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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们在过去的经济发展模型中，对技术和制度变革肇发的根源及产生的影响进行分析研究，已取得重大进展（至少在经济学中是如此），但是对文化因素几乎还未曾给予注意，即使给予考虑，也是把它归入鉴赏力之类概念中，而在传统习惯上不把鉴赏力作为经济分析的课题〔1〕。
文化，包括宗教和思想观念，也是一种重要的资源，可以称之为文化资源或文化力〔2〕。它至少要对制度的供给产生一些影响， 它使一些制度的变革花费较低的成本，而使另一些制度的变革付出高昂的代价。
例如，日本乡村社区自觉维护公共设施的传统道德责任，使得它比缺乏这种传统道德责任的社会能以更少的成本完成其乡村发展计划（艾沙卡瓦，1981）。传统的合作形式代表了一种重要的文化资源，以它为基础产生了现代各种形式的销售合作和农业合作。在中国，共产主义意识经过延安精神的强化被用来动员社区资源兴修水利或作为其它形式的间接资本（施兰，1975）。类似的文化资源在南亚村落却不起作用，那里的种姓结构阻碍了合作，鼓励了特殊化。
上述两例中的文化力起着降低变革成本的作用。在有关发展的文献中，文化力却更常常是被看成技术和制度变革的障碍。奈尔认为（1979），印度各地对绿色革命的种子肥料技术反应有异，至少部分地可以从文化上得到解释；福斯特认为（1965），农民社区本土上的革新被一种“幸福有限论”观念所制约：“农民们把社会、经济和自然界的一切，即他们的整个生存环境，包括土地与财富、健康与寿命、友谊与爱情、勇敢与荣耀、尊重与地位、权势与影响、安全与保障等等，都看成是有限的、短缺的，人很难获得充分如意的满足”（P.296）； 威纳认为（1981），上一世纪英国经济的持续衰退主要应该解释成是一系列文化变异所致，中产阶级从日趋破败的市区移居，中上阶级虚伪的贵族姿态和价值观念逐渐定型，资产阶级文化的这种贵族化，对经济发展形成一种不利环境。
战后第一代发展经济学家对文化力促进或抑制经济增长的作用问题，至少从语句上是十分看重的。他们吸纳了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和哲学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指出，文化力对人的行为发挥了主要影响，进而在传统社会里，在面对发展民族经济和使社会生活现代化的机遇和可能作出何种反应问题上，发挥了重要的影响。为了说明得更为清楚明白，现把主要人物及其观点分列如下。
——伯特·F·霍塞利茨。 在五十年代他呼吁经济学家们对经济发展中文化因素的作用给予更大的注意，他是首先研究此问题的极为重要的人物。他在芝加哥大学组建了“经济发展与文化变迁研究中心”，创办了《经济发展与文化变迁》期刊，创作和编辑了大量有影响的关于经济发展中非经济因素的文章。霍塞利茨在1952年的论文中明确的非经济性因素有：①有少数人或阶层出现，他们成为技术和制度变革的文化先锋；②有一个社会政治体系，它促使社会高度流动；③有一个社会文化环境，它有利于制度的发展，使制度能不断产生为现代社会活动所必需的新的技术和制度知识，同时④能弱化旧有的生产方式和制度。
最后一点在霍塞利茨看来特别重要，因为旧有的“价值体系特别阻碍变革……，如果它们得以兴盛的客观经济环境被摧毁或减弱，那么变革就来得容易得多……。因此，经济发展计划在将工业化与延伸传统或近于传统的农业相结合时，会出现进退维谷的境地，在一个较长时期里，有可能在发展速度或发展条件上出现反复或倒退，从而影响最终目标的实现”（霍塞利茨，1952P.15）。
——埃费雷特·E·哈根。 他力图将文化变量纳入经济分析之中，雄心勃勃地要完成一种统一的社会发展理论。他认为，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和经济学领域的进展已达到可以把它们综合成一个统一的社会发展理论的程度。他利用这些领域的材料分析了英格兰、日本、哥伦比亚、印度尼西亚、巴拿马和苏联的发展历史。
哈根对一些国家发展历史的分析，使得他把个性形成研究作为首要课题。他认为，个性形成与社会变化之间的关系为：没有先期形成或一致形成的个性就不可能出现社会的变化，政治进步、资产固有、宗教改革、社会生活城市化、基础设施现代化、商品样式新潮化等等，“这些都只是社会变化进程中的伴随现象，而不是社会变化的初始动因”（哈根，1962 P.250）。
传统社会里的个性特征为崇尚权威。“世界观里……包含着一种对非控制性力量的理解和领悟……每个人都会在人际关系的权威层级中找到他的恰当位置”（哈根，1962PP.83—84）。在哈根的历史研究中，具有创造性的个性受到特别注意，在1980年的一篇回忆中他就讲道，当传统的精英人物逐渐与社会疏远隔离之时，少数开创性人物就脱颖而出。
哈根的研究引起了热烈反响，但是，他把吸收人类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的成果用来丰富经济社会发展理论的工作当成了其研究的顶点，而没有作为进一步研究的基础。
——艾麦·阿德尔曼和辛西娅·塔夫脱·莫里斯。他们为获取文化变量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定量关系而做出了最大努力。在1965年和1967年的研究中，他们就已经运用了要素分析技术把一系列指标压缩成若干组有关政治、经济、文化的指标，这些在发展过程中是紧密相关的〔3 〕。用来反应文化变迁状况的指标有：传统农业部门的规模、社会二元结构的状况、基本社会组织的特性。社会流动的水平和人口同种的程度。他们首先对74年国家的情况作了分析，然后按发展水平分成三类。他们通过不加进或加进一组经济变量进行分析，力求区分出文化的长期效应与短期效应，因为这组经济变量反应的是短期性政策干预情况。
阿德尔曼和莫里斯指出：“经济发展水平与社会政治结构差异之间的作用关系，既不是发展的原因也不是发展的结果，而应该说，它们是对一个制度行为系统内在相互作用的反映，那些制度和行为的变化构成经济发展过程的基础”（阿德尔曼和莫里斯，1967P.172）。
他们作出了一些相当肯定的结论。在发展的初期，文化对经济发展是一大阻力，为扩大经济活动，文化环境必须改变（P.202 ）：“人们可以把国家现代化的整个过程看成是社会、经济和政治领域的相互分离及各领域制度和政策各自发展的过程。具体地说，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基本上就是经济的分离过程，首先从一种综合性的社会组织和管理这种组织的规范体系中分离出来，到一定程度，就从控制它的政治环境中分离出来”（P.266）。
阿德尔曼和莫里斯提出，应根据不同的发展水平而制定相应适度的政策。在低层发展水平，要首先注意保持市场部分的增长，缩小行业差距；在中等发展水平，收入分配变得更加不公，社会紧张程度增大，在这一阶段，为降低社会群体之间的紧张程度，政治体制的变革就显得特别重要。
——冈拉·默多尔。努力用文化变量来说明经济行为、预测发展趋势、指导经济政策，做得最有成效的要数冈拉·默多尔。他在《亚洲戏剧——叩问国家的贫困》（1968）一书中对南亚发展作了大量研究，他将一些社会精英提出的现代化思想与社会其余部分人的传统价值作了对比。这种由政治上敏感、善言、活跃的人，特别是由知识分子所理解的现代化思想，是一种强调理性、平等、高效、勤奋、诚实、创新、独立、民主和公德的新价值观。
虽然默多尔认为，对个性、传统和宗教的作用进行随意推断是不科学的，但他的研究又使他不得不承认，南亚人“长期生活在与西方世界迥然不同的社会背景之下，这在他们的身心上确已留下了印迹。宗教已成为这种工作、生活方式的感情容器，同时又因为它的道德约束力而成为僵化和阻碍变革的东西”（P.112）。流行广影响远的宗教把工作、生活、制度方式的整个体系神圣化，“给有领导按计划的现代化改革造成了阻力”（P.109）。 这种社会上政治上的惯性力必须通过有计划的发展来予以克服。
但是，在南亚，发展计划及其实现因政治上的能力缺陷而受到影响，默多尔称其为“软状态”。决定的政策不具有强制性，官方不愿赋予人民以某种责任，但“发展计划本身要求任何一个南亚国家必须赋予所有社会阶层比目前所赋予的还要大得多的责任……在南亚目前情况下，没有更多的社会制约，即是说，没有对民主在地区范围内的一致解释，就不可能实现发展”（P.67）。言外之意，南亚经济的发展只有通过社会主义的集权体制才能实现。在1984年出版的一篇回忆录中，默多尔还把“软状态”造成国内改革失败看成是发展的主要威胁。
——P·T·鲍尔。经济发展中文化力的作用也是鲍尔研究工作中的一贯主题。他过去认为现在仍然认为：贫穷国家得到成功的发展“不是强烈动用资源的结果，不是使思想行为强行现代化的结果，不是国家大规模实施工业化的结果，总之，不是任何形式的强力所致。它不能由政治上的独立……或其它任何形式的政治或文化革命所带来”（鲍尔， 1984P.30）。经济的成功发展主要依赖于人的才能和精神状态，依赖于 政治和社会制度及对历史经验的吸取，其次才依赖于对外开放、市场机会和自然资源。
鲍尔特别强调表现在人种上的不同文化力，他经常引述以前对南亚的研究：“很多橡胶种植园记录了每个剥胶工人每天的劳动量，并在华人和印度人之间作了比较。华人的劳动量通常是印度人的两倍，而他们都使用同样的切刀、乳杯和吊桶。在拥有土地的小生产者里，华人、印度人和马来人之间也有类似甚至更大的差别……华人和印度人的这种差别不能由移民的特殊品格来解释，因为两种人都是不久前的移民；也不能从人力资本形成上的差异来解释，因为他们中绝大多数人都是未受过教育的苦力……在西非、地中海东部诸国、印度和其他一些地方我遇到了同样的现象……不同文化种群之间经济行为不同，是许多经济发展史中所表现出来的一大特征”（PP.32，33）。鲍尔的这些观点还没有被 新的调查研究所充实加强，它反复被人们引用，因而比较流行〔4〕。
和默多尔一样，鲍尔对经济发展中文化的制约作用持极为相似的观点，但这并没有使他们对发展的政策持相似的主张。默多尔热衷于强有力的国家干预，而鲍尔信奉市场的力量，两者恰好相反。
尽管上述五人的研究成果受到了广泛注意，但他们的思想尚未纳入主流的经济学之中。他们将文化变量用于发展理论或对发展过程的分析，但经济学的专家们并没有给予认真对待，开始时只是象征性地给予热情评价，过后就淡忘了。其他学者或大学生根本就没有匆匆跑来仔细琢磨或检验他们的理论或结论。反而在经济学界之外，有着更广泛的传播。
本世纪最后一个四分之一时间的经验告诉我们，当农民们拒绝采用农学家和经济学家们所建议的做法时，那可能是专家们错了而不是农民。原因也许就是没有对经济发展中的文化力进行研究，但也确证了发展的思想和行为中渗透着“文化要素”。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被迫用直觉而不是用术语来对待文化力的事实，应该被看成是专业能力的缺乏，而不能用来作为文化力无关紧要的证据。
注释：
1、G·I·斯蒂格勒和G·S ·贝切尔在《试辩鉴赏力是否存在》（《美国经济评论》·67，1997.3，PP76—90）中写道：经济学中传统的观点认为，鉴赏力是人们行为不可质疑的准则，无论是谁（心理学家？人类学家？颅相学家？社会生物学家？），只要试图对此意义上的鉴赏力进行一番研究或说明，就无法进行经济分析（P.76）。他们认为，“鉴赏力既不随意改变也不在人与人之间存在重大差异”（P.76），在此基础上，他们提出了一个变通方法，重新进行解释，使得经济学家可以通过价格或收入上的差别来说明行为上的任何差异或变化。斯蒂格勒和贝切尔认为，音乐欣赏的相对费用显著上升，不是因为鉴赏力转向了音乐，而是因为音乐欣赏的技能和经验明显提高和丰富时，它的影子价格下降了（P.79）。对于这个变通方法，可参阅C·C·冯韦茨萨克尔的《鉴赏力内在变异摘记》（《经济理论季刊》·3，1971.12，PP.345 —372）。
2、在海阿米和鲁坦的研究中， “文化力”一词指从过去留传下来的那些文化传统。一个时代的资源、技术和制度的变化或变革，可导致“文化力”的变异，从而对将来数代产生影响。
3、阿德尔曼和莫里斯在他们的研究中，使用了同样的一套数据， 来探讨造成国家间收入分配差距的因素（阿德尔曼和莫里斯，1973）。
4、鲍尔并不把坚持观点的一致性看作是具备一种美德。 他在他与亚姆合著的书里写道：经济学家只有继续评述经济发展中大家庭的阻碍作用和企业家素质的人种差别，才有资格宣称文化要素的积极作用。
译自《China Economic Review》volume 6（1）1995， 原作者为Vernon W·Rutton，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应用经济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