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现实困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困境论文,现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692(2012)01-0006-05
时代维度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向度，与时代特征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内在要求。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既要尊重历史，借鉴历史上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成功经验，又要直面现实、针对现实、诠释现实、引导现实。因此，从现实的维度，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过程的现实困境与问题是探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不可回避的课题。
一、精神诉求的困境：理想化与世俗化的矛盾
人是未完成的存在，理想性不可避免地构成了生活的维度，赋予人的生活以意义，使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任何时空境遇的人都有自己理想性的精神诉求，不仅需要形下的物质满足，还需要形上的信仰支柱，以满足人的智力追求，安顿人的现实生命，慰藉人的心灵，实现对人生的终极关怀，这是人的精神诉求。精神诉求是关注人本身的文化精神，既指向人的理想层面，又关注人的世俗层面，它是对人理想生活与现实生活的双重关怀。共产主义不仅是一种价值理想，更是一种现实的积极的批判的实践活动和运动过程。
马克思主义从“现实的人”出发重新审视，建立了与以往一切历史观根本不同的历史观。“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1]79可见，马克思主义不但用唯物史观发现了社会主义必然胜利、共产主义必然实现的客观规律，在全世界无产者心中确立起共产主义的信仰，而且也强调了对人的物质的世俗的衣食住行的现实关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实践过程中，理想与现实、应然与实然、形上的终极信仰与行下的世俗需要、目标认同与实际行动之间会出现差距甚至矛盾。马克思主义所表达的理想是美好的、有意义的、值得追求的事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体现着社会所追求和憧憬的最高价值，即社会的理想、信念、信仰，蕴含以人为本、公平正义、共同富裕、文明和谐等基本要素，从宏观的终极价值目标和最高的价值主体层面确立了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和追求，而价值本身就包含了对世俗化的超越。必须看到，意识领域纷纭复杂和价值多元化的背景下，我国意识形态领域长期的一元意识形态统领，其他价值观念处于从属的地位，这样状况不同程度地导致在理论传播和思想教育中马克思主义理想神圣化、悬浮化，有效受众局限于精英知识分子中间，普通人对此难以接受，从而导致了马克思主义对大众精神引领式微，“一些人失去了人生的目标和方向，内在心灵世界没有依归，出现了‘价值真空’的状态；不同时代的价值观并存，‘价值多样’而导致无所适从的现象比较突出；社会对平民大众的价值取向缺乏有说服力的分析和引导，从而出现‘价值错位’；社会的宣传舆论与平民大众的实际观念存在断裂，出现了‘价值悬置’。价值真空、价值多样、价值错位和价值悬置，综合起来，又导致了‘价值虚无’的状况”[2]16。而这些问题根源又是马克思主义的理想教育和主流价值观念的引领缺少平民意识的包容性，难以满足大众世俗生活的需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反映的是社会整体、根本、长远的利益，必然会与个人的、世俗的、眼前利益之间存在一定矛盾，特别是进入市场经济以后，中国社会生活中的世俗化趋势日益增强，出现了“耻言理想、嘲弄信仰、蔑视道德、躲避崇高、拒斥传统，不要规则，怎么都行”[3]413的信仰危机。文化上出现了迅速的世俗化、大众化、功利化的价值取向，党的意识形态所整合的社会一元文化体系逐渐解体以后，它所给出的乌托邦式的理想承诺淡出人们的视野，“一切固定的古老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待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4]413。这种信仰危机的出现，一方面是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一方面是市场经济促使人关注自我利益的觉醒。建国以后，中国作为一个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何使自己尽快地摆脱贫困和落后，这是我国面临的重大课题，市场经济体制的运行，带来经济的发展和人们主观价值观的变化，“在物质生活上过得富足的人，会认为个人归属、自我表达以及公民权利等更加重要，他们会要求一个更加人性化、更加自由的社会，并希望拥有良好的生态环境。……当今中国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也进入了注重质量、追求全面发展和进步的新阶段”[5]254。
理想和现实的关系告诉我们，人们更愿意去选择和接受期望解决现实社会问题的理想作为信仰和准则以指导生活，所以，在冷静肯定现实生活的同时，必须保持对现实生活清醒的批判性思考，用理想来观照现实生活，提升现实生活，而不能用肯定现实生活来否定和消解理想。因此，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要把握现实性与理想性的关系，一方面，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满足人们世俗需要作为基本的价值标准，给人们的生活世界洒满阳光，而不能用理想化的“乌托邦”式的标准来遮蔽普遍性的基本现实。马克思主义传播不但需要厚重的历史感，更需要赋予鲜明的时代精神，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这样才能深入人心。借用恩格斯的话说，就是使人“自己成为衡量一切生活关系的尺度，按照自己的本质去估价这些关系，真正依据人的方式，根据自己本性的需要来安排世界”。[6]651另一方面，以马克思主义理想性的目标体系和价值观念为社会活动和个体追求指明方向和提供动力。“一种理论观念的强大之处就在于，一旦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它的正确性，它就会顽强的存在于人们的意识之中，无论遇到的障碍有多大，它总有一天会变成现实。”[7]32只有这样，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中所承诺的以人为本、公平正义、共同富裕、文明和谐才成为人们的理想信念支柱，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所赋予的精神诉求才不至于滑向极端式的乌托邦与过度的世俗化两级。
二、实践方式的困境：精英化与草根化的矛盾
“精英”(outstanding person)一词最早出现在17世纪的法国，意指“精选出来的少数”或“优秀人物”。精英理论认为，社会的统治者是社会的少数，但他们在智力、性格、能力、财产等方面超过大多数被统治者，对社会的发展有重要影响和作用，其中极少数的政治精英代表一定的利益集团，掌握着重大决策权，他们的政治态度、言行和意见，对政治发展方向和前景产生重要影响，决定着政治的性质。“草根”(grassroots)一词始于19世纪美国，当时美国正浸于淘金狂潮之中，盛传山脉土壤表层草根生长茂盛的地方，下面就蕴藏着黄金。后来“草根”一说引入社会学领域，被赋予了“基层民众”的内涵，即与那些社会精英相对普通老百姓、小人物，也指草根文化，是相对于御用文化、殿堂文化而言的，生于民间，长于民间，没有经过主流意识的疏导和规范，没有经过文化精英的加工改造，充满着乡土气息，蕴涵着丰富的生活共识的文化。
第一，精英化与草根化的矛盾首先表现为阶层差异上。精英集团是指那些对社会政治资源、经济资源、舆论资源占有程度较高的知识分子和社会阶层，精英阶层所主张能够影响政策导向，往往能调动更多的社会资源，在话语权方面有着明显的优势，其社会发展建议和意见更容易达到政治决策层。而草根阶层的观点有时根本难以到达决策层。一直以来，马克思主义传播是精英主导的、精英推动的、自上而下式的传播模式，这样形成了精英话语主导话语权，在理论宣传上“一些理论研究缺乏人文关怀”、“一些学者充当特定利益集团的代言人”、“一些宣传舆论对弱势群体切身利益的忽视”[8]，少数精英阶层的专家学者丧失道德底钱，成为某一利益集团的代表，一些理论宣传不是为“草根”阶层的幸福代言，而是代表精英阶层，在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上，缺乏人文关怀。精英阶层主导着主流媒体，左右着主流舆论发展趋势，而普通草根阶层为自己利益的呐喊是难以形成主流舆论的声音。从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社会应当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的思想，到列宁关于保障“社会全体成员的福利和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思考，都体现了主流思想对草根群众的人文关怀。草根阶层是我们社会的主要阶层，马克思主义传播大众化只有关怀大众草根阶层利益，才能化大众，而只有化大众，才能大众化。
第二，精英化与草根化的矛盾其次表现为文化属性上。精英文化与草根文化之间有审美媒介和表现层次的高低不同。草根文化是伴随着改革开放思想的解放、意识观念的革命、科学技术的进步、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带来的人们生活方式、道德观念、情感喜好、审美趣味、价值趋向等变化，出现的文化多样化的发展趋势，是在民间产生的一种平民文化现象。草根文化所代表的是底层、弱势、平民形成的文化现象，自然会带有平民化、大众化、广泛性的特点，易被社会大多数人所接受。文化要靠雅俗共赏赢得受众，草根文化的流行丰富了人们的文化生活，满足了人们的精神需求，对主流文化进行了辅助和补充，体现出了文艺“雅俗共赏”的特点，使高雅之士，还有俗常之人，皆可共感共鸣。但是由于草根文化基于其民间性，很难与有组织的国家力量相抗衡，亦难以进入意识形态宣传的主阵地，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官方所忽略甚至被排斥的，不可能得到官方及主流文化的明确认可。
精英文化是与大众文化、平民文化、草根文化相对立而产生的文化现象。精英文化是知识分子阶层中的人文科技知识分子创造、传播和分享的文化，以受教育程度或文化素质较高的少数知识分子或文化人为受众，旨在表达他们的审美趣味、价值判断和社会责任的文化。现代以来，我国出现过新文化运动时期以文化精英为主导的精英文化，其后也出现过以政治精英为主导的精英文化，现在初见端倪的则是经济精英为主导的精英文化。精英文化注定了它们的受众群体较为高端，精英文化的主题是关注社会发展和活跃在社会经济各领域的人，是知识经济社会形成的“知识群体”，充分体现这部分人的“精英追求”。“在社会上，对权力金钱的追逐加剧了，对达官贵人的追捧增多了，对精英成功人士的吹捧泛滥了，社会运行中‘赢家通吃’的局面屡见不鲜了。平民越来越淡出了社会的视野，平民的诉求，平民的意愿，平民的利益，在社会考量中的权重减轻了。令人惶惑的是，许多平民连自己的平民情怀也淡化了。这是一种社会意识与心态失衡的悲哀。”[9]这种失衡也造成了草根与精英之间的裂痕，并且有不断扩大的趋势。现在“草根”民众在一定程度上对主流精英文化抱有抗拒与不信任的态度，“草根”群体的最大特点就是身处体制之外。当前，草根文化日渐风行，在一定程度上提升社会底层的话语权，因为“草根”的背后是一支正在奋斗于社会底层的社会群体。“草根”这个词既明确指出了他们的出身，又反映出了他们现在的生活境遇。草根文化作为精英文化的广阔基础，需要不断提升文化内涵。而精英文化则要在商业浪潮中找到平衡点，那些经历过市场经济洗礼的精英知识分子会愈加显示出人格的魅力和学术的功底，他们正承担着文化使命。因此，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要在“精英文化”和“草根文化”之间架起了一座便捷之桥，既要实现“草根文化”对“精英文化”的渴望，释放和解脱长期以来受众对精英文化大众化的需求和满足得不到实现所导致的压抑，又要实现“精英文化”大众化的诉求，使精英文化所传播的意义得到“草根文化”受众的认同和肯定。
第三，精英化与草根化的矛盾还表现为传播方式上。精英掌握着舆论控制权，并利用自己对舆论的控制权，不断释放出对他们有益的言论，以此影响决策，中国主流媒体都被他们掌控，草根阶层就缺少发言的阵地，部分失去了话语权。因此精英集团在利益上和草根阶层是冲突甚至敌对的，精英们获得的社会资源恰恰是利用权势强行占有了草根阶层应有的那部分。在媒介传播中，有关草根阶层的叙事，叙事者往往不是作为故事“主人公”的草根阶层自身，而是政府、专家等精英的他叙，媒体对主流话语和精英意识的遵从，决定了它叙事模式的价值导向更容易倾向于拥有更多符号运作资本的社会精英群体，这必然弱化了草根阶层的自我解释的自主权和话语权。“话语生产总是依照一定程序受到控制、挑选、组织和分配的”[10]154，体现的是社会权力网络的整体运作。“即使在同样的信息环境中，不同群体往往占有不同程度的支配其他群体的力量，这使得信息的制造、占有和操控成为权力生产的体现，拥有信息和话语权力的人可以单方面地生产‘普适性’意义框架，进而将其灌输给其他群体，由此形成以信息和象征系统的生产与传播为机制的身份区分逻辑。”[11]92由此，决定了草根阶层在大众传媒中的自我呈现相当不足，其真实的存在容易被他者的叙事话语所误读甚至遮蔽，结果就是“失声”抑或被动的客体化呈现。
在大众传媒的话语平台上，草根阶层自我呈现受到现有媒体叙事的较大限制，缺乏自主的表达权，同时，由于经常性、普遍性地被他者陈述，其身份符号必然被他者的话语所塑造，从而难以成为自我身份建构的主体。在一定程度上，他们已然丧失了谋求身份合法性必需的符号权力。但是，随着草根意识的觉醒，社会发展进入了信息时代，互联网的出现，使纸质媒体、声像媒体再也不是老百姓可望而不可即的梦想时，互联网这种集文字、声像为一体的传播工具自然会逐渐成为草根阶层表达心理诉求的载体，他们利用互联网这一精英们很难完全控制的渠道诉说自我并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
三、传媒整合的困境：碎片化与统一性的矛盾
“碎片化”是对当前中国社会传播语境的一个形象描述。所谓“碎片化”，英文为“Fragmentation”，原意为完整的东西破成诸多碎块，它是网络时代最明显的传播特征。美国著名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指出，这是一个碎片化的时代，信息碎片化、受众碎片化、媒体碎片化。随着新媒介技术的更新及其传播功能的加强，电视、报纸、互联网、移动互联构成了综合的信息网络。三网融合的结果，不是内容更加的整体化、逻辑化，而是更为碎片化了，信息社会的传播呈现泛滥横流的态势。信息碎片化，人人都是信息传播的载体、参与者与评价者，特别是新信息传播平台出现后，更是加快了信息社会“碎片化”的进程，使得社会信息流动进入了一种新媒介传播生态。就传播的影响力而言，以往依靠某一种类媒介的强势覆盖而“号令天下”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一方面是传统媒介传播市场份额的不断收缩，其话语权威和传播效能在不断降低；另一方面则是新兴媒介的勃兴与活跃，传播通路的激增、海量信息的堆积以及表达意见的莫衷一是，这便是现阶段传媒整合所面对的社会语境。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如何去适应于媒介融合化、数字化的趋势，如何构建多渠道的互斥传播链条，适应受众多元化、自主化的趋势，实现多种传播途径的叠加，尊重受众接受途径的个性化趋势，实现更加分众的传播，这些都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
这样的现实即是马克思主义传播不可回避的碎片化传播环境，当前阻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困境主要在于在传播方式上还是局限于知识精英社会整一性阶段时的那种统一目标与绝对共识，而对于现阶段的碎片化语境下的受众碎片化、媒体碎片化抱以偏见和漠视，低估了“碎片化”现实背后的社会进步价值。其实，碎片化以及与碎片化相伴随的传播领域的分众化恰恰使统一性单一传播媒介中被忽视甚至被损害的大众及每一个个体的个性与价值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凸显和关注，学术权威和平民身份，社会精英和普通百姓之间的距离，至少在心理层面上不再横亘着一条不能逾越的鸿沟。人们在新的数字传播平台上获得了更多的自我满足，而在传统的精英社会的整一性传媒平台中，他们只能是一个追随者。受众的分化形成了许许多多受传者群落的“碎片”，这就要在传播媒介选择中特别重视每一细分的个性化族群的特征和心理需求，这就是要打破统一性的传播媒介，将有着同一价值追求、生活模式与文化特征的众多个体，以某种传播手段和渠道平台聚合到一起，理解与重视受众的“碎片化”现实的真正意义在于，明确目标传播对象群体，从而获取最大化的传播效果，使传播资源发挥最大的传播效能。因此，如何能够使马克思主义传播形式通俗化、传播方式形象化、渠道手段现代化，是马克思主义实现大众化的关键因素。如果我们按照旧的统一性的传统传播方式，而不了解媒体的深刻变化，那么我们所有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就是脱离它所处的根基，特别是我们当下碎片化的传播环境中，整个受众都在发生着明显的变化，包括他的性格心理、兴趣指向、群体层次和生存其中的传播环境，他们的接受习惯和交往媒介与以往有很大差别，而且这样长期的网络思维模式深刻影响他们的认知习惯和他们的接受信息的习惯。从文化传播的视角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价值观念传播与接受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传播者与接受者是双向互动的实践主体，双方在平等、民主、对话、选择的基础上实现传播与接受的目标。马克思主义传播本质上是实践的，它的作用机理本质上是情感认同，即把作为意识形态的制度化体系化的思想和真理性认识锲入大众的心灵中，它是通过调动激情的方式奏效的。换言之，通过感性的方式表达理性的观念，是意识形态进入大众“头脑”的通道。在今天，意识形态感性化的趋势十分明显，增强意识形态吸引力、说服力的挑战十分突出，这就要求我们在更加注重理论彻底性的同时，尤其要注重实践方式的创新。
四、话语转换的困境：外来化与本土化的矛盾
马克思主义话语的本土化是将马克思主义的灵魂或精髓即立场、观点、方法，带上中国的文化作风和气派，形成符合中国文化思维的风格和特点，为中国人民所喜闻乐见的话语形式。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尽管它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但它毕竟是舶来品，本身是来自于西方文化背景下的一种学说，在100多年的时间中始终是作为一种西方学说的身份在融入中国历史和文化传统之中的。“马克思主义是属于整个人类的优秀文化成果，它具有一种世界性意义。但是，我们也应该清楚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诞生于欧洲大陆，从其最初起源来说，隶属于西方文化传统，而我们中国却坐落于亚洲大陆，有着迥异于西方的本土文化传统。也就是说，原生态的马克思主义隶属于西方文化，作为原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者和实践者的当代中国人却置身于中国文化。”[12]161所以，欲使其在中国普通民众中得到认同并广泛传播，必须相应地解决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中国化问题，必须紧密联系中国人民的思维方式、语言特点和实际需求，对马克思主义话语进行本土化转换，亦即把马克思主义从外国语文本转换成中国语文本，从欧洲的思维习惯、表达方式转换成中国的思维习惯、表达方式，用中国的本土话语阐释使其具有中国风格和气派，使马克思主义传播话语符合中国社会大众的接受心理，从而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通俗化和生活化。
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品格要求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必须结合新的社会实践进行转换。从语言本身而言，马克思主义也是一个不断调整、转换、重构的符号系统。在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身就具有深刻的本土背景，因此表现为一种本土化的话语形式，正如毛泽东所说，“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13]534。但是我们依然没有摆脱这种西方话语言说方式的纠缠，在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遭遇到的仍是文本作者、传播者和文本的理解者、接受者处于不同的文化语境之中的情形，使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理论话语缺乏本土化的解释，存在着过于西化的问题，借助于西方话语来建构自己的话语体系，甚至离开了西方话语，我们就不会说话，一些西方的概念、范畴充斥着学术研究领域，具有浓厚的西方色彩。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我们曾教条地把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话语绝对化、经典化和权威化，在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往往以“官方的马克思主义”、“学术的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之话语出场，在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工作者，同样还面临着“教科书的马克思主义”或者“讲坛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差异问题，在历史上我们党曾一度用“苏维埃”等许多外来词和概念作为构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基本原料，在当下理论活动中还出现借助于某些经典作家的话语、学术权威的话语粉饰自己或者抬高自己的现象，这些话语长期出现在马克思主义传播语境中，造成了中国普通民众理解的困难，因此也使群众难以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这种缺失本土化基本视野的话语言说方式直接影响着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和大众化的实现程度。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中，马克思主义出场形式应是融入中国文化思维模式的本土化的话语形式，因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经过传播、运用、发展和新形态的创造，已经“中国化”为一种比较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它已经内化和融入了中国近现代至今的历史和文化之中了，它根本上不再是外来的思想和匆匆的过客，它已经有“根”。因此，要使马克思主义能为中国大多数的普通民众广泛接受，并在实践中发挥指导作用，必须要寻找一种能为他们所理解和接受的本土化的话语形式，必须要解决马克思主义外来话语和本土话语的沟通和转换，必须要建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实现由精英话语体系向大众话语体系的转换。这需要有一个很长的过程，最终离不开党和人民的独立探索和理论自觉。
［收稿日期］2012-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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