尖团音问题与朝鲜文献的对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团音论文,朝鲜论文,文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中国韵书的尖团音记录
古见晓组声母[k k‘x]的细音和精组声母[ts ts‘s]的细音变为现代汉语的
是近代汉语语音演变的一个重要现象。但是，正如有的学者所说：“这个现象的发生时代还难以确定，17世纪和18世纪的等韵音系都不反映这一现象，连析音甚细，‘故意把细微的分别放大了’的《西儒耳目资》，也丝毫没有透出见系或精系分化的痕迹。”（注：耿振生《明清等韵学通论》，语文出版社，1992年，第148页。 金尼阁《西儒耳目资》书成于1626年，陆志韦先生认为它“故意把细微的分别放大了”。参见陆志韦《金尼阁〈西儒耳目资〉所记的音》，燕京学报，1947年，第33期， 又载《陆志韦近代汉语音韵论集》， 商务印书馆，1988年。）尽管罗常培先生《唐五代西北方音》说8～9世纪之间已经可以看出精组和见晓组声母腭化的发端，但因例证太少，不足为据。（注：罗常培《唐五代西北方音》，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1933年。）赵荫棠先生把《中原音韵》见晓组声母拟作[k k‘x]和
两套。他根据明隆庆年间（1567～1572）本悟禅师的《韵略易通》在溪群母所属之“腔、
、强、却”注曰“重清下”，在见母“江、讲、绛、觉”等字下注曰“重精下”的两句话，认为这是见晓组、精组读
的证明，而元朝吴草庐早已把见组四母增为“见溪芹疑、圭缺群危”八母，认为这是元朝见晓组读
的证明。他又引《古今韵会举要》肴韵“雅音交字属半齿，吴音交字不同音，雅音高字即与交字相近”，认为“交”字读半齿音，也是声母腭化的证据。（注：赵荫棠《中原音韵研究》，商务印书馆，1956年重印本，第91～92页。关于学者们有关见晓组声母分化年代的观点，参见杨剑桥《汉语现代音韵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80～82页。）日本的尾崎雄二郎和花登正宏先生认为，《蒙古字韵》中已经显示出见晓组字腭化的征状或者已有腭化的反映。（注：尾崎雄二郎《大英博物馆蒙古字韵札记》，日本《人文》第8集，1962年。 花登正宏《蒙古字韵札语》，日本《中国语学》，第226期。）但是， 陆志韦《释中原音韵》（1946）、杨耐思《八思巴字对音》（1959）、李新魁《〈中原音韵〉音系研究》（1983）等，都以较为可信的论据否定了上述观点。现在《中原音韵》时代的汉语音里不存在见晓组声母的腭化问题，几乎成为国内学者的共识。
那么，汉语近代音中见晓组与精组字的腭化究竟始于何时呢？尽管早在明隆庆年间兰茂《韵略易通》里说：“见溪若无精清取，审心不见晓匣跟。”似乎当时见晓组已经分化出
，但是代表本书声母的“早梅诗”却未反映这种变化。不仅如此，与《韵略易通》音系相近的清乾隆年间龙为霖《本韵一得》，书成于顺治至康熙年间的樊腾凤《五方元音》（1624—1673）也没有记录这种变化。（注：因此，王力先生认为，陆志韦说《韵略易通》和《五方元音》知照组都有
两套，不足取。《汉语语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394 页。）甚至被认为反映清代典型的官话音系的韵图贾存仁的《等韵精要》（1775）中也没有见晓组和精组的腭化反映，因此有的学者得出当时“腭化尚未完成”的结论。（注：朱珉映《〈等韵精要〉声母系统的特点》，《中国语文》1997年第2期。）
在中国韵书里首次详细描述汉语北方话尖团音合流现象的是，审时派等韵学著作19世纪初李汝珍的《李氏音鉴》（1805）。该书中说：“如四卷所载北音不分香厢姜将羌枪六母。”（卷首凡例）“如香厢姜将羌枪六母，以南音辨之，亦缺一不可，而北音有数郡，或香与厢同，姜与将同，羌与枪同，亦以三为六矣，此南北互异。”（卷一，问字母音异论）“以枪羌将姜厢香六母论之，即如妻悠切，秋也，亲烟切，千也，而北音或以秋为期悠切，千为钦烟切，是以秋千为邱牵矣，又如箭艺切，祭也，挤有切，酒也，而北音或以祭为见艺切，酒为几有切，是以祭酒为计九矣，又西妖切，潇也，星秧切，湘也，而北音或潇为希妖切，湘为兴秧切，是以潇湘而为
香矣，此枪羌将姜厢香六母，南音辨之细，北有数郡或合为三矣，此则窃就南北而言”。（卷四，第二十六问南北方音论）《李氏音鉴》的韵图是“悉以南北方言兼列”的，其北音主要指北京话，南音主要指江淮方言。（注：《明清等韵学通论》，第 128页，第183页，第194页。）上述反切字可图示如下：
被切字 反切上字
秋（清）＝邱（溪）妻（清）＝期（溪）
千（清）＝牵（溪）亲（清）＝钦（溪）
潇（心）＝（喻三）
西（心）＝希（晓）
祭（清）＝计（见）箭（精）＝计（见）
酒（清）＝九（见）挤（精）＝几（见）
湘（心）＝香（晓）星（心）＝兴（晓）
可见，当时江淮方言对尖团音“辨之细”，而北京话对见晓精组字“或合为三”，已经无法分别了。
在韵书声母系统中最早记录尖团合流的是毕长忠（1805～1858）的《韵籁》和许惠的《等韵学》（1878）（注：《明清等韵学通论》，第128页，第183页，第194页。）。《韵籁》的基础方言是天津音， 本书“用声介合母”的方式，起首辅音相同而介音不同的字即分属不同的字母，所以分出了五十字母。五十字母可以归纳为24个声母，其声母系统的特点与现代天津方言基本一致。声母尖团不分
今、琴，见组；心，精组。《等韵学》韵母系统真韵包含古臻、深、梗、曾四摄阳声韵字，这是江淮方言特证。歌韵中有“而儿”一系字，与现代桐城方言一致。由此可以推知，当时江淮方言中也已出现尖团合流的现象。
王力先生曾经对现代汉语
的来源、形成条件及演变年代作过详细的论述。他说：“普通话里的舌根音的舌面化，可能比舌尖音的舌面化早些，也可能同时。在18世纪以前，不但齐撮呼的见溪群晓匣已经变了
，连精清从心邪也变为
了。”（注：王力《汉语史稿》（上）。中华书局，1980 年， 第122～124页。后来，王力先生在《汉语语音史》（第394 页）里又说：“见系的分化在方言里先走一步，在北京话里则是清代后期的事情。”）郑锦全先生仍认为，赵荫棠所引本悟禅师的注，表明见晓组声母的腭化始于16世纪，而到18世纪《圆音正考》（1743）对尖团音的分析，表明腭化已经全面完成。（注：郑锦全《明清韵书字母介音与北音腭化源流的探讨》，台湾《书目季刊》第14卷第2期。 ）可是，日本学者藤堂明保先生则认为，见晓组的[ki、hi]类大约在18世纪的清乾隆年间开始变为
类，而两者全面混同的年代大约是嘉庆、道光年间，即19世纪初。（注：藤堂明保《ki—tsi—の混同は18 世纪に始まる》，日本《中国语学》94号，1960年。）
王力、郑锦全、藤堂明保先生的论据来自《圆音正考》。《圆音正考》有两个序，一是无名氏的原序，另一个是大约九十年后刊行人乌拉扎文通的序（1830）。原序说：“第尖团之辨，操觚家阙焉不讲，往往有博雅自诩之士，一矢口肆，而纰谬立形，视书璋为獐，呼材作杖者，其直钧也。试取三十六字母审之，隶见溪群晓匣五母者属团，隶精清从心邪五母者属尖。”到乌扎拉文通的序文说：“庚寅春，三槐堂书坊龚氏宜古，持《圆音正考》一册，欲付诸梓，请序于余，兼请校自其讹，斯《圆音正考》一书，不知集自何人，盖深通韵学者之所作也，前有存之堂一序，向无刻本，都系手抄本，未勉有鲁鱼亥豕之讹，而所谓见溪群晓匣五母下字为团，精清从心邪五母下字为尖音，乃韵学中之一隅，而尖团之理，一言以敝之矣，夫尖团音，汉文无所用，故操觚家多置而不讲，虽博雅名儒词林硕士，往往一出口而失其音，惟度曲者尚讲之，惜曲韵诸书，只别南北阴阳，亦未专析尖团，而尖团之音，翻译家绝不可废，盖文中既有尖团二字，凡遇国名、地名、人名，当还音处，存之堂集此一册，盖为翻译而作，非谓韵学而作也明矣，每遇还音疑似之间，一展卷而即得其真，不必检查韵书，是大有裨益于初学也。”乌氏的序文可以理解为当时还分尖团的一方，对不分尖团的人表示不满，即当时满语里还存在尖音，但把满语翻译成汉语时，不能正确地表示尖音，引起了精通满语的学者的不满，不过当时“夫尖团音，汉文无所用”是毫无疑问的。
语音的演变尤其是系统的演化不可能是一时一地的突变来实现的。因此《圆音正考》时期尖团音是处于混用的过渡阶段，还是处于全面的最终完成时期，还应当考察其他旁证资料。
二 朝鲜文献中的尖团音对音标记
朝鲜的汉朝对音文献中，申叔舟、成三问的《洪武正韵译训》（16卷8册，第1卷落帙，1455，下称《译训》）和《四声通考》（今佚，只存凡例，1455）是最早刊行的汉语韵书。这两部韵书因对明朝官方敕命韵书《洪武正韵》“不敢轻有变更”，其声母系统基本维持洪武韵三十一字母。（注：1931年，刘文锦整理出洪武韵31声类，《洪武正韵声类考》，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三本，第237～249页。另外，崔世珍《四声通解》序里附有“洪武韵三十一字母之图”，是朝鲜学者整理《洪武正韵》反切上字而归纳出来的。两者的声类归纳基本一致。《洪武正韵译训》的俗音里疑母基本上喻母化，疑母的变化占整个声母变异的80%左右。）崔世珍《四声通解》（1517，下称《通解》）的声母，只少了一个疑母
基本因袭洪武韵字母体系。尽管《译训》和《四声通解》中有一个所谓“中国时音所广用而不合韵图”（《通考》凡例）的俗音体系，但是还保留当时已经消失的浊音声母，未能反映出汉语北方话的现实音。真正体现崔世珍当时“所得闻之音”即当时口语音的是，汉语会话读本《翻译老乞大》和《翻译朴通事》（1515，下称《翻老朴》）的右音（右音代表当时北方现实音，左音代表15世纪音）系统。《翻老朴》声母由《通解》的30声母减为20个，跟兰茂《韵略易通》“早梅诗”所反映的声母系统基本一致。可是值得注意的是15世纪～16世纪朝鲜文献中不管是韵书还是会话读本丝毫没有见晓组或精组的腭化踪迹。17世纪的文献如《老乞大谚解》（上下卷，1670）、边宪、朴世华的《朴通事谚解》（上中下卷，1677）、慎以行等的《译语类解》（上下卷，1690）等，与《翻老朴》相比，声母只少了一个微母[v ]，变为19声母体系。甚至18世纪的《伍伦全备谚解》（8卷5册，1721）、金弘骍《译语类解补》（1775）等谚解书的声母与17世纪文献几乎完全一致。至于韵书的声母体系则更为保守，如朴性源《华东正音通释韵考》（1747）、洪启禧《三韵声汇》（1751）、李得懋等《奎章全韵》（1796），有的还保留浊音声母，基本上没有反映汉语近代音的演变情况。
18世纪朝鲜文献中，第一部明确记录近代音腭化现象的是金昌祚等编纂的《朴通事新释谚解》（三卷，1765，下称《朴新释》）。本书是《朴通事》系列中第三次谚文注音的版本。（本文依据韩国弘文阁影印本）书中出现见晓组齐撮呼字共200个（其中，“鷄”、“鷄”为异体字），这些字在右音对音中已腭化的共37个字，占18.5%。列表如下：
以上腭化字中，见群（仄）母字最多共20个，其次为溪群（平）母字共13个，晓母字最少3个。
变为[y]的标记上可以推测其腭化程度。例如，“剂”左音
13参见崔宰宇《〈汉清文鉴〉简论》，《民族语文》，1997年第5期。
《重刊老》（1795）是朝鲜的《老乞大·朴通事》系列教材中最后一部汉朝对音本，也是最后一部维持左音和右音双重注重体系的文献资料。尽管本书与《朴新释》相隔34年，但是见晓组腭化字的分布几乎完全相同，比如已完全腭化的字中，见母字和止摄开口三等字占多数，晓母字只有“喜、许、虚”三个字，匣母无腭化字，等等。只有一个溪母“契”字在《朴新释》的右音里标作
但在《重刊老》的右音里却仍然标为k‘i（下卷14a）。 《重刊老》中见晓齐撮呼字共出现
19世纪刊行的《华音启蒙谚解》（上下卷，1883，下称《华音》）、《华语类抄》（1883，下称《华语》），是朝鲜最晚刊行的汉朝对音谚解书。（注：《华音》是李应宪《华音启蒙》的谚文翻译本。上下卷内容是北京话问答体白话文，下卷卷末附有千字文、百家姓、天干地支及二十八宿谚文注音，并在《华音正俗变异》中选择千字文288 字和百家姓68字用谚文标注了前代音和现实音。《华语》按天文、时令、地理、气候、宫阙等内容排列词语，并且谚文注音。以上两书均据朝鲜金日成大学图书馆藏本。）尹泰骏在《华音》序文中说：“旧有《老乞大》、《朴通事》、《译语类解》等书，而华语各省或异，古今亦殊，使骤看者转相讹误。……今俚知枢应宪取常行实用之语，略加编辑，名之曰《华音启蒙》，若千字文、百家姓，并用燕京话译之一东谚，开卷了然。”“古之初声[k]者，今多从
第三，《文鉴》（1776）尽管没有明显的腭化音记录，但是“结、轩、隙、萱、眩”等个别腭化字和韵母[iu]变为[y]的情况， 反映了腭化发生期的一些语音现象。王力先生《汉语史稿》依据《圆音正考》（1743）推论18世纪以前尖团音已经完全合流，似乎证据还不够充分。把朝鲜对音文献《朴新释》（1765）、《重刊老》（1795）注音情况与中国19世纪前期《李氏音鉴》、中后期《韵籁》、《等韵学》等韵书相互参证，把18世纪看成见晓组与精组腭化的过渡期更为确切一些。虽然对音文献反映现实汉语音会晚一些，不过作为汉语会话读本《朴新释》和《重刊老》的谚文对音是比较可信的。藤堂明保先生把19世纪初看成是尖团音完全混同的时期，其推论不无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