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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04 [文献标识码]A
市场社会主义自正式问世迄今已有近80年的历史。20世纪五六十年代市场社会主义在苏东一些国家被付诸实践，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探讨也进一步被推向纵深。苏东剧变后，西方左翼学者纷纷将市场社会主义作为未来社会的蓝图，市场社会主义再次在世界范围内受到广泛关注。
一、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渊源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马克思主义的迅速传播，西方许多经济学家和社会改良主义者开始探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经济问题。尽管他们并不主张根本变革资本主义制度，但其对社会主义的生产组织形式进行了尝试性的研究探索，并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能否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的观点。其中隐含了大量关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思想：
第一，社会主义可以通过“试错法”求解经济均衡方程，实现一般均衡价格
法国著名经济学家瓦尔拉(L.Walras)首先运用“边际效用学说”和“一般均衡理论”，证明了可以通过“试探”的方法，使商品供求达到均衡，即由一个拍卖商喊价，如果在这个价格上，需求与供给不相等，就会喊出一个新的价格；这个程序一直持续到供求相等为止。他认为，社会主义条件下可以通过国家的力量消除垄断，建立一个完全竞争的机制，使一般均衡价格得以实现。后来，意大利数理经济学家巴罗内(Enrico Barone)又进一步论证了社会主义社会可以通过“反复试验”的办法求解经济均衡方程组；德国社会学家海曼(Eduard Heimann)也对社会主义制度下价格的确定问题进行了探讨，他认为不论经济制度怎样，都可以而且必须通过“反复试验”的方法找到价格调整的适当量，即均衡价格。[1]
第二，资源配置效率不取决于社会制度的性质
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Vilredo Parato)率先对此问题做了探讨。在其著名的“帕累托最优理论”基础上，帕累托强调指出：“帕累托最优”概念“可以应用于任何经济中。而且至少在理论上说，一种不同于完全竞争的经济制度也可以达到帕累托最优性”[2]。之后，巴罗内进一步证明和发展了社会主义计划与自由市场竞争均能达到经济均衡的假设。他认为，价格并非必然受市场等某些经济组织形式的约束，在一个经过恰当设计和严格计算的集体主义经济中，同样能达到资源的有效配置。他还据此设计了一种不存在货币和价格、经济资源归集体所有、中央计划委员会集中管理经济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并论证了该模式下实现“帕累托最优”的方式和过程。[3]
第三，作为价值度量手段的货币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也存在
这一思想是由德国社会民主党党魁考茨基(Karl Kautsky)提出的。早在1902年，他就指出，如果想要保留对消费和就业的自由选择，就必须保留货币和市场。社会主义制度在俄国确立后，他进一步提出了社会主义并不意味着废除货币的论点。他认为：没有货币的社会主义经济，不意味着国家中的全部生产活动会形成一个单一的工厂，就标志着一切商品会都将是免费商品。除了重申货币和价格的作用及其与消费选择自由的关系之外，考茨基还具体论证了货币作为价值计量手段的重要性：“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货币作为价值的度量和商品流通的手段，将继续存在……不论据以组织社会主义社会的路线是什么，会需要很仔细的会计。”[4]
上述思想观点为市场社会主义理论模式的建构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材料。其中有许多观点，如均衡价格理论、试验错误法、社会主义货币论等，还直接或间接地被市场社会主义各种理论模式和实践形式所吸收。
二、市场社会主义的发展脉络
在数十年的发展历程中，市场社会主义经历了“早期”和“当代”两大时期、“初创—发展—突破—最新发展”四个阶段的发展。[5]
第一，“兰格模式”与市场社会主义的正式诞生
计划模拟市场的“兰格模式”，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之初，波兰经济学家兰格(Oskar Lange)等人针对西方学者关于“社会主义国家不能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的观点提出的，它是市场社会主义的第一个完整理论形态。在这一模式中，兰格论证了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总体框架内，中央计划局通过“模拟市场”和“计算价格”等方式进行资源配置，并以此达到社会主义经济均衡的过程。在兰格看来，社会主义经济中自觉地应用“试错法”比起资本主义完全竞争的市场更富有效率。“因为中央计划局对整个经济体系正在发生什么事情的知识比任何私人企业家能够有的知识宽广得多，并且因此比竞争市场可以用一个短得多的、系列的、相继的试验达到正确的均衡价格”[6]。
兰格模式的提出，首次打破了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为后来的经济学家在计划经济中引入市场机制，解决资源的合理配置提供了新的思路，从而也成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引进市场机制的最早理论尝试。它标志着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正式诞生，可视为市场社会主义的“诞生阶段”或“初创阶段”。
第二，“分权模式”与市场社会主义的长足发展
计划与市场结合的“分权模式”，是一些经济学家针对苏东社会主义国家高度集权计划经济模式暴露出来的弊端提出的，主要包括：波兰学者布鲁斯(Wtodzimier Brus)的“导入市场机制的计划经济模式”、捷克著名经济学家锡克(Ota Sik)的“社会主义的计划性市场经济模式”、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Janos Kornai)的“在计划经济内导入市场机制的模式”、英国经济学家诺夫(Alec Nove)的“可行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等。
这些理论模式，对市场和社会主义的关系作出了进一步探索，为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南斯拉夫和匈牙利的经济体制改革实践提供了必要的理论依据。而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实践，又为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和氛围。在理论探讨和实践演进的交互作用中，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在20世纪50至80年代的东西方经济学界得到了长足发展。但由于理论本身的局限以及现实因素的影响，南、匈两国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的变体”都先后夭折，早期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也由此步入了一个死胡同。
第三，“市场主导模式”与市场社会主义的突破
“市场主导”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与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遭到挫折、西欧社会民主党在大选中连年受挫相联系，它是英国工党迎合选民意志，重新思考其传统的经济理论、不断调整其过时的经济政策的产物。该模式的基本观点囊括了英国工党对社会主义所有制(国有和私有)、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计划和市场)以及社会主义本质(目的和手段)等一系列问题的新认识。在所有制问题上，该模式主张在公有部门和私营部门之间建立伙伴关系，建立一个为公共利益服务的充满生机的经济体系；在对待市场的态度上，该模式认为市场能够与社会主义联姻，主张将市场作为达到社会主义目的的主要手段，“运用市场来实现社会主义的目的便是我们所指的市场社会主义”[7]；在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上，该模式放弃了传统社会主义以“结果平等”为目的导向的理论，转而强调一种“起点平等”。
“市场主导”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的提出，突破了长期以来市场社会主义在“计划与市场”两者之间徘徊的局面，主张把市场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的一种主要手段，认为只有在市场作用失灵的情况下，才应该启用非市场机制(指导性计划)对市场机制进行有益的补充。
第四，各种新模式与市场社会主义的最新发展
“最新发展阶段”市场社会主义的各种新模式，是欧美发达国家激进的左翼人士基于对原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剧变原因的深入思考，对社会主义未来发展提出的种种设想，其目的在于建构一种相对于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具有更高效率和更大公平的经济制度。这些新模式包括：罗默(John E.Roemer)“银行中心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容克(James A.Yunker)“实用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韦斯科夫(Thomas Weisskopf)“民主的基于企业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米勒(David Miller)“合作制”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布洛克(Fred Block)“剥夺金融资本权力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埃尔逊(Diane Elson)“市场社会化”社会主义模式等。它们具有以下共同特征：一是强调市场的主导地位和作用；二是力图建立一些隶属于代表公共利益的“公有公司”，以保持某种形式的“公有”，从而实现更大程度的平等；三是允许企业在自由竞争的市场中追求自身的“最大利润”；四是力图建立一个有效而民主的投资管理体系。
三、市场社会主义的重要理论模式
在数十年的发展过程中，市场社会主义产生过许多不同的理论模式。由于这些模式的倡导者所处历史时期不同、政治立场差异及意识形态分歧，他们所提出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在形式、内容、特征等诸多方面也都各异。概括起来，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模式可以划分为两大类型，一是“计划—市场二元机制”类型的模式，二是“市场为主导”类型的模式。
1.“计划—市场二元机制”类型的模式
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大多属于这种类型。尽管在如何正确处理计划和市场的关系问题上，各种模式之间亦存在一定分歧，有的强调计划、有的偏重市场，但它们都强调社会主义应当同时运用计划和市场两种经济运行机制。
(1)计划模拟市场的“兰格模式”市场社会主义
兰格模式最显著的特征是，市场只限于消费品和劳动力市场，而没有作为生产资料的产品市场。因此，也有人称之为“消费和劳动的市场社会主义”。[8]此外，该模式还具有以下几个主要特点：一是生产资料公有，但小型工业和农业仍保留私有制。二是存在着三个决策层次，其中中央计划委员会是最高层次，它负责确定生产资料的价格并分配社会福利；中间层次是各生产部门管理机构，负责确定工业部门间的发展；企业和家庭作为最低决策层次，则具有生产产品、选择工作、支配收入等职责和权利。三是存在双重价格标准，其中消费品和劳动力价格通过市场来定价，生产资料价格由中央计划机关通过“模拟”市场竞争决定。
(2)计划与市场并存的“分权模式”市场社会主义
在“导入市场机制的计划经济模式”中，布鲁斯分析了集权模式的弊端，提出了国家通过控制市场来引导企业决策，实行劳动者自主管理与宏观经济中央计划结合的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模式。在他看来，必须在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同时，加强对市场机制的控制，以确保市场运行符合宏观计划目标。他强调：新的解决办法不是在计划或市场、集权或分权中作出择一的决策，而是“在于计划和市场结合起来的方式，在于集中决策和分散决策的最优范围”[9]。
锡克的“社会主义的计划性市场经济模式”，论证了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与市场、宏观平衡与微观平衡相结合的必要性。他指出：“单靠市场或单靠没有市场的国民经济计划都不能保证经济的有效和符合社会长远利益的发展。”[10]计划和市场的有机结合意味着两者的相互渗透。一方面，市场信息应成为制定计划的依据和执行计划的标准；另一方面，计划不仅要为市场规定方向，而且还要对市场施加影响，以克服市场的盲目性。
科尔内从批判当时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存在的短缺现象入手，提出了“在计划经济内导入市场机制的模式”。该模式要求以市场中的企业硬约束预算取代软约束预算、从模拟货币经济转为货币经济的方法，实现企业自身完善的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在科尔内看来，对国家调节和市场体系的谨慎选择是必要的，在大多数领域是二者的结合而不是分离。
诺夫“可行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也建立在计划与市场有机结合的基础之上，诺夫指出：“有效率的社会主义经济必须是计划与市场的结合，集中和分散的结合，控制和地方积极性的结合。”[11]正是基于此，有人将该模式称为“二元经济”模式。[12]
“分权模式”的进步性表现在，一是在计划经济中引入真正而非“模拟”的竞争性市场，二是把市场的范围由消费品、劳动力市场拓展到生产资料领域，三是提出了所有制和经营方式的多种形式并存的设想。但同“兰格模式”一样，“分权模式”的市场社会主义也未能走出“计划—市场二元机制”的框框。在这些理论指导下前南斯拉夫和匈牙利的市场社会主义实践，虽在一定时期内取得了政治稳定和经济增长，但最终还是夭折了。
2.“市场占主导”类型的模式
“市场占主导”类型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是在“二元机制”类型遭到挫折后涌现出的。该类型各模式的倡导者普遍认为，市场较计划指令在激励、创新、获取信息、促进自由民主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应当将市场作为经济运行的主导机制，甚至主张“复制”一个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市场。由于该类型的模式众多，以下仅择几种典型观点做一简要概括。
(1)“银行中心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
该模式由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学院著名经济学教授罗默提出，其目的是“提出和捍卫一种把市场体制的力量和社会主义的力量结合起来的新模式。这种新模式既要考虑效率又要考虑平等”[13]。该模式的主要特征：一是以银行为中心。几个企业围绕一个“主办银行”，以“联合股份公司”的形式在竞争的市场上运作。银行既负责对集团内的企业提供资金，又负责对各企业的经营进行监督。二是实行证券经济。正是基于此，亦有人称之为“证券社会主义”。三是国家负责“对投资形式和投资程度进行计划”，但这种计划不能通过指令系统，而是通过对不同的产业部门规定不同的利率来实施。
(2)“实用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
这一模式的倡导者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容克，他早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研究市场社会主义并提出了自己的模式，苏东剧变后，又对之进行了丰富和发展。容克认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问题完全独立于“计划与市场”的问题之外，市场资本主义的高效率并不是取决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而是取决于市场。因此，“复制市场资本主义的市场特征”同时又“确保其比资本主义具有更大的财产收入分配方面的公平”就成了该模式的根本宗旨。[14]该模式的基本内容包括：其一，实行生产资本的公有制，将大型的、业已建立的公司的所有权转为公共所有，只保留创业企业(包括小型私人企业和企业家自己经营的企业)的私人所有权；其二，国家所有权的代理机构“公共所有局”负责接收和分配产权收益，并通过对企业经理的任免，确保企业实现利润最大化；其三，保留市场资本主义企业运作的一些基本特征，包括企业实行高度自治、企业贯彻利润最大化原则以及鼓励企业之间的竞争等。
(3)“民主的基于企业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
基于对苏东剧变原因的深刻认识，美国密执安大学经济学教授韦斯科夫提出了“民主的基于企业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该模式主要内容包括：第一，所有的企业都必须实行企业的民主控制，即企业“民主的自我管理”，由直接受企业管理的人们平等地掌握企业的控制权。第二，建立了一个受约束的“双重股票市场体系”，即无选举权的企业股票市场和有选举权的共同资金股票市场，以实现企业资本收入广泛的社会性分配。第三，国家及地方各级政府都要制定积极的经济政策。政府通过民主的方式，可以影响企业的资本构成，也可以决定经济增长的总体比率和方式。
(4)“合作制”市场社会主义
该模式由英国牛津大学社会学和政治学教授米勒提出。他认为：市场是组织经济活动的一种有效手段，它不仅能够给人们提供更好的社会福利、更多的选择自由(包括私人消费、择业和言论自由等)，而且还可以促进更大的民主，因此，社会主义的发展应当而且必须依赖市场。这一模式的主要内容包括：企业形式以“工人合作社”为主，企业的投资资金来源于国家设立的公共投资机构，生产由企业自行决定；资本所有权社会化；企业在运行中要遵循资本运行原则、破产原则以及民主原则；限制国家的经济作用，把市场作为提供商品和服务的主要手段。
综上，尽管该类型各种模式的侧重点不同，有的强调经济效率，有的偏重社会公平，有的提倡更多地关注劳动者的经济自主，但它们都强调市场的主导作用，主张把市场作为社会主义经济运作的主要机制，而将中央计划或政府干预仅仅当作在主导机制不能有效发挥作用时才启用的机制。
四、对市场社会主义的评论
市场社会主义在近一个世纪的发展过程中，不仅提出了许多理论模式，还在一些国家得到过不同程度的实践。这些理论模式和实践形式，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以及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都产生过并将继续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必须对其有一个科学、正确的认识和把握。
第一，市场社会主义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坚持和发展
作为一种社会主义思潮，市场社会主义以其对市场效率的推崇、对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的追求，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
首先，市场社会主义以其强调市场作用的特点，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原理。重视市场是市场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也是其保持强大生命力的关键原因。不论是作为一种社会主义模式或思潮，抑或是作为社会主义的一种改革实践，所有的市场社会主义都提出了社会主义应当而且必须利用市场的思想，打破了长期以来把市场与计划、社会主义与市场截然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改变了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把中央计划视为社会主义惟一经济运行模式的看法，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
其次，市场社会主义以其对社会主义目标的追求和向往，揭露了资本主义的社会弊病，坚定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信念。追求社会公正等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是市场社会主义的又一大特色。作为一种社会主义的流派，市场社会主义将其锋芒直指资本主义，揭露其造成的社会不公和各种罪恶。尤其在苏东剧变后，市场社会主义者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已经灭亡的断言是不成熟的，正如一位西方经济学家所言：“今天，许多民主社会主义者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正在转向承认市场的重要作用，‘市场社会主义’可以被视为在有效的经济体系内实现社会主义价值的一条可行的道路，因此，也是在几乎对传统中央计划和国有制普遍不抱幻想的情况下一次复兴社会主义的机会。”[15]可以认为，市场社会主义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谷时期，再度焕发起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憧憬。
第二，市场社会主义是一种社会改良主义思潮
市场社会主义虽然提出要保留“社会主义理想的某种核心”，但其并非真正科学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而是一种社会改良主义思潮。其改良性突出表现在：
首先，市场社会主义赖以产生的基础是“资产阶级福利经济学”。市场社会主义各种理论模式都以“帕累托最优”这一福利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为前提，在运用福利经济学一系列合理观点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上了其超阶级性的烙印，把社会主义的总目标简单地界定为增进“社会福利”和“公共利益”。
其次，市场社会主义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尤其攻击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各种市场社会主义理论都程度不同地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进行了否定。他们要么避开，要么直接指责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将使用价值和价值作了不恰当的分离，忽视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经济计量、可替代材料的选择，以致只能按无差别的劳动时间确定价格，使用价值之间却无法进行比较和计量，如诺夫所说：“由于马克思认为使用价值是非同单位的，特别是人为地、不合理地把价值和使用价值分开，因此造成很大混乱。”[11]
再次，市场社会主义放弃了包括公有制在内的社会主义的许多本质特征。市场社会主义者把自由、民主、团结和公正等伦理价值观念当作其“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仅仅致力于“自我实现和福利、政治影响以及社会地位”等目标的实现，并不要求去变革根本的社会制度，它实质上表达了一种把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调和起来的观点。在经济体制层面上，市场社会主义是一种混合形式的理论模式；在社会政治层面上，它是一种改良和折衷形式的社会主义，带有明显的改良主义色彩。对此，市场社会主义的倡导者本人也承认，市场社会主义只是“实现彻底的社会主义”前“纠正资本主义的一些弊端”的过渡性阶段，它在“赞成社会主义经济的论点”时也对“构成社会主义成分的基本观点方面进行某些修正”[13]。
第三，市场社会主义是带有空想色彩的社会思潮
市场社会主义的空想色彩，集中体现在其理论模式没有相应的经济基础作保障。市场社会主义虽为未来社会主义设计了种种美妙的蓝图，却未能对资本主义如何过渡到社会主义作出可行性的论述。
在市场社会主义具体模式的建构过程中，为了同时获得市场的效率和社会主义的公平，提出了许多避免财富过分集中于少数富有阶层手中的具体措施。譬如，有的模式提出要对资本主义金融制度进行彻底的结构性改革，限制和剥夺资本家的金融资本权力。更多的模式则是设计了一些公共机构，试图通过实行某种形式的公有，使劳动者获得收入分配方面的平等，容克的“公共所有局”、罗默的“证券经济”、埃尔逊的“工人管理的公共企业”等都属于此。然而，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空想社会主义时所指出的：任何思想学说都是由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决定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模式中所提出的保障公平的措施，以及实现社会主义价值理想的设想，由于没有相应的经济基础作保障，必然带有浓重的空想色彩。这大概就是当代市场社会主义各种新模式能够席卷世界，却未能在一国实现的根本原因所在。
收稿日期：2003-1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