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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理论界和学术界十分关注的一个重大课题。对此，笔者也很关注，这里就以下几个问题谈一些看法。
1 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提法
在怎样对待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我们党有两个重要的提法。一个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另一个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两个提法的含义是什么，两者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
先讲第一个提法。1941年，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演讲中说：“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795页）这是对我们党的历史所作的重要概括。在此之前，即1939年，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中就讲到，我们党的干部已经“更多地学会了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同上，第611页）我们翻阅毛泽东的著作就可发现，他是坚持使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个提法的（在各篇文章里文字表述略有差别）。在“文革”期间，有些人头脑发热，要求各国党都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毛泽东却说：“对于一切外国人，不要求他们承认中国的思想，只要求他们承认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该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是一个基本原则。”（《毛泽东文选》第八卷，第433页）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表现出了无比的坚定和可贵的清醒。
1956年9月15日，毛泽东在党的八大开幕词中说：“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这是我们党的一贯的思想原则。”（《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116页）对于这个思想原则，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等著作中，作了精辟的阐述。他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就是运用其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即提出理论和策略。
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了三个概念，即立场、观点、方法。他在许多著作中，对此作了阐述。
立场，就是要坚信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实践中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就是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讲的，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而不是用其他的主义和学说。老祖宗不能丢。这一点很重要。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科学思想体系，它总是要不断吸取其他思想精华来丰富自己，但决不能舍本逐末。在今天，尤其要强调这一点。毛泽东也讲党性的立场、无产阶级的立场、人民大众的立场，这同马克思主义立场在内涵上没有实质的区别，是从不同视角谈问题时的用语。
观点，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基本原理。毛泽东既讲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又讲“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观点和理论，二者实质上是同义。
方法，就是毛泽东常讲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了帮助党的领导干部掌握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毛泽东作了很大的努力，他撰写了《实践论》、《矛盾论》等哲学著作。
立场，观点，方法，三者密切联系并相互交叉，是一个整体。毛泽东说，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是我们党一贯的思想原则。实际上，这也是一个公式。
这个公式包括三个要点，一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二是中国的实际，三是结合，即具体运用。毛泽东用“有的放矢”这个成语，即矢、放、的三个字，来形象地表达这三者的关系。他用“矢”比喻马克思主义理论，用“的”比喻中国革命中的实际问题，“放”就是具体运用，就是结合。
这个公式和我们党几十年的实践都告诉我们，要较好地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一是要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毛泽东强调，要“系统地而不是零散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要求比较高。但对手作为担当重任的领导干部来说，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二是了解中国实际。毛泽东反复提出，要周密地调查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中国的实际还包括中国的历史。毛泽东提出，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三是要善于运用。毛泽东说，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必须用了去射中国革命之的，既不能乱放一通，也不应把箭拿在手里搓来搓去，却不把箭放出去，而是要敢于在实践中开拓、试验、探索、创新，还要善于检验、总结、概括。
毛泽东用“日益结合”来表达，是很有道理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践的结合是一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这是一个历史的过程。
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并具体地提出立场、观点、方法，这是毛泽东对我们党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和方法，所作的科学总结和概括，包含了丰富的内涵。
2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指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34页）毛泽东还没有使用“中国化”的提法，但这个提法已经呼之欲出了。
1942年7月1日，朱德在《解放日报》发表《纪念党的二十一周年》的文章，使用了“中国化”的提法。他说，毛泽东的理论是“中国化的马列主义理论”。这大概是党的领导人中最早使用这个提法。
1945年5月，刘少奇在党的七大作的修改党章的报告中说：“毛泽东思想，从他的宇宙观以至他的工作作风，乃是发展着完善着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35页）刘少奇在七大的报告指出：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与政策，“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又完全是中国的”。（同上）这是对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所作的概括。我们分析一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成果，就会发现，其内涵十分丰富，大致包括以下一些因素：（一）体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基本原理；（二）中国革命和建设独特经验的科学总结；（三）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四）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五）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和通俗生动的语言。
所谓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以上几种因素的融合，而中国革命和建设独特经验的科学总结，是其基本的内涵。以上几点也说明，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创立者的素质要求是很高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两个提法，讲的都是怎样对待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主要是针对教条主义倾向而讲的。但在毛泽东的著作中，不仅前者讲得多，后者讲得少，而且，毛泽东将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定位为党的思想原则，以后又说是一个基本原则。他是在讲这个原则的时候提出中国化的要求的。
毛泽东说得很明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见《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01页）所谓思想原则，实际上就是思想路线。
在毛泽东的著作里，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主要是讲基本方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但是指基本方法，也指结果、成果，从结果和成果来说，首先是它的内容，还包括它的表达形式。毛泽东强调民族形式，强调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从这个角度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是对思想原则的展开和延伸。在毛泽东的著作中，这两个提法不是相提并论的。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党的文献中和领导人讲话中，用得比较少。现在，很多人喜欢用这个提法。其原因，可能是这个提法比较简明通俗，但要注意将两个提法联系起来。很重要的一点是，要从思想路线的高度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提法的丰富的内涵。
3 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估价
党的七大首先对我们党取得的理论成果作了估价。刘少奇在七大的报告说，中国共产党产生以来，产生了、发展了我们这个民族的特出的、完整的关于中国人民革命建国的正确理论。这个理论，就是毛泽东思想。（《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33页）这个估价在全党取得高度的共识。
1987年，党的十三大对党成立以来取得的理论成果作了估价。十三大报告说：“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实践的结合，有两次历史性飞跃。第一次飞跃，发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经过反复探索，在总结成功和失败经验的基础上，找到了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把革命引向胜利。第二次飞跃，发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建国三十多年来正反面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在研究国际经验和世界形势的基础上，开始找到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开辟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这是第一次讲两次飞跃。
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说：“大会高度评价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开始找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意义，强调指出，这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继找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实现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之后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这是对十三大关于两次飞跃概括的肯定
1997年，党的十五大对两次飞跃作了新的概括。十五大报告说：“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有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它的主要创立者是毛泽东，我们把它称为毛泽东思想。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它的主要创立者是邓小平，我们把它称为邓小平理论。”这是第一次作出“两大理论成果”的概括。
2003年，胡锦涛指出：“我们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确立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并在长期奋斗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产生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三大理论成果。”这个概括反映了新情况。
以上是党的文献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的几次估价。七大的概括可以说是一大成果。以后的概括，就是两次飞跃，两大成果、三大成果。这是在不同历史时期所作估价，反映了当时的历史实际。但是，正如恩格斯所说，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着的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也是这样。
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并在实践中有效地统领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三大理论成果”的提法，已经概括不了十六大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的新成果。
如何估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这也是学者们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近年来，不少人就此发表了自己的见解，现略举数例如下。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出现了三次重大飞跃，产生了三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朱正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大理论成果》）许多文章都是按照党的文献讲两次飞跃、三大成果。这位作者和其他一些理论工作者，提出了三次飞跃说。
——“中国共产党85个春秋的基本历程，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历程。这一历程可以概括为：三个历史时期；实现两次历史性飞跃；探索出两条中国特色的道路；创立作为指导思想的三大理论成果。”“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一方面继续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推进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另一方面又根据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的要求，提出树立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两大战略思想，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内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新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收获。”（石仲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历程》，《解放日报》2006年6月12日）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85年历史进程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两次历史性飞跃，探索出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两条正确道路，创立了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三大理论成果。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的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发展。”（许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课题简介》，《人民日报》2006年8月8日）
以上几位作者（和其他一些作者）沿用“三大理论成果”的提法，但他们已经发现，需要有所补充，而且已经作了补充。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两个最大成果，一个是新民主主义论，一个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龚育之：《党史札记二集》，第179页）
——“我们党在80多年的奋斗历程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造了两大理论，即新民主主义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理论动态》第1699期，第27页）
以上两位学者的概括是从理论内容着眼，包容性很大。
对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即第二次飞跃取得的理论成果的概括，也有多种。有一大成果说（又有不同理解），有三个成果说，还有多个成果说（有人认为某一个文献就有几十个理论创新）。出现这种情况，一个重要原因，是对理论创新的标准掌握上有的严些，有的比较宽泛。有的学者以科学上的新发现为标准，来概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有的学者则认为只要有点新意（或新的提法说法、新的词）就是理论创新。这是一个需要探讨的问题。
4 关于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定位
科学发展观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理论创新的主要成果，一经提出，就得到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拥护，并为他们所掌握，在实践中发挥出巨大的指导作用，成为统领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这样一个重要的指导思想，很自然地就有一个理论定位问题。对此，理论工作者发表了各种见解。
我的认识是，科学发展观是当代中国的发展论，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指导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中国，这就是我们的历史使命，也是历史新时期的中心任务。邓小平提出：“要摆脱贫穷，就要找出一条比较快的发展道路。”（《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5页）邓小平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就是要找到一条比较快的发展道路，使中国比较快地发展起来。邓小平的理论和政策主张，内容很丰富，涉及的方面很多，但都是围绕着发展中国而提出和展开的。从这个角度看，邓小平创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是中国的发展论。
中国的发展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进程。在每一个发展阶段和关节点上，都会有新情况，都要解决新问题。中国的发展论必然会不断增添新内容。
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的发展也跨入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这就是，十六大确定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总目标。中国以1978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开始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到二十世纪末，已经有二十多年。在这一时期中，胜利实现了“三步走”战略的第一、二步目标。进入二十一世纪，我国的发展有了新的基础，积累了重要的经验，也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而世界各国的发展也有不少可资借鉴的经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着眼于中国在新世纪的发展，衔接在此以前的发展理论，总结了发展的新经验，概括上升为理论形态，突出了重点，又有全面的指导意义，是当代中国的发展论。
那么，应该如何看待科学发展观的定位呢？我认为，应当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来看科学发展观的定位问题。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出现了思想和认识的两次飞跃，从理论成果来说，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我们党在思想认识上出现了一次飞跃，形成了适合中国革命需要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党的七大定名为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是科学回答了中国社会的性质、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动力、前途，以及斗争策略、党的领导等一系列基本问题，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理论，简称新民主主义论。
中国进入社会主义时期以后，经过将近三十年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我们党在思想认识上又出现了一次飞跃，形成了新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党的十三大和十四大定名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或“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这个理论科学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党的领导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一系列基本问题。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或“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这个理论名称，尽管字数较多，也不大确切，但总的说来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历史跨度也很大，可以涵盖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整个历史长时期。
十五大将这个理论定名为邓小平理论。十六大又确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十六大以来，又创立了科学发展观。这就出现了前面所讲的究竟有几次飞跃和几大理论成果的问题，出现了不同的见解。我认为，出现这种现象不是什么大的问题，没有什么奇怪。但既已出现不同看法，我也愿意谈一下自己的理解。
所谓思想认识的飞跃，是一种历史现象，是适应实践发展的需要而出现的。
我们党历史上第一次理论飞跃，就是创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正如毛泽东所说，在党成立后，开始的时候，只是一股劲地要革命，至于怎么革法，革些什么，哪些先革，哪些后革，哪些要到下一阶段才革，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没有弄清楚，或者说没有完全弄清楚，革命实践带着很大的盲目性。经过了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才认清了中国革命的规律，写出了理论著作，实现了思想认识上的一次飞跃。这是从未知到已知的飞跃。这一次飞跃也包括了对教条主义的破除。教条主义也是对中国革命特点和规律的无知。这一次飞跃是以特定的时代条件为背景的。
第二次理论飞跃，是否定了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创立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这是由于时代主题的转换，世界新科技革命的蓬勃发展，世界社会主义陷入困境，十年“文革”导致的灾难，充分暴露了旧体制的弊端，在这样的条件下，才能在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实践的基础上，出现思想认识上的飞跃，从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到市场经济体制，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这是破旧立新的飞跃。这一次理论飞跃后，借用列宁当年的话来说，“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列宁选集》第3版第4卷，第773页）这一次飞跃，以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为标志，已经基本实现。到这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题已经明确，基本概念已经创立（社会主义的本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一国两制”，等等），一系列基本观点和原理已经阐明，理论体系的大框架已经形成。这个理论成果，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当然，随着实践的发展，这个理论还会不断增添新的内容。
所谓飞跃，就是质变，以新质代替旧质（实际是扬弃）。如果这样理解飞跃，很明显，进入历史新时期以来，就只能有一次飞跃。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上百年的时间，整个社会主义的历史时期更长。但是，只要时代主题没有根本改变，只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主题没有改变，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没有改变，随着实践的发展，我们的思想认识虽会不断发展，甚至出现某种阶段性的发展，形成相对独立的理论体系，但不大可能出现前面所说的那种思想认识的新的飞跃。
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七大定名为毛泽东思想，这是以理论主要创立者来命名的。如果从理论内容来说，可以命名为新民主主义论。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从内容来说，可以命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本来就是这样命名的。后来有了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命名，但理论界人士一直同时使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个理论名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主要是由邓小平创立的，既然这是一次飞跃的成果，就应当说是成熟的理论。这已为二十八年的实践所证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都为这个理论增添了重要的新内容，可以相对独立地构建一个理论体系，但从更高更宽的视角看，又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如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来命名新时期创立的全部理论，也是合乎实际、合乎逻辑的，而且会带来很多方便，对于“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这句话，也可较好地理解和把握了。
科学发展观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基础，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想，但科学发展观不是哲学范畴的东西。有些文章将科学发展观作为哲学命题加以论述，难免牵强附会。
有人写文章提出建议，希望党的十七大把科学发展观写进党章。我觉得，党的指导思想的文字表述，还是参照七大党章的方式为好。可以表述为：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统一的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
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现阶段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又一结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当代中国的发展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历史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看，这样的定位是比较合适的。
这样的定位是不是会降低了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指导作用呢？这种担心是可以理解的，但这已经是另一个问题了，即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问题。列宁在《论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说：“因为具体的社会政治形势改变了，迫切的直接行动任务也有过极大的改变，因此，马克思主义这一活的学说的各个不同方面也就不能不分别提到首要地位。”（《列宁选集》第3版第2卷，第279页）在当前和今后的一个长时期中，科学发展观应当放在突出的地位来强调和贯彻落实。这是不应有疑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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