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与振兴二篇(之二)
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战略协同关系探究
王韬钦
(中共湖南省委党校 经济学部，湖南 长沙 410006)
摘要： 城镇化与乡村建设原本是矛盾的双方，长期以来由于城乡二元机制的存在，时至今日农村一直在补贴城市，农村发展的内在活力并未激发出来，与此同时伴随着廉价劳动力和生态环境可承受能力趋紧极限，城镇化建设亟待转型发展，新型城镇化建设与乡村振兴两大战略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如何避免“建设性”破坏以及统筹城乡互动发展是无法回避的话题。应从城乡资本产出比率角度来反思城乡关系，紧紧依靠城乡劳动力要素资源，努力使劳动者而非资本成为城乡建设的主体，实现城乡统筹科学跨越式发展。
关键词： “建设性”破坏；发展战略；新型城镇化建设；乡村振兴
新型城镇化建设与乡村振兴是我国现代化经济建设重要的战略抓手，大部分学者认为二者之间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关系。[1]“乡村振兴和城镇化并非对立”“乡村振兴离不开新型城镇化”“新型城镇化建设也离不开乡村振兴”等观点在学术界占据了主流，基本达成了共识。从实践上看，二者几乎同时提出，即城市经济发展到较为成熟的阶段且发展模式亟待转型的时期。当前在政策执行层面对于二者的理解存在误区，导致城市资本盲目下乡投资，产生了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建设两方面的问题。《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指出，部分城市贪大求洋、照搬照抄，脱离实际建设国际大都市，“建设性”破坏不断蔓延，城市的自然和文化个性被破坏。一些农村地区大拆大建，照搬城市小区模式建设新农村，简单用城市元素与风格取代传统民居和田园风光，导致乡土特色和民俗文化流失。这背后是对经济规律认识的不足。
一、新型城镇化建设与乡村振兴关系
(一)问题的缘起——城镇化与乡村建设的要素争夺矛盾
城镇化与乡村建设原本是矛盾的双方，我国对于城镇化的理解主要基于人口在区域间流动，即人口从农村流向城市，而不考虑是否取得户籍。[2]由于我国经济长期依靠“人口红利”进行发展，城市的建设需要从农村引进大批劳动力，而这些人并未解决城市户口问题。与此同时，这部分劳动力在农村拥有土地等农村生产资料，进城的同时造成了农村“空心化”现象。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加剧等因素导致劳动力成本不断提高，城市被迫转变经济发展模式，不少城市企业或开始向农村区域转移，或改进生产技术，降低劳动力等可变资本的构成比例，在劳动力、土地要素受限的情况下，尤其需要通过拓展农村发展空间来增加企业效益。于是农村“空心化”与新型城镇化建设问题同时出现：一方面，乡村振兴迫在眉睫。解决乡村振兴的问题必须着眼于化解农村“空心村”的问题，统筹农村各项振兴工作，2017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要求，到2050年，全面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目标。然而，现阶段农村留不住人、缺乏技术和产业基础的问题仍然十分普遍。另一方面，要为城镇化建设提供新的发展空间。新型城镇化建设基于解决人口多、资源相对短缺、生态环境比较脆弱、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等问题，实现城市全面转型提质发展。更多的城市企业则仅仅是将粗放型的发展模式在农村地区继续复制，农村广阔的土地使得这种发展模式仍然具有表面上的“生命力”。
日常养殖中，猪气喘病的防治工作非常重要，以此避免此种疾病大规模发展给养殖户带来的巨额经济损失问题，因此，需要县畜牧食品局讲治动防站的工作人员定期对本地区的猪养殖户进行猪气喘病发病机制、临床症状、防治、死猪无害化处理等内容的宣讲，以此革新猪养殖户猪病防控的理念与方法，促使养殖户可以在之后的猪养殖场中利用现代化的先进管理理念、疾病防控技术做好猪养殖工作，有效降低猪病发生风险，增加养殖户的经营收益。
2.条件方差方程和DCC方程的结果及分析。波动信息传递和吸收的参数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其中收益率波动性参数ω、α、β分别表示条件方差方程中的常数项、ARCH参数和GARCH参数，分别捕捉两地股市收益率波动的聚集性和持久度。
然而，克拉克(Colin Clark)在《经济进步的条件》一书中指出，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均收入的提高，劳动力将会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同时提出在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农业劳动力占比就越低。[3]一方面农村劳动力总量在不断减少，另一方面城镇化与农村同时面临着劳动力短缺的严重问题，一时间不论东部沿海发达地区还是中西部县城工业园似乎都出现了用工荒，城镇在发展的初期依赖农村劳动力似乎“凭空消失”。这是因为随着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建设，产业规模在不断扩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网站数据，2009—2018年我国工业企业实收资本与工业规模快速扩张，2017年达251175.32亿元，是2009年的2倍以上，而总人口数仅有小幅上涨，约为4.5%，其中城镇人口增加了约1.9亿人，农村人口则减少了近1.3亿人。在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工作的带动下，近年来城镇和乡村都在大搞开发建设，这就导致了一个问题：在缺乏技术进步带来的不变资本升级的情况下，可变资本即劳动力的总量没有出现大幅增加的情况下，城镇建设和农村必然会争夺这部分有限的劳动力资源，一旦劳动力流入某个局部，那么局部的经济增长必然受到制约，从城乡区域整体来看，由于产业规模过度扩张，企业固定资产投资过高，劳动力要素无法与之匹配，自然带来了资产收益率过低的问题，而城市的资产收益率要普遍高于农村资产收益率，这就使农村各种产业对于各种市场要素资源的吸引力更差一些。于是，城镇化与乡村开发就呈现出了资源的争夺性和矛盾性，在劳动力要素得不到满足的地区，城乡建设开发往往以土地、资金等其他要素来代替，直接催生了“建设性”破坏工程，并在农村复制城市粗放型发展道路。
(二)新型城镇化建设与乡村振兴的相互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在生产要素配置上，把引导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流向新农村建设作为重中之重。”[10]当前农业投资报酬率不高也在于缺乏资本投入运作，而资本的逐利性决定了资本很难单纯脱离政策因素而投入农业。农业增长的方式转变亟需农业与工业、农业与服务业的深度融合，缺乏外部资本牵线搭桥难以成事，这在逻辑上就是十分矛盾的事情。城乡二元机制的阻碍还表现在对于人才流动限制，我国对人才智力资源的评价标准单一，通常以获得相应社会政治待遇作为人才评价标准，如果某市2018年住宅限购政策就把人才作为限购政策优待对象，因此人才智力资源总是被提供较好待遇的城市所吸引。2018年全国中大型城市均实行了“人才争夺大战”，人才在城市尚未饱和，将更难进入农村。
二、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战略协同之困境
(一)城乡资本产出比率差异与城乡协调发展之探讨
城乡资本收益不均等从根本上说是城乡二元化的问题，是长期以来农村补贴城市的问题，农村对于城市的补贴将不可持续，不利于区域协调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践表明，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互促共进，是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的不二法门，是城乡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康庄大道。”[10]要实现城乡资本收益均等化就必须政府与市场共同发力：一方面，政府在城乡资源配置的政策设置上体现公平。在招商引资方面要对农村固有优势进行必要保护，如资本下乡要审查其创新能力，避免以圈地提高其不变资本构成，从而为农村增加一些低效、冗余的行业，如一些以田园综合体为名的城市房地产业态，由于这些行业并不能真正创造价值，因此要予以严格控制。另一方面，要通过市场力量实现要素资源的城乡均衡。当前城乡要素流通仍然存在梗阻，主要是非市场化因素在起作用，农村存在“资源集中”和“非组织化”两种情况均是非市场化的表现，“资源集中”是指大量的农村资源控制在少部分人手中，以部分村庄“能人经济”为代表，“非组织化”则是指空心村情况下无人管理村庄事务的情况，村庄组织存在软弱涣散的局面。要通过市场力量消除这两个极端，在基层党组织的指导下，发挥好各类农村经济合作社的市场主体作用，以逐步发挥市场对于城乡收益的均衡作用，减少因信息不对称、人为干预所导致的城乡收入差距。另外，在产业布局规划上，应着力搭建不同层次的城市经济圈和跨区域产业经济合作带，[11]形成产业合理布局、城乡互动的经济产业链，以经济自然延伸打破行政区划、城乡分割，实现城乡经济一体化，以此促进城乡资本收益均等化。
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是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内容，随着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等国家重大战略的推进，中西部地区正在承接东部发达地区产业转移，《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的本意在于通过产业转移，改变中西部城镇化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局面，促进经济增长和市场空间由东向西、由南向北梯次拓展，使区域发展更为合理，同时也是经济转型发展的重要内容。通过东部产业转移可以转变东部地区主要依靠廉价劳动力和土地资源粗放型发展道路。然而与此同时，转移到中西部地区的几乎全部为劳动力密集型和资源消耗型产业，在调研中发现，中西部地区县级城市也在大量承接东部转移产业，甚至已经延伸至城郊及农村，这是中西部地区对于东部地区、乡村对城市的第二次资源补贴。新型城镇化在建设过程中缺乏整体性思维，对于长期难以得到城市要素资源的基层乡镇政府而言，也乐于接收此类产业，并以土地流转为代价保障项目落地，短期内可以大幅提高财政收入，但从长期来看，是提前侵占了乡村经济的发展空间，使城市经济在农村得以殖民式发展，并产生了“建设性”破坏，近几年以来乡村出现了大量城市的文化，展示现代化的同时，农村原生文化却遭受严重挤出。此外，产业从东部向中部梯度转移过程中存在不兼容现象，如有的企业原本在大城市生存，在转移到县域经济或乡镇经济后，缺乏配套企业保障而大幅提高了生产成本，加之农业剩余劳动力已不多，用工成本并不会比转移前低太多，用工量也无法保证，因此政策性的产业转移的效果和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还有待商榷。
表 1张家界永定区、慈利、桑植等地田园综合体或现代农业企业现场调研部分情况
(二)城乡二元机制对城乡协调发展之制约
学术界对于城乡二元机制有了十分丰富的研究成果，而仍然存在两方面的误区：一是表现在关于城乡二元机制的形成时间以及原因的认识方面。有学者主张，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农业、城市—工业”和“农村—农民、城市—市民”的城乡二元格局逐渐被打破，因此城乡关系、工农关系已经发了重大变化。[8]而值得商榷的是，城乡二元机制在很大程度上正源于改革开放初期的各项非均衡发展政策，其特征是由政府主导城乡资源的配置，由于改革开放初期社会资源总量的有限性，为了保证发展的效率，政府在决策时必须采取区别化的分配原则，以最大限度保障城市的发展，导致各种要素资源从城市流向农村，从而使农村加速凋敝。这与法国经济学家佩鲁(1950)所提出的增长极理论也印证了这种现象，由于经济在区域之间(包括城乡之间)的不平衡性，政府必然选择某一区域作为增长极，将要素集聚于此，并带动周边非极化区域发展，这时城市成为了增长极，而农村成为了非极化区域。二是对于新时期城乡非均衡关系的估计不足。有学者以“城乡共生”来说明进去新时期城乡对立的关系已经基本消除，[9]而“城乡共生”说明的并不是建立在城乡平等发展的基础之上的，这种内在关系表现为城市的集约性、创造性、集聚性、规模性以及由此带来的空间效益，农村广大地区仍然扮演着为城市提供基础原材料、劳动力、能源等稀缺要素的角色。这种互补性仍然立足于生产关系的上下游地位，因此并未打破城乡二元的固有发展思维，“城乡共生”不具备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事实上，进入经济发展新时期，城乡二元机制已经成为了城乡要素资源均衡配置的重大障碍，也成为了全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最大问题，即在传统发展模式下城市对于农村资源的低效利用，以农村的空心化换取城市短暂的繁荣，如果不能解决这个难题，那么乡村振兴以及城乡高质量发展就难以实现。
新型城镇化建设与乡村振兴就是要解决相互间对于紧缺要素资源的争夺问题，将“资源争夺”转变为“资源共享”。有学者用“城乡互动”来解释这种“资源共享”关系，认为城乡两方面产业的要素通过多重传播和交互，能够扩大城乡商贸交换关系的扩大，使得城乡产业关联度增强，城乡产业互为市场，经济产业链得到有效延伸，最终可以使城乡均获得持续、有效的共同发展。[4]同时，没有“资源争夺”不等于城乡产业之间没有竞争，在城乡互动的初期，城乡产业的分工并不细化，同质化竞争较多，随着城市资本进入农村，农村出现了带有酒店、餐饮、物流、加工业等城市特征的产业，随着竞争的产生，城乡资产报酬率不尽相同，城乡的产业分工逐渐表现为更为专注于自身有优势的领域。在这个分工过程中，城乡基于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将产业价值链重新分解，从经济效率角度来看，由于城市产业的整体优势，包括产业链完整性、产业集中度较强等，城市资本必然对农村资本有着市场挤出效应，农业一些支持活动或是基本活动也将外包(Porter,1985)。[5]这个挤出效应是自由市场条件下完全竞争的结果，效率更高成本更低的企业之间在市场占据主导地位，统筹城乡两个市场资源，从而加快了城乡之间的经济融合。
(三)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之战略边界问题
另外，土地要素在城市发展到一定规模后成为极度稀缺资源，成为影响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在乡村振兴过程中，城市资本通过落实政策的途径进入乡村，往往以开发田园综合体为目标变相圈地，通过对张家界永定区、慈利、桑植等地20家田园综合体或现代农业企业现场调研发现(见表1)，投资额在5000万元以上规模城市资本进入农村发展田园综合体或现代农业经济效益都很低，平均资产报酬率均为负，而维持企业生存的途径则是依靠政府补贴以及非农项目的对于农业亏损项目的弥补。大部分盈利项目均为非农经济产业，但同一资本量的经济效益也明显低于城市。这种现象的后果就是大量下乡资本“非农化”经营倾向严重，部分企业将农村打造成了城市产业转移的承接地，利用的只是农村的土地要素，而改变城乡发展不平衡的重要内容则是人才智力资源的不均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土地要素制约是我省一个硬制约，在土地问题上要长期从紧过日子。”从长期来看，下乡资本通过土地资本挤出劳动力最终会加剧城乡之间发展的不平衡，不利于城乡互动发展。
三、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战略协同推进的路径选择
(一)努力实现城乡资本收益均等化
城乡资本产出比率是存在差异的，一般认为要素配置分布集中情况将会影响城乡要素生产率。根据生产要素互补原理，由于城镇人均资本和人力资本都是农村的数倍以上，城市劳动生产率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人均收入必然会高于农村。[6]因此要改变这种资本产出效率差异，就必须改变城乡要素生产率和现有配置结构。普遍认为劳动力是核心因素，劳动力也包括普通劳动力以及受过良好教育培训的劳动力，后者较前者能够创造更多价值，也可以认为其劳动生产率更高，且更具稀缺性特征，通常也定义为人才智力资源。区域间发展的不平衡主要是由于人才智力资源不平衡所引起。诺贝尔经济学家获得者西奥多·舒尔茨认为，现代农业和工业的富裕不是由文盲和无技能者占优势的民族所能获得的，教育和知识的确是资本的重要形式。[7]城乡之间的发展差异就是由于人才智力资源的不均衡所造成，这种不均衡是城乡资本产出比率差别化的根本，也是城乡协调发展过程中需要破解的重点难点问题。
麻友们看见牛黄丸捧着茶杯走进来，就一边比划了一个电视机的模样，一边给他伸出大拇指。他却朝别人比出一个中指姆。牛黄丸不说话，一个中指姆把他的意思全部说完了。
(二)努力使劳动者而非资本成为城乡建设的主体
城乡要实现劳动力资源的均衡发展，努力体现劳动力的市场价值，才能进一步实现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协同发展，这是因为劳动才是收入、财富的最终来源，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建设不协同的原因就在于城市对于土地要素过于依赖，以及对于农村劳动力要素的过度吸纳，未将劳动力摆在产业发展的合理地位，并缺乏科学的配置，这是经济发展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因此，要警惕城市资本以主力为目的下乡行为，避免城市资本以土地挤出劳动力，毕竟只有增强农村的内生动力，调动城乡居民参与新型城镇化建设和乡村振兴的积极性，城乡双向互动才有可能变为现实，这种经济发展的模式也才能变得具有可持续。而农村岗位对于劳动力的吸引力不足，问题也是多方面的，包括社会保障、社会交往、价值实现等，农村都逊于城市，而从人的最高效用来看，价值实现必然是最终归宿。首先，农村必须给广大劳动者提供能够施展相应才干的舞台。农村要发展，必须立足于产业发展这个根本，只有产业蓬勃发展起来了，广大农村各层次劳动力能够较好的实现本地就业，农村才能避免空心化，才能留住人。其次，农村劳动者应该享受到与其劳动成果相匹配的经济保障地位。习近平总书记要求，“使农民不但成为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的主力军，而且成为工业化、城市化的积极参与者和成果享受者。”[10]现阶段可先行研究农村社区构建和乡村组织振兴等问题，增强乡村的凝聚力和组织力。
(三)实现城乡统筹科学跨越式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乡村振兴战略这篇大文章做好，必须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10]协调处理好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之间关系的问题，还必须将“三农”工作摆在突出位置，这是由于二者产生问题的根源在于工农关系、城乡关系没处理好，农村不能吸纳充足的劳动力，导致农村经济跟不上城市发展。从国际经验来看，这需要较长的一个过程，如日本乡村振兴发展到今天历经了50年的过程。因此，政府不应急功近利给经济建设设定均衡时间表，只有通过市场力量达到了资源配置的均衡才是积极有效的。“跨越式发展不是指更快的速度、更大的总量，而是指在发展过程中跨越传统发展模式中的某个甚至某几个阶段。”[12]总之，城乡关系、工农关系的协调发展对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大局具有决定性作用，在城乡统筹发展的过程中要避免“建设性”破坏现象，尊重经济和产业发展规律。要围绕十八大报告所要求的“城乡一体化”的总体目标，营造出“城乡共生”的发展生态，以要素共享为基础，在城乡平等发展的前提下，实现二者的相互依存、共同演进。具体而言可以分三步走：第一阶段，要以乡村振兴化解“城市病”为突破口走好协同发展第一步。随着城市发展容量趋于饱和，城市环境恶化、交通拥挤、资源短缺等问题日益凸显，在政策倾斜以及市场共同作用的前提下，乡村振兴有助于以自身发展对接城市冗余过剩的发展要素进入农村，为农村产业的发展提供动力。在这个阶段农村将自身产业基础打牢，使得农村有能力在某些基础领域与城市展开公平竞争。第二阶段，一切资源要素遵循市场理性原理，农村发挥自身的优势，与城市在部分行业开展自由市场竞争，并将更多本行业及邻近行业的资源吸引到农村，实现全社会资源和相关产业在农村的集聚化布局，逐步形成城市无法取代的特色产业优势。第三阶段，农村在市场决定作用下，继续优化自身的产业结构，实现高质量发展，农村有选择性的调整资源配置结构，对于技术改进之后冗余劳动力，可以实现转移至城市务工，保留对自身产业发展有益的人才。同时，对于从技术革命中解放出来的土地等粗放型生产要素资源，可以流转给城市人文绿色产业使用，最终高效盘活农村生产要素，实现农村与城市的高质量互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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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 2019—08—20
作者简介： 王韬钦(1982—)，男，湖南沅江人，中共湖南省委党校湖南行政学院经济学部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农业经济、航空口岸经济。
中图分类号： D6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4533(2019)06-0023-06
DOI :10.13975/j.cnki.gdxz.2019.06.003
责任编辑：温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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