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减轻学生过重负担”笔谈——任重道远：减负的历史回顾与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笔谈论文,任重道远论文,负担论文,减轻学生论文,历史回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由于学生负担过重对学生身心健康发展有许多不良影响并带来一系列问题，故要减轻学生负担。但是哪些因素导致了学生负担过重？如何解决学生负担过重？中国教育发展史上有无负担过重问题？当时人们是如何对待与处理的？回溯教育发展的历史，便会发现：学生负担过重问题并非当前才偶尔突出，在我国教育发展史上曾多次出现，尤其是在整个20世纪的百年历程中，学生负担过重问题一直为教育家、政治家乃至整个社会所关注，反思减负与反减负的历史，对正确认识当前的“减负”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1.旧中国的“减负”在今人的眼光看来，我国封建社会尤其是科举制实行之后，学子们为应试科举、金榜题名，从“两耳不闻窗外事”，寒窗苦读，到“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这应该是千年来学业负担过重的最突出表现。几岁童子入塾读书便开始“人之初，性本善”的背诵，并被强制要求体味其中蕴含着人性等已是哲学层面的深奥道理，不能说这不是负担过重的表现。但当时的人们、社会是如何对待学子负担过重问题的呢？“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便是人们劝导激励青少年学子忍辱负重苦读的理由，逐渐的这些理由又转化成为青少年学子们的信念乃至整个社会的信条。至于学子们身心是否受到伤害，人们是不会关注的也用不着关注。这与青少年学子只能在应试科举求功名一条道路上进行拼搏是一致的，也与整个封建社会不关注人的身心发展问题相一致。
近代尤其是20世纪以来，青少年学子的出路由过去只有通过科举入仕一途，变得可以从教，可以参与实业乃至可以从军等，加上各级各类新式学校的创办，使青少年学子接受教育的机会越来越多，五四运动时期打倒封建专制、民主空气对教育的影响，也使学校教育管理相对以往宽松了很多，使师生之间“师道尊严”的紧张关系变得平等了一些；使教育教学过程的刻板、僵化变得活泼了一些。因此，就青少年学子的学习负担情况看，“过重”问题没有凸现出来。但事实上，由于教育的等级性、特权性的逐渐被冲破，要求接受教育的人数越来越多，而政治动荡、经济发展滞缓不能多办高等学校以满足求学者需要的事实，使得进入高等学校的人数有限，因而高等学校的招生考试也是竞争激烈。广大学子要在竞争中获胜，惟有加倍学习。于是，学子们的学习负担也就不可能变轻，同时封建旧教育制度、旧思想等因素的影响也使学生难以做到轻松愉快地学习。1917年4月， 毛泽东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体育之研究》，文章指出：“吾国学制，课程密如牛毛，虽成年之人，顽强之身，犹莫能举，况未成年者乎？况弱者乎？观其意，教者若特设此繁重之课以困学生，蹂躏其身以戕贼其生，有不受者则罚之。智力过人者，则令加书某某种之书，甘言以饴之，厚赏以诱之。嗟乎，此所谓贼夫人之子欤！”
20世纪30年代初，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中小学生毕业会考暂行规程》，规定：“各省县市教育行政机关为整齐小学、初级中学、高级中学普通科学生毕业程度及增进教学效果起见，对于所属各中小学应届毕业经原校考查及格之学生举行会考。”“会考非各科及格不能毕业。”按此规定，中小学生要毕业必须在学校的毕业考试中成绩及格，才有资格参加会考，会考的结果各科均能及格才能取得毕业资格。取得毕业资格后，才能参加升学考试。因此，会考成为学生能否毕业的关键。为适应会考，各中小学便增加了平时考试。小考、月考、季考，期中考、期末考，名目繁多。其结果是课程加重了，习题增多了，学生负担沉重了。因此遭到当时中小学教育界几乎一致的抵制和反对，国民政府教育部遂于1932年12月很快公布了《中学学生毕业会考规程》，将原《中小学生毕业会考暂行规程》废除，取消小学生毕业会考；中学生会考科目删去体育一门，成绩核算改为各科毕业成绩占40%，会考成绩占60%，合并计算。遗憾的是，会考内容虽有修改，但由于依旧坚持会考，故对学生压抑、箝制和造成学习负担过重问题仍然得不到解决。对此，1934年6月，陶行知在《生活教育》上发表了《杀人的会考与创造的考成》一文，抨击会考制度带来的危害：“自从会考的号令下了之后，中国传统教育是展开了许多幕的滑稽的悲剧。学生是学会考，教师是教会考，学校是变成了会考的筹备处。会考所不要的不必教，甚而至于必不教。于是唱歌不教了，图画不教了，体操不教了，家事不教了，农艺不教了，工艺不教了，科学的实验不教了，所谓课内课外的活动都不教了。所要教的只是书，只是考的书，只是会考指南。”“赶了一考又一考，毕业考过了接着就是会考。会考过了接着就是升学考。一连三个考赶下来，是会把肉儿赶跑了，把血色赶跑了，甚至有些是把性命赶跑了。……把有意义的人生赶跑了，把一千万民众的教育赶跑了。换句话说，就是把中华民族的前途赶跑了。”会考尽管受到激烈批评，但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继续实行会考制度。1940年3月13日《新华日报》发表一篇署名文章，指出：“在会考制度的影响下，堆得如山似海的试题压在我们头上，使得一个最聪明最用功的得头名的学生，也没有把功课完全弄清过。那么，我们同学还有什么本领去研究时事问题和社会问题呢？我们分不清我们是被锻炼，还是被摧残。”
如何减轻学生的课业负担，使学生身心健康发展，陶行知先生提出了著名的“六大解放”，即解放眼睛，解放双手，解放头脑，解放嘴，解放空间，解放时间。但在当时时代环境里，陶先生的主张是不可能实现的。
2.新中国的“减负” 新中国建立后，学生课业负担过重，影响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问题，一直受到党和政府尤其是毛泽东主席的关注。1950年6月、1951年1月他两次亲笔写信给教育部长马叙伦，要求各学校注意学生的健康问题。1953年6月30日， 毛泽东在接见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时，提出“要使青年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的三好要求，并指出青年时期是长身体的时期，他们学习和工作的负担都不能过重，现在初中学生上课时间多了一些，可以适当减少。一方面学习，一方面娱乐、休息、睡眠，这两方面要充分兼顾。1957年毛泽东谈到教育方针时特别强调，要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就是要从根本上扭转学生课业负担过重、影响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问题。
1964年2月13 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教育工作座谈会（即后来所说的春节座谈会），毛泽东在座谈会上说：“教育的方针路线是正确的，但方法不对，我看教育要改变，现在这样不行。”并批评了学校课程多，使中小学生及大学生天天处于紧张状态，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课程多，压得太重是很摧残人的。”毛泽东指出：“我看课程可以砍掉一半，学生要有娱乐、游泳、打球、课外自由阅读的时间。”“现在的考试方法是用对付敌人的方法，实行突然袭击。题目出的很古怪，使学生难以捉摸，还是考八股文章的办法，这种做法摧残人才，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要完全改变。”如何改？毛泽东的意见是考试题目要公开，出二十个题，学生能答出十个题，有创见，可以打一百分，平平淡淡，没有创见的，二十题都答对了，给五十分、六十分。书要读，读了要消化，不要成为书呆子、教条主义者。同年3月10日， 毛泽东对北京铁路二中校长魏连生的来信“关于减轻中学生负担问题的意见”作了《批示》（即后来所说的《三、一0批示》）。全文如下：“现在学校课程太多， 对学生压力太大，讲授又不甚得法。考试方法以学生为敌人，举行突然袭击。这三项都不利于培养青年们在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1965年7月3日，毛泽东在看了《北京师范学院一个班学生生活过度紧张，健康状况下降》材料后，给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学生负担太重，影响健康，学了也无用。建议从一切活动总量中，砍掉三分之一。请邀学校师生代表，讨论几次，决定实行。如何请酌。”（这就是后来影响甚广的“七三指示”）。毛泽东的上述意见、指示，深刻地指出了我国学校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可谓击中要害。他特别强调要使青少年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极其重要，对于纠正教育教学上的弊端，减轻学生学习负担过重，培养学生的创见精神，独立能力有着深远的指导意义。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被打乱，学校停课闹革命，高等学校统一招生考试被取消，改为推荐上学，学制缩短后普通高中大量发展等等，这些原因使中小学生的课业负担过重问题倒是没有了，但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即没有了课业负担，没有了学习压力，又导致学习成绩下降，教育质量下降。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对被“四人帮”破坏了的教育进行全面整顿，以恢复教育教学秩序。其中高等学校统一招生考试制度的恢复，对提高高等学校新生的质量，迅速扭转“文革”造成的混乱，调动广大青年学生和教师的积极性、转变社会风气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举办重点学校的决策，对于尽快恢复和提高教育质量，加快人才培养的步伐也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由于高考对于报考的青年学生来讲既是一种选拔性、淘汰性考试，同时又是一种预期分配性的考试，考上者与落榜者的命运日后有着鲜明的对照。加上高等学校招生规模有限，故为了通过高等学校的招生考试，中学便采取了种种措施训练学生的应考水平和能力，以求在竞争中取胜。如分快慢班，重点抓快班；如题海战术，进行频繁的考试训练；如时间加汗水策略，布置大量作业，除给学生吃饭、睡觉时间外，其余全部时间（包括节假日）都用来进行教学、复习、备考等。这种竞争举措还逐渐下移到初中乃至小学。小学阶段加重训练以求升一个好初中，初中阶段加重训练以求升一个重点高中。如此，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便成为突出问题。它严重影响学生的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也就自然引起社会和教育主管部门的关注。为此，1983年12月31日，国家教育部发布了《关于全日制普通中学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纠正片面追求升学率倾向的十项规定》、1988年5月11日， 国家教育委员会发布《关于减轻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问题的若干规定》，提出要端正办学思想、减少考试、减少课外作业、保证学生的睡眠、休息和课外体育、文娱、科技活动的时间等等。并由此在教育领域开展了端正办学思想，纠正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大讨论。学生课业负担过重等问题得到了一定缓解。
3.“减负”任重道远，要综合治理 回顾历史，我们不难看出，教育问题的复杂性，教育问题包括如“减负”这样的问题，不是一朝一夕能够解决的，其解决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具有曲折性、艰巨性。
从历史的发展过程看，要解决学生的课业负担过重问题，必须综合治理。
其一，要发展经济，提高生产力水平 生产力水平提高了，经济发展了，综合国力增强了，我们就能多办学校，扩大教育规模，吸纳更多的学生进入高等学校学习，进而减少升学竞争压力。同时，经济发展了，就业的出路、渠道多了，就业竞争压力减缓了，学生升学竞争，尤其是升重点学校的竞争压力就会减轻。这就会从根本上使学生的课业负担过重减下来。无论是旧中国还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课业负担过重问题没能很好解决，从根本上讲，还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经济实力有限。
其二，制度要更新 这包括政治制度和教育制度二个方面。重视人民群众利益，为人民服务的政治制度，就会自然关注学生的身心健康与全面发展；轻视人民的利益，只为少数人服务的政治制度，就不会关注人的发展，不会关注学生是否有课业负担过重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的对比，充分表明了这一点。中国历史上没有哪一个朝代，哪一个政党像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政府如此关注学生课业负担过重问题。就教育制度来讲，构建与社会发展要求相适应，不同类型教育相互沟通、相互衔接，具有弹性的教育制度，非常重要。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刘少奇同志提出的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的设想，对于解决升学压力造成的课业负担过重等问题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其三，有关政策要调整 包括就业用人政策、教育政策等。当前就业用人政策亟须规范，尤其是用人的高消费和不切实际、学非所用等问题，如果不解决，中专生、大专生大量不能就业，中学生毕业后不能向中等专业学校、专科学校、职业技术学院等分流，而是拥挤在升普通大学一条道上，普通高校的规模纵使再扩大，以12亿多人的大国对教育之需求论，升学竞争压力还会越来越激烈，进而使中小学难以“减负”。此外，当前还要淡化中小学的重点与非重点政策，加强薄弱学校建设，协调学校与学校之间不必要的升学率攀比与竞争。
其四，对“试”与“评”进行改革 华中师大王道俊教授曾讲，应试教育，首先是“试”的问题。现在的“试题”难度很大，试卷量很多，而给学生“应”的时间又很短，而且“评”又强调惟一的标准答案，这就势必导致教师要布置大量的作业，要反复进行模拟考试训练，以求达到记忆准确，反应熟练的程度。如果不这样，就不能考出好成绩。因此，考试问题，尤其是“试”与“评”不改革，学生的课业负担过重就不能减轻。宜减少试题量并降低难度，尤其是以判断、选择为主的客观标准题要减少，这类题训练的只是学生的记忆力，对学生的创新精神与创新能力培养的作用是利少弊多。
此外，教育思想观念的转变非常重要，课程设置与教材内容的改革、教学方法的更新、各种有益活动的安排等都有助于减轻学生学习过重的负担，毛泽东反复强调这些，也已被历史发展的事实所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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