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鸿军[1]2003年在《试论入世形势下的中国出版业改革》文中研究指明面对入世，中国出版业各领域所受到的挑战是巨大的，而面对挑战，中国出版业所存在的不足又是十分明显的，如何应对挑战和不足，惟有的出路便是进行全方位的改革。 全文共分为叁大部分。第一部分，根据中国政府入世时在出版市场上所做出的承诺，指出中国出版业将面临着四大方面的挑战：一是WTO规则带来的挑战；二是出版物分销市场受到的直接冲击；叁是编辑出版环节受到的间接冲击；四是思想文化领域受到的影响。第二部分，着重分析了我国出版业的现状，提出面对入世的挑战，中国出版业存在着六大不足：一是法律法规体系不完善；二是出版体制上政企不分，事企不分；叁是出版机制上尚未具备产业发展所需的运行特征；四是产业水平上规模小，竞争力弱；五是出版经济结构上的不合理；六是出版产业从业人员素质不容乐观。第叁部分，文章从宏观方面——政府、微观方面——出版企业两大方面来谈中国出版业的改革。其中宏观方面的改革，因为考虑到中国出版业长期受政府控制的计划特性，所以对其阐述的较多，主要谈了这么几方面的改革：一是更新对出版业功能的认识，对出版业实行细分；二是健全出版产业法律保障体系；叁是深化出版体制改革；四是入世后政府的职能。而微观方面，文章则是把着力点放在了：改变传统观念，增强危机意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培养出版人才叁方面的改革上。
王博[2]2009年在《我国编辑出版类硕博学位论文选题的调查研究》文中指出进入21世纪,我国编辑出版学研究生教育蓬勃发展,在校研究生和毕业生数量也逐年增多。由于编辑出版学科的开放性和我国编辑出版业的变革性发展,外专业研究生较多地将学位论文的研究对象锁定编辑出版领域。因此,在每年定量产出的硕博学位论文中,有大量的编辑出版类选题。将编辑出版类选题集合起来定量研究,对尚年轻的编辑出版学研究有填补空白的意义,对研究生选择编辑出版类选题提供较全面的参考。本文以我国最大的博硕学位论文网络出版数据库——中国知网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和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为研究平台。搜索获得2000年至2008年“出版类”硕士学位论文866部,博士学位论文38部,共计样本904部。对样本的选题做了纵深式的调查,即：通过对样本量和质的调查完成论文选题的宏观调查,通过基础理论型选题,应用研究型选题和学科借鉴型选题的分类统计完成论文选题的中观调查,再按照出版工作流程和出版物类型等分类统计完成论文选题的微观调查。在量化的基础上,依据目前我国编辑出版学研究的进展和编辑出版业的发展进程,对编辑出版类选题的数量,质量,选题与出版业发展进程的相关性,选题与学科发展的相关性,选题与其他学科的相关性,选题与编辑出版实践的相关性六大方面进行了详细的全方位的分析和比对,完成对已有编辑出版类选题的整体衡量。最后,对应六方面的分析提出六点研究思考：选题已具数量规模,还应重视提高质量；选题跟进前沿热点,还应注重基础理论；选题关注出版改革,还应不断推陈出新；选题反映学科发展,还应推动学科建设；选题的专业性和交叉性要主次分明；选题的理论性与实践性要均衡并重。
饶德江, 莫梅锋[3]2004年在《上下求索中创新开拓——2003～2004中国媒体发展研究述评》文中研究说明媒体发展理论研究述评媒体发展宏观研究述评广播电视发展研究述评报刊业发展研究述评出版业发展研究述评网络发展研究述评广告经营与媒体发展研究述评2003～2004年中国的媒体发展态势凶猛。改版、合作、合并、交流、推广等媒体活动层出不穷。同样,在媒体发展研究上,各种媒介思想相互激荡,并产生火花,呈现出媒体发展研究更加深入、专门化和务实的特征。两年来,在研究过程中,媒体研究专家学者纷纷引进和应用先进的媒体发展理论、宏观、中观和微观研究的视角,多元化的研究方法,结合我
李阳[4]2010年在《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改革研究》文中指出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作为中国文化体制改革的先行者,是我国第一家实现政企分开并获得国有资产授权经营的大型国有出版产业集团,它的改革和发展历程,一直受到国内外出版业界的瞩目。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从传统的事业单位到辽宁出版集团,从成功资本上市到组建跨区域出版传媒“航母”,它在改革发展之路上遇到许多具体的问题:事业体制下市场主体功能缺失、结构性矛盾突出、运作模式单一,资本有效利用率低等。企业分析总结了问题所在又采取良多改革措施:政企分开、改进治理结构、从产品经营转向资本经营、跨界合作的多元化之路等。北方联合传媒集团的改革历程,可以作为中国出版业改革的样本。它的成就与不足,值得探讨和分析,由此,我们可以发现出版改革当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及其解决之道。同时,出版业的特殊属性、出版业改革过程中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思考和探索的重要内容。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改革发展过程中的成功经验及其启示意义对我国文化体制改革、出版业改革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借鉴。
刘红平[5]2011年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版业市场化道路的探索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改革开放后,长期按事业性单位运作、只管生产不管经营的中国出版社开始进行体制改革。中国出版业体制改革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中国出版业市场化探索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的职能逐渐从微观转向宏观,与此同时,出版社的经营意识日益增强,行业的开放度也随着改革的深入不断提高。本论文中,笔者采用文献研究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版业市场化探索的原因和进程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研究。中国出版业进行市场化探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出版业自身的文化属性和商品属性决定了它必须走市场化道路,在保证社会效益的同时追求经济效益；其次,计划经济下受到种种管制的出版业无法满足日益多元化的社会需求；再次,世界一体化进程在加快,中国出版业必须早日摆脱政府的管制和庇护,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在市场竞争中发展、壮大,以应对实力强大的国际出版传媒的冲击。笔者以时间为明线,以政府的改革政策和出版业界的改革实践为暗线,将中国出版业市场化探索历程划分为叁个阶段。这叁个阶段分别是：中国出版业市场化探索的起始阶段(1978—1991)、发展阶段(1992—-2002)和转轨阶段(2003至今),这叁个阶段的改革实践构成了本论文最核心的叁章内容。笔者这样划分的根据是,1978—1991年,市场化探索主要集中在出版社内部微观机制改革和发行体制改革；到了1992年之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逐步建立,出版业开始注重调整产业结构,组建出版集团,追求规模经济效益,探索现代企业制度；2003年中国出版体制改革进入了关键时期,出版试点单位开始转企改制,进而尝试跨行业、跨地区、跨部门兼并、重组等等。中国出版业市场化的探索主要包括民营书业的兴起和发展、生产型向生产经营型转变、版权保护和版权交易制度的完善、出版业集团化建设、转企改制和公司制改造等改革实践。目前,我国已有部分出版集团实现了改组上市,这些上市企业通过公开募集社会资金使自身实力得以迅速增强。还有两个令人欣喜的现象,一是我国出版集团已经走上了强强联合的道路,出版集团与出版集团、发行集团与发行集团以及出版集团与发行集团之间通过股权合作实现了重组。二是国有出版单位与民营书业实现了跨所有制重组,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突破,国有与民营相互借力,共存共荣,必将有所作为。中国出版业的市场化改革是由政府主导的,所以文中有大量的文献分析,通过对文献内容的分析,可以得出我国出版业市场化改革的基本路径,亦是基本经验,即先外围后核心,先局部尝试后全面推广。正是这种渐进式的改革思路,使得我国出版业的改革得以顺利进行。叁十余年来我国出版业的市场化探索取得了诸多成就,但是还有许多问题有待深化改革。在论文的最后一章,笔者特别指出了当下中国出版业中存在的多个问题,并为这些问题的解决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姚德权[6]2005年在《基于执政安全视野的新闻出版规制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作为执政党政治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新闻出版安全在新的历史时期,日益凸现其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的重要战略地位。因此,开展对新闻出版产业及其规制的研究,无疑拓宽了执政安全研究的领域,对于加强党的重要思想宣传阵地,发展先进文化,积极创造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以及防范中国共产党执政风险,维护执政安全,巩固执政地位至关重要。 本文试图从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相联系、理论研究与调查研究相结合、历史分析与逻辑归纳共同推进方法入手,以马克思主义关于新闻出版规制与执政安全的观点为“内核”,以“叁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全球化视野的新的时代环境和条件为背景,观察和研究中国新闻出版业规制与执政安全问题。 站在一个全球的视角考察新闻出版规制,不难发现新闻出版规制带有普遍性。不论东西方国家,也不论何种社会制度,对新闻出版进行规制都是维护执政地位的必然要求。国外的学者提出的“集权主义传播理论”、“自由主义传播理论”、“社会责任传播理论”等,反映了西方国家新闻出版规制演变历史;我国学者提出的“喉舌论”、“舆论导向论”,也突出反映了我国新闻出版发展的历史与现状。 党和政府对新闻出版业实行规制,是基于政治、社会和经济等多方面的考虑。一方面,外部效应理论是新闻出版规制的重要理论依据,通过规制,可以充分发挥新闻出版的正外部效应,最大限度减少负外部效应;另一方面,正确导向是加强新闻出版规制的现实动因。在现代社会,新闻出版已成为影响、左右社会思想和社会情绪的重要工具。利用和驾驭好新闻出版,是衡量执政力量执政能力高低的重要标志。确保正确出版导向才能科学规制新闻出版,保持社会稳定,维持长治久安。 市场准入是一种重要的防范新闻出版导向安全隐患的制度设计。对可能的新闻出版导向风险,防范先于治理。在新的新闻出版机构的市场准入上把好关,是保证整个新闻出版导向正确安全的前提。要变革完善市场准入规制,加强机构准入、业务准入、人员准
杨秀峰[7]2002年在《精品图书相关问题研究》文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图书出版业有了长足的进步，但和欧美发达国家的出版业相比，仍然差距明显，且存在一些弊端。新世纪，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和知识经济的迫近，特别是中国入世后，图书出版将很快融入世界经济大潮，参与国际竞争。要抓住机遇，迎接挑战，中国出版业面临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其中精品图书问题就是一个十分重要、急需深入研究并妥善解决的紧迫问题。 本文以精品图书出版为论题，结合大量调查和实例，对当前研究精品图书的必要性与紧迫性、精品图书的特点与综合评价体系、精品图书出版现状、精品图书生产、精品图书出版的良性“生态”环境等相关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在具体内容的写作上，论文从我国图书出版的一系列令人堪忧的现状入手，使读者认识到了当前对精品图书出版进行理论研究的重要性。在精品图书的特点和综合评价体系一章中，作者从图书的选题内容、编校质量、装帧设计、印刷装订等方面分析了精品图书的共性。为了增强精品图书评价体系的可操作性，论文结合具体例子，详细阐述了各类精品图书的个性特征。在精品图书出版现状及问题剖析一章中，作者不仅列举了精品图书出版总量不足、速度过缓、定价不当、门类分布失衡、原创性精品图书少等窘况，而且指出了在精品图书出版中存在的一些认识和操作上的误区，并从政策法规、出版社、作者、编辑、读者、书店等角度较为全面地分析了精品图书匮乏的原因。在如何营造精品图书一章中，作者既介绍了精品图书生产的一般流程和主要监控环节，又着重分析了如何营造双效俱佳的精品图书。在创造良好的“生态”环境一章中，作者从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国家对出版业的政策指导，国民素质，精品意识，出版物质条件等方面分析了影响精品图书出版的环境条件，以及保障精品图书出版的高效运作机制、人才机制、资金保障机制、法规约束机制和考核奖惩机制等。最后，论文结合入世后中国出版业面临的新形势，强调指出“以精品图书立社，图书名牌看家，进而再以着名品牌行销天下”的内涵式发展道路，是中国出版业深化改革、做大做强的必由之路。
孙宝瑞[8]2004年在《试论入世后我国出版形势的几个问题》文中提出入世后我国出版形势挑战与机遇并存。本文就入世后中国出版事业方向、组建中国出版集团、古籍出版社如何发挥自己的优势、版权贸易如何把握商机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和阐述。
佚名[9]2001年在《2001年《中国出版》总目录》文中认为２００１年第１期新世纪导刊序言继承·创新·改革·发展———写在中国新闻出版业迈入新世纪之际石宗源（１．６）导向篇把握导向开拓进取开创音像电子出版事业新局面于永湛（１．１２）齐心驱鬼魅抖擞开新宇桂晓风（１．１４）谱写新世纪出版业的新篇章杨牧之（１．１６）加
黄蓉[10]2007年在《中国报纸产业化进程中的制度选择》文中研究表明中国报纸产业制度的调整与变革带给报业生存和发展的内在驱动力,这一论点得到报业发展明确而清晰的实证。与既往研究的宏观表述不同,本文将焦点聚于报业制度选择的微观层面,试图描述报业制度选择的动力机制。报业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一组产业制度?这组制度是不是我国报纸产业化进程中惟一的选择?如果我们把每一个新制度出台看作一次选择的话,这些制度选择是由谁来推动的?这些问题促使本研究的生发。以博弈视角切入报纸产业制度选择,主旨是对制度选择中行为主体的关照,将报业制度选择各个主体间的关系客观清晰地呈现。报业制度选择是一个反复博弈的行为,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报社、资本都试图使其收益最大化。通过对我国报纸产业化进程中制度选择主体博弈行为的梳理与阐释,展现中国特有的报业制度选择脉络。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报业制度选择的理想模式,引入受众作为报业制度选择主体,这对于未来报业健康有序发展影响深远。基于研究的主旨和思路,以制度选择的时间进程为主线,论文由六部分组成:第一部分:绪论。简要勾勒研究动机、视角、范畴、创新点与难点;对研究中涉及的基本概念如制度、制度选择、博弈、报纸产业作以界定;运用较长篇幅对与传媒产业制度相关的文献进行综述、评价,定位本研究的学术位置。第二部分:中国报业制度选择的理论框架。我国报业制度变迁呈现阶段性特征,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主题。以发展取向为前提,我国报业制度选择大都遵从默察——扩散路径,经过理性判断,最终形成正式制度,博弈行为贯穿整个过程。作为博弈主体的政府、报社、资本、受众之间的关系决定了报纸产业化进程。第叁部分:单方博弈:总体性社会下报业制度选择。从论述总体性社会特征入手,说明我国报业在1949-1978年间,虽然存在着政府和报社两个博弈主体,但报社缺乏博弈策略的选择空间,政府发出指令,报社完成指令就是博弈均衡。单方博弈格局是政府出于政治、经济需要诉诸权威而为之的结果,目的是实现政府利益的最大化。依照单方博弈的视角,审视始于1949年末的报社企业化,可以发现,这个阶段并不是有学者所言的“报纸产业萌芽”,政府尽管有经济方面的权宜考虑,但建设宣传网络,构建党报体系才是其真正目标。第四部分:两方博弈:改革开放后报业制度选择。市场的发力与发展,为报业制度新的选择提供了机会和可能。在政府与报社赋予发展不同含义后,报社成为制度选择的发起者。与政府博弈中,报社充分利用信息不对称应对权力不对称,促使博弈格局于己有利。在报社与政府都采取兼顾两个效益的博弈策略时,报业制度的创新呈现由点到面,由低等级报社向高等级报社,由制度边缘向制度核心的变迁路径。1992年之后,政府重新主导两方博弈格局,最具代表性的是报业集团制度产生,为实现政府附加于报业集团的政治诉求,报业集团制度选择的全过程都处于政府主导之下。第五部分:叁方博弈:加入WTO与报业制度选择。加入WTO等同于大规模的制度移植,政府转型以及传媒业开放势在必行。资本在特许进入后形成了报业制度选择的叁方博弈格局。2003年之后,剥离转制成为报业制度选择主题。以叁方博弈格局来看,剥离转制导致国有资本流失、报社智力资本受损、资本产业链断裂,不利于报业稳定与发展。经过报业竞争后,报社携资本进行跨地区办报,但“非党报”、“属地问题”导致政府对跨地区办报的收紧,显示我国报纸产业化远未实现。第六部分:四方博弈:报业制度选择的理想模型。受众作为报业制度变迁最直接的利益承受者长期被忽略于制度选择之外。市民社会的出现使得受众成为报业制度选择主体。充分使用受众的社会参与权、货币投票权能够使其他博弈方在报业制度选择中保持理性。非营利组织是实现受众参与报业制度选择的主要途径。本研究认为:博弈是优化决策的必要阶段,将长期存在于报业制度的选择中;四方博弈的理想模式是未来报业制度发展的趋势;在未来进行的报业制度选择中,界定政府权限、彰显受众影响将是必然趋势。
参考文献：
[1]. 试论入世形势下的中国出版业改革[D]. 朱鸿军. 苏州大学. 2003
[2]. 我国编辑出版类硕博学位论文选题的调查研究[D]. 王博. 河北大学. 2009
[3]. 上下求索中创新开拓——2003～2004中国媒体发展研究述评[J]. 饶德江, 莫梅锋. 中国媒体发展研究报告. 2004
[4].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改革研究[D]. 李阳. 河南大学. 2010
[5].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版业市场化道路的探索研究[D]. 刘红平. 安徽大学. 2011
[6]. 基于执政安全视野的新闻出版规制问题研究[D]. 姚德权. 湖南师范大学. 2005
[7]. 精品图书相关问题研究[D]. 杨秀峰. 广西大学. 2002
[8]. 试论入世后我国出版形势的几个问题[J]. 孙宝瑞. 叁门峡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4
[9]. 2001年《中国出版》总目录[J]. 佚名. 中国出版. 2001
[10]. 中国报纸产业化进程中的制度选择[D]. 黄蓉. 华中科技大学. 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