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能力成熟度模型的社区能力提升路径研究
金艾裙，蒋 艳
(安徽工程大学 人文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 )
摘 要： 社区能力成熟度的提升，要通过关键过程域的关键措施执行来完成。借鉴能力成熟度模型的理念与方法，开展文化建设与社区服务，培育社区意识，有助于提升社区基本能力；动员社区参与，培育社会资本，可以增强社区互动能力；赋权于民，培育精英，能够提升社区解决问题能力。
关键词： 社区建设；社区能力；能力成熟度模型
社区能力是一个通过增强社区群体的能力，来界定、评估、分析和解决那些社区成员所关心问题的过程。[1]关于社区能力内容与维度的研究成果较多，目前无一致结论。本文支持Hawe等人的观点，从基础层面能力、关系互动层面能力以及解决问题层面能力等三个维度进行建构。[2]当前社会迅速发展，随着社会结构日益分化，社会问题也日益复杂化，社区能力建设成为当务之急，亟需政府、居民和有关的社会组织整合社会资源，发现和解决社区问题，培育互助和共治精神，共同构建社会共同体。
一、能力成熟度理论及其划分
1987年，美国卡耐基·梅隆大学软件工程研究所提出一种开发模型，既可用于软件开发中，同时也是评价及改进开发能力的一种方法，称之为能力成熟度模型(Capability Maturity Mode，英文缩写为CMM)。CMM模型定义了五个不同等级的“成熟度”。从低到高排序，形成一个有序的尺度，用以测量评价一个组织的过程能力。每一个成熟度等级包含一组过程目标，通过实施相应的一组关键过程域达到这一组过程目标，导致组织能力一定程度的增大[3]。具体地说，等级1为初始级，表现为管理过程混乱，过程管理进程难以预测。等级2为可重复级，管理过程较为有序，有章可循，从而可重复相应成功经验。等级3为已定义级，对生产过程中各环节进行标准化，逐步形成组织的标准过程。等级4为已管理级，能够充分实现过程的可预测性与可控性。等级5为可优化级，组织为提高过程能力而不断改进，并助借新技术、新方法而不断创新。能力成熟度模型代表事物发展的一种思路，显示能力逐步成熟的趋势，一种提高过程能力的途径。多年来，能力成熟度模型已适用于项目团队建设[4]、人力资源开发[5]等众多领域，包括社会建设领域[6]。各领域借鉴能力成熟度模型的理念与方法，构建相应领域能力成熟度模型，以期实现能力提升的动态运行。
Therefore,the translators shall be equipped with the knowledge of 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In addition,the translation shall adapt to Chinese audience needs.Following discussion is made from these three aspects,i.e.adaptability to history fact,culture and audience’s need.
二、社区能力成熟度模型及特点
基于能力成熟度模型五级制建立社区能力成熟度模型五级制，社区能力成熟度是随着社区发展而不断提升的一个动态的概念。当完成相应的一个阶段关键过程域任务，达到这一阶段过程目标时，便促进社区发展能力一定程度的增长。社区能力成熟度体现社区能力系统构成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和耦合程度，强调随系统变化而不断改进系统构成要素之间的耦合关系，以实现社区能力的系统性与动态性。关于社区发展可以依据几个重要时间来进行阶段划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78年单位制改革的号角吹响、1991年民政部从单位制松动后的国情出发，提出社区建设新理念，2013年随着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社会治理的命题，社区治理也逐步兴起。这些均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城市社区治理演变的重要节点。[7]依据这些关键时间点，可将社区发展划分为：社区萌芽(-1949)、社区探索(1949-1978)、社区转型(1979-1990)、社区建设(1991-2012)和社区治理(2013-)五个阶段。随着社区经过五个阶段近百年的发展，社区能力也不断实现其发展关键域，不断走向成熟，呈现出初始级、可重复级、已定义级、已管理级、可优化级的能力阶段性特征。各阶段社区发展特点与社区能力发展关键域如下：
(一)社区萌芽阶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社区发展处于一种萌芽阶段，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问题是农村问题，问题的根源在于农民素质问题。中国发展史上的乡村建设运动，通过乡村学校把农民组织起来，培养农民形成关心并参与公共事务的新政治习惯与团体合作的精神，锻炼乡村自治组织的能力。同时也推行一些社会改良工作，如禁烟、禁赌、兴办合作社等。虽然中国的乡村建设运动在二战后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很多国家在社区发展中注重供鉴中国乡村建设中的一些具体做法，但此时的社区发展依然是无序的。
(二)社区探索阶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街道和居委会组织体系正式形成。计划经济时代，单位制形态的基础组织拥有丰富的资源与国家赋予的权力，单位人享受单位提供的各种福利与服务。地域社区的社区居民主要是那些无法进入各种工作单位的弱势群体。街道和居委会为主的地域社区在国家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生活中处于次要位置，是一种与单位制相配合的辅助性社区组织，社区完全依附国家，社区缺乏自主空间。存在社区规章制度尚不健全、各种设施尚不完善等状况。此阶段社区能力建设的关键域是建立社区规章制度，做好各类弱势群体的社会服务，扩大社区影响力。
(三)社区转型阶段
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变革，我国社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受社会成员普遍认可的单位制受到强烈的冲击并逐步转向社区制。自上世纪80年代始，社区逐步取代单位，成为基层城市提供便民服务、整合社会资源、开展群众自治的主要载体。社区转制阶段，长期享受单位制福利的居民，其单位人意识依然浓厚，社区意识有待逐步形成。社区除承接单位剥离出来的职能，还承担一定的社会功能，社区职能超载却难以满足社会发展需要。此阶段社区能力建设的关键域是建立社区理念，强化社区意识，规范社区行为。
(四)社区建设阶段
1.5.1 残留内膜面积评判 手术结束时，自宫底至宫颈全面检查内膜残留情况，按照统一标准对宫腔的残留内膜面积进行评估，1级：内膜残留面积<1/3宫腔内膜面积；2级：内膜残留面积为1/3～2/3宫腔内膜面积；3级：内膜残留面积>2/3宫腔内膜面积。
2.开展社区服务，培育社区归属
(五)社区治理阶段
2013年社区治理理论兴起。党的十八届三中会会提出要全面深化改革，由社会管理转向社会治理。建立于法治基础上的多元共治充分蕴含了法治、协商和自治的理念，政府行为与社区行为相对分离，政府行为与社区行为相对分离，政府职责在于宏观调控，社区事务则实行自主自治。社区参与逐步形成，社区精英参与社区事务并与社区成员有良好互动，社区成员在互惠互助、冲突化解、包容融人等方面参与主动性增加，社会组织能够整合内外资源开展社会服务。此阶段社区建设的关键域是多元主体有机融合，充分赋权增能，发挥居民的自主性与参与性，挖掘社会组织的潜力，整合内外部资源，不断创新。
三、基于社区能力成熟度模型的社区能力提升路径
基本能力主要针对新建社区。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各种新建社区也应运而生，新建社区居民彼此不熟悉，社区各项规章制度与相关设施有待完善，居民社区意识淡薄，社区认同感与归属感有待加强。需加强社区文化建设，培育社区意识，提升基本能力。
猪场寄生虫感染的发生和发展取决于多种因素：①猪圈被前批感染动物污染的程度；②畜舍环境条件是否有利于活虫量持续加大和(或)虫体的存活；③猪场中所存在的寄生虫的类型；④猪场的条件是否适合寄生虫通过直接接触的方式进行传播。
1991年社区建设的概念首次提出，国家出台系统政策以规范社区建设。政府组织是社区治理的主体，政府承担着对社区治理的无限责任。政府通常需要依靠行政管理手段，通过对组织和资源的控制来达到社区建设的目的。而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活动的主动性差、热情不高，社会组织的发展受到一定限制，服务功能难以得到有效发挥。因此需要通过行政动员进行居民动员参与，动员进行资源的筹措与配置。此阶段社区能力建设的关键域是淡化行政力量，动员居民参与社区事务决策或各种活动能够，对所需要的资源进行有效的协调，提高居民自治意识。
(一)开展文化建设与社区服务，培育社区意识，提升基本能力
随着社会发展，当前社区发展处于社区治理阶段，社区能力成熟度处于可优化级，由于社区探索与社区转制是特定时期的特殊现象，另外，由于城市不断扩张，各种新建小区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
研究对象来源于我院收治的85例脑卒中后焦虑抑郁患者,选取时间为2016年1月-2017年6月。其分组资料整理如下:对照组男女比例为27:15,平均年龄(55.3±6.7)岁。观察组男女比例为28:15,平均年龄(55.6±6.2)岁。纳入标准:所有患者经脑卒中诊断和抑郁评分确诊为脑卒中后抑郁[2];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卒中前存在精神心理疾病、中途退出、护理依从性差者。上述组间数据对比均保持同质性(P>0.05)。
根据美国学者谢尔·阿恩斯坦的“公民参与阶梯论”，公民参与形式和能力的发展是一个阶梯上升的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政府操纵与教育动员，为非实质性参与形式；第二阶段是给予信息、政策咨询和安抚，为象征性参与形式；第三阶段是合作伙伴、赋权和公民自主式，为完全型公民参与。[9]非实质性参与更多是一种依附性的被动参与，因公民需要享受相关政策，而被安排好参与社区相关事务，主体缺乏选择权与积极性。象征性参与，是一种表面上的传达某种象征意义，缺乏主动性与深入性，难以实现居民权利意识的增强与自治能力的提升。真正实质性参与是公民的主动参与，参与过程是一个为了民众利益体现表达机制、敢于质疑对抗的过程，参与的目的是维护居民的合法权益与促进社区的公共福利。在现实社区中，多种参与形式通常并存，可依据社区现实，实现多种参与的组合，充分培育各类居民的社区自治意识，有效提升社区互动能力，增强社区凝聚力。
社区服务不仅包括福利性、公益性服务，而且包括一定程度的商业性或“准商业性”的便民利民的生活服务。[8]在社区，社区居民既是社会服务的客体，也是社会服务的主体。因此社区可以通过组建志愿者队伍，成立社区服务中心等方式，开展各种便民家庭服务、残疾人服务、养老服务、心理咨询服务等，提供政策性支持与社会支持，既可以从物质上满足居民基本需求，也可以给予精神上的慰藉、慰问和关怀，从而激发居民对社区的认同归属，实现人、社区、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并不断提升社区基本能力。
社区文化是社区内制度文化、物质文化以及精神文化的统称。社区意识是居民对社区的一种认同、参与、归属的心理情感。社区制度文化是社区运行的前提与保障。社区制度文化既包括正式的规章制度，如国家制定的相关制度与法规，或居委会的相关管理条例，也包括非正式的民规习俗，居民广泛默认的习惯性的隐性规定。社区制度文化对居民起着导向和约束的作用，为新建社区建设提供有序环境。在新建社区，物质文化建设的重点应是加大投入社区运动设施与休闲娱乐设施，为居民交流互动提供场域。社区精神文化集中体现在社区居民的精神风貌。加强社区文化建设，规范社区制度，完善文体及休闲设施，开展丰富的精神文化，强化公共服务，不仅有助于塑造社区公共精神，而且有助于增强居民的社区意识与价值认同。
综合协调组主要职责包括：负责会务筹备、公文处理、上下联络与接待、预警信息发布、数据统计汇总；负责通知、命令、汇报材料等相关文件的起草；负责向省、市党委、政府和防指上报工作信息；组织防汛会商；协助审查外宣稿件；做好总体协调、重点区域调度等工作。
1.加强社区文化建设，培育社区意识
(二)动员社区参与，培育社会资本，增强社区互动能力
1.动员社区参与，增进社区互动
课堂教学是师生互动的双向交流过程，只有师生活跃并和谐地开展互动交流，才能产生最积极的教育效果。著名统计学家陈希孺先生曾指出，求学好比游公园，老师的作用好比导游，导游指点一个大略，提醒一些值得看的地方，真正的妙处所在，还得自己用心领略，一切依靠导游，难有真正的收获[3]。因此，教师应更多地在梳理知识、启发思考等环节上多下功夫，尽快找到适合本班级的互动模式。课堂提问是高效交互的关键所在，尽量选择那些既有深度又有广度、同时兼顾学生应答的难度的问题进行提问，这样不仅可以方便学生开展讨论，也方便老师进行统计思想的渗透和灌输。
2.培育社会资本，构建社区信任
社会资本既具有生产性与功能性，有助于提高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收益，也具有公共理性，存在于人际关系的结构之中。个体之间通过增进交流、强化身份、确立认同，从而产生社会信任，形成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是公民社会的黏合剂，是社区居民合作的信任基础，通过社群的自我调节，有利于解决集体行动的困境。在社区建设实践中，要努力发掘社会资本的潜力，大力开展社区文化建设，吸引居民积极参与。居民间密切的交流与互动，能够为社区成员之间重塑居民信任提供基础。开展社区公民教育，加强对社区居民的公共伦理教育，提倡共同遵守社区的规章制度，有助于打造优美社区生态，培育合格社区居民，提升社区认同感，构建社区信任。
(三)赋权于民，培育精英， 培育自治意识与解决问题能力
1.赋权增能，培育社区精英
赋权通常指在社区公共事务、公益事务决策过程中，政府及其政策赋予社区更多参与决策的资格，以及公权组织与居民公益组织间复杂的互动关系。[10]是权力在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分享和转移。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塑造社区治理能力，提升居民自治水平。但社区自治实践对于居民综合素质要求较高，不仅需要居民广泛参与，而且需要一种非正式的领导力量，因此有必要挖掘并发挥社工精英力量，发挥其在心智上的优势，制定社区自治行动的方法与策略，发挥社会地位优势，发挥社会资源上的优势，整合力量，个人号召促进集体行动，带领社区居民积极行动，以解决社区层面的集体行动难题，促进社区公共事务的自治。
2.培育社会组织， 缓解社会冲突：
相对于政党、政府、市场组织等传统组织形态，社会组织是以社会服务为主要职能的具有民间性、公益性、非营利性、自治性、志愿性等特征的组织。[11]社会组织的培育与兴起，能够凝聚社会资本，构建自治组织网络，能够有效地促进民主，塑造参与型的公民文化，在促进政府与百姓沟通、通服务公共决策、缓解社会冲突、参与政治协商等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社会组织类型多样，能够主动回应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满足居民多样化的社会需求，不断提升治理水平与治理能力。
综上所述，由于我国幅员广阔，地区间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平衡，从而社区发展存在较大差异，因此，社区能力成熟度形式也存在一定的差异。需从社区实际出发，找准社区当前所处阶段，加强关键过程域的关键措施建设，从而不断提升社区的基本能力、互能能力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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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search on Approaches to the Promotion of Community Capability Based on Capability Maturity Model
JIN Ai-qun, JIANG Yan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hui Polytechnic University, Wuhu Anhui 241000, China)
Abstract ：The improvement of the community capability maturity should be completed through the implementation of key measures in the key process area. it is pointed out that cultural construction and community service should be carried out to cultivate community awareness, which is helpful to improve the basic ability of the community. Mobilizing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and fostering social capital is conducive to enhancing community interaction. By empowering people and nurturing elites, communities can improve their problem-solving skills.
Key words ： community construction; community capability; CMM
中图分类号： D669.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2638(2019)10-0094-03
收稿日期： 2019-06-04
作者简介： 金艾裙(1970-)，女，教授。主要从事社会工作、应用心理学研究。蒋艳(1980-)，女，讲师，硕士。主要从事社会工作研究。
基金项目： 安徽省哲学社科项目：安徽社区综合管理体制改革问题研究(AHSKY2014D83)
(责任编辑 马 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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