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界对前近代中国研究的分歧——以彭慕兰、黄宗智的观点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术界论文,分歧论文,观点论文,近代中国论文,中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07.8；K24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7071(2004)02-0143-06
对18世纪(含19世纪初)中国的研究是近年来西方(主要是欧美，尤其是美国)汉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各种观点分歧很大。相对而言，国内学术界则比较沉寂。学者们关于18世纪中国的分歧，一派以美国学者黄宗智(Philip Huang)为代表，他提出了著名的“内卷化”的概念，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中国学术界尤其是对中国的社会经济史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一派以阵容比较强大的“加州学派”(注：“加州学派”，是指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王国斌(R.Bin Wong)、李中清(James Z.Lee)、杰克·戈德斯通(Jack Goldstone)、安德烈·G.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及李伯重等人。他们尽管对很多问题有争议，但都同意18世纪的中国比老一辈学者所认为的更繁荣。)为代表，他们采用各种新的理论方法，提出要重新评价18世纪的中国，因为他们认为此前欧美学界对中国的评价和研究是在“欧洲中心论”影响下进行的，对中国存有偏见，并严重低估了中国的发展水平。最近，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一书的出版[1]，使“加州学派”的观点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更大，对中国学术界尤其如此。
一
黄宗智的“内卷化”理论，可以说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关于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长期延续、中国为什么没有走向近代化等问题讨论的延伸，只是他的解释角度和研究方法不同而已。由于这种理论与大多数中国学者的传统观点“暗合”，因此极易为中国学者所接受，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已经影响了近年来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取向。黄宗智在《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1368—1988年》(中华书局1990年出版)一书中对“内卷化”理论作了系统的阐述，此后他又作了很多补充。“内卷化”(英文是involution，或译为“内卷型”、“过密型”、“过密化”等)理论的核心观点是，明清时期由于江南人口压力而导致资源紧张，因此人们只能依靠不断地增加生产要素(主要指劳动、资本、技术等，特别是劳动)的投入来提高产量，生产要素过分投入的结果是劳动密集化、劳动边际报酬递减、劳动生产率下降。但这并不是“内卷化”理论的全部。黄宗智进而认为，内卷及内卷型商品化并不意味着单位土地绝对产出的减少；正好相反，拥有一定土地的农户当然可以通过采用内卷的运作方式来提高农场总产量，因为这将意味着就家庭劳动而言有更多的“就业”和收入，尽管平日每天的劳动报酬减少了。这就是所谓“没有发展的增长”的著名论点(没有发展指劳动生产率，增长指总产量)。在黄宗智看来，“发展”与“没有发展的增长”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发展”意味着通过增加单位劳动的资本投入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即如18世纪英国农业以及现代机械化农业所展示的情形；明清时期中国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则是“内卷化”和“没有发展的增长”的典型代表：家庭农场对节约劳动的资本化与农业规模效益的抵制，以及类似的家庭农场手工业生产对“原始工业”和现代工业中节约劳动的资本化的抵制。
由于“内卷化增长”(或“过密型增长”)的要义是指“在劳动生产率下降情况下的经济增长”[2](P67)，因此，黄宗智实际上也是发挥了伊懋可(Mark Elvin)有关的明清中国经济发展的论点。因为伊懋可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提出，明清中国经济发展的特点是“量的增加，质的停滞”。另外，“内卷化”理论亦非黄宗智所首创。它最早是由人类学家吉尔茨(Clifford Geertz)在20世纪60年代通过深入研究印度尼西亚水稻种植后提出来的，并引起学者的广泛关注。但把这个理论引入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并产生广泛影响的，黄宗智的确是第一人。
黄宗智提出“内卷化”理论的出发点是要反对“西方中心论”。在西方中国学研究尤其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中流行着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中国近几百年来的经济停滞不前，没有实质性的进步。多数西方学者持这种观点。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中国经济有比较缓慢的发展，如果没有外来因素的干扰，中国也会慢慢走向近代西方式的发展道路。这两种观点其实都只认同西方的经验，认同历史发展只有西方一种类型。这当然是典型的“西方中心论”。作为20世纪80年代反对“西方中心论”的代表人物，黄宗智大声疾呼：必须破除以前先验式的思维方式，必须从中国历史的真实出发，去认识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他认识到，要想真正改变欧美学术界关于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根深蒂固的传统观点，只有“破”是远远不够的，“立”才是关键。因此，他经过深入研究，提出了明清时期中国经济发展迥异于西方的独特道路，即“内卷化”的观点。他着意指出，在1979年以前的六百多年中，江南农村经济的确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但这种变化决不是、也不可能引起西方式的近代增长(即他所说的“发展”)；江南是一种另外的经济增长方式“内卷型增长”(即他所说的没有发展的增长)，其根本特点是，总产量增加而劳动生产率下降[2](P82)。尽管黄宗智提出的这种新观点最终使人感觉仍难逃“西方中心论”的窠臼，但它毕竟是一种新颖的解释方式，使人有耳目一新之感，极大地冲击了国内史学界，促进了中国经济史学的发展。
二
与“内卷化”概念的影响相类似，“大分流”(Great Divergence，又曾译为“大分岔”、“大歧变”、“大裂变”等)一词近年来在历史学界几乎无人不知。这一概念来自美国学者彭慕兰2000年出版的英文著作《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以下简称《大分流》)。此书出版后不久，就在学术界引起了轰动，次年便获得美国历史学会的费正清奖和世界历史学会年度奖。更有意味的是，由于这是一部主要研究中国的专著，因此在它的中文版出版以前，国内的相关评论就已有很多，并举行过多次讨论会。这种情况在中国历史学界是很少见的。相信此书中文版的出版，会对中国历史学界尤其是对明清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彭慕兰的核心观点是：18世纪以前，东西方处在同样的发展水平上，西方并没有任何明显的完全为西方自己独有的内生优势；18世纪末19世纪初，历史来到了一个岔路口，东西方之间开始逐渐背离，分道扬镳，距离越来越大。造成这种背离的主要原因，一是美洲新大陆的开发使土地的制约解除，二是英国煤矿优越的地理位置使蒸气为动力的大规模使用成为可能[3]。相比较而言，中国不仅没有类似发现新大陆这个“意外之财”，而且中国煤矿也处在一个非常不利的位置(离核心区江南太远，运输成本昂贵)。彭慕兰把这个东西方分道扬镳的过程称之为“大分流”。2003年，彭慕兰又在《历史研究》第4期上发表长篇论文，进一步充实、论证了这个观点。
《大分流》一书中采用的比较方法令人称道。传统的比较研究大多较为笼统，尤其在涉及东西方比较的时候多采用“中国与西方”、“中国与欧洲”、“亚洲与欧洲”、“中国与英国”等表达方式，仔细推敲，这样的比较都是很成问题的。《大分流》一书则扬弃了传统的比较单位，而是根据各方面客观条件(人口、土地面积、地理环境、经济发展水平等)大致相当的区域作为进行比较的单位。据此，作者选取了英格兰与中国江南作为具体比较的单位，而与英格兰/江南的比较相伴的是一个更大的政治/经济单位的比较——欧洲与中国，因为中国作为一个整体在许多方面完全可以与作为整体的欧洲相抗衡。这是该书采用的最为重要的两种比较方式。尽管英格兰与江南的比较是该书的重点，但作者强调并不能因此而忽视欧洲与中国的比较，因为英格兰与江南这两个区域的命运最终产生分流与它们息息相关的大区域有着密切的关系。
“江南为什么没有成为英格兰”?这是最经常不过的发问了。其含义是：曾经是中国也是世界上最富裕的中国江南地区为什么没有像英格兰那样实现工业化?为什么没有率先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在中西对比尤其在研究18世纪后中国为什么落后这个问题时，人们会想当然地提出这样的发问。其实，这个命题暗含着“西方中心论”的色彩，即以英国道路为模式，认为英国的近代化道路是常态，而中国的发展产生了偏离或陷入了停滞状态。多年来，中国学者实际上是接受了这样的一种观念。这种观念恰好又与某些经典论述合拍(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实际就是东方社会停滞论的变相说法)，于是成为我们脑海中根深蒂固的信念。“中国为什么停滞不前”以及“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争论，实际都是在“西方中心论”前提下展开的讨论。
鉴于此，彭慕兰提出了相反的发问：“英格兰为什么没有成为江南?”这一问非同小可，因为这样就站在了中国的立场上思考问题。正如作者所说，这样的反问并不只是为了与更为常见的问题“江南能否成为英格兰”对称，而是由于有很多理由使它具有经验意义。比如，18世纪的英格兰无论在人口增长、劳动生产率、土地单位面积产量、生态压力、能源供应等方面，可能面临比中国更大的压力，也可以说是“瓶颈”。前一个发问，我们在主观上已经把英格兰作为“标准答案”，因而自然而然地促使我们从自身内部找出为什么中国不能实现现代化的原因，也就是说英格兰是常态，中国是变态；后一个发问则不同，这是设身处地的站在中国的立场上来思考问题，主观上把中国的发展作为常态，而把英格兰的工业化作为变态。从后一个思路来论证对彭慕兰来说相当重要。他在《大分流》一书中力图证明，在现代早期的中国和欧洲都能看到动力与危机共存，因此需要避免片面的在欧洲只看到动力，在中国只看到内卷及发展中的危机；要看到中国和欧洲原始工业化中的共同因素，不能在世界的这一个部分只看到进步，而在另一部分只看到停滞。
上述彭慕兰的核心观点其实并非首创。美国学者王国斌早在1997年出版的《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一书中，就作了系统的理论阐述。他认为，16—18世纪，在欧亚大陆两端不同地区背景下的农村工业的发展，呈现了(至少在某种程度上)类似的经济变化过程，如商人长途贩运小家庭生产的产品，农村居民并没有普遍地把劳动转移到乡村以外，但却可以得到非农业性质的收入来源。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中国农民的经济行为在主要方面与欧洲农民相似，诸如由供求关系决定的贸易流动、因供求状况变动而引起的价格运动、劳动的地区专业化(如棉农售棉买粮之类)等经济学原则都非常符合我们所知的明清时期的中国经济状况。他甚至说，18世纪的欧洲与同时期的中国之间的共同之处，超过18世纪的欧洲与19—20世纪的欧洲之间的共同之处。前工业化阶段欧洲和亚洲的经济扩展，都是斯密型动力(由分工和专业化而带来的较高生产率，这是古典时期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故称；而近代经济增长则主要依靠技术突破和新能源的开发等因素)起了重要作用。他认为历史是沿着一种“途径相依”(
path-dependant)的轨迹，在时间的某一点上，总是有着多种的可能性，没有单一的和必然的变化一定会出现。中西之间的分道扬镳，直至工业革命后才出现，即欧洲突破了斯密型增长的局限(或者说推迟了增长极限的到来)，中国则没有。作者强调了偶然性在历史发展的特殊作用，对欧洲近代历史的发展来说，这种偶然性尤其重要，如果没有矿物能源和新大陆的发现，欧洲的工业化是不可想象的。可见，《转变中的中国》与《大分流》的中心观点是一脉相承的。相比较而言，前者理论阐述非常全面、深刻，后者则以具体的实例和数字加以比较和论证，二者相得益彰，使“加州学派”的观点更具影响力。
在对《大分流》的一片赞扬声中，黄宗智率先提出了批评[4]。他认为，《大分流》一书轻视关于具体生活和生产状况的知识，偏重理论和书面数字，以致在论证过程中出现了不少经验性错误。彭慕兰没有认真对待近二十年来西方研究18世纪英国的主要学术成就(双方就此点相互指责)，即对农业革命、原始工业化、城镇发展、人口行为转型以及消费变迁五大变化的证实，把英格兰这些革命性的变化尽量写成是内卷型(即劳动边际报酬递减)的演变，同时又把长江三角洲经历的人口对土地的压力描述为发展型(即劳动边际报酬剧增)的变化，结果抹杀了两者之间的差异，也就是尽量贬低英格兰的发展，而尽量提高江南的发展。其实，英国的工业革命起源于上列五大趋势及其与英国煤矿业特早发展的偶合，而18世纪的长江三角洲则不具备其中任何一个条件。
三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由于以往教条主义的长期影响，中国史学界曾经一度出现“危机”，表现为方向的迷茫、方法的呆板、理论的枯燥、创新的艰难等等。在这个时候，“内卷化”理论的引入无疑像一缕春风，吸引了无数人的目光，其独特的方法和视角，给了中国史学工作者以莫大的启发。然而，随着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深入，“内卷化”理论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挑战。
李伯重在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1368—1988年》一书出版后不久，曾撰写了《过密型增长理论——江南经济史研究的一把钥匙》一文，对黄的“内卷化”理论评价较高。然而几年后，他经过研究和思考，改变了自己的观点，又撰写了《“过密型增长理论”不适于明清江南农村经济史研究》[2]一文，对“内卷化”理论提出了批评。他认为，“内卷化”理论很难有效地解释明清江南经济发展，也很难具体应用于明清江南经济史的研究中。“内卷化”理论的缺陷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内卷化”理论的理论基础其实依然是“近代经济成长道路是单一”的看法，这种单一的经济成长道路即他所说的“斯密—马克思”类型的成长。目前经济史学界普遍认为，近代经济成长的方式并非只有一种类型，至少有斯密型成长(the Smithian Growth)和库兹涅茨型成长(the Kuznetzian Growth，指19世纪以来以技术进步带动的经济发展)两种形式。黄宗智所谓的“斯密—马克思”类型的成长，实际是把二者糅在了一起。但问题是，这两种经济成长方式由于各自的动力和条件不同，所引起的后果也大不一样；更为重要的是，两种成长方式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因此，把二者放在一起在逻辑上很成问题。明清江南农村经济没有出现库兹涅茨型的经济成长，但完全有可能出现斯密型的经济成长，仅仅因为没有出现库兹涅茨型成长就否定江南的经济发展是讲不通的。黄宗智以反对“西方中心论”的姿态出现，最终仍掉进了“西方中心论”的陷阱，可见“西方中心论”的影响是多么强大，摆脱它是多么的困难。其二，“内卷化”理论赖以建立的若干依据非常薄弱，有的甚至有错误。黄宗智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李伯重20世纪80年代的研究成果。李伯重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和中期曾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明清江南农业的文章。在这些文章中，李伯重认为，江南水稻生产中劳动投入明显增加，亩产量却没有提高。黄宗智正是借助了这些重要观点来论证自己的“内卷化”理论的。然而，近几年李伯重改变了自己的观点，认为江南无论在农业方面还是在手工业方面都有了实质性的进步。其三，“内卷化”理论赖以建立的另一重要基础，是认为江南农村人口过剩，人口压力增大，以至使得经济“只有增长而无发展”。18—19世纪中国人口增长过速及出现人口危机的观点，先后由何炳棣、珀金斯(Dwihgt Perkins)、伊懋可等提出和论证，并为大多数中国学者所接受。于是乎，明清(主要是清代)“人口爆炸”导致经济发展停滞的观点在我国大陆日益流行，差不多成了学者们的一种共识。然而，这种观点近年来受到了挑战。葛剑雄、李中清、王国斌、威廉·拉夫里(William Lavely)等人的研究证明，清代人口增长率大大高于以往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1700—1850年间中国的人口增长率与西北欧及英国相差不大[5](P85—86)。早在二十多年前，何炳棣进行的人口研究就已经证明：在1850—1959年的一百多年中，人口大省江苏的人口仅仅增加了7.5%，而且这还没有包括此时期上海作为一个重要城市而形成这样一个重要因素在内；同一时期，浙江人口下降了23.8%，安徽下降了19.3%，江西则下降了31.4%[6](P289—290)。施坚雅也持类似的观点。如此看来，明清江南是不是真正存在所谓的人口压力还是一个远远不能定论的问题。
黄宗智在对14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50年代的长江三角洲进行研究后认为，长江三角洲农村经济一直停留在一种“糊口”(或维持生存)的水平。这是黄宗智“内卷化”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王国斌对此提出了严厉批评，认为“糊口”一词含义模糊，与事实相悖。因为在14世纪50年代，很少有人穿棉布；而至19世纪50年代，绝大部分人(几乎是所有人)都穿上了棉布。所以，棉布消费的这一变化，表现了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有关明清人士对普通百姓生活日益奢侈而深感忧虑的史料，在中日两国明清史研究中比比皆是。因此，王国斌反问，如果在黄氏所研究的六百年中，长江三角洲一直是“糊口农业”(或“维持生存的农业”)占支配地位的话，上述情况怎么可能出现呢[7](P19、66)?这表明，黄宗智既未能对“糊口”性的经济明确下定义，同时也未能对生活水准作精确计算。王国斌认为，无论是近代早期的英国农业经济，还是明清时期的中国农业经济，都同样为那些与亚当·斯密和托马斯、马尔萨斯的学说有关联的积极的和消极的变化力量所支配。这当然不是说在经济行为和人口行为方面英格兰和中国江南完全一致，二者之间肯定有差异，但事实证明这些差异只是表面上的而非真实的。例如，黄宗智认为中国土地、劳动与信贷市场的竞争机制有许多限制，实际上近代早期的欧洲对市场限制也很严重，欧洲的土地与信贷市场远比黄宗智所看到的受限制的中国市场更不自由。在这里，黄宗智“实际上是以大学一年级经济学课程所讲授的那种典型市场行为来衡量中国的，只是未说明而已”[7](P31)。王国斌的批评虽然有些尖刻，但所言却不无道理。
附带提一下，黄宗智实际是沿袭了珀金斯关于14—20世纪中期中国人均产量保持不变的看法的观点。珀金斯假设在以往的六百年中，中国人均消费量大致相同，同时他又对亩产量的增加、耕地的扩大和人口总数的变化作了估计，以此来证明其关于人均产量消费不变的假设。1973年，伊懋可在《中国过去的模式》一书中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他认为，经过宋代经济与社会的变革，至明清时期市场机制继续扩大，但明清时期的这些变化不是继续发展，而是在一种“高水平平衡陷阱”(high-level equilibrium trap)中停滞不前。两人的观点，在西方汉学界影响甚大，被广为引用。
彭慕兰在《大分流》及最近发表的文章中对“内卷化”理论也多有批评。彭慕兰认为，黄宗智在计算明清时期江南粮食、棉花产量时存在很多问题甚至错误。例如，黄宗智认为，棉花的种-纺-织一天劳动增加的价值仅为谷物栽培一天劳动增加价值的4%，而实际应该是50%。更为严重的一处错误是，当时米价应为每斤0.006两白银，而不是黄所说的0.06两，相差了10倍。一旦这些错误得到纠正，就绝对没有什么中国特有的或内卷化的重大衰退存在。相反，有证明表明，中国农村居民像全世界他们的同时代人一样，在一个没有发生急剧技术变革的世界中，经历了劳动力边际报酬下降的事实。按照谷物当量计算收益的方法，18世纪中国江南和英格兰的工人收入大体相当。因此，如果非要说江南的收益反映了一种内卷行为，那就不得不得出结论说，英国工业大部分行业中的工人陷入了一种同样程度的内卷化。根据对英国经验的一种具体解释，黄宗智坚持认为，向现代经济的变革只有在通过人们无产化被强制性剥夺了任何其他选择时才会发生，因而坚持英格兰圈地运动和在中国几乎不存在的大规模工资劳动的“经营农场的重要性”。但是，很多研究英国农业的著作都对这条道路产生怀疑，认为公开的市场机会和只有通过市场才能获得的新消费品的实用性，在刺激效率增长方面可能更为重要。此外，在18世纪的英国，英格兰中部地区圈地运动从农业中“释放”出的劳动者往往加剧失业而不是构成新生的工业大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按照黄宗智的观点，我们不得不把18世纪英格兰存在巨大的失业人口看作一个“劳动力剩余”或“内卷”的经典案例，把精英阶层对这些人口的忧虑看作一个与黄氏假定的江南情形相似的发展中的社会危机。彭慕兰还强调，我们要避免把分析现代经济时通常给予资本的重要性同样赋予前工业资本，因为黄氏认为通过劳动密集度增加而不是通过资本密集度增加来提高产量是“内卷化”的一个显著特点。彭慕兰批评说，“内卷化”这一概念定义不当，它把其他社会共有的现象当作了中国特有的经济现象；黄氏也忽视或弄错了一大批研究18世纪英格兰的著作的结论，那些著作已经证明，18世纪英格兰人均收入的增长相当小，而创造它们所需的劳动力则有实质性的增长，18世纪大多数时候和大多数国家的实际工资大概都是下降的。
四
“西方中心论”、明清中国“停滞论”等论点是应当受到质疑和批判的，因为这样的观点偏于狭隘，缺乏一种全球化和比较研究的视野。然而，清除“西方中心论”的观念决非易事，一因现今西方经济文化的强势地位客观上使其处于全球化的中心，而发展中国家处于边缘地位；二因“西方中心论”的观念源远流长，自亚当·斯密、马尔萨斯、黑格尔，直到马克斯·韦伯等等，无不是建立在“西方中心论”基础上的理论体系。
目前，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国际影响的增大，使越来越多的人对西方中心主义的传统观点产生了质疑；更有甚者，有学者反过来以“中国中心论”的论点来探讨中西之间的差异。显而易见，无论是“西方中心论”还是“中国中心论”，皆缺乏全球化和比较的视野研究，失之偏颇。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是贡德·弗兰克的《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一书。尽管作者可能并无心刻意制造一个什么“东方中心论”或“中国中心论”，但他的结论却给人这样深刻的印象，不自觉地走上了另一个极端。请看看他的断言：“如果说1800年以前有些地区在世界经济中占据支配地位，那么这些地区都在亚洲。如果说有一个经济体在世界经济及其‘中心’等级体系中占有‘中心’的位置和角色，那么这个经济体就是中国”；“西方最初在亚洲经济列车上买了一个三等厢座位，然后包租了整整一个车厢，只是到19世纪才设法取代了亚洲在火车头的位置”[8](P27、69)。有学者认为，李约瑟对中国科学史的研究有抬高中国文化之嫌，弗兰克的观点则远过之。
就本文涉及的黄宗智、彭慕兰等人的观点来看，他们都对摆脱“西方中心论”的影响作出了可贵的努力，因而得到了学术界的称赏。尽管他们的结论不尽相同，甚至相反，但他们都力求避免走两个极端，努力采取客观的态度探讨中西历史之间的差异，因此他们的观点在中国学术界得到了众多学者的呼应。
在对黄宗智、彭慕兰等人的观点进行较为系统的梳理和比较后，笔者陷入了困惑之中。其一，黄宗智的观点笔者并不完全赞成，因为他对中国明清时期中国经济的发展水平估计过低，与笔者的判断有差距；但他有关“内卷化”的论述，笔者则认为对明清时期的中国有相当的解释力，即使在今天中国广大的农村地区，这种“内卷化”的情形仍不难观察到。其二，彭慕兰的观点在学术界得到了广泛的共鸣，好评如潮。的确，彭慕兰对明清时期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估计是很有说服力的，对18世纪中国江南与英格兰的比较更是让人信服，他的多重视角的比较方法值得我们好好学习。然而，他对英格兰突破“瓶颈”走向近代化而中国却没有做到所作的解释，即把英国的成功完全归结于新大陆的发现和煤矿的优越位置，似乎较难令人完全信服。这一点，彭慕兰本人也有觉察，他说：“我的论据中最软弱的部分(和真正的欧洲特殊性最有力的例证)实际上在科技领域。”[9]而笔者认为，这恰恰是最不应该忽视的地方。再如社会思潮和意识形态方面，中国和西欧在这几个世纪中都发生了变化(无论从内容和程度来看，中国和西欧在这方面的变化都有很大不同)，西欧(特别是英国)发生的变化(例如近代经济学的出现、产权观念的法制化及其成为社会意识形态的核心等)，对西欧经济的突破有了明显的影响，但中国发生的变化则似乎没有对社会经济变革起明显的影响。而彭慕兰则基本回避了这些变化。其三，关于中国历史的研究，中国的历史学家应该是最有发言权的，理应拿出水平最高的学术成果。可是，我们看到，事实并非如此。除了在史料的掌握和考据方面我们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外，我国学者在对本国历史研究的许多方面已经落在了国外同行的后面，这多少令我们感到难堪和内疚。域外学者之所以在某些中国学研究领域遥遥领先，当归结于他们的视野开阔、方法多样、勇于创新及经常方便的国际学术交流。当然，笔者也欣喜地看到，已有部分中国学者站在了国际学术最前沿，并积极地参与国际学术交流与对话，如李伯重关于明清江南生产力的研究所取得的实质性的突破，就引起国际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的今天，即使在最传统的历史学研究领域，也不可能再闭门造车了。我们期待更多的学者自觉参与到国际学术的大循环之中。
收稿日期：2003-1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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