义研究所涵涉的论题、困惑及研究策略。
一、民主社会主义研究的问题域
作为一种有着历史渊源和强烈现实针对性的社会思潮，民主社会主义注定要陷入巨大的争议之中。争论的问题域集中在民主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性质、马克思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的关系、民主社会主义与中国的前途、民主社会主义的双重性等方面，焦点则是民主社会主义能否强中国？
1.民主社会主义姓“资”还是姓“社”？这是国内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一个关注点。从理论源头和本质特征上厘清民主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是判断民主社会主义姓“资”还是“社”的关键所在。表面上看，“民主社会主义”这一概念是“民主”加“社会主义”的组合，其性质似乎可以界定为“民主的社会主义”。谢韬就是这样说的：“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上写的是民主社会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坚持民主社会主义。”[1]这种将民主社会主义等同于马克思主义进而视其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观点受到了普遍的质疑。有学者形象地将民主社会主义称为“资本主义病床边的医生”，本质上是一种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2]。许多学者认为，应当看到民主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在渊源、性质和功能上的根本不同，前者的目的旨在改良资本主义制度[3]。一些西方国家执政几十年的社会党、社会民主党的实践证明了上述判断，民主社会主义从意识形态来说是一股反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潮，从社会制度来说则是经过改良的资本主义制度[4]；非西方国家尤其是前苏联的“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的历史悲剧同样反证了这一点。美国前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曾指出：“民主社会主义或福利国家常常是同共产主义学说的吸引力进行斗争和为共产主义模式提供另一种民主选择最有效办法”[5]11。社会主义国家绝不能搞民主社会主义，这应当是我们从历史中得出的基本结论之一。
2.马克思恩格斯是民主社会主义者吗？这是民主社会主义研究中一个极具冲击性的话题，也是需要正本清源的关键问题。客观地说，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是民主社会主义者的观点并非空穴来风，其依据是被误读和曲解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一些话题或表述。比如，民主社会主义者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著述的解释，得出了民主社会主义不仅是“《资本论》的最高成果”而且是“马克思主义的主题”的结论[1]。与之相反，持否定态度的观点则坚持马克思和恩格斯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民主社会主义者：科学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既不“同祖”，也不“同根”，更不是“同义语”[6]。理由有三：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所谓的民主派不是彻底的革命者，他们在1850年3月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中阐述了这一观点；马克思恩格斯不止一次明确表态自己是“共产主义者”而非“社会民主主义者”；马克思恩格斯前后态度的细微变化并不意味着他们放弃了科学社会主义而转向民主社会主义。不难看出：马克思恩格斯虽然在某个特定场合或某个特定时期对民主社会主义持有保留态度，但绝对不能由此就认定他们是民主社会主义者。马克思恩格斯是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他们为之终生奋斗的是共产主义事业。
3.民主社会主义能否解决中国的问题？民主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在中国的传播，是通过一种超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上的独特“社会模式”被借重的，这种社会模式就是所谓的“第三条道路”。在争论民主社会主义能否解决中国的问题时，谢韬就将民主社会主义视为解决中国前途问题的唯一正确的社会模式，并认为“民主社会主义正在改变世界”[1]。对此，学者们从不同层面进行了驳斥。首先，所谓的“第三条道路”并非横空出世，以民主社会主义为理论核心的这种社会模式只是西方社会普遍性的自我心理调适和文化调味品而已，如果将“民主社会主义”作为中国的旗帜和口号，不但无助于中国的发展，而且会产生适得其反的后果[6]。其次，民主社会党在一些国家推行“高税收、高福利”政策，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冲突和阶级矛盾，但并未从根本上克服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如果在中国照搬这种社会模式，势必扰乱发展战略，甚至导致政治的动荡和国家的瓦解[7]39-40。再次，一些北欧国家国小人少但资源相对丰富，历史上受战争破坏较少，民主观念传播较为广泛，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传统使其走上了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发展模式，其他国家不可简单地复制套用。中国并不具备搞改良主义的历史和现实条件，不可能搞北欧的模式[7]40。最后，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与民主社会主义某些理念的巧合并不意味着二者可以互相取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民主社会主义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思想体系和发展道路，是“两股道上跑的车”[7]41。因此，对于民主社会主义模式，参考借鉴有必要，顶礼膜拜不值得，迷信照抄更有害[8]。
4.民主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何本质区别？为了在中国推行民主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和政策主张，民主社会主义者总是有意地将民主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间的界限加以模糊甚至等同起来，其中一种说法就认为改革开放等一系列新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实质就是民主社会主义[1]。对这种论调的批判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从历史渊源进行发生学的勘定。从理论源头上勘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两种思想体系之不同，实际上就是要澄清科学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的历史纠结，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建立在科学社会主义基础上的。有学者提出，历史地看，科学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之间的纠结经历了从本是同根生、从同室操戈到分道扬镳、社会党快速发展、从对抗转向合作、你中有我和我中有你这样五个发展阶段[9]。其二，从理论基础看各自内在取向的分野。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澄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两个思想概念的不同涵义，同时划清它们作为两条不同政治道路之间的原则界限[10]。从如何对待科学社会主义、如何对待资本主义和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这三个根本性问题的态度上进行甄别，可将民主社会主义归结为指导思想上的多元主义、政治制度上的改良主义和价值取向上的伦理主义的组合，这决定了它是一种完全不同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异质性思想体系。其三，从意识形态上进行敌我两分的比照。这是一种立场最鲜明、逻辑最简明、形式最直接的探究方式。从社会制度的本质特征上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西欧国家的民主社会主义有着原则性的区别。社会主义国家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否则就会导致亡党亡国。如果说十月革命胜利后的苏联、东欧、亚洲、拉丁美洲各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我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从正面证明了这一点，那么，苏东剧变则从反面证明了这一点[11]。最后，从执政理念看政策主张的本质差异。民主社会主义者认为民主社会主义政党拥有先进的执政理念和政策主张，这些理念和主张可以为当下中国社会发展所采纳。但是，中国现阶段实行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与民主社会主义的“混合经济”虽然形式上有相似之处，又有着本质上的区别。那种认为“混合经济”在性质上既不属于完全的资本主义经济，也不属于完全的社会主义经济，而是一种独立于公有制与私有制之外而又超越它们的第三种经济制度或经济形态的看法无疑也是荒谬的[12]。
二、民主社会主义研究前景展望
毋须讳言，国内民主社会主义的研究，对于人们加深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客观把握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的实际情况，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时，这一项研究还使得人们对民主社会主义自身有了一个更为全面和深入的认知，通过众多学者从历史哲学、政治哲学和解释学等不同角度的阐释，不仅揭示出了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源头并廓清了其本质内涵和现实指向，还在一定程度上拨开了笼罩在这一较为时尚的社会思潮身上的迷雾。当然，就研究的现状，尤其是与国外的研究情况相比较，尚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研究方式和途径亦有值得改进的地方。
1.研究方法
从方法论上看，国内民主社会主义的研究总体上坚持“批判的知识学”和“实证的政治学”相结合的路径，体现出鲜明的意识形态批判和明确的政治诉求。
需要指出的是，多数学者能够从文本出发，兼顾史料和实证经验，秉持着基本的学术操守。比如，围绕着恩格斯晚年是否放弃共产主义理想、暴力革命思想，是否是民主社会主义者，《资本论》第三卷是否颠覆了《资本论》第一卷，民主社会主义是否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等问题，学者们的评判就是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历史文献的充分占有和准确解读上的。如前所述，徐崇温、周新城、奚兆永、肖枫、肖楠等学者论从史出，言之有据，既能够分别从不同的视角对《资本论》第三卷、《〈法兰西内战阶级斗争〉导言》、恩格斯晚年对《费加罗报》记者的谈话及相关书信进行了整体性研究，同时又结合《资本论》的德文原著，从经济关系的总体联系中对《资本论》第三卷关于股份制的阐述进行解读，有力地批驳了民主社会主义者把经典作家的股份制论述归结为股份制是否定私有制的论断。显然，这些研究不是简单的政治批判，也并非孤立地抓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个别词句进行的逻辑推演。可以期待的是，这种以史实为依据、力求把握关键概念之准确含义甚至透过译误正本清源的学术态度，有望进一步推动对民主社会主义的研究。
当然，坚持知识学的方法论传统并不意味着取消合理的政治诉求。除了一些理论工作者表态性的批判之外，许多论者恰切地表达了自己对待民主社会主义的政治态度，并严格划清了民主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原则界线[10]。从这个意义上讲，民主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争不是单纯的学术性、细枝末节的分歧，而是关系中国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原则分歧：一些人把民主社会主义曲解为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提出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直接关系中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和社会发展方向，关系党和国家的前途与命运，因此对民主社会主义思潮不能听之任之，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加以批判[13]。
令人欣慰的是，一些论者对民主社会主义的批判坚持了辩证分析的方法，即便某些带有“左”的观念的理论工作者，在激烈抨击民主社会主义基本主张的同时，也肯定其某些具体政策、措施和做法的确缓和了社会民主党执政国家的社会矛盾。这种研究方式坚持批判与肯定相结合、静态分析与动态跟踪相结合的原则，主张把作为意识形态的民主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的具体政策区别开来，对作为意识形态和社会根本制度层面的民主社会主义应该毫不妥协地加以批判，在具体政策等微观层次的合理因素应予积极肯定并加以借鉴[14]。进一步地，不仅要从静态的角度剖析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特征和本质属性及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原则界线，还要从历史演进的动态视角考察其理论的嬗变轨迹：社会民主党由二战前把追求资产阶级民主作为通往社会主义的唯一道路，到二战后把资产阶级民主作为目标本身，从而使这种动态分析的方法体现出鲜明的历史感和辩证特色[10]。具体到对民主社会主义积极因素的分析上，在批判民主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前提下细致地探讨其可资借鉴的积极成分，如在经济上采用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模式，发挥各种经济成分的长处，重视市场管理，尊重市场机制的作用，重视经济立法工作，强调经济决策的参与性；在政治模式上注重民主法制建设，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中下层民众的具体利益；在社会建设方面重视社会保障和环境保护等等[15]。
坚持“批判的知识学”和“实证的政治学”相结合的研究路径，适应了全球化的趋势，也契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必须具有的世界眼光和开放品质。在全球化时代，研究中国的问题，离不开对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状况的综合观察；探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规律，离不开对世界上其他类型社会主义的把握。新的实践环境和理论语境中的民主社会主义研究，其问题域要从制度层面转向政策层面，其方法要注重多角度多层次的比较与鉴别，以走出过去那种或“左”或右的研究误区，真正将之置于科学社会主义论域之中[14]。
2.研究内容
关于民主社会主义研究的论题，国内学者涉及的范围颇为广泛，积累了不菲的理论成果，以上的评述即可见一斑。这里仅就可能进一步拓展的研究空间提出参考意见。
第一，关于民主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而非仅仅作为理论体系或者知识传统被广泛传播的原因，需要进行深层次的研究。从国外的情况来看，对于民主社会主义的研究虽然也随着民主社会党执政的兴衰有所影响，但总体上一直保持着较高的热度，不仅政治家大谈民主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而且一些思想家诸如吉登斯和哈贝马斯等亦对之相当关注。反观中国的情况，民主社会主义20世纪初就开始进入学界，但由于缺乏赖以滋长的社会土壤，很快就日渐式微。随着西方分化社会主义阵营力度的加大，尤其是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之后，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对中国的影响加剧，虽经批判后暂时沉寂下来，但近年来再一次在理论界蔓延开来。民主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几经起伏直到现今成为一个社会热点话题，个中缘由值得探究。对于理论工作者来说，以下问题有待澄清：民主社会主义最初传入中国之后是如何快速消沉下去的？最早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之持有何种态度？为什么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在改革开放取得历史性突破的时期抬头？在遭受打压之后，民主社会主义又何以在21世纪之初备受追捧？这一思潮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和文化价值根源何在？等等。这都是当下理论界需要进一步着力探讨的问题。
第二，关于民主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模式”与“中国模式”的比照与透析，除了宏观上的定性分析之外，尚需要有较为中观和微观的研究。新一轮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勃兴，是以一种新型“社会模式”的形态出现的，这种社会模式被谢韬等民主社会主义者视为中国前途之希望。与之类似，中国的改革开放及其巨大成就亦被西方媒体冠之以可供其他国家借鉴的“中国模式”，并同样被看成是中国走向未来迈向复兴之路的不二法门。如此一来，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模式”与“中国模式”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一种“竞争”的境地，不仅在话语权上相互砥砺争执，而且在社会治理方略甚至具体的社会政策主张等方面试图一争高下。如果将“中国模式”视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理论型构，而非西方理论界有意刻画出来的社会组织模型的话，那么，从意识形态角度来对比分析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模式”与“中国模式”的属性定位乃至价值取向等诸多定性问题，就不需要再度费力探讨，论者已经多有涉及。更为重要的问题在于：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模式”与“中国模式”的具体政策措施有何不同？其分别要达致何种价值目标？虽然许多学者对二者在政策主张、经济管理、社会改革等方面的合理因素进行了提炼，但缺乏历史文化、社会心理和价值观念的深入分析。对这些问题的进一步探究，不仅将为民主社会主义的研究拓开一条新路，亦能够对中国走向世界提供有意义的理论参考。
第三，关于“第三条道路”的理论申述和历史评价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可谓斐然，但对于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主张如何随着“第三条道路”的现实政治而出现修正、转向或变革等方面的问题，需要理论界及时跟进分析。近些年来，国内关于“第三条道路”的研究热情呈上升趋势，对其理论渊源、基本内容、理论原则、历史评价等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这是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基础。然而，奉行“第三条道路”者仍然大有人在，民主社会主义的鼓吹声仍然不绝于耳。可以预计，只要时代背景没有根本性的改变，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型没有彻底完成，西方世界推崇的“第三条道路”就将坚持走下去，虽然不无艰辛困苦。就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第三条道路”已呈颓势，一些民主社会党执政的国家也相继陷入经济不景气的境地，民主社会主义同温和保守主义之间展开中间地域的争夺，并遭遇右翼平民主义运动的新挑战，在此形势下民主社会主义内部亦出现分化，来自左翼的批评几乎使得右翼势力举步维艰。“第三条道路”如果按照既定方向走下去，就不得不回答以下新老问题：什么是“社会民主主义现代化”？其标准如何确定？重振经济实力究竟该选择凯恩斯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所谓的“福利国家改革”的底线在哪里？政府、市场和公民社会各自的职责是什么？又如何协调？所谓的“全球治理”和“主权让渡”依据何种规约？等等。如何解决这些难题，对于民主社会党的执政地位影响甚大，这也是民主社会主义研究必须面对的现实课题。
第四，关于民主社会主义性质的政党发展史和执政情况已经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关注，但依然缺乏深入的研究，尤其对于不同地区和不同文化传统背景下民主社会主义性质政党的比较研究鲜有亮色。民主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在当代世界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的思潮在不同地区和国家的发展很不平衡：北欧、西欧、南欧地区是民主社会主义的诞生地，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和政党在这一地区普遍影响力大，而在其他大多数地区民主社会主义则是“拿来主义”的产物，有些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的民主社会主义政党尽管在国内政治影响力很大，但由于国家面临的各种问题比较复杂，因而在看得见的将来很难给国家带来大的起色[16]。在民主社会主义诞生地之外的其他地区，虽然还看不到民主社会主义政党有执政的现实基础，但这并不意味着作为“拿来主义”产物的民主社会主义不可以在新的土壤中落地生根。因此，关注民主社会主义性质的政党发展史和执政情况，需要重视以下问题：欧洲一些国家的民主社会主义政党执政历程虽然千差万别，但也经历了几起几落，其共同的社会基础是什么？“第三条道路”是它们的共同选择吗？为什么除了欧洲之外民主社会主义政党鲜有执政佳绩甚或执政机会？这与非西方的文化传统尤其是核心价值体系有何内在关联？
最后，关于民主社会主义与其他社会思潮之间的关系，需要进行多角度比较研究，以揭示其对于现实社会的影响力。社会思潮是社会生活的晴雨表，既能够从一个层面反映出社会变迁的节律，又能够折射出人们的精神世界尤其是价值观念的律动：透过社会思潮的波澜起伏，人们可以触摸到变动着的社会生活的精神之流，更能洞察到社会历史的现状及其走向。中国正处在世纪之交的转折点，从整个世界发展的大背景上来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地位、作用和意义，离析与当代社会思潮之间的关系，是其面对着的一个具有世界性意义的课题。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剖析西方思潮及其内部之间的关联，进而通过扬弃现代西方文化，使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进入一个更高的崭新境界，正是这一课题的重要内容之一。不难发现，民主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新左派、新保守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现代西方社会思潮在理论界的广为传播，无不与我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价值观密切相关。但是，这些社会思潮是如何形成一股合力作用于中国现实社会的？它们彼此之间又是何种关系？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一些发端于西方的社会思潮一经进入中国，就会同其他时尚学说或理论主张挑战主流社会意识，一些社会思潮还会在碰撞与对话中快速发生变动，形成一种既带有原产地价值取向又适应现实土壤之政策主张的混合体，不断冲击现有的社会理论架构。这种文化现象正是容易被人们忽略但恰恰又是亟待正视的重要课题。
除此之外，民主社会主义研究还有很多悬而未决的问题。比如：民主社会主义是否存在着生成和发展的历史必然性与正当性？马克思主义在民主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中起着何种作用？民主社会主义的改良实践中是否包含着对资本主义的抗争、又是否培植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因素？民主社会主义的民主实现手段和实现程度是否具有社会主义意义？民主社会主义发展经济的理念是否可以为现实社会主义所借鉴？新式的第三条道路理论为民主社会主义带来了什么？等等[14]。这些问题都期待着理论界从新的角度在新的语境中给出合理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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