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际金融学学科体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金融学论文,学科论文,体系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飞速发展正在对各国的经济结构和决策产生日益深刻的影响，其中特别是国际金融领域中的新问题层出不穷，引起了国际范围内越来越大的关注，国际金融学成了整个经济学的前沿领域。在我国，国际金融学科也在广大研究者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大量有价值的成果。但总的来说，这些成果与现实发展及国外学科更新情况不相称，国际金融学这一学科在我国的发展尚处于不够成熟的状态之中，尚未形成一个比较公认的、科学严密的学科体系。究其原因，是与国际金融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性质、研究对象等最基本问题上的研究尚有待深入有关。本文拟在这一方面进行探索。
一
研究对象得到科学界定是一门学科得以存在和发展的首要问题。在国际金融学的研究对象这一问题上，国内外的看法众说纷纭，我们首先选择若干最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进行简介。
在国内，长期以来的代表性观点是：国际金融学的研究对象是国际经济学的货币面，也就是国际间的货币金融关系。（注：例如，陈彪如先生所著的《国际金融概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序言中，认为国际金融“应以国际间的货币金融关系作为研究的对象，既要说明国际范围金融活动的主要问题，又要阐述国际间货币和借贷资本运动的规律。”钱荣先生主编《国际金融》（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序言中，认为“国际金融学研究的是国际间的货币关系和金融活动。”）应当说，这种观点有其合理之处，因为它非常符合国际金融学这一名称的字面含义而易于被接受。国际收支、汇率、国际储备、国际货币体系等国际金融学中的重要问题的确是在国际间经济交往中所出现的货币金融现象。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随着现实的发展尤其是进入九十年代后形势的迅猛变化，有很多问题是在这个框架内所难以解释的，这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与货币银行学的关系问题。对国际金融学研究对象的这一规定，实际上体现了原来我国经济较为封闭情况下学科设置的特点，即将不存在或较少国际交往的国内经济中的某一方面作为一门基础性学科，而将与对外交往有关的内容单独拿出来成为一门带有“涉外”或“国际”标识的学科。在这里，研究一国国内的货币金融问题的学科是货币银行学，而国际金融学只不过是货币银行学中有关问题在国际范围内的自然延伸，这一特点在原有国际金融学的教材中表现得相当明显。因此，原有的国际金融学教材体系中的各组成部分之间逻辑联系不够强，缺乏贯穿于整个体系始终的中心。问题还在于，在现代各国经济开放度越来越大的情况下，原有的“封闭”与“涉外”的（或“国际”的）两分法学科设置已很难符合需要，在统一的开放经济框架内讨论经济问题是学科发展的大趋势。在这一背景下，原有的货币银行学与国际金融学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国际金融学学科的独立性及其存在的必要性受到怀疑。由于现在货币银行学也是研究开放经济下的货币金融问题，因此有人认为：只要在货币银行学各部分中加上“涉外”的相应内容，就可以把国际金融学的内容涵盖在货币银行学中。这种观点正确与否我们姑且不论，但它至少从反面促使我们思考一个问题：简单地将国际金融学研究对象归之于国际间货币金融关系，是否忽略了或者没有抓住更为本质的问题？
第二，与现实情况的比照问题。一门学科的生命力在于能否充分反映和指导现实问题。现在看来，很多一直属于国际金融学研究范围的问题，它们已不再单纯是一国涉外的或存在于国际间的货币金融问题，而是更多地与一国经济内部有着密切的联系，并且还涉及到经济学的各个学科部门。以近年来倍受重视的货币危机问题为例，第二代货币危机理论指出，政府提高利率是遏制投机、维持本币汇率稳定的有效手段，但这会对本国内部经济造成很大损害，因此货币危机是否发生取决于政府通过两害相权来决定是否放弃提高利率以维持汇率。在这里，利率政策这一货币银行学中的主要问题居于核心的位置，国内经济状况是研究的重要方面。再如，在货币危机发生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贷款时对爱援国往往提出较为苛刻的经济调整计划，广泛地涉及到一国的货币政策、政府支出、税收、以及微观经济改革诸方面。可以看出，如果拘泥于国际金融学是研究国际间贷币金融关系这一观点，是很难符合现实要求的，形势的发展已要求必须在一定程度上突破原有的学科间界限。
第三，与国际上学科发展的协调问题。西方国家国际金融学等学科的发展在近年来呈现出很多新的动向。动向之一在于，原有的汇率、国际收支等局限于货币金融领域进行分析的问题，现在均被逐步纳入在开放的宏观经济学的框架内予以考察，甚至于有的学者干脆用国际宏观经济学或开放宏观经济学的名称来取代国际金融学。动向之二在于，相当多不局限于国际间货币金融领域内的问题，都被公认为国际金融学的组成部分。例如，被公认为现代国际金融学政策分析基石的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它的主题是开放条件下一国内部的经济政策效力问题，并且财政政策的分析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再例如，国际间政策协调理论已成为国际金融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这一政策协调范围远远超过了货币金融领域。（注：西方学科的上述动向，可参见克鲁格曼等著《国际经济学》(P.Krugmam & M.Obstfeld,International Economics—Theory and Policy,Macmlillan press,1997)，奥伯斯特菲尔德等著《国际宏观经济学基础》(M.Obstfeld & K.Rogoff,Foudations of International Macroeconomics,MIT Press,1996)。）因此，从协调与兼容的角度看，我们在构筑我国的国际金融学学科体系时，要考虑到国外同类学科的发展趋势。
我们再看一看国际上对这一问题的观点。国际上对国际金融学研究对象的看法中，有一种观点与上述我国国内的看法相同，在此不再赘述。值得注意的是，另一种代表性观点见之于《新帕尔格雷夫货币与金融大辞典》中“国际金融”(international finance)这一词条的解释，它认为“国际金融学是研究在各种条件下，可以达到外部均衡的政策和市场力量。”而外部均衡的含义，则被定义为“不会对一国履行其国际义务的能力构成威胁的外部债务路径。”[1-p457]可以说，这种观点代表了西方学者对国际金融学研究对象问题的主流看法，即国际金融学与货币银行学研究的根本不是一个主题，前者分析的是经济在开放条件下所面临的新课题——外部均衡问题，这两者的区别即使在开放条件下也十分明确而不至于发生混淆。我们认为，这一看法非常具有借鉴意义，它在一定程度上抓住了国际金融学的本质问题，但是仍有一些值得进一步思考的地方，这体现在：
第一，外部均衡的定义尚不尽人意。“均衡”意为一种带有价值判断的理想状态，将外部均衡看成不会威胁一个国家履行其国际义务的能力的外部债务途径，不仅没有进一步说明它反映的实质问题是什么，而且也似乎只是从消极方面来认识外部均衡，没有全面揭示出其含义，这不能满足对开放经济进行调控的需要。
第二，国际金融学研究的主要方面是外部均衡，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孤立地对外部均衡进行就事论事的研究是否就能达到预期目的呢？实际上，作为开放经济正常运行所不可分割的两大目标之一，外部均衡始终与内部均衡问题有着复杂的联系，在很多情况下这两者并不一致甚至会相互冲突。因此只有从内外均衡之间的密切联系入手来分析外部均衡问题，研究内外均衡的同时实现才能从真正意义上实现经济的外部均衡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认为西方学者对国际金融学研究对象的表述尚不能令人满意。
第三，在这一定义中，实际上回避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将研究外部均衡问题的学科称为国际金融学而不是一个别的名称。这究竟仅仅是一种约定俗成呢，还是外部均衡等问题具有货币金融属性，因此只有从货币金融角度并冠之以“国际金融学”这一名称才能清楚地揭示出这一学科的根本特点？
从以上对国内外关于国际金融学研究对象的代表性观点的介绍中可以看出，这些观点都从不同侧面说明了国际金融学所研究的主要问题，但是又都存在着一些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地方。我们认为，应当在汲取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新的历史条件及学科发展状况来重新回答国际金融学的研究对象这一根本性问题。解决好这一问题，不但对我国的学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并且它表达出来的主题思想也将对宏观经济决策方式产生持久而深远的影响。
二
我们认为，国际金融学是从货币金融角度研究开放经济下内外均衡同时实现问题的一门独立学科。所谓内外均衡问题，是经济在开放状态下所遇到的特有问题。对于任一经济体来说，它自身要想保持正常运作，就必然要求经济运行处于稳定状态之中，没有严重的失业以及通货膨胀等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实现经济的发展。同时，经济体可以通过自身与其他经济体之间商品、资本、劳务等要素的国际流动来增加本国的福利，因此开放性对经济体来说也意义重大。问题在于，开放性对经济的影响是双重的，它在赋予了经济体许多封闭条件下不具备的条件的同时，也对经济的稳定与发展带来了冲击。因此，既保持经济体内部的稳定发展，又使经济体的对外开放处于合理状态之中，就成为开放条件下经济宏观调控的两个重要目标，我们将此分别称为经济的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开放性深刻地影响着经济的运行机制，经济内部与外部各变量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当我们采取政策措施实现某一均衡目标时，有的时候会促进另一均衡目标的实现，而有的时候则会使另一均衡目标的实现更为困难，也就是说内外均衡目标之间既可能一致，也可能相互冲突。在后一种情况下，原有封闭条件下的宏观调控方法处于一种困难境地，某一均衡目标的实现会以另一均衡目标的恶化为代价。对经济的调控需要有新的思路。因此，在开放条件下如何确定经济的内外均衡目标并进而同时实现它们，便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它具有一系列独特的内在规律，以这一问题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就是我们所说的国际金融学。
我们以一个最为简单的例子来进一步说明。我们知道，开放条件下的国民收入恒等式可以写成：Y=C+I+G+X-M=C+Sp+T
这可整理得:X-M=Sp+(T-G)-I=S-I
上式就是著名的两缺口模式，它说明了在开放条件下，可以通过形成经常帐户赤字来利用国外资本以弥补国内储蓄的不足，满足国内的投资需求。当然，实现这一点的关键在于一国能否充分利用国际金融市场，从而使资本与金融帐户有效地为经常帐户提供融资。因此，开放性对经济的双重影响在这里表现得非常明显：一方面，如果一国储蓄不足，则可利用国外的资本满足封闭条件下无法满足的投资需求，促进经济的稳定与增长；另一方面，在利用国外资本过程中也有可能给经济带来各种冲击，例如吸引资本流入超过必要限度、在利用国外资本进行投资时效率低下、国外资本突然抽走等等，这些又都会给一国经济的稳定及增长带来困难。所以，一国必须对该国与外界的经济交往进行适当管理，以实现经济的合理开放，这一经济的合理开放性就是我们所说的外部均衡。这样，当开放经济在运行中因各种原因偏离外部均衡时，政府就可以采用各种政策手段来实现它。问题在于，不能孤立地讨论外部均衡目标的实现问题，因为经济还同时面临着实现内部均衡的任务，而实现一个均衡目标的政策措施可能会对另一目标也产生影响。例如，当一国出现突发性资本流出时，提高本国利率是吸引资本重新流入的有效措施，但这又会带来经济内部的收缩，如果此时一国经济内部已面临着较严重的失业问题，则提高利率势必会加剧经济的内部失衡。因此，此时的宏观调控需要有新的思路，这常常需要一国的财政、货币、直接管制等政策的合理搭配乃至于各国间的政策协调。[2]可见，经济的开放性蕴含了内外均衡冲突的可能性，而研究如何同时实现开放经济的内外均衡则是国际金融学的主要任务。
为进一步说明国际金融学的研究对象问题，我们还要指同如下几点：
第一，外部均衡是一个从整体上反映经济合理开放状态的综合性概念。由于记录一国与外界经济交往的统计工具是国际收支，因此从可定量的角度看，外部均衡最直接地体现为国际收支均衡。作为事后的会计性记录，国际收支总是平衡的，但是这一平衡以什么方式达到、国际收支的结构及各组成帐户的情况如何，则反映了经济体所处的不同开放状态。描述国际收支合理状态的概念就是国际收支均衡，它不是简单地指国际收支在总量上的平衡，而是指国际收支各组成帐户之间在结构上处于一种合理的关系，并与国内经济的稳定与发展相匹配。在这里，必须提一下汇率问题。汇率水平的变动会对国际收支各个帐户及宏观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即使在浮动汇率制度下也不能指望汇率的自由波动能使国际收支和宏观经济达到并保持均衡。因此，均衡汇率便也成为一个政策目标，它是指使国际收支（及宏观经济）达到并保持均衡的汇率水平。显然，汇率的均衡与国际收支的均衡是两个联系极为密切的概念。在市场汇率大幅及频繁波动从而汇率问题十分突出的情况下，汇率的均衡往往会暂时替代国际收支均衡而成为外部均衡政策的主要目标。
第二，内外均衡之间的冲突是开放经济始终面临的重大课题。内外均衡的冲突最早是由米德于1951年正式提出的。在他的名著《国际收支》一书中，针对固定汇率制下的现实，指出了宏观经济处于特定区间时（例如通货膨胀、国际收支顺差的组合和经济衰退，国际收支逆差的组合），政府调节社会总需求的金融政策会在实现某一均衡目标的同时恶化另一目标，此时经济就属于内外均衡的冲突。由于米德所研究的是固定汇率制的情况，因此有人认为在实行浮动汇率制后就不存在内外均衡的冲突问题了，因为政府可以听任汇率浮动自发调节国际收支，从而集中精力专门实现内部均衡目标。实际上正如我们已指出的，国际收支在浮动汇率制下同样存在着内部结构是否合理的问题，同时政府也不可能不考虑汇率自发浮动所带来的不同影响，因此浮动汇率制下也存在着类似于米德提出的内外均衡冲突问题。并且，作为开放经济的核心变量，汇率的变动会对宏观经济各个层次的变量都产生深刻影响[3]。因此，浮动汇率制下一国内部经济会受到更多的来自外部的干扰，新的类型的内外均衡冲突更加突出。更严重的问题还在于，米德时代未曾出现的与直接生产、交换相脱离的巨额国际资本流动于各国间，它使内外均衡冲突发生得更加频繁，后果更加严重，政府对经济进行调控的难度也更大了。因此，在现代条件下，内外均衡之间的冲突更加深刻（注：关于现代内外均衡冲突的具体表现，可参见姜波克等著《开放经济下的宏观金融管理》第四卷：《开放经济下的政策搭配》，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以解决这一问题为主旨的国际金融学的内涵更加丰富，从而可以形成一门独立学科。
第三，内外均衡问题具有强烈的货币金融属性。内外均衡问题之所以能对宏观经济发生重大影响，是与金融性资本的国际流动相关的。当经济的开放性超越了商品跨国流动这一较低层次时，资本流动真正使各国经济紧密联为一体。在各种类型的国际资本流动中，金融性资本的国际流动特别值得注意。主要活动于国际金融市场上的资本流动与传统的贸易性资本流动、产业性资本流动不同，它的流动非常迅速，对利率、风险等金融市场上各种因素的变化非常敏感，具有自己的独特规律。为了更鲜明体现出这种资本流动的货币金融属性，我们称之为国际资金流动，它是指与实际生产、交换没有直接联系而与实物经济越来越相脱离的、以货币金融形态存在于国际间的资本流动。（注：关于国际资金流动的详细定义和分析，请参见姜波克等著《国际金融学》第四章，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现在，不仅是各国经济的货币化程度提高，而且国与国之间联系的货币化程度也大大提高。国际资金流动正深刻地影响着开放经济的运行，使内外均衡问题的货币金融属性越来越明显和突出。国际资金流动对内外均衡问题的影响首先体现在外部均衡目标的确定上。当不存在国际资金流动时，一国经常帐户收支不允许出现较长时期、较大数量的不平衡，这样外部均衡目标就很单纯地表现为经常帐户收支平衡。而当存在国际资金流动时，一国可以灵活地运用国际金融市场进行融资，经常帐户的经常平衡不再成为必然，因此如何确定外部均衡目标就成为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国际资金流动对内外均衡问题的影响更体现在内外均衡冲突的严重化上。由于国际资金流动对金融市场上的收益、风险等各种因素微小变动非常敏感，甚至在很多时候纯粹受心理和政策预期的驱使，因此它表现出相当大的不稳定性；更为严重的是，大规模的国际资金流动可以在极短时间内完成。因此在这种条件下，开放经济中的金融变量往往首先受到影响，并进而传递给其它变量。货币金融变量在传导反危机和传导危机政策的过程中均处于中枢地位。最后，国际资金流动对内外均衡问题的影响还体现为使内外均衡目标的同时实现格外困难。国际资金流动成为宏观经济面临的外部环境时，原有政策工具对经济的作用机制及其效力都会发生变化（蒙代乐——弗莱明模型就分析了不同资金流动度下经济政策效力的变化）（注：在国际资金流动引起各国经济依存性大大增加时，关于政策搭配的“丁伯根原则”需要修改为“多工具原则”，即通过n个工具来实现n个目标还不够，宏观调控至少需要多于n个政策工具。参见姜波克等著《开放经济下的宏观金融管理》第四卷：《开放经济下的政策搭配》，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因而如何运用各种政策工具的配合来实现内外均衡目标就更加复杂了。
从以上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只有从两个方面来把握，才能完整认识国际金融学的研究对象问题。一方面，内外均衡问题是国际金融学的核心，这导致它与货币银行学具有不同的主导问题，决定了贯穿国际金融学的并不是货币的本质与职能、货币及资金融通对经济的作用及货币供求平衡等货币银行学所要解决的中心问题。另一方面，内外均衡问题与货币金融活动有着密切联系，或者说，当存在着大规模国际资金流动时，它的货币金融性质就更加突出，货币金融因素在内外均衡问题的形成及其实现中居于关键性地位。可见，正确理解国际金融学的研究对象必须把握住上述这两方面，前者决定了它独特的研究对象和主线，后者决定了它的本质问题属于货币金融的范畴，国际金融学的研究对象就是上述两者的统一，由此可以形成一整套贯穿始终的、具有内在严密逻辑联系的、独立完整的学科体系。
从以上的分析中还可以看出，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国际金融学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综合性。从某种意义上讲，国际金融学是一门具有交叉性质的边缘性学科。这种综合性可以从横向比较（即与其他学科的研究性质的比较）与纵向比较（即与其他学科的研究性质的比较）两方面认识。从横向比较看，尽管国际金融学是从货币金融角度出发进行研究，但内外均衡问题本身决定了在研究中不可能局限于原有的某一学科的研究方法，从而不能不带有一定的综合性。例如，分析不同汇率制度对经济的影响时，势必要突破货币银行学只对经济的货币面进行研究的做法，而是比较广泛地涉及到宏观经济的各个方面。当然，对这些内容的研究也仅是以就它们与内外均衡问题有关的部分为限度的。从纵向比较看，国际金融学的研究范围涵盖了一国经济的内部部分、涉外部分、以及国际间的经济关系这一传统上由不同学科进行分工的领域，并且将这三者由内外均衡问题贯穿起来成为一个严密的学科体系，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只是堆砌国际间货币金融关系的各个方面。
第二，宏观性。既然国际金融学是以内外均衡问题为研究对象的，那么它的分析视角必然主要集中于经济的宏观方面，主要从国民经济整体角度来分析把握问题，从而具有高度的理论概括性以及统一的分析框架。
第三，政策导向性。国际金融学是以内外均衡同时实现问题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科，它的形成与发展是建立在内外均衡问题的日益突出的基础上的，因此国际金融学自产生起就具有非常强烈的政策意义，这一鲜明的政策性是很多其他学科所不具备的。例如，从分别流行于六七十年代及八十年代以来的国际金融教材看，前者以布雷顿森林体系及固定汇率下的政策分析为导向，后者以浮动汇率制及汇率政策理论为导向。再例如，在国际金融学中处于基础地位的重要理论，如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多恩布什模型、丁伯根模型等均为政策导向型。所以国际金融学的主要内容，就是在正确认识开放经济的运行机制的基础上，探索内外均衡相互冲突问题的成因，寻找内外均衡目标同时实现的途径。随着货币金融因素在内外均衡问题中的越来越突出的作用，内外均衡同时实现问题会越来越困难与复杂，国际金融学的内容也就会因之而更加深入与丰富。
三
一门新的学科的形成，一般都体现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国际金融学之所以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就是由于内外均衡同时实现的问题逐步复杂、在宏观经济中的地位逐步提高的结果。
在国际金融学萌芽直至形成、发展的全过程中，一以贯之的主线索就是不同历史条件下内外均衡问题的演化。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大致上可以相应地将国际金融学的学科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国际金融学总的来说处于萌芽时期，这是因为，从历史条件看，这一时期内基本上各国实行的是金本位制（或其他贵金属本位制），内外均衡可以通过金本位制所存在的“物价——现金流动机制”自动实现；并且，这一时期经济学科的发展尚处于低级阶段，现代的宏观经济分析尚未出现。
在国际金融学萌芽时期，马克思的有关论述尤其值得注意。尽管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主要是此时内外均衡问题尚不突出），马克思未能就这一问题展开全面的论述，但在他广泛的研究领域中也探索了这方面的若干问题，他的基本思想对我们有着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马克思在国际金融学方面的贡献主要集中在：
第一，他说明了外部均衡问题的必要性，并进而指出了外部均衡问题的实质。马克思从他对资本主义制度分析的逻辑出发，认为国际商业信用和资本信用会在国际范围内造成虚假的需求和虚假的繁荣，促使“这一切国家同时出口过剩（也就是生产过剩）和进口过剩（也就是贸易过剩），物价在一切国家上涨，信用在一切国家过度膨胀。接着就在一切国家发生同样的总崩溃……”[4-p557]。在这些论述中，马克思实际上间接地说明了一国在对外经济交往中必须对商品、资本的跨国流动进行一定的控制，也就是存在着外部均衡问题。并且，在马克思的论述中我们不难发现，他指出了外部均衡的实质在于正确处理跨国的信用活动，这一见解是极富见地的，因为国际范围内的融资关系至今仍是外部均衡问题的核心，也是从货币金融角度出发的国际金融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第二，他提出了内外均衡之间的关系问题。这可从他对金银跨国流动与一国信用危机爆发之间联系的分析中考察。马克思认 ，一国的黄金外流并不是信用危机的原因，但如果贵金属外流是在国内产业周期的紧迫时间发生，就会“象加到天平秤盘上的一根羽毛的作用一样，足以决定这个上下摆动的天平最后向哪一方面下坠”[4-p647]，促使信用危机的爆发。这样马克思实际上就将信用危机爆发这种极端形式与内外均衡冲突联系起来了，在内外均衡关系上进行了前驱性探索。
当历史发展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上半叶时，经济条件又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一时期内一战与经济大危机的爆发使全球经济处于动荡不安中，这主要体现在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其一是金本位制盛行、崩溃、部分重建直至完全崩溃以及浮动汇率制大行其道；其二是国际间的资本流动问题突出，尤其是大量的短期投机性资本表现出了极大的破坏力。在这一背景下，国际金融学范围内的研究成果呈现出如下特征：
第一，在外部均衡问题研究上出现重点转移。尽管在出现较大规模的国际资本流动后，外部均衡一般被直接视为包括贸易收支与资本帐户收支在内的总体上的平衡，但是浮动汇率制的实行使人们的注意力更为集中在汇率稳定问题上。这一时期国际金融研究的突出成果是汇率决定理论的大发展，诸如购买力平价说、利率平价说、心理预期说等理论都在这一阶段出现。
第二，在内外均衡关系上的研究更加深入。这种深入主要体现在将资本流动这一因素纳入了考察范围，分析了资本流动尤其是短期投机性资本流动使经济内外均衡之间关系更为复杂的作用机制。俄林、金德尔伯格等人均在这一领域有所建树，纳克斯的贡献更加突出。值得指出的是，这一时期的资本流动表现出了强烈的投机特征，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资本流动对宏观经济的其他作用，这导致二战后重建国际经济体系时采取了严格控制资本流动的措施，这一方面的研究就此中断，从而使国际金融学未能更早地建立起来。
第三，在内外均衡同时实现问题上的研究更加丰富。这些研究呈现出的特征是与当时的历史条件相联系的，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其一是在浮动汇率制背景下，对汇率政策调节内外均衡的研究，例如汇率调整引起国际收支变动的弹性理论的提出：其二是对经济尤其是对外汇的直接管制政策的分析；其三则是在各国采取“以邻为壑”的汇率政策的情况下，对各国经济的依存性及政策协调的可能性所进行的探索。
在这一时期的研究中，凯恩斯对国际金融学的贡献特别值得重视。凯恩斯对国际金融学的探索是相对较全面的，除了众所周知的利率平价说以外，他还取得了很多其他成果，尽管后者常常被忽视。这些成果主要是：
第一，对内外均衡目标有了更进一步的阐述。凯恩斯以前的古典经济学由于缺乏对经济的宏观分析，因此对内部均衡的认识常常是含糊的，凯恩斯则完全突破了这一点，将解决失业问题纳入了内部均衡的范围。并且，凯恩斯在外部均衡问题上也有着更为深入的论述。在分析德国的战后赔偿问题时，凯恩斯指出各国都应积极利用国际货款来克服国内资本不足问题，恢复建设；并且在国际债务清偿问题上，应根据出口剩余确定转移支付额，以确保其赔偿能力[5-p10]。这样，他不仅将对外融资问题引入到内部均衡问题中，还对对外融资的限度进行了分析，从而把内外均衡纳入到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中。
第二，对内外均衡之间的关系有了更深的见解。凯恩斯本人在这一问题上的认识也有一个发展过程。在《劝说集》中，他比较直接地提到了内外均衡之间的冲突。他在分析是否恢复金本位制时指出，国内价格水准的稳定和汇率的稳定两者常是不可能兼顾的，而“两者不能兼顾时，一般说来，前者比较值得争取”[5-p154]。凯恩斯在《货币论》中则对经济内外均衡之间的关系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在该书中提出了储蓄等于投资，对外收支差额等于对外贸易差额这一经济同时达到内外均衡的条件，并且还较详细论述了内外均衡之间的相互作用尤其是通过利率机制达到的相互影响，对经济运行中实现某一目标而对另一目标的干扰进行了深入分析。
第三，对内外均衡的实现方式有了突破性的认识。凯恩斯最早表达了政策搭配的思想。凯恩斯分析了利率政策与汇率政策对经济的不同作用方式，指出“维持对外平衡的作用机制基本上……是外汇率的变化。银行利率在维持对外平衡方面始终是一个次要的工具，而在维持对内平衡方面则是一个主要工具。”[6-p300]因此在经济出现不均衡时，要根据引起不均衡的原因选择政策工具进行调控。这样，他实际上对政策工具的配合与指派问题都有所论述。另外，凯恩斯也对各国经济的依存性以及政策协调进行了一定的分析。
国际金融学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是二战后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在这一阶段中并列于国际贸易学的国际金融学开始产生。国际金融学地位得以在这一时期得到提高的历史条件在于：一是经济理论的进步尤其是宏观经济学的形成为国际金融学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准备；二是各国经济日益开放使内外均衡相互冲突的现象日益严重，三是国际间货币金融联系得到加强及各国经济货币化程度提高从而研究内外均衡更依赖于货币金融的分析方法；四是二战后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在内外均衡实现问题上具有崭新的特点。布雷顿森林体系采取了固定汇率制及严格限制资本流动的做法，第一次以人为形式限定了内外均衡的实现条件。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实行期间，国际金融学的发展主要体现在固定汇率制下如何通过政策搭配来同时实现经济的内外均衡。具体集中在如下三方面：
第一，对内外均衡标准的研究。对于内部均衡问题，在凯恩斯提出“价格刚性”后，维持与价格稳定相一致的充分就业水平明确成为内部均衡的主要含义，并且在布雷顿森林协定中明确将之规定为政府政策的主要宗旨。对于外部均衡问题，在美元是主要的国际货币的情况下，布雷顿森林体系特定的调整机制使美国与其他国家的外部均衡标准出现了对立，一般国家均以尽可能获取美元储备作为外部均衡目标，而美国的外部均衡目标实际上是控制美元的输出以确保黄金与美元的比价稳定。特里芬最早觉察到了美国与其他国家在外部均衡目标上的矛盾，从而通过著名的“特里芬两难”预言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必将崩溃。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内外均衡目标的这一特点，成了当时推动国际金融学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
第二，对内外均衡关系的研究。这段时期国际金融学的另一个重要动力，就是米德首次直接、较完整、较系统地提出了内外均衡关系理论。在其代表作《国际收支》一书中，米德详细探讨了不同经济条件下的内外均衡之间的相互关系，并且还分析了各国实现内外均衡目标时的相互影响，这在国际金融学说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他本人也为此而荣获诺贝尔奖。（注：值得指出的是，米德的分析完全是从货币金融角度出发的，他甚至把财政政策也视为一种金融政策。请参见J.E.Meade,Balance of Payments,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1。）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米德将外部均衡的分析视角从贸易收支扩大到了包括资本流动在内的整个国际收支，但在他对内外均衡关系的分析中并没有一以贯之的详细分析资本流动对内外均衡关系的影响，也没有将这一点在他的政策措施中明确提出，而且他主要针对的是固定汇率制的情况。实际上，在浮动汇率制及国际资金流动条件下，内外均衡之间的冲突更加深刻，这也是现代条件下开放经济的主要外部环境，后人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突破了米德最初的分析而使国际金融学的理论更加丰富、更有体系，我们在进一步的论述中将会看得更清楚。
第三，对内外均衡目标同时实现机制的研究，这构成该段时期国际金融学发展的第三个重要动力。与以前偏重于研究自动实现机制相比，这一时期偏重于政策调控的分析，并且政策搭配的基本思想已被明确提出，这一特点是与这一时期凯恩斯主义的政府积极干预经济的思想有关的。“丁伯根原则”本是经济政策理论的基础，但它自从提出后，便因其对于内外均衡目标同时实现问题所具有的强烈的针对性而在国际金融学中得到迅速发展，并与“蒙代尔原则”一起，构成一国通过政策搭配同时实现内外均衡的理论基础。这方面研究的主要内容，体现为在固定的汇率制度下如何通过各种政策工具的搭配实现内外均衡。在分析中，各政策工具对国际收支等变量的影响的研究趋向深入。国际收支的弹性理论、吸收理论等均发育成熟。在汇率制度选择的问题上，弗里德曼等人倡导的浮动汇率制与讷克斯等人倡导的固定汇率制之间争论激烈，将汇率理论的研究引向深入。在具体的政策搭配方案设计上，米德提出了金融政策、汇率政策与直接管制政策的搭配方案，斯旺提出了汇率政策与需求增减政策的搭配方案，蒙代尔提出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搭配方案，以及库珀提出了经济依存理论。
国际金融学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是以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作为标志。自那时以来，国际资金流动迅速发展，浮动汇率制取代了固定汇率制，各国经济的内外均衡问题在这一新的历史条件下显得更加复杂、深刻、引人注目，以内外均衡同时实现问题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国际金融学迅速发展，至20世纪90年代末基本形成了内容丰富、体系完整、逻辑严密、特色鲜明的独立学科。
这一阶段国际金融学的学科发展历经了两个时段。在浮动汇率制实行的初期，相当多的人认为可以通过汇率变动及其诱发的国际资金流动自发调节国际收支，因此对内外均衡的冲突及政策搭配等问题的注意力集中于均衡汇率决定的分析上，汇率的资产市场分析是这一时期研究的主流。
八十年代初期世界性债务危机的爆发，特别是九十年代货币危机的频繁爆发，对国际金融研究者的震动很大。人们发现，单纯依靠汇率调节内外均衡是不可能的，在国际资金流动的历史条件下内外均衡的冲突更加严重，各国之间的经济相互依存性也大大加深，从而对内外均衡同时实现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更深刻更全面的阶段。总体上看，八十年代以来国际金融学的发展体现出以下几个新特点，即：
第一，对外部均衡含义的重新界定。经过正反两方面的实践，研究者认识到简单追求国际收支平衡是不够的，应当既要发挥国际资金流动对维持国际收支平衡的作用，又要对国际资金流动进行必要的控制，而问题的核心在于确定经常帐户的目标。因此，外部均衡作为反映合理开放性的指标被重新重视，它直接反映为与一国宏观经济相适应的经常帐户余额，并且从广义上说，还要包括汇率的稳定等综合反映一国合理的对外开放状态的有关内容。在这一时期，从资本流动的可持续角度提出的“潜在均衡分析法”与从时际最优化角度提出的“跨时分析法”这两种有代表性的分析方法不约而同地进行了确定经常帐户目标的尝试。
第二，内外均衡实现的分析渗透到汇率理论中。与以往的国际金融理论往往分离为固定汇率制下的内外均衡分析以及单纯的汇率决定理论两部分不同，这一时期的汇率理论均为一般均衡模型，将汇率作为开放经济的核心变量，从汇率与其他经济变量的相互影响中把握宏观经济的均衡问题。因此，汇率理论成为现代国际金融理论的核心内容。在货币危机频繁爆发的九十年代，内外均衡实现的分析又渗透到利率理论并且是与汇率理论的渗透相结合的。其最典型的代表是由奥伯斯特菲尔德(M.Obstfeld)提出的第二代货币危机理论。
第三，国际政策协调成为国际金融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八十年代初期，由于各国各行其是的紧缩性政策导致世界经济陷入严重的衰退，因此由库珀最早明确提出的宏观经济相互依存性问题在这一时期得到真正重视。在大量研究中，对开放条件下经济波动的国际传递机制、国际政策协调的必要性及成本收益分析、具体的国际协调的方案设计等都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从而因其与内外均衡实现问题的密切联系而构成了国际金融学中独具特色的内容。
国际金融学自八十年代以来的发展非常迅速，尤其是九十年代以来，随着货币危机的频繁发生，国际资金流动造成的内外均衡冲突问题更加突出，并且这一资金流动的独立规律越来越强，在相当程度上表现出“自我实现”的特点，因此国际金融学的内容更加丰富，研究更加深入，地位更加重要了。近期的亚洲金融危机及欧元产生等历史事件，使得内外均衡问题又发生了一些重大变化，可以说国际金融学又面临着一场大突破。因此，总的说来，当代的内外均衡实现问题更加复杂了，以这一问题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国际金融学这一新兴学科处于整个经济科学的发展前沿，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
四
构建新的具有明确主线、严密逻辑的国际金融学学科体系的努力，是建立在对国际金融学研究对象、发展脉络等问题进行重新界定的基础上的。根据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内外均衡同时实现问题构成了国际金融学的中心问题，并将学科各有关内容依照其与这一问题的不同关系而有机地组成了一个合乎逻辑、完整系统的学科体系。具体来看，国际金融学学科体系由以下部分组成：
第一，内外均衡的标准问题。解决内外均衡同时实现问题的前提，是要在对开放经济的运行方式进行深入了解的基础上，分析经济在运行中为什么会出现内外均衡问题，进而确定合理的内外均衡目标。内外均衡的标准问题又可以进一步细分为三个部分。首先是对开放经济进行分析的基础知识部分，例如衡量开放经济运行状况的工具——国民收入帐户与国际收支帐户，联系“内部”经济活动和“外部”经济活动的纽带——国际金融活动等。其次是对开放经济运行机制的研究，对开放条件下经济内部与外部各种变量之间联系的分析。在这里，国际收支理论、汇率理论是进行分析的主要内容，它对于了解开放经济如何运行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最后是如何确定开放经济的内外均衡目标问题。这一目标的确定需要在掌握开放经济运行特点的基础上，分析经济体面临的实际情况，并且结合特定的调控意图来加以综合考虑。
第二，内外均衡的关系问题。在确定了内外均衡目标后，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要把握开放经济运行中内外均衡的不同关系，从而为同时实现这两者创造条件。这方面内容包括：不同条件下内外均衡之间的相互影响机制；内外均衡一致及冲突的具体表现形式；造成内外均衡一致及冲突的内在原因等。
第三，同时实现内外均衡的国内政策搭配问题。同时实现经济的内外均衡是国际金融学研究的目的所在，实现这一任务的主要方面则在于一国国内各种政策的合理指派与配合。它包括：开放条件下政策搭配的基本原理（例如丁伯根源则、蒙代尔原则等）；开放条件下各种政策工具的效力分析（例如对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进行分析的蒙代尔——弗莱明模型，以及对汇率政策、直接管制政策、国际储备政策等进行分析的有关理论）；开放条件下具体的政策工具搭配方案设计（例如斯旺模式、蒙代尔模型）等。
第四，同时实现内外均衡的国际间政策协调问题。在世界经济一体化日益深入的今天，国际间政策协调对于内外均衡的同时实现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从而成为国际金融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部分内容主要包括：开放条件下各国经济的相互联系机制；国际政策协调的原理分析；国际政策协调的方案设计与制度安排（即国际货币体系问题）；国际政策协调的实践情况（例如欧洲货币一体化问题）等。
上述四部分内容构成了国际金融学以学科的中心问题为主线而逐步展开、条理清晰、内容完整的学科体系。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国际金融学领域内理论及现实问题的发展变化极为迅速，因此建立上述学科体系也仅仅是初步尝试，还将随着形势的发展而作进一步的调整（注：根据我们对国际金融学研究对象的认识，我们编写了一部以内外均衡实现问题为中心线索的新国际金融学教材，该书作为教育部“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于1999年出版。欲了解新教材的创新之处请参阅姜波克“转变教育观念是实现教材成功创新的关键”，《中国大学教育》，2000年第2期；杨长江“国际金融教材的特色”，光明日报，2000年2月23日。）。
以上是我们对国际金融学学科体系建设的基本设想。由于这些都属于探索性尝试，因此本文中提出的一些观点尚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我们诚恳地期待着全国广大研究者对本文发表批评和指正意见，从而促使我国国际金融学学科的发展成熟，使之适应我国对外开放的伟大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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