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恐怖犯罪行为的根源——文明及文化冲突论解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根源论文,犯罪行为论文,冲突论文,恐怖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F 611 文献标识码：A
当21世纪的曙光初照寰宇之时，人们对新世纪、新千年充满了期盼，期望这是一个和平与美好的世纪，是一个文明与昌盛的千年。然而，“9·11”恐怖袭击却无情地破灭了人们的善良愿望，震撼了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与安宁的人们的心灵：在这一天，象征世界文明和美国形象的纽约世贸中心遭到恐怖袭击，两座大楼随即倒塌，造成近3000人丧生；这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珍珠港遇袭事件以来，美国遭受的最严重的袭击事件；这次事件不仅使美国的经济衰退雪上加霜，经济复苏困难重重，而且波及他国，造成世界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更为严重的是，该事件给人们心理造成的恐惧和创伤却是持久的。据报道，受“9·11”事件的影响，人们对恐怖活动心有余悸，许多人平时甚至连过元旦节都不愿出门，而是选择呆在家里。[1]“9·11”事件后，以美国为首的、主要针对世界恐怖组织头目本·拉登和阿富汗塔利班政权的世界反恐怖战争尚未结束，2001年12月1日到2日，以色列在24小时内连续遭受4次恐怖炸弹袭击，以色列以“反恐”为由，对巴勒斯坦目标进行烈度超前的报复性军事打击，双方在报复与反报复的暴力循环怪圈中越陷越深；事隔不久，2001年12月13日，印度议会大楼发生了恐怖袭击事件，这一事件无疑使印度和巴基斯坦两国的关系火上加油，双方在交界的克什米尔地区发生激烈交火，并正在边境地区大量集结军队，全面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可以说，恐怖袭击和反恐怖战争是本世纪初最热门的话题。恐怖犯罪活动给人类文明所带来的巨大灾难，以及世界反恐怖战争的艰巨与任重道远，迫使人们不得不冷静地思考恐怖犯罪的根源，理性地分析世界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以期标本兼治，真正地根除恐怖犯罪产生和发展的基础。
其实，早在几年以前，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就明确指出：随着冷战的结束，意识形态不再重要，各国开始发展新的对抗和协调模式，这一模式就是“文明冲突”；“文明的冲突是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建立在文明之上的国际秩序是防止世界大战的最可靠的保障。”[2]通观近段时间以来，发生在世界各地的恐怖犯罪活动，无一不是由具有不同的宗教信仰和价值观的文明及文化冲突所导致的。因此，用“文明冲突论”来阐释恐怖犯罪的根源，是有说服力的。本文就从文明冲突的角度，对恐怖犯罪的原因进行探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治理恐怖犯罪的策略。（注：在2002年4月5-7日召开的中国犯罪学研究会第三届会员代表大会暨第十一届学术研讨会上，本文作为交流论文引起同行学者们的热烈讨论。有学者指出，恐怖犯罪的根源应该是利益冲突（包括正当利益和非正当利益的冲突）；也有的学者认为，恐怖犯罪的原因是由于文化、文明、利益、领地、政治等多种因素共同冲突的结果，而不单纯是由于文明冲突引起的；更有学者指出，文明冲突论是由美国政府出钱炮制的一个反动理论，其目的是为了扰乱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思维，因此，用文明冲突论来分析恐怖犯罪的原因正好上了美国的圈套，是错误的。作者认为，恐怖犯罪（尤其是国际恐怖犯罪）固然与政治、经济、领地等方面的冲突有关，但导致政治、经济的冲突必然有更深层次的内在原因，这就是文明和文化的冲突；至于说文明冲突论是帮美国说话的反动理论，作者不敢苟同，相信读者从本文中也可以辨析出是在帮美国说话，还是在批评实行霸权主义的美国。特此说明。）
一、文明及文化的内涵是什么
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文化”有三层含义：第一，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第二，是考古学用语，指同一历史时期的不依分布地点为转移的遗迹、遗物的综合体；第三，是指运用文字的能力及一般知识，如学习文化、文化水平。而“文明”也有三层含义：第一，与文化的第一层含义相同，如物质文明；第二，是指社会发展到较高阶段和具有较高文化的，如文明国家；第三，旧时指有西方现代色彩的（风俗、习惯、事物等）。[3]本文所讲的“文化”和“文明”均是使用第一层意思。即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一定的社会群体所共同创造和拥有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例如，信仰、风俗、传统、价值观、生活方式、行为模式等等。从这个角度看，文化与文明两者之间实无区别。张申府先生在1926年发表的《文明与文化》一文中即详论了文明与文化的无区别，李慎之先生在《数量优势下的恐惧——评亨廷顿第三篇关于文明冲突论的文章》中亦取此意思。[4]即文明与文化实际上是可以混用的同义词。
事实上，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也是将文明与文化作为同义词混用的。他认为，文明被看成是一个文化的实体；文明和文化都涉及一个民族全面的生活方式，文明是放大了的文化；它们都包括价值、规则、体制和在一个既定社会中历代人赋予了头等重要性的思维模式。[5]亨廷顿还列举了几种关于文明的典型定义来说明文化实际上是所有文明定义的共同主题。例如，布罗代尔认为，文明是一个空间，一个文化领域，是文化特征和现象的一个集合；沃勒斯坦则将文明定义为“世界观、习俗、结构和文化（物质文化和高层文化）的特殊连结，它形成了某种历史总和，并与这一现象的其他变种（即使不总是同时）共存”；在道森看来，文明是一个特定民族发挥其文化创造力的一个特定的原始过程的产物；而斯宾格勒则认为，文明是“文化不可避免的命运”是一种发达的人类能够达到的一些最外部的和人为的状态？是一个从形成到成熟的结局”。[6]从以上具有代表性的定义中可以看出，文明是文化实体而不是政治实体，它们本身并不维持秩序，建立公正，征缴税收，进行战争，谈判条约，或者做政府所做的任何其他事情。一个文明是一个最广泛的文化实体；乡村、宗教、种族群体、民族、宗教群体都在文化异质性的不同层次上具有独特的文化。至于文明的产生和形成，既可根据一些共同的客观因素来界定，如语言、历史、宗教、习俗、体制等，也可根据人们主观的自我认同来界定。文明没有明确的边界，也没有精确的起点和终点；其内涵和外延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因此，文明是以文化为基础的，又常常是通过文化来体现的。文明与文化之间很难作出明确的划分。显然，本文所讲的文明冲突实际上也包括了文化冲突。
二、不同文明之间为什么会发生冲突
不同文明之间为什么会发生冲突？我们可以从两方面寻找答案：首先，可从文明的形成过程来找原因。在文明的形成过程中，宗教通常起到了重要作用。人类历史上的主要文明在很大程度上被基本等同于世界上的各大宗教。例如，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等等。而不同宗教之间在教义、教规等方面显然是有差异的，彼此之间有时甚至是矛盾对立的。由于宗教之间的冲突实难避免，在它们影响下所形成的不同文化和文明的冲突就顺理成章了。即使是同一国家、种族、使用同种语言的人们，但若在宗教信仰上不同，文化传统的差异仍有可能发生激烈冲突，甚至相互屠杀。典型的例子就是最近发生在印度的暴乱。据报道，2002年2月27日，一列载有印度教教徒的火车在印度西部的古吉拉特邦遭（信奉伊斯兰教的）暴徒袭击，造成56人丧生；[7]第二天（28日），信奉印度教的暴徒袭击穆斯林信徒的住宅，焚烧穆斯林的财产和50所建筑，封锁道路，并杀害了11名贫民；[8]到3月2日，印度教派冲突进一步升级，已有300多人丧生，印度国防部长亲临“前线”，当局逮捕了1500多名参与暴力攻击的民众，但尚未平息暴乱；[9]至3月3日，印度宗教冲突死亡人数升至427人。类似的情形也发生在宗教信仰不同的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的暴力冲突上。近段时间来，巴以冲突大升级，当地时间2002年3月2日晚上7时25分左右，耶路撒冷市中心再次发生自杀性爆炸事件，一名阿克萨烈士旅的巴勒斯坦人在一座犹太教堂附近，走近一群犹太人，然后引爆了绑在身体上的大量炸药，造成至少10人死亡，40多人受伤；[10]随后几天，以色列又开始了大规模的报复性行为，甚至以“反恐”为由，枪杀巴勒斯坦高级官员；[11]到2002年3月10日，巴以全面战争点火：一名巴勒斯坦男子在以色列总理沙龙住所附近引爆了绑在身上的爆炸装置，导致至少12人死亡，54人受伤，而以色列军队则随即从海上和空中对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拉法特在加沙的总统府发动大规模袭击，炸毁了总统府内全部建筑。[12]诸如此类的事例不胜枚举。事实上，当今世界的种族冲突，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于宗教信仰的冲突引起的。
为什么宗教信仰的分歧会导致激烈的冲突（这是因为宗教信仰对人们的社会化过程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会影响到人们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英国学者A.J.M·米尔恩(A.J.M.Milne)曾就宗教对人们的影响作过精辟的分析。他指出，如果人们“欣然接受在他们的共同体中或在他们所属的那一共同体部分中被一贯实行的宗教，他们在孩提时代就被引入了这种宗教，在成长过程中，他们学会了按照它的特殊的确定陈述去思索这个世界和他们自身。这种陈述是真的，而所有其他陈述都是假的，这一点在他们看来大概是理所当然的。如果这点大致真实的话，那么它就能使我们明白为什么在历史上宗教成了冲突的一个主要根源。大多数人对待其他宗教的态度，会取决于他们自己宗教的确定陈述的精神和内容。但是，因为他们承认了第一种答案，所以就有一种强烈的倾向把其他信仰的确定陈述视为误入歧途，而这还算是最好的，否则就是当作仇敌了。由此就有了潜在的宗教冲突。必须揭露误入歧途者所走的道路的错误，并使他们看到真理；必须对仇敌加以压制，不行的话就摧毁之。”[13]宗教之间的冲突，尤其是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的冲突，就说明了这一点。当今世界，伊斯兰教文明与基督教文明的冲突，伊斯兰国家与（主要信仰基督教的）西方国家相互之间的敌视与仇恨，不能说与宗教信仰的分歧没有关系。当代冲突论甚至认为，“宗教在本质上就是一种具有天生的斗争性的社会制度和信仰体系，许多宗教都会为其所信仰的终极真理进行斗争，一旦遇到挑战，宗教信徒、神学家和宗教组织都有可能起而捍卫其真理，典型的一例就是伊斯兰教世界对《撒旦的诗篇》的作者的态度。为了捍卫被认为是遭到了亵渎的伊斯兰教的真理和信徒的情感，一些伊斯兰教组织和领袖不惜以性命相威胁。此外，像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这样的世界性宗教还有一种执著的宗教扩张精神，极力将其信仰扩张到其他文化背景之中。这不可避免地会引起群体之间的冲突。”[14]因为“宗教归属是自我认同的一个基础，而对一个民族、宗教、血缘和种族群体的强烈的归属感需要那个群体的成员与外于该群体的成员之间的一种障碍感。宗教成为社会中的群体认同的一个重要基础，它便成为潜在的分裂界线。”[15]可见，由于宗教信仰的不同，导致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的差异，最终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在它们基础上产生的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
其次，可从文明的发展和繁荣过程来找原因。每一种文明当其初步形成后，伴随着不断的扩张、发展和繁荣，其自我意识也不断地发生变化；变得自我感觉极好、惟我独尊。到后来，“每一个文明都把自己视为世界的中心，并把自己的历史当作人类主要的戏剧性场面来撰写。”[16]当今世界，与其他文明相比，西方文明可能更是如此。这从某些西方国家实行霸权主义，强行向其他国家和地区推行西方的价值观、生活方式，甚至政治制度等就可见一斑。为什么“9·11”恐怖袭击事件是发生在美国（为什么近来发生的恐怖事件多是针对西方国家或者是亲西方国家的国家或政府）这个问题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我们在强烈谴责恐怖袭击事件时，也不禁要问，难道美国和西方国家就不应该认真反省一下自己的所作所为吗（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肯定是不得人心的，有时甚至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三、为什么说恐怖犯罪的根源是文明冲突
通观当今世界的恐怖袭击行为，犯罪嫌疑人多为伊斯兰教信徒。例如，沙特富翁本．拉登及其所领导的恐怖组织成员，菲律宾的阿布萨耶夫武装，巴勒斯坦的激进组织，以及黎巴嫩、伊朗、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控制的克什米尔地区的有关从事恐怖活动的组织成员等，无不是信仰伊斯兰教的。为什么伊斯兰教信徒常常用恐怖活动来发泄愤怒、打击敌人（这一方面与伊斯兰教的教义和教规有关，另一方面更与伊斯兰文明和其它文明（如基督教文明、印度教文明等）的冲突有关。
在伊斯兰教文化里，圣战是他们冲突中的一个经常性的特征。伊斯兰教信徒常常把对敌作战，甚至对敌人实施自杀性爆炸袭击行为等都看成是圣战。据说，伊斯兰教从创始起就是一个尚武的宗教。伊斯兰教起源于贝都因游牧部落，伊斯兰教的基础深深地打上了这种起源的烙印。伊斯兰教的教义指示教徒向非教徒发动战争；古兰经和其他有关穆斯林信仰的陈述几乎都不禁止使用暴力，在穆斯林的教义和实践中没有非暴力的概念。[17]可以说，伊斯兰原教旨中关于圣战的规定，是恐怖袭击的精神支柱。在圣战的感召下，恐怖分子视死如归，一些十几、二十岁的年轻人甚至将实施自杀性爆炸袭击视为无尚光荣的事。
伊斯兰文明自我意识的觉醒、好战，以及与相邻的非穆斯林的不相容，使得20世纪末穆斯林的民族主义变得更加极端。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本土化已成为整个非西方世界的发展日程。伊斯兰教的复兴和“重新伊斯兰化”是穆斯林社会的主题。当然，伊斯兰国家的文化复兴，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其经济增长和人口增长所推动的。当经济发展使亚洲变得日益自我伸张时，大批穆斯林却同时转向了伊斯兰教，把它作为认同、意义、稳定、合法性、发展、权力和希望的本源，“伊斯兰教是解决方法”的口号是这种希望的集中体现；于是，便出现了伊斯兰化倾向。伊斯兰化倾向首先发生在文化领域，然后继续扩展到社会和政治领域。如大多数革命运动一样，伊斯兰主义运动的核心成分是学生和知识分子。在大多数国家，原教旨主义者控制学生会和其他类似组织，是政治伊斯兰化进程的第一阶段。有研究指出，伊斯兰教团体的领导人具有五大典型特征：(1)他们年轻，大多数是20和30多岁；(2)80%的人是大学生或研究生；(3)半数以上来自精英院校或来自智力要求最高的技术专业领域，如医学和工程领域；(4)70%以上的人来自下层中间阶级，即“中等而不贫穷的背景”，是他们家庭中第一代受到高等教育的人；(5)他们在小城镇或农村度过童年，但成了大城市的居民。[18]可见，学生和知识分子组成了伊斯兰运动中的骨干和突击队，城市中间阶级构成了大多数活跃分子。无论是“9·11”事件的犯罪嫌疑人，还是其他恐怖袭击事件的犯罪嫌疑人，都具备上述特征。
伊斯兰青年在伊斯兰教复兴中打上了自己的印记。随着20世纪70年代复兴运动的发端及其在80年代的加强，主要穆斯林国家的青年人比例（即15-24岁的人）大大增长，并开始超过总人口的20%。青年人是反抗、不稳定、改革和革命的主角。而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在青年人中的兴起是对和平构成的最大威胁。伊斯兰人口增长就成为沿伊斯兰世界边境的穆斯林和其他民族之间冲突的主要因素。人口压力与经济萧条交织在一起，促进了穆斯林向西方和其他非穆斯林社会移民，使移民问题成为那些社会的突出问题。一个文化中人口的迅速增长与另一个文化中人口的缓慢增长或停滞同时出现，会对双方社会的经济和政治调整产生压力。[19]这是伊斯兰世界与西方世界冲突的外在原因。亨廷顿总结说：“复兴运动将在社会内外留下一个伊斯兰主义的社会、文化、经济和政治组织构成的网络。复兴运动也将表明伊斯兰教是对道德、认同、意义和信仰问题的‘解决方法’，但并不是对社会公正、政治压制、经济落后和军事弱小问题的解决方法。这些失败可能会产生对充当政治角色的伊斯兰教的广泛幻想破灭，产生对其不利的反应并导致寻求对这些问题的替代的‘解决方法’。可以想见，甚至可能出现更强烈的反西方的民族主义，为伊斯兰教的失败而谴责西方。……大量受过中等教育的青年人将继续为伊斯兰教的复兴提供人力。结果，在21世纪最初几年可能会发生非西方力量和文化的持续复兴，以及非西方文明的各民族与西方之间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冲突。”[20]
在“伊斯兰与西方”中，亨廷顿指出，1400多年来，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不论是东正教，还是天主教和新教）的关系经常充满风暴，彼此将对方视为外人；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的冲突关系是持续的、深刻的。20世纪末，伊斯兰教与西方之间的冲突之所以加剧，主要是由五方面原因造成的：第一，穆斯林人口的增长造成了大量的失业，使得新近投身伊斯兰事业的年轻人大为不满，给邻近的社会造成了压力，并导致了向西方的移民；第二，当伊斯兰复兴运动使穆斯林将其文明和价值观与西方相比较时，对它们的独特性与重要性重新建立了信心；第三，西方同时向全世界推广其价值观和体制、维持军事和经济优势的努力，以及对穆斯林世界内部冲突进行的干预，引起了穆斯林强烈的不满；第四，冷战时代的结束消除了西方人和穆斯林共同的敌人，使它们彼此将对方视为主要威胁；第五，穆斯林与西方人之间的接触和混居日益扩大，激发了他们各自的新的认同感，并认识到他们的认同有何不同，对各自的民族特性以及不同于他人之处有了新的认识。[21]此外，当穆斯林将伊斯兰文明与西方文明过去二百年间取得的成就作令人反感的比较时，所感到的痛苦和屈辱；以及对西方力量的嫉妒和仇恨等，都是导致穆斯林与西方冲突的原因。在穆斯林眼里，西方是骄傲自大、物质主义、压制他人、残忍、颓废的象征；西方摧残他们的潜力，用产品和充斥所有频道的电视剧和电影干扰他们的生活，抢占他们的市场，控制他们宝贵的资源、首创性和潜力的力量。而在西方人眼里，伊斯兰被视为核扩散和恐怖主义的一个根源，在欧洲伊斯兰被视为不受欢迎的移民的来源；许多西方人都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端分子视为潜在的恐怖威胁。这种对立和冲突情况在"9.11"事件后表现得更加明显，就连西方人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据报道，英国《卫报》2002年3月5日发表的一篇署名文章指出："9.11"事件的一个恶果，就是美国把许多非白人当成了恐怖分子；自"9.11"事件以来，多达5000名祖籍在阿拉伯国家的男子受到美国联邦调查人员的审问，1000多名生于中东的人被美国当局拘留。[22]这种相互敌视和冲突的结果，必然导致恐怖活动和反恐怖主义战争。因为伊斯兰与西方军事力量的巨大悬殊，迫使伊斯兰极端分子只可能采取恐怖活动来打击西方，例如，阴谋暗杀杰出的西方领导人，向所选择的目标放置汽车炸弹，甚至不惜采用人体炸弹袭击目标，或者劫持飞机撞击攻击目标；而西方的职业军人则利用伊斯兰国家的开放天空，向所选择的目标投放高精确度的炸弹，或者谋划推翻极端主义的伊斯兰政权。最后，亨廷顿总结说：“西方面临的根本问题不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而是一个不同的文明——伊斯兰，它的人民坚信自身文化的优越性，并担心自己的力量处于劣势。伊斯兰面临的问题不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国防部，而是一个不同的文明——西方，它的人民确信自身文化的普遍性，而且确信，尽管他们的优势正在下降，但这一优势仍然使他们有义务把他们的文化扩展到全世界。这些是造成伊斯兰和西方冲突的根本因素。”[23]诚然，伊斯兰世界与西方的冲突还包括经济、军事、政治等方面，但文化和文明的冲突却是最持久、最深沉和最基本的。
四、如何根治恐怖犯罪行为
目前，塔利班最高领袖奥马尔不见了踪影，而被美国视为“头号敌人”的本·拉登更是下落不明，这股极端宗教势力有可能会死灰复燃，这对于阿富汗今后的重建以及国际反恐怖主义的努力仍然构成威胁；更令人担忧的是，据美国时间3月10日出版的《纽约时报杂志》报道说，在穆斯林为主的印尼竟然出现了一位自称比本·拉登还要厉害的人物，此人公然宣称，拉丹还只是轻量级的，而他要做的事情将大大超过拉登。[24]可见，恐怖犯罪和反恐怖战争的斗争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治理恐怖犯罪也必然是一个长久和艰巨的任务。摧毁恐怖组织基地，打击恐怖犯罪分子，冻结恐怖组织的银行帐号，缉拿恐怖组织成员等措施，固然是对付恐怖犯罪的有效办法；但是，如果不从根本上消除分歧，理性地协调各种文明之间的冲突，显然难以彻底消除恐怖袭击的威胁。因此，尊重各民族的传统习惯，注重各国和各民族的独立性，充分考虑各国和各民族的利益并理性地协调相互之间的利益冲突，在加强各区域、各国、各民族的合作的同时更要维持世界的多极化格局，才是从根本上治理恐怖犯罪的良策。
为了有效地避免文明冲突和文明大战，亨廷顿提出了三个原则：即避免原则、共同调解原则和共同性原则。所谓“避免原则”是指核心国家避免干涉其他文明的冲突；这是在多文明、多极世界中维持和平的首要条件。“共同调解原则”是指核心国家相互谈判抑制或制止这些文明的国家间或集团间的断层线战争。“共同性原则”是指各文明的人民应寻求和扩大与其他文明共有的价值观、制度和实践。亨廷顿认为，这样的努力不仅有助于减少各文明的冲突，而且有助于加强单一的全球文明。这样的文明可能是更高层次的道德、宗教、知识、艺术、哲学、技术、物质福祉等等的混合体。他借用莱斯特·皮尔逊的话警告说，人类正在进入一个不同文明必须学会在和平交往中共同生活的时代，相互学习、研究彼此的历史、理想、艺术和文化，丰富彼此的生活；否则，在这个拥挤不堪的窄小世界里，便会出现误解、紧张、冲突和灾难。亨廷顿最后总结说，在正在来临的时代，文明的冲突是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而建立在多文明基础上的国际秩序是防止世界大战的最可靠的保障。[25]我们认为，亨廷顿的上述主张值得人们重视和深思。
其实，未来学家吉恩·斯蒂芬斯(Gene Stephens)也有类似的观点。他于1994年在《未来》杂志上发表的题目为《全球犯罪浪潮》的文章中指出：“社会中的异质性(heterogeneity)将会是21世纪的普遍现象，如果不认识到这种多样性并为此作出计划，就可能导致严重的犯罪问题，在文化日益多元化的社会中尤其如此。”他进一步指出，“对犯罪与文化之间的联系怎样强调都不过分：在世界上存在着高犯罪文化(high-crime culture)和低犯罪文化(low-crime culture)。在未来的年代中，由于世界上人口和政治经济制度的变化，许多低犯罪文化可能会变成高犯罪文化。一般而言，由于异质的人口中有很多的政治自由和经济选择，如果不创造和维护一种良好的社会化制度，那么，这样的人口是犯罪的首要后备军。”[26]可以看出，在未来学家眼里，未来的社会将是一个多种文化共存的社会，文化之间的冲突可能会导致人们社会化的障碍，进而诱发犯罪行为的产生；如果要预防和控制犯罪行为的发生，则必须要协调各种文化和文明的冲突。
当今世界，人们只看到了经济全球化、政治一体化的趋势，而往往忽视各国和各民族、各种不同宗教信仰群体的独立性和独特性。特别是一些超级大国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总是把西方社会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向他国兜售；或者以救世主的身份对他国的现代化指手画脚，或者以世界警察自居而对他国的内部事务横加干涉。要知道，“现代化并不一定意味着西方化。非西方社会在没有放弃它们自己的文化和全盘采用西方价值、体制和实践的前提下，能够实现并已经实现了现代化。西方化确实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无论非西方文化对现代化造成了什么障碍，与它们对西方化造成的障碍相比都相形见绌。”[27]英国学者A.J.M.米尔恩曾指出：“人类生活并非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是相同的。存在着形成于不同的文化和文明传统的人类生活的不同方式，例如，西方人的生活方式、穆斯林的生活方式、信印度教的印度人的生活方式，当然还有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不论社会生活采取什么样的特殊方式，都存在某些为社会生活本身所需的道德要素。由于文化和文明的传统必定延续在所有的社会生活方式之中，这些道德要素就成了每种传统的一部分。”[28]既然各民族的传统有差异，就应当相互包容和理解，彼此借鉴和吸纳，而不应该相互排斥和冲突。法国法学家米海依尔·戴尔玛斯－马蒂对世界经济和人权一体化的看法是：“经济全球化伴随着一种单一的模式——也就是说最强的国家模式——实行霸权主义的一体化的风险。人权的全球化也会带来漠视各国特色或冲突的风险。因此，只有对不同的法律制度作更好地相互了解，才能避免上述两种风险，进而建立一种独特的多元主义，因为它尊重不同法律传统的差异性；这种多元主义也是一种‘规制’的多元主义，因为它促进不同法律制度向着共同原则趋近。”[29]法律制度是这样，政治制度、经济体制、生活方式等也应该如此。要希望趋同，就必须存异；只有在彼此尊重和理解的基础上，在承认差异的前提下，才可能达成一致的目标。当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在反恐怖犯罪的立场上观点是比较一致的，也能够相互合作和支持；但在这样的世界形势下，美国居然又抛出一个“邪恶轴心国”说，显然是不合适的，并有可能由此导致世界冲突或者更严重的恐怖犯罪活动。如果处于优势文明的国家或地区，一直漠视或压制弱势文明群体，那么，恐怖袭击就难以根治，恐怖犯罪与反恐怖战争就还将继续僵持下去。
最后，我们想借用法国学者米海依尔．戴尔玛斯－马蒂的话作为本文结束语：“持久和平既不是战胜者强加给战败者的和平，也不是超级大国赐予其卫星国的恩惠，而是全人类基于宽容和相互尊重所一致认同的和平。”[30]
收稿日期：2002-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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