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老龄化”战略刍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刍议论文,战略论文,健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认为，我国自70年代中期开始的人口老龄化的特点是：老龄化的速度快，老年人口的增量巨大，人口老龄化的地区和时间分布不平衡；在未来二三十年后我国进入老龄化高峰期时，老龄问题将集中表现出来，可能与人口问题具有同等的严重性。为此，从现在开始就要进行各种必要的准备，而“健康老龄化”将是对付人口老龄化所应采取的一项明智、乐观和有效的战略选择。文章就健康老龄化的内涵、将健康老龄化战略纳入我国社会发展目标的必要性以及在我国实施健康老龄化战略的基本对策阐述了自己的看法。
在人类社会中， 人口老龄化〔1〕出现的历史还十分短暂。19 世纪50年代，法国刚刚出现人口老龄化的特征，其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比重达到了10%。19世纪下半叶，瑞典的老年人口也达到了相应的标准〔2〕。由于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是一个缓慢的发展过程， 是一场“静悄悄的人口革命”，所以其前期对社会和人口自身的影响并不明显，也没有引起更多的关注。到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伴随着社会性经济危机的震荡，再加之社会保障制度和福利国家政策的推行，人口老龄化和老年人问题在西方国家开始引起重视。人们迫切感到需要认识人口老龄化的社会经济影响，需要国家和政府出面制订切实可行的对策。到现阶段，世界范围内的人口老龄化已成为大趋势，人们对它的认识也逐渐深化。例如，国际老年学学会为1997年世界老年大会制订的口号是：“全球只有一个老龄化的前途”；1995年美国白宫全美老年会议则提出了“从现在起到下一个世纪，几代美国人将一起老龄化”的警告。
大略说来，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老年人问题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老年经济问题，二是老年健康问题。在发达国家，前一个问题已通过老年社会保障的发展和完善基本上得到了解决（当然仍存在危机），而后一个问题正日益成为老年人和社会所面临的主要威胁。发展中国家的老年人问题则二者皆有，而且互为因果，即老年人经济保障不足会加剧健康的恶化，健康的恶化又会导致经济收入的降低和经济地位的下降。总之，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老年人的健康问题已成为一个社会问题。有鉴于此，世界卫生组织近年提出的“健康老龄化”不失为解决老龄问题的一条重要而有效的途径。下面，本文将围绕这一问题展开讨论。
一、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基本特点和严重性
一般而言，人口老龄化是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在18世纪以前的整个历史阶段，60岁以上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还不过4%左右，任何社会都未曾出现过老年人口过多的现象。 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人口死亡率过高〔3〕。虽然历史上人口出生率也很高〔4〕，但由于死亡率的抵消作用，能够存活到老年阶段的人口总体说来比重很小。如封建社会中人口的平均寿命不过30岁左右，而包括西欧、北欧、北美和大洋洲在内的大部分西方国家，18世纪和19世纪人口的预期寿命也只有40—50岁。工业革命后，死亡率大幅度下降，人类的寿命不断延长。另一方面，随着生育率的快速下降〔5〕， 青少年人口的比重大幅度下降，老年人口的比重则相应大幅度提高，老龄化问题才凸现了出来。我国自70年代大力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使0—14 岁青少年人口的比重从1964年的40.70%，下降到1982年的33.59%，并进一步下降到1990年的27.69%。与此同时，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比重则从1964年的6.10%上升到1982年的7.60%，并进一步上升到1990年的8.59%，从而形成了近年来明显的人口老龄化趋势。
已有不少学者指出，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人口老龄化所经历的时间更为短暂。如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比重由7%提高到14%只需25 或26年，而英国、美国、瑞典和法国则分别要经历45年、65年、85 年和115年〔6〕。其速度之快，甚至超过了我国学术界原来的预测。 从第三次人口普查至第四次人口普查及其之后的一段时间，所有的预测结果都认为我国将于2000年稍后一二年进入老年型社会，即老年人口比重达到10%。而按国家统计局资料，我国已于90年代中期接近了老年型社会的标准，截止到1994年底，老年人口数已达1.17亿，占总人口的9.76%。
进一步看，我国人口老龄化还有以下三个突出特点。
第一，人口老龄化在短时间内形成加速发展的势头，而这种快速人口老龄化的过程又是在较低经济发展水平下发生的，故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将是世界上最严重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一般规律表明，生育率的下降必然使人口年龄结构趋向老龄化，但生育率下降对老年人口比重的提高有一个滞后作用，即生育率持续下降十几年之后，分年龄死亡率大致保持不变，必然导致总人口中青少年比重大幅度下降和老年人口比重的大幅度提高。其后人口老龄化过程将持续四五十年进入高峰期〔7 〕。如果从70年代中期中国老龄化开始发端算起，至21世纪四五十年代老龄化高峰时，中国将经历70年的老龄化时间。其中，速度最快的时期将发生在2020—2040年代。现阶段中国老年人口正以3—4%的年平均增长率增长，下个世纪上半叶的增长速度将更快。中国无疑属于快速老龄化类型（西欧、北欧和北美等国家属于慢速人口老龄化地区），而中国的经济实力和社会保障水平却相对低下，这与人口老龄化加速发展的势头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同属快速老龄化类型的日本〔8〕在70 年代初进入人口老龄化时，其经济发展水平已经达到发达国家的标准，社会经济的承受力很强，因此人口老龄化未对社会产生过度的震荡。而中国到21世纪初经济发展也只相当于发展中国家的较低水平。由此可见，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客观压力将是十分巨大的。
第二，与上一个特点相关，从历时性角度看，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过程是不平衡的，巨量老年人口的增加带有突发性。统计和预测表明，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老龄人口的增长势头将越来越强，且某些阶段带有明显的爆发性。如1982—1990年间我国每年平均增加60岁以上老年人口300多万〔9〕，进入90年代以来，则每年平均增加近400 万〔10〕，下个世纪前10年每年将平均增加400—500万，2010—2020年间最高年份将增加900万。2020—2030年间每年将增加1000万以上， 直到2030年以后，每年的增量才逐渐减少〔11〕。我国老年人口原有的基数本来就很大，90年代初即已达到1亿人， 每年进入老年人口行列的人数也十分庞大，老年人口的规模在世界上是最大的。不仅如此，本世纪五六十年代生育高峰期出生的巨大规模的人口将于2010年开始进入老年行列，他们必然在一定时期内形成前所未有的庞大的老年人口群体。这种形势将对中国社会发展造成极大的影响。
第三，从共时性的角度看，我国人口老龄化在地区间的发展极不平衡。我国地域辽阔，省区之间、城乡之间在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上差异很大，历史上形成的人口年龄结构差别也很大。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东南沿海和大城市人们的生育观念急剧转变，生育率在很短的时间内下降到更替水平或更替水平以下，人口老龄化的速度亦急剧加快。如北京、上海、天津、江苏、浙江等省市已于80年代末期进入老年型地区。而贵州、新疆、西藏等省区的生育率在1990年仍保持在较高水平上，其老龄化指标亦很低，人口年龄结构尚属成年型发展阶段〔12〕。从地域差异看，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可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东部沿海地区，包括上海、北京、天津、江苏、浙江，1990年60岁以上老年人口比重都超过了10%，已成为老年型地区；其中上海、北京、天津3 市的人口老龄化程度在不远的将来将进入世界高水平老龄化之列。第二类是内陆平原地区，包括河北、河南、湖北、湖南、黑龙江、吉林、辽宁、广东、四川、安徽、甘肃和内蒙，老龄化程度居于我国中等水平，即将进入老年型行列。第三类是西北、西南及边陲地区，1990年60岁以上老年人口比重均低于8%，属老龄化的后进地区。因此，从全国来看， 不同地区进入老年型地区的时间间隔较大。根据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关于“中国人口发展前景与对策课题”的研究预测结果，我国30个省区进入老年人口时间的均值为2005年，标准差为9.36年，先后相差最大值为36年〔13〕。由于各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居民生活水平及老年人普遍需求的差异，不同地区老龄化所引发的问题也将有程度上和时间先后的不同。在城乡差异上，我国人口老龄化的不平衡性具有“两头突出”的特点，即一方面表现为大城市人口超前老龄化；另一方面又表现为近年来农村地区由于青壮年劳动力人口大量外流而使人口老龄化程度迅速提高。农村老年人口数量庞大，已占全国老年人口总数的74.9%。而多数农村地区经济条件落后，社会保障缺乏，解决老年人口问题难度会更大〔14〕。
如前所述，我国将在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保障水平的背景下，以世界上最快的速度进入老龄化时代。如果我们现在仍不进行实质性的准备工作，那么人口老龄化和老年人口膨胀所造成的社会问题可能会与我国的人口问题具有同等的严重性；如果对老年人问题处理不当，则可能付出与人口问题同等的代价。
二、人口老龄化对老年人口总体健康水平的不利影响
老年人渴望健康，这是常识。研究结果也证明了这一点。据国外有关资料，在众多愿望的排列上，75%以上的老年人把健康列在第一位〔15〕。同样，在权衡影响个人幸福感的诸多相关因素时，绝大多数老年人也将健康排在第一位。
老年人对健康的渴望是他们健康水平逐渐下降的反映。从横向对比看，老年人口患病率明显高于其他年龄组人口；老年人口中，年龄组越高，患病率也就越高。据80年代末我国9 大城市老年人口抽样调查结果，老年人总体患病率为63.5%，而75岁以上年龄组的患病率则在70%以上〔16〕。另据美国80年代末期对美国老年人的专项调查，65岁以上的老年人因健康问题而卧床不起的是17—44岁年龄组的3倍； 老年人比年轻人更易于患慢性病，65岁以上的老年人中大约有80%至少患有一种慢性病〔17〕。
从纵向发展看，人口老龄化过程中必然出现高龄化趋势，即75或80岁以上老年人口比重的增加要高于全部老年人口比重增加的速度。根据现在的一般研究结论，在医学取得重大突破之前，人口高龄化的发展将使老年人整体健康水平下降。我国老年人口高龄化的趋势已经开始出现并逐渐突出，8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全体老年人口的比重不断增加，至21世纪30年代以后，增加的幅度将相当惊人（见表1）。
表1.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变动趋势
60—69岁 70—79岁 80岁以上
年份 人数(万人) 比重(%) 人数(万人) 比重(%) 人数(万人)比重(%)
1964 2930.66
69.36
1113.5626.35 81.264.20
1982 4862.26
63.44
2296.5029.96 505.02
6.60
1990 6043.88
62.22905.3229.9 769.89
7.9
2000 7551.13
58.84039.2131.4 1235.91 9.6
2010 9587.74
58.25129.4731.1 1764.72 10.8
2020 13883.10 60.26840.6629.6 2337.33 10.1
2030 20079.51 59.810087.84
30.1 3371.24 10.0
2040 18053.41 47.115305.86
40.0 4974.89 12.9
2050 18919.97 45.914021.90
34.1 8246.42 20.0
资料来源：《中国人口年鉴198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中国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10%抽样汇总数据》，中国统计出版社1991年版。
预测参数：TFR2000年降至2.1，2010年降至1.8， 此后保持不变至2050年；e[,0]（M）2000年增至70，2050年增至76，e[,0]（F）2000年为74，2050年为80。
研究结果还表明，老年人寿命的延长并不等于健康寿命的延长，即长寿不等于健康。很多情况是，伴随着老年人口寿命的延长，其带病期也在延长。按1990年资料计算，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平均有17年的预期寿命，而其中有2／3的时间是带病期〔18〕。如果医疗手段和保健政策不能获得重大改善，那么随着老年人口寿命的进一步延长，其带病期也必将随之进一步延长。
老年人健康水平下降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其经济地位相对低下。老年人在社会分配中往往处于不利地位，加之在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障水平均较低且医疗资源相对不足的情况下，老年人对医疗资源的利用率尤其低下，使社会上多数老年人不能得到及时足够的医疗保障〔19〕，这些都会导致老年人健康水平的下降。同时应该看到，老年人口高龄化的发展还将进一步相对或绝对降低老年人口的收入水平，因而会对老年人口的健康产生更加不利的影响。
老年人健康水平的下降对于社会分配和医疗保障提出了突出的要求，而另一方面，不同社会在满足这些要求上又存在着不同的困难。在发达国家，由于社会保障负担的加重，一些国家曾试图削减社会保障特别是医疗保障的开支，但总是难于下手。因为社会保障既取决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又取决于已有的管理体制和总人口的社会需求。同时，社会保障具有刚性的特点，即上去了就难以降下来。在我国，一方面是老龄人口迅速增加，对保障健康水平的需求剧增。另一方面，我们还缺乏必要的经济积累和制度准备，因而问题就显得更加突出。总之，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像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都存在着这种老年人健康保障需求增加与资源短缺的矛盾。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一些学者从提高人口素质和社会适应能力的角度，提出了健康老龄化的理论和对策。
三、健康老龄化对策的社会学意义
从字面上看，健康老龄化很容易被理解为仅是一种医疗保健目标，实际上，它有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因而应当从社会学的角度去予以诠释。
所谓健康老龄化，是指在老龄化社会中，多数老年人处于生理、心理和社会功能的健康状态，同时也指社会发展不受过度人口老龄化的影响。这一理论的提出有一个过程。其大背景是在对待人口老龄化的态度和如何看待人口老龄化前景的问题上，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两种观点，即悲观论和乐观论。前者强调老龄化不可抗拒的消极后果，认为老龄化必然导致社会负担加重，群体和个体的老龄化必然导致老年人口总体发病率的提高和不能自理期的延长，进而导致社会活力的下降，科学技术更新和生产力发展受到不利影响等。后者则把老龄化看成是现代人口转变过程必然经历的人口现象，认为人类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克服老龄化的不良影响，或者建立各种有效机制，将老龄化的不良影响降低到最小的程度。为此，国外学者曾提出过“成功的老龄化”（Seccesful Aging）和“生产型老龄化”（Productive Aging）的概念和理论，作为可供选择的、比较乐观的老龄化发展模式。近一个时期，由世界卫生组织首倡的“健康老龄化”（Healthy Aging）更为引人瞩目， 其原因首先在于健康老龄化口号的提出具有一定的权威性。1987年，世界卫生大会决定将“健康老龄化的决定因素”作为主要研究课题；1990年世界卫生组织在哥本哈根世界老龄大会上把“健康老龄化”作为对付人口老龄化的一项发展战略；1993年第15届国际老年学学会布达佩斯大会把“科学要为健康的老龄化服务”作为会议的主题，在此之后，各国在这方面的研究更加活跃。其次，健康老龄化理论具有合理性，它从医疗保健和老龄化过程中的老年人健康问题着眼，将重点放在提高大多数老年人生命质量，缩短生命带病期，使老年人以正常的功能健康地存活到生命的终点上。这样的提法无疑更具有号召力，在实践上也更具现实意义，更容易为大多数老年人和社会各个年龄组的人群所接受。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健康老龄化的提法更符合发达国家的实际。因为发达国家的大多数老年人已经解决了物质生活问题〔20〕，老年人特别是高龄老年人的健康问题便被提上了议事日程。但是，能否就此便认为健康老龄化战略不适用于我国呢？回答当然是否定的。因为不论从内涵还是外延或者其引申含义来看，健康老龄化都不仅仅是一个医疗保健目标，更是一项社会战略。对于像我国这样的老龄化问题尖锐的发展中国家，及早将这一社会战略纳入社会发展的总体框架之中无疑是十分必要的。为此，就需要从社会学意义上来理解和把握健康老龄化。
1.老年人的健康明显地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社会生活的完善状态对老年人的生活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实现健康老龄化是一项社会工程。
现代医学发展成果拓宽了健康的内涵，人的健康不再局限于传统医学含义。传统意义上的健康主要强调生理功能的健全和生理机能的正常发展。而现代意义上的健康则从生理、心理和社会多角度、综合性地探讨健康的机制，认为“健康是一种生理、心理和社会的完全的安宁状态”〔21〕，并以此作为衡量健康状态的一般标准。现代老年学的大量研究表明，影响老年人健康的因素是多方面的，由于老年人在社会群体中所处的特殊地位，例如退休，经济收入较低，所掌握的知识日益陈旧，与青年人的代际差异日益扩大等等，他们的社会关系更为脆弱和不稳定，他们的生活更难于与社会发展保持同步和协调，某些老年人被排斥于社会生活之外，成为社会学家伯吉斯所说的“非角色的角色”〔22〕。这就必然导致他们心理上、进而是生理上的不安宁状态，损害他们的健康。进而言之，作为日益庞大的老年社会群体，如果其中多数人出现角色失调或角色紊乱，则这个群体的社会生活以及群体本身就是不健康的。
具体而言，社会因素对健康的两个基本指标——生理、心理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就心理健康而言，除了先天遗传因素等生理状态的影响之外，还更主要、更直接地受到社会生活的影响。例如，老年人的文化程度与其健康明显相关。1992年“中国老年人供养体系调查”提供的数据表明，文化程度较高的老年人的心理素质较好，各项心理健康指标较高。如在北京市城区，有大学本科文化程度的老年人中心理上有孤独感的占10%，而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老年人中有孤独感的占24%，后者比前者高出一倍还多。同时，老年人的孤独感与原职业有密切关系，在不同职业中，军人有孤独感的占38%，专业技术人员占18%，农民占14%。就老年人自感满意程度观察，未退休和已退休但继续工作的老年人幸福感最强，达到90%以上。另外，老年人的经济条件与幸福感呈明显的正相关〔23〕。
老年人的经济条件对其身体健康的影响也是十分明显的。这是因为老年人个人经济收入水平直接决定了他们营养的摄取和改善。据前述北京市的调查资料，在经济困难的老年人中，身体健康的占22.6%，较健康的占44.7%，不健康的占32.0%；城市经济困难的老年人不健康者占34.3%，农村经济困难的老年人不健康者高达50.4%〔24〕。此外，国家在老年人医疗保障上的经济投入也是影响老年人整体健康水平的至关重要的因素。可以说，这方面的经济投入越大，老年人的整体健康水平也就越高，反之就越低。当然，经济条件对健康水平的影响还取决于医疗资源分配和利用的情况以及老年人口的年龄结构状况。但就一般规律而言，两个方面呈正相关关系。
由此可见，在实施健康老龄化战略时，既要发展老年医疗保健，也要加强老年人的社会保障，如完善退休制度、医疗保险及社会服务体系，制订老年人保护法，提高老年人的社会经济地位，与此同时，还要重视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减少对老年人身心健康不利的社会影响等。
健康老龄化还是全民健康的题中应有之义。我国目前开展的建立城乡三级医疗保健网，以预防为主，进行全民健康教育，提倡科学营养、饮食保健等全民健康活动，其最终效果都将在人口老龄化阶段老年人的健康质量上体现出来。健康老龄化还要求发展全民体育，没有全民体育健身的普及，就没有今后老龄化阶段全体老年人的健康。此外，教育、科学、文化等精神文明的发展对健康老龄化也是必不可少的。因为精神文明水平的提高有利于改善各年龄人口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从根本上促进身心健康，保证中华民族健康地进入21世纪。
2.健康老龄化关注老年人口中大多数人的健康长寿，强调总人口中健康老年人比重的不断提高，因此是一项社会发展对策。
健康老龄化的着眼点是社会群体的健康长寿，而不局限于少数长寿老年人的增加，例如百岁老人的多少。当然，群体的健康是建立在个体健康的基础之上的。个体在进入老年期以后表现出的老化差异很大，其生理和心理的衰老并不与增龄同步，而群体的老化是与群体平均年龄的提高同步的。具体而言，健康老龄化应该随着老年人平均寿命的延长，平均预期带病期不断缩短；老年人带病期占老年期的比重越来越小，亦即带病期被压缩到生命最后阶段的极短时间内。当然，具体指标需要通过研究各国老年人健康和寿命的具体情况才能确定。目前我国老年人口平均预期带病期比平均预期健康期要长得多。如1990年城市老年男性平均预期带病期为12.25年，占余寿的75.2%；女性为15.11年，占余寿的62.4%。可见，我国老年人的余寿期有一多半的时间是在患病状态下度过的〔25〕。这显然不是一种健康的老龄化。不管从什么意义上说，我们离健康老龄化还相距甚远。但从历史发展过程来考察，一方面总人口的平均寿命在不断延长，另一方面老年人口本身的健康水平也在不断提高。从平均水平看，今天70岁年龄组的人口要比一个世纪前50岁年龄组的人口更健康。我国老年人口死亡率的下降也说明了这一点。表2 表明，按年龄组由低到高观察，我国老年人口死亡率下降的幅度越来越大，可间接地说明老年人口的健康水平在不断提高〔26〕。
表2.中国1975—1987 年老年人口分年龄组死亡率下降幅度（千分点）
年龄组(岁)
60-64 65-69 70-74 75-79 80-84 85-89 90+
死亡率下降
5.88
7.10
13.14 16.18 31.23 42.0 26.81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人口总论》（中国财经出版社1991年版）中国1989年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样本资料计算得到。
从表2可以看出， 我国老年人口中高龄老年人口的死亡率下降的幅度较大，存活率在不断提高，平均寿命在不断延长。这可以说明老年人口中致命疾病的比率在不断下降（但慢性病的变化却不能由此而得到）。
健康老龄化着眼于人口群体的健康长寿，其必要性包含在人类社会的发展目标之中。而另一方面，人类也在创造实现这一目标的条件。强调群体健康老龄化的社会意义就在于，这一发展战略着眼于大多数人口健康质量的提高，并且必须从人的一生健康的培养着手，在进入老龄阶段之前即奠定健康的基础。这一战略还要求政府所提供的医疗保健资源必须面向全社会，从整体上提高人口的医疗保障水平，注重预防性的医疗保健以及人口整体素质的改善。
3.健康老龄化是老龄化时代社会良性运行的标志，也是人类对付过度老龄化的一项有效、乐观的对策。
人口老龄化是一种必然趋势，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回避和改变的人口发展过程。对此，人类只能因势利导，从经济发展、社会政策和分配制度等方面作出相应的调整，使其不利影响降低到最小限度。中国的老龄化速度是世界上最快的国家之一，同时，中国又是发展中国家。很多学者据此指出，我国人口老龄化是超前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我们认为，与发达国家相比，就人口老龄化的速度相对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来说，我国人口老龄化属于世界上过度人口老龄化类型。在这种形势下，健康老龄化意味着将老龄化对社会发展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限度之内。
老龄化的负面影响在发达国家已表现得很突出。美欧等发达国家的老龄化目前已达到了很高的程度〔27〕。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社会活力、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速度是否受到了人口老龄化的严重影响，由于其历史较短，尚无定论〔28〕，但在社会保障方面的影响已经是很明显的了。如英、美、法等国对老年医疗保险和退休金支出已感到难以承担，几届政府都试图削减或已经削减这方面的财政预算，因此引起很多社会矛盾。可以说，这些由老龄化引起的社会问题当然不是健康老龄化的状态。
老龄化的负面影响在我国也有表现。我国老年人口数量多、老龄化速度快是世界上公认的。更值得注意的是，我国退休职工的增长速度快于老年人口增长速度的一倍。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1986—1992年退休职工年平均增长率为6.8%，同期老年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3.7%。职工队伍的人口老龄化使退休人口急剧增加，对我国退休金的供给产生了极大的压力。特别是企业在参与市场竞争过程中，经济效益出现波动，退休金的提供也随之受到很大影响，某些企业不能保证全额支付退休金和医疗费，致使老年人的经济、医疗保障得不到落实。凡此种种老龄化导致的社会问题以及代际矛盾问题都说明我们现在还远未达到一种健康老龄化的境界。因此，需要加大改革力度，充分发挥政府职能，保证老龄化过程中社会的良性运行。
我国将在未来三十几年快速达到极高的老龄化程度。在这种情况下，要实现社会协调意义上的健康老龄化，一方面要依靠经济的快速、高效发展，提高综合国力，为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也要调整、改革和完善社会分配制度，建立合理、有效的再分配体制，从而保证我国顺利、平稳地度过人口老龄化高峰期。
健康老龄化是一条对付人口过度老龄化的有效途径。在健康老龄化过程中，绝大多数老年人保持身心健康，余寿中的带病期大大缩短，继续工作的年限延长，其智力和技术释放期也随之延长，由于衰老而造成的老年人社会功能的衰退减缓，老年人在更大程度上实现自强自立，实现老年群体自助。这样，由于老年人口健康水平的提高和参与社会能力的增强，将使“老有所为”获得更广泛的含义和更新的内容，进而使老年人的生活摆脱目前的消极沉闷状态，实现其生命力的第二次释放而步入人生的第二个黄金时代。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实现健康老龄化可以最大限度地补充由于老龄化造成的劳动力不足，使社会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发展速度以及技术更新不受影响，或将这种影响减小到最低限度。这也正是我们大力提倡健康老龄化战略的根本意义之所在。
四、健康老龄化的基本对策
推行健康老龄化战略的直接目标是实现一个健康老龄化的社会。从这一目标的基本要求看，健康老龄化社会的主要特征是：（1）社会成员中庞大老年群体的绝大多数人是健康长寿的，并过着有尊严、有保障的物质和精神生活；（2）社会发展不受人口老龄化的影响， 实现社会经济的持续、快速和健康的发展，并使社会生活充满活力；（3）社会和家庭的代际关系和谐，各年龄群体的人口协调发展，公平地享受社会发展的一切成果。
为此，就目前我国的情况而言，除了加快经济发展之外，我们至少应在发展对策上突出以下三点。
第一，转变政府管理职能，建立适应快速人口老龄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老年保障和服务管理体制。近年来，我国政府管理社会的职能有了一定的转变，但在新形势下，老年社会保障还缺乏实质性的措施出台。应该看到，人口老龄化是一个社会问题，人口老龄化所引发的老年人问题更具有社会性；与其他年龄群体相比，老年人属于社会的弱者群体，需要由政府给予保护。这就决定了由政府承担老年社会保障职能的必要性。同时还应看到，在企业走向市场化的过程中，老年人保障是不能走向市场化的，而主要应由政府来承担责任。
第二，建立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公平的再分配体制。老年人需要获得满足的程度取决于社会再分配制度合理的程度。而社会再分配在老年人身上的体现必须通过社会保障制度来实现。我国目前的社会保障制度亟待健全和完善，特别是社会发展成果中老年人应享受的份额还没有完全得到社会的承认。从国内外的实践看，老年人问题的解决除了要具备足够的经济条件以外，更重要的是取决于合理、有效的再分配体制。否则，即使经济再发达，如果社会再分配体制不合理，那么社会弱者也不能得到有效的保护，社会发展成果就不能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的需求，社会也不能实现良性运行。只有经济的增长而缺乏合理的社会分配制度和有效的社会保障机制并不是我们所追求的目标。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要求经济的发展必须与社会的发展同步。而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要有实现社会利益最大化的再分配制度。就医疗资源的分配而言，医疗保障的目标是全体人民的医疗保健，老年人是医疗保健需求的最大群体。因此，通过社会再分配的合理化途径实现有效的老年医疗保健，是健康老龄化的必然要求。
第三，提高人口素质，为实现健康老龄化创造有利的人口条件。健康老龄化的直接目标是实现社会大多数人的健康长寿，并进而实现社会的健康、良性运行。如果整体的人口素质不高，就不能在进入老龄化社会后实现健康老龄化。因此，必须在人的整个生命周期中注重人口素质的提高，特别是在进入老年期之前的人生各个阶段都注重培养其健康素质。这与我们“提高人口素质”的基本国策亦完全吻合。
注释：
〔1〕 人口老龄化是指总人口中老年人口比重不断提高的过程。
〔2〕 联合国于1956年提出65岁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的7 %作为老龄社会的标准；1982年世界老龄大会将60 岁以上作为划分老年人的界限，此后多数学者以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10%作为老龄社会的标准。我国近年来多沿用此标准。
〔3〕 原始社会中的尼安德特人死亡率不低于40‰。见梁中堂《人口学》，山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78页。
〔4〕 本世纪70年代之前世界人口平均出生率保持在30‰以上，发展中国家至80年代出生率仍保持高水平。见邬沧萍《世界人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62—73页。
〔5〕 目前发达国家总和生育率已经降到2.1的更替水平以下， 东南亚和拉美国家的总和生育率也由60年代的6—7降到现在的2.5以下。
〔6〕 An Aging World,U.S.Bureau of the Census,New York,1989,P.7.
〔7〕 根据目前我国人口学界的预测，我国人口老龄化将持续出现在未来四五十年内，其后将步入人口年龄结构的稳定发展阶段。
〔8〕 An Aging World,U.S.Bureau of the Census,pp.7,35.
〔9〕 根据第三、四次人口普查资料计算。
〔10〕根据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资料推算。
〔11 〕 参见杜鹏《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9—50页。
〔12〕 参见中国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数据。
〔13〕 参见林富德、刘金塘《走向21 世纪：中国人口发展的地区差异》，见《人口研究》1996年第2期。
〔14〕 农村老年人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经济保障缺乏和空巢家庭增多所产生的老人供养服务不足，而城市老人则更多地受到物价波动和医疗保障不足的影响。
〔15〕 参见王梅《活得长≠活得健康》，中国经济出版社1993 年版，第1页。
〔16〕 参见《老年人状况抽样调查》，天津教育出版社1991 年版。
〔17〕 参见N.R.霍曼和H.A. 基亚克《社会老年学——多学科展望》，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50页。
〔18〕 参见王梅《活得长≠活得健康》，第47页。
〔19〕 根据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推算，我国1990年仅有8%的老年人具备享受公费医疗的条件。
〔20〕 根据美国1990年人口现状调查资料，美国当时60 岁以上老年人口的贫困人口比重，城市为10%，农村为15%。参见Rural Sociolog,Summer 1995。
〔21〕 参见N.R.霍曼和H.A. 基亚克《老年社会学——多学科展望》。
〔22〕 戴维L.德克尔：《老年社会学》，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62—163页。
〔23〕参见张一华、郭平《北京市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及相关因素的分析》，载《实现健康老龄化》，中国劳动出版社1995年版， 第196—199页。
〔24〕 参见王树新《中国老年人口的经济状况及对健康质量的影响》，载《实现健康老龄化》，第158页。
〔25〕 参见王梅《活得长≠活得健康》，第216—217页。
〔26〕 这一点还需要医学研究资料的精确实证才能得出更科学的结论。
〔27〕 根据联合国文献，1995年世界上发达国家60 岁以上老年人口比重为20%，其中瑞典25%，英国24%，法国23%，美国19%。
〔28〕 参见United Nations
Economic
and
SocialImplications of Population Aging,New York,1988,pp.7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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