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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0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030(2002)03-0070-09
考证，或称考据，是人们研究社会历史的科学方法。我们了解现状，必须进行调查研 究。同样重要，历史家了解过去，必须对史料进行考证。梁启超《历史研究法》尝言： “史料不具或不确，即无复史可言。”以故，考证是历史研究的基础。
自古迄今，考证史料的主要方法，是“归纳比较法”。归纳比较版本歧异的，为“校 勘学”；归纳比较文件真赝的，为“辨伪学”；归纳比较记载异同的，为“考异学”， “考证”是其总称。兹分科就其产生及其典型之作举例，以见考证对历史研究的重要。
一、校勘学举例
学术界言校勘萌芽于先秦，所举最可信的事例，是《吕氏春秋》记孔门弟子卜子夏订 史的故事。
子夏之晋，过卫，有读史记者曰：“晋师三豕涉河。”子夏曰：“非也，是己亥也。 夫‘己’与‘三’相近，‘豕’与‘亥’相似。”至于晋而问之，则曰：晋师己亥涉河 也。
唐刘知几《史通·补注篇》赞刘孝标注《世说》，“察及泉鱼，辨穷河豕”，即用此 典故。清刘寿曾以为订史之始。(刘寿曾《传雅堂文集》卷2《周易汉读考序》)近世胡 适谓“已具有校勘学的基本成分”(胡适《元典章校补释例序》)。这一故事，最早体现 了史料校勘对历史研究的重要性。历史学者如盲从“三豕”涉河，则岂非闹笑话!
王国维《宋代之金石学》中尝言，考证盛于宋代。其时，出现了一部校勘学的杰作— —朱熹《韩文考异》。“韩文”，是唐大文豪韩愈的专集。自唐迄宋，《韩文》的传本 甚多，颇有歧异。与朱熹同时人方嵩卿撰《韩集举正》，详加评比。《四库全书总目》 称其书“所据碑本凡十有七，所据诸家之书，凡唐令狐澄本、南唐保大本、秘阁本、祥 符杭本、嘉祐蜀本、谢克家本、李昞本，参以唐赵德《文录》、宋白《文苑英 华》、姚铉《唐文粹》，参互钩贯，用力亦勤”。但朱熹嫌其去取不当，“多以祥符杭 本、嘉祐蜀本及李、谢所据馆阁本为定，而尤尊馆阁本，虽有谬误，往往曲从 ，它本虽善，亦弃不录”。于是“辄因其书更为校定。悉考众本之同异，而一以文势义 理及他书之可证验者决之。苟是矣，则虽民间近出小本不敢违。有所未安，则虽官本、 古本、石本不敢信。”(朱熹《韩文考异序》)这是比较科学的态度。怎样评定是非?朱 熹已弥补了单纯以善本校正坊本的不足，能够把时间、地点与人事作综合的判断，而告 读者以去取之由。兹举其校《祭田横墓文》为例：
按此文开首有“贞元十一年九月，愈如东京，道出田横墓下”语，方氏从阁、杭、蜀 本作“愈东如京”。二本均释韩愈是时往洛阳。朱熹从洪氏本改定为“愈如东京”。洪 氏谓韩愈于唐德宗贞元十一年出长安，至河阳，继而有至东京洛阳之事。朱熹补证：查 田横墓在洛阳东20里，从河阳经墓下而走洛阳，乃是西向，安得言“东如京”?且洛阳 也不应单称“京”，唐京乃是长安。
《韩文考异》为后人研究韩愈和唐史提供了比较可靠的文献。
二、辨伪学举例
东汉马融辨伪今文《太誓》，是我国古籍辨伪的滥觞。此已为学术界所公认。
按《太誓》是周武王灭殷纣的文告。孔子以之编入《尚书》。秦火后，《尚书》散失 。汉文帝时，伏生传于齐鲁之间，得28篇。武帝时，又从民间得《太誓》1篇。这29篇 都用当时的隶书传写，合称《今文尚书》，以区别于从孔壁发现的以篆书传写的《古文 尚书》。
从现存先秦古籍所引《太誓》20余条看，此文对研究殷、周易代之际，提供了珍贵史 料。其中“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一语，两见于《春秋左传》，两见于《国语》。盖春 秋列国的有识之士，已公认民心向背，关系国家兴亡，值得当世君主借鉴。惟西汉所得 的《太誓》非真本，马融对之致疑。马注《尚书》见《隋书经籍志》，现已失传。所辨 《太誓》之词见唐孔颖达《尚书正义》所引：
《太誓》后得，按其文似若浅露。又云：“八百诸侯不召自来，不期同时，不谋同辞 ”，及“火复于上，至于王屋，流为雕，至五，以棫俱来举火”。神怪，得无在 子所不语乎!又《春秋》引《太誓》曰：“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国语》引《太誓 》曰：“朕梦协朕卜，袭于休祥，戎商必克。”《孟子》引《太誓》曰：“我武维扬， 侵之于疆，取彼凶残，我伐用张，于汤有光。”孙卿引《太誓》曰：“独夫受。”《礼 记》引《太誓》曰：“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无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 小子无良。”今文《太誓》皆无此言。我见书传多矣，所引《太誓》者甚多，弗复悉记 ，略举五事以明之，亦可知矣。
马融所举《春秋》，系《春秋左氏传》。《左传》襄三十一年、昭元年两引《太誓》 ：“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孙卿即荀卿。所引《太誓》，见《荀子·议兵篇》。余与 原书核实，引文均符合。考《论语》、《墨子》、《管子》等也引《太誓》，以故马融 云：“甚多”，但未尽列举。
近世陈垣论“校法四例”之三为他校法，即以他书校本书。其中云：凡其书“有为后 人所引用者，可以后人之书校之。”(陈垣《元典章校补释例》)东汉马融已将此法施之 于辨伪。
古史辨伪的最大公案，为辨东晋所出本伪《古文尚书》。
按《尚书》为上古之政府文件，孔子删取百篇。秦火之后，西汉时，济南伏生传《尧 典》等28篇，又河内女子献《太誓》1篇，合称《今文尚书》。别有孔安国献从孔子宅 壁所得《古文尚书》较今文多16篇。其书亡于晋永嘉之乱。东晋时，豫章内史梅赜献《 古文尚书》及孔安国所为传，较今文多25篇。唐陆德明据以作《释文》，孔颖达据以撰 《正义》。由是治《尚书》者都据东晋本。宋吴棫、朱熹始疑其行文不古。元吴 澄著《书纂言》，仅注今文，谓东晋晚出之书不可信。明梅鷟著《尚书考异 》，明白指斥梅赜作伪。清初，姚际恒撰《古今伪书考》、《九经通论》，也辨梅赜伪 书。阎若璩继起，沉潜20余年，撰成《尚书古文疏证》，震撼了学术界。
阎氏根据《史记》、《汉书》、《说文解字》等汉人所记有关孔壁《古文尚书》的资 料与东晋本作比较对勘，发现了一系列矛盾：篇数不合，篇名不合，内容不合。所谓“ 孔安国传”，也有矛盾。按《论语》有“虽有周亲，不如仁人”句，何晏《集解》引孔 安国注：“亲而不贤不忠，则诛之，管、蔡是也。仁人，谓微子、箕子，来则用之。” (《论语·尧曰篇》)但东晋本《尚书·孔传》同样注此二语，却说：“周，至也。言纣 至亲虽多，不如周家之少仁人。”其诠释相悬绝如此，岂出一人之手!也就在“孔传” 中，出现了孔安国死后才设置的金城郡，暴露了后人作伪的马脚。
辨伪，往往有反复，使真伪愈辨愈明。与阎氏同时人毛奇龄著《古文尚书冤辞》，掀 起了翻案的波澜。但巧辩不能取代作伪的事实。其后惠栋著《古文尚书考》，程廷祚著 《晚书订疑》，段玉裁著《古文尚书撰异》，都申阎斥毛。明清诸儒还揭发了东晋本《 古文尚书》剽窃成书的劣迹。于是人赃俱获，此案遂成定论。
学术界论清人辨伪之功，咸推阎若璩。然而《尚书古文疏证》尚有取伪证的疏失。阎 氏曾举陈琳《檄吴将校部曲文》以揭伪《古文尚书》中羼入了魏、晋间语言，不知此文 也是赝品。
按陈琳系曹操智囊中的杰出文人，为建安七子之一。《三国志》附见《王粲传》。所 著《陈琳集》，见《隋书·经籍志》，已散佚。此檄仅见于《昭明文选》。清儒凌廷堪 疑之：其一，何以陈寿《三国志》及裴松之注皆不载?其二，曹操南征孙权凡三次，《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皆有岁月可考，何以此檄不明指何年?经过核实，凌氏终于发 现了后人伪作的铁证，即檄文的发布者为尚
是判定为“齐梁文士所拟作”(《凌廷堪《校礼堂文集》卷3《书陈琳檄吴文后》)，而为萧统辑入了《昭明文选》，以致 谬种流传。
任何史家必须辨别所据史料的真伪。《资治通鉴》为史书的杰作，然而尚有误信后人 伪造的孔子《书序》之事，为朱熹所讥。(朱熹《文集》卷54《答孙季和》)可见，辨伪 对历史研究是多么重要!
三、考异学举例
考证史料最繁重的工作是比较异同。考异之作，始于东晋孙盛。当魏、蜀、吴三国鼎 立以及魏、晋易代之际，史家各执一词，抑扬异致，读者必须加以比较抉择，于是孙盛 撰《异同评》与《异同记》。
孙盛字安国，生于西晋，长成并出仕于东晋。《晋书》有传。所著《魏氏春秋》及《 晋阳秋》均著录《隋书·经籍志》。《晋阳秋》尤称良史。《文心雕龙·史传篇》赞其 “以约举为能”。《史通·忤时篇》有“孙盛实录，取嫉权门”之语，美其直书桓温枋 头之败。孙盛勤于采访史料。《史通·采撰篇》称：“安国之述《阳秋》也，梁、益旧 事，访诸故老。”他搜集史料，力求完备。裴松之《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注》：“ 孙盛、习凿齿搜求异同，罔有所遗。”既有异同，就需评比，于是产生了《异同评》、 《异同记》。其书不载于《隋志》，但学者犹能从裴氏《三国志注》见其鳞爪。
(1)关于赤壁之战与孙权攻合肥孰前孰后，《魏书》与《吴书》所记歧异，孙盛评定其是非。
《魏书·武帝纪》：建安十三年“十二月，孙权为备攻合肥，公自江陵征备，至巴丘遣张熹救合肥，权闻熹至，乃走。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卒多死者，乃引军还。备遂有荆州江南诸郡。”裴注引孙盛《异同评》：“按《吴志》，刘备先破公军，然后权攻合肥。而此记云，权先攻合肥，后有赤壁之事。二者不同，《吴志》为是。”《吴志》，即《三国志·吴书》。
(2)据蜀故老言，为诸葛瞻雪诬。
《蜀书·诸葛亮传》：“自瞻、厥、建统事，姜维常征伐在外，宦人黄皓窃弄机柄， 咸共将护，无能匡矫。”厥，董厥。建，樊建。裴注引孙盛《异同记》：“瞻、厥等以 维好战无功，国内疲敝，宜表后主，召还为益州刺史，夺其兵权，蜀长老犹有瞻表以阎 宇代维故事。晋永和三年，蜀常史常璩说，蜀长老云：陈寿常为瞻吏，为瞻所辱，故因 此事归恶黄皓，而云瞻不能匡矫也。”按孙盛曾于晋穆帝永和三年以参军随桓温伐蜀， 见蜀常史常璩于成都，从访故事。璩著有《华阳国志》传世。
又有徐众撰《三国志评》，见《隋志》及新旧《唐志》。今亦失传。裴松之《三国志 注》引此书凡七条，均属对事件和人物的评论，不涉记载异同。
史料考异的最早杰作是裴氏《三国志注》。
《史通·古今正史》评述了魏、蜀、吴三国史书并存而多不惬人意。如说王沈《魏书 》“多为时讳，殊非实录”。鱼豢私撰《魏略》，“事止明帝”。“其后孙盛撰《魏氏 春秋》、王隐撰《蜀记》、张勃撰《吴录》，异闻错出，其流最多”。陈寿《三国志》 “伤于简略”。于是南朝宋文帝命裴松之“兼采群书，补注其缺”。裴氏集书200余种 ，除补充史料外，又做了大量比较异同的工作。他比孙盛进了一步，不单凭主观推理， 而重视寻求客观证据。
(1)据确凿文献判明是非。
如《蜀书·诸葛亮传》言：因徐庶力荐，“由是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云云。 注引《魏略》曰：“刘备屯于樊城，是时曹公方定河北，亮知荆州当次受敌，而刘表性 缓，不晓军事，亮乃北行见备……。”又引《九州春秋》，“所言亦如之”。裴注据《 诸葛集·出师表》，判定陈寿所说为是。“臣松之以为亮表云：‘先帝不以臣卑鄙，猥 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谘臣以当世之事’。则非亮先诣备，明矣。虽见闻异词， 各生彼此，然乖背至是，亦良为可怪!”
(2)核以时间、地点和人事，判定某些记载不可信。
如《蜀书·马超传注》引晋著作郎乐资《山阳公载记》云：“超因见备待之厚，常呼 备字。关羽怒，请杀之。备曰：‘人穷来归我，卿等怒以呼我字而杀之，何以示于天下 也!’张飞曰：‘如是，当示之以礼。’明日大会，请超人，羽、飞并杖刀立值。超顾 坐席，不见羽、飞，见其值也，乃大惊，遂一不复呼备字。”陈寿不言此事。裴松之核 以时间、地点和人事，判定其说为妄。按刘备入川，“留关羽镇荆州，羽未尝在益土也 。故羽闻马超归降，以书问诸葛亮：‘超人才可谁类比’?不得如书所云，羽焉得与张 飞立值乎?”裴氏严斥《山阳公载记》：“秽杂虚谬，若此之类，殆不可胜言也。”
裴松之注《三国志》的主要工作，是补其缺略，并非专事考异。宋司马光《通鉴考异 》，才是我国史料考异的第一部专书。《四库全书总目》云：“昔陈寿作《三国志》， 裴松之注之，详引错互之文，折衷以是，其例最善。而修史之家，未有自撰一书，明所 以去取之故者。有之，实自光始。”按光上表自言，他“研精极虑”，撰成《资治通鉴 》294卷。“又参考群书，评其同异，俾归一途，为《考异》三十卷。”
《通鉴》同修官三人中，最长于考异的是刘恕。《宋史·文苑传》言，司马光“遇史 事纷错者，辄以诿恕。恕于魏晋以后事，考证差谬，最为精详。”恕尤熟梁、唐、晋、 汉、周五代史事。尝“偕司马光游万安山，道旁有碑，读之，乃五代列将，人所不知名 者，恕能言其行事始终。归验旧史，信然。”于助修《通鉴》外，别撰《十国纪年》一 书。所谓“十国”，即五代时中原而外割据一方的前蜀、后蜀、吴、南唐、吴越、闽、 楚、南汉、荆南、北汉。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引司马光题《纪年》后云：“世称路氏 《九国春秋》在五代之史中最佳，此书又过之。以予考之，长于考异同。”《纪年》现 无传本，但学者犹得从清初吴任臣所著《十国春秋》夹注的引文中，略窥其考异之功。 在《通鉴考异》五代一段中，尤多刘恕的劳绩。兹即举以为例，论述其成果与经验。
《资治通鉴》取材丰富。据马端临《文献通考》引高似孙《纬略》所说：“《通鉴》 采正史之外，其用杂史诸书，凡二百二十二家。”其中五代一段所参考的史书最多，约 近50种，碑碣数种。以“实录”而论，司马光等所见者除梁、唐、晋、汉、周五代的而 外，还有《南唐烈祖实录》、《后蜀高祖实录》、《后蜀后主实录》。其中高远撰《南 唐烈祖实录》，至南宋时已残缺。《宋史·艺文志》著录20卷。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 》作13卷，并注明“缺第八、第十二卷”。再后这些《实录》都已失传。清“四库馆臣 ”读宋王禹偁《五代史缺文·自序》，谓以补《五代史》360卷之缺，不得其解。不知 所补者即《五代实录》，凡360卷，(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范质《五代通录》条)已 为清邵晋涵辈所不及见者也。可见，《通鉴》所参考的五代史料之丰富，是后人无法比 拟的。
《通鉴考异》所处理史料的纷错复杂之状，已远过于裴松之《三国志注》。兹举数事 以见大略。
(1)参证群书，取长弃短，去伪存真。
《通鉴》：唐明宗天成元年，“是岁，吴越王镠以中国丧乱，朝命不通，改元 宝正。后复通中国，乃讳而不称。”
《考异》曰：“阎自若《唐末汛闻录》云：‘同光四年，京师乱，朝命断绝，镠遂僭大号，改元保正。明年，明宗锡命至，乃去号，复用唐正朔。’《纪年通谱》云 ：‘镠虽外勤贡奉，而阴为僭窃，私改年号于其国。其后子孙奉中朝正朔，渐 讳改元事。及钱俶纳土，凡其境内有石刻伪号者，悉使人交午凿灭之。惟今杭 州西湖落星山塔院中有镠封此山为寿星宝石山伪诏，刻之于石，虽经
毁，其文尚可读，后题云：宝正六年，岁在辛卯。明宗长兴二年也。其元年即天成元年 也。好事者或传曰保正，非也。’余公绰《闽王事迹》云：同光元年春，梁策钱镠为尚父，来年改宝正元年。永隆三年，吴越世宗文穆王薨。林仁志《王氏启运图》 云：同光元年，梁封浙东尚父为吴越国王。寻自改元宝正。长兴三年，吴越武肃王崩， 子成宗嗣。公绰、仁志所记年岁差谬，然可见钱氏改元及庙号，故兼载焉。至今两浙民 间犹谓钱镠为钱太祖。今参取诸书为据。”
(2)取证于碑碣等可靠史料，理清纪年上的交错混乱，分别是非，交代去取之故。
《通鉴》：周太祖显德元年冬十一月，“北汉主疾病，命其子承钧监国，寻殂”。
《考异》曰：“刘恕云：《世宗实录》、《薛史·帝纪、僭伪传》皆云显德二年十一 月，刘崇卒。《大定录》云显德二年春，旻 (即刘崇)病死。《纪年通谱》：显 德二年，崇之乾祐八年，冬，崇死。显德三年，承钧改元天会。(宋)开宝元年 ，承钧之天会十三年，死。开宝二年，继元改元广运。(宋太平)兴国四年，继元之广运 十一年也。河东刘氏有国，全无纪录，惟其旧臣中书舍人直翰林院王保衡归朝后所纂《 晋阳伪署见闻要录》云：甲寅年(周显德元年)春，南伐，败归。夏，周师攻围。旻积忧劳成心疾，是冬，卒。钧即位，丁巳年(显德四年)正月旦，改乾祐十年 为天会元年。又云：钧丙戌年(唐天成元年)生，二十九嗣位，年四十三卒。右谏议大夫 杨梦申奉敕撰《大汉都统追封定王刘继颙神道碑》云：‘天会十二年，今皇 帝践祚之初年也。’‘十七年，继颙卒。’末题：‘广运元年，岁次甲戌， 九月丙午朔。’今按周广顺元年辛亥，旻即帝位，称乾祐四年。显德元 年甲寅，旻之乾祐七年也。旻卒，钧立。显德四年丁巳，钧改 乾祐十年为天会元年。宋开宝元年戊辰，钧之天会十二年也。钧卒，继元立。 开宝七年甲戌，继元改天会十八年为广运元年。据历，是岁九月，丙午朔。(太平)兴国 四年己卯，继元之广运六年也。钧以唐天成元年丙戌生，至显德元年甲寅嗣位，乃二十 九矣。钧及继元逾年未改元，盖孟蜀后主、汉隐帝、周世宗之比也。诸书皆传闻相因， 前后相戾，惟《晋阳见闻录》、《刘继颙碑》岁月最可考正，故以为据。”
以上既是一幅北汉主三代的世系图，也是一帧北汉与中原诸朝纪年的对照表。这是刘 恕从杂乱的史料中，进行归纳比较的结果。
不读《通鉴考异》，即无由深知《通鉴》取舍史料的广博而审慎。近人傅斯年指出， 从《通鉴考异》，可以看到我国史料学的成熟。
然而司马光等仍有“以意忖度”的失误。例如关于后唐庄宗封秦王李茂贞为秦王问题 ，《通鉴考异》的结论就是错的。按欧阳修《五代史·李茂贞传》与《通鉴》均谓李茂 贞以岐王进爵秦王，当在后唐同光之世，即庄宗灭梁入洛之后。而《庄宗实录》记李茂 贞于同光元年十一月遣使贺收复，已称秦王，自后皆称秦王。至二年辛巳制，有“秦王 李茂贞可封秦王”云云。《通鉴考异》认为“岂有秦王封秦王之理?”并断言：“必是 至是时，始自岐王封秦王也。”清儒钱大昕《廿二史考异》据《旧唐书》及凤翔《法门 寺碑》等确凿史料指出：“《实录》所书本不误，温公以意改之，却非其实。”盖早在 唐昭宗时，已改封李茂贞由岐王为秦王。至是，后唐庄宗“乃因其旧封授之，锡以册命 ”。故云：“秦王可封秦王。”“《欧史》之误，与温公同。”温公，即司马光。
近人曹聚仁写《现代中国通鉴》，深感取信于读者的不易。他说：“历史的基本条件 就是要传信，不能‘传信’，只好‘存疑’，假使最低限度的真实性都站不稳，即就不 必谈其他了。”(曹聚仁《现代中国通鉴序》)由此可见，史料考异对历史研究是多么重 要!
四、清儒对考证学的广泛运用
校勘、辨伪、考异所解决的问题虽然不同，但使用的方法却相通，都是“归纳比较法 ”。清代学者曾以之施于一切诸学。其尤著者，如顾炎武、江永等以之考古韵分部；戴 震以之校《水经注》，分清久已混淆的经注；王念孙与子引之以之明三古辞气……皆有 功于对我国古代社会的研究。兹举《诗本音》与《经传释辞》各一例，以见清儒善于运 用“归纳比较法”。
按“行”字，《唐韵》已有二音。行列之行(Hang)入十一唐；行止之行(Xing)入十二 庚。《诗本音》卷1，《卷耳》：“采采卷耳，不盈顷筐，嗟我怀人，置彼周行”下注 ：“考行字，《诗》凡三十二见，《书》三见，《易》四十四见，《左传》一见，《礼 记》三见，《孟子》一见，《楚辞》十三见，并户郎反。其行列之行，行止之行，五行 之行，同是一音。”即皆与阳、唐为韵。这就是顾炎武运用归纳比较法，取证于《诗经 》及其他先秦韵文，以考古本音之例。
又按：《诗·终风》的“终风且暴”之“终”，《毛传》、《郑笺》都训为竟日，嗣 后经师因循墨守，直至王念孙始发其覆。《经传释辞》卷9，“终、众”条云：“此皆 缘词生训，非经文本义。终犹既也，言既风且暴也。”“下文‘终风且霾’，‘终风且曀’，义并与此同”。王氏又列举《诗·燕燕》之“终温且惠”，《北门》之“终 窭且贫”，《伐木》之“终和且平”，《甫田》之“终善且有”，《正月》之“终其永 怀，又窘阴雨”为证，谓“终与既同义，故或上言终而下言且，或上言终而下言又。说 者皆以终为终竟之终，而经文上下相因之指，遂不可寻矣。”这就是王念孙运用归纳比 较法，研究《诗经》，明古人辞气之例。正如王引之所说：“揆之本文而协，验之他卷 而通”(王引之《经传释辞序》)，可证其方法是合乎科学的。
运用归纳比较法，清人不仅能读某字的古音，发现它的个性，而且能概括若干类似的 古音，找到它们的共性。钱大昕发现“古无轻唇音”，即典型之一例。钱氏把今读轻唇 音之字，逐一核之先秦汉魏之书，发现古人皆读为重唇音。如“敷”读若“布”；“负 ”读若“背”或“倍”；“佛”读若“弼”或“勃”；“文”读若“门”；“弗”读若 “不”；“偾”读若“奔”；“方”读若“旁”；“封”读若“帮”；“勿”读若“没 ”；“无”读若“模”；“妃”与“配”同，“凤”即“朋”字之今形……由此得出“ 凡轻唇之音古读皆为重唇”(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5)的结论。在研究古代语言学 方面，清儒的主要成果就在经过层叠使用归纳比较法，发现某些共性，如“阴阳二声相 配”说、“古四声不同今韵”说，等等。这都是原理和规律。
运用归纳比较法，清儒还发现了古代社会生活交往中的一些习惯。例如汪中作《释三 九》。“三”者数之成，“九”者数之终。汪氏发现，古人措词，往往以“三”见其多 ，但不必尽为三；以“九”见其极多，但不必尽为九，所言“三”、“九”皆非实数而 是虚数。他取证于先秦及西汉之书。《易》：“近利市三倍。”《诗》：“如贾三倍。 ”《孟子》：“陈仲子食李三咽。”《史记》：“三致千金”……所言之“三”，都以 喻多，而非实数。同样情形，《楚辞》：“虽九死，其犹未悔。”《孙子》：“善守者 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史记》：“若九牛之亡一毛”，“肠一日而 九回”……所言之“九”，都喻极多，也非实数。
清代学术界最尊学贯天人的“通儒”，而提倡从精密的考证入手。钱大昕所谓：“通 儒之学必自实事求是始。”(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25《卢氏群书拾遗序》)乾隆、嘉 庆之际，考证学达到高峰。如上所述，清儒善于考证，实际即善于运用归纳比较法。但 他们是不自觉地运用此法。这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我们不能苛求于乾嘉诸老。
五、“实证主义”促进了考证学的发展
我国古代的考证学巨子，虽已发明了一些行之有效的考证条例。如顾炎武取明陈第之 说，列本证、旁证以考《诗》之本音，开有清一代古韵学的先河。戴震治学，自言不外 “以字考经，以经考字”，其徒段玉裁本此二语，撰成《说文解字注》。(陈奂《说文 解字注跋》)然而他们都未能表达自己思维的方法，从感性认识的变化程序来阐明考证 学的法则。连什么是考证，乾嘉学者也没有给人正确的答复。如江永曾解释为：“考历 代之名物、象数、典章制度，实有据者也。”(汪藩《经解入门》)这还不能表明一个科 学的概念。其后焦循不满意惠氏学派对“汉学”的盲从而欲取消“考据”之名，(焦循 《雕菰集》卷13《与孙渊如观察论考据著作书》)也因不明白“考据”乃是治学的法则 ，与思想“保守”并不同科。直到近世，胡适吸取了西方的实证主义学说，用以总结乾 嘉考据的经验，才能为中国学术史填补缺陷，发明了考证学的理论。
在20世纪初期，实证派在中国学界亮相登台，从一个侧面，标志学术文化的发展。其 涉及考证学与历史研究的，主要如下：
其一，用西方的“实证论”，总结并改进传统的乾嘉考证学，其主要代表即胡适。胡 氏提出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十字，是“实证论”的缩版。
其二，用地下发掘的实物材料与传统的纸上材料相印证，考求殷、周制度递变的轨迹 ，其主要代表为王国维。王氏提倡的“二重证据法”，为建设我国上古史行奠基礼。
其三，用西方的“进化论”，否定传统的“复古论”，不盲信古书传说，重新考释我 国古代史，其主要代表为顾颉刚及其所创建的“古史辨派”。顾氏考证所得的“层累地 造成的古史观”，揭露了“三皇五帝”的真相。
其中，在思想方法上的影响所及，几乎覆盖了以上史学流派的，就是胡适所推行的“ 实证论”。因此，我赞成称这一代史学前辈为“实证派”。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 实证主义”，发展了乾嘉考证学。
没有东西方在学术方法上的交流，是不可能出现这个新局面的。这个历史任务，落到 了兼通东西方学术胡适的肩上。胡适是第一个说西方的“现代科学法则和我国古代的考 据学、考证学，在方法上有其相通之处”的人。胡氏指出：“推理思想并非科学家在实 验室内所专有，那只是人类常识上的法则。科学的法则只是把常识上的法则纪律化而已 。”胡适又说：“治学方法东西双方原是一致的。双方之所以有基本上相同之点，就是 因为彼此都是从人类的常识出发的。”(《胡适口述自传》。本节引胡适语未注出处的 ，皆见此文)他曾以校勘学为例，评述东西方的治学方法相通。
胡适把校勘分为三步：“一是发现错误”，“必须依靠不同本子的比较”；“二是改 正”；“三是证明所改不误”，“凡未经证实的改读，都只是假定而已，臆测而已”。 “以上三步工夫，是中国与西洋学者共同遵守的方法，运用有精有疏，有巧有拙，校勘 学的方法终不能跳出这三步工作范围之外”。(胡适《元典章校补释例序》)
胡适所说的“现代科学法则”，即其在美国康奈尔大学所亲炙的杜威“实证论”。“ 杜威认为，一切有系统的思想和批判的法则，都是在一种怀疑状态之下产生的。”胡适 为之作注脚：“也就是说，在一些史籍上发现了可疑之处，例如一个时间上的差异，和 史迹上有些不符之处，使学者难以置信。”由此必须运用批判的治学方法，以解释困惑 或疑问。这种“批判的治学方法”，中国学界叫做“考证”。胡氏对外译作“有证据的 探讨”。
杜威把“批判的治学方法”的思维程序，表述为五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为思想之前奏(antecedent)，是一个困惑、疑虑的阶段。这一阶段导致思 想者认真去思考。
第二阶段为决定这疑虑和困惑究在何处。
第三阶段(为解决这些困惑和疑虑)思想者自己会去寻找一个(解决问题)的假设。
第四阶段，在此阶段中，思想者只有在这些假设中，选择其一作为对他的困惑和疑虑 的可能解决的办法。
第五也是最后阶段，思想的人在这一阶段要求证，把他(大胆)选择的假设，(小心的) 证明出来那是他对他的疑虑和困惑最满意的解决。
对以上程序，胡适概括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十字。这里的“假设”，是已 有依据的判断，而决非是凭空想当然。“想当然”，是与“实证主义”背道而驰的。
中国的考证学不谋而合地支持了杜威的理论。经过比较，胡适应用现代科学术语，给 乾嘉考据以新的解释和评价。“这些(乾嘉)大儒他们所用的中国固有古典训练中归纳比 较的方法，也是极其严谨的和极其科学的”。但从总体上说，中国传统的考证学还比不 上西方“实证论”严谨。乾嘉诸老还不免有“以意忖度”之失，而实证论者却坚持“无 征不信”，“言必有据”。即以校勘为例，胡适找到了东西方的差距。他指出：“凡没 有古本的依据，而仅仅推测某字与某字形似而误，某字涉上下文而误的，都是不科学的 校勘。”(胡适《元典章校补释例序》)如高邮王氏父子，也不免有此失。实证论者坚持 “先见古书之异文，然后定其是非”，并找出其致误之由，是因字形近似或其他等。而 乾嘉学者却往往把这种个别误例的原因，演绎为校误的普遍根据，这实际是误走了“以 意忖度”，“立言无据”的回头路。一发现与西方实证论的差距，中国的考证学就向前 跃进了一步。大批学者自觉不自觉地转变为实证派。如汤用彤撰《魏晋南北朝佛教史》 ，“处处注重证据，无证之说虽有理亦不敢用”。胡适盛赞：“这是最可效法的态度” (《胡适的日记》1937年1月18日)。刘文典撰《庄子补正》，“虽能确证其有所误，然 无书本可依者，则不之补。虽能确证其有所误，然不详其所以致误之由者，亦不之正。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刘叔雅庄子补正序》)这正是实证主义的体现。其后， 胡氏门人傅斯年创建的“新考证派”，即以实证主义改进过的中国考证学派。
胡适以后又发表《考据学的责任与方法》一文，加强申述“实证主义”的理论。“历 史的考据是用证据来考定过去的事实，史学家用证据考定事实之有无、真伪、是非，与 侦探访案，法官判狱，责任严重相同，方法的谨严也相同”。他要求“凡做考证的人， 必须建立两个驳问自己的标准”，“第一个驳问是要审查某种证据的真实性；第二个驳 问是要扣紧证据对于本题的相干性”。只有这样，才能作结论。此文也是我国考证学的 重要文献。
六、考证学与唯物史观相结合
实证主义对考证学的表述和改进，还是不圆满的。其一，实证主义没有说明，为什么 东西方考证家不谋而合地都使用归纳比较法?杜威的五段论与胡适的十字公式，均未能 透过现象看本质明确反映考证进程的思维法则。其二，实证主义没有对防止考证工作的 各种弊病，提供理论根据。学术界只有运用更科学的辩证法，才能比较圆满地解答这些 重要课题，使考证学跨上更高峰。
在20世纪初期，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也进入中国，给知识界以强劲的刺激，先进的 中国学者开始用崭新的唯物史观，解释前人的考证成果，产生了崭新的历史论著。其代 表作有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等。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军国主义进攻我 国东北的炮声，激起我国知识界奋起救亡。曾受乾嘉考证学锻炼过的一批志士仁人，率 先运用唯物史观，阐述中国人民创造历史，以鼓舞爱国群众反抗日寇的斗志。其代表人 物，有吴承仕、范文澜等。
吴承仕是乾嘉朴学殿军章炳麟的入室弟子，擅长经学，尤精《三礼》。他遵循乾嘉学 派的遗规，深明文字、训诂、声韵。在20世纪的20、30年代，与章门另一高第黄侃，分 别教授中央大学与北京师范大学，学术界有“南黄北吴”之目。吴氏所超越于章、黄之 处的，是在于他晚年信仰了马克思主义，努力把前人及自己考证所得的经、小学成果， 用唯物史观加以解释，藉以证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也适用于中国。1933～1934年， 吴氏在《文史》上连续发表的《语言文字之演进过程与社会意识形态》、《竹帛上的周 代封建制与井田制》等论文，都是考证学与唯物史观初步结合的产物。范文澜曾师从黄 侃，也是乾嘉学派的传人。他早期所作的《文心雕龙注》，就是考证学的成果。从他发 表于燕京大学编印的《史学年报》上的某些论文看，范氏曾受“古史辨派”的影响。之 后，他信仰了马克思主义。抗日战争中，吴承仕在敌占区拒绝当汉奸大学校长，宁愿贫 病而死，大义凛然。范文澜崎岖走陕北，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创始撰《中国通史简编 》。新中国成立后，又创始撰《中国近代史》。学术界公认范氏之所以能撰此二书，筚 路蓝缕，成为新中国历史科学奠基人之一，其主要条件有二：一是掌握了唯物史观；二 是精通中国传统文化。也就是说，这些著作都是考证学与唯物史观相融合的结晶。
此外，还有一批史学前辈也作了同样努力，共同揭开建设新中国历史科学的序幕。
“论从史出”，是唯物史观的准则。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历史研究，需要丰富的史料 ，需要精密的考证，以便作出科学的结论。恩格斯说：“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 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 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 ，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1](p.527)这里所谓“批判地审查”，包括考证。历史唯物 论者不仅需要运用现成的考证方法和成果，还需要用辩证法驾御并改进传统的考证学。
(1)用矛盾对立、统一的事物发展法则，取代胡适的十字公式，重新表述学者在从事“ 校勘”、“辨伪”、“考异”等工作中的思维发展程序，即“发现矛盾，充分揭露矛盾 并试图解决矛盾，在一定条件(取得确证)下最终解决矛盾”。版本之是非，文件之真伪 ，记载之异同，无一不是矛盾。有矛盾就需比较，有统一就需归纳，因此，世界东西方 的考据家不谋而合地都使用归纳比较法。
(2)用辩证法驾御和改进考证学，使考据家不再受静止的、孤立的、片面的形而上学世 界观的影响，为克服钻牛角尖、就事论事、割断因果等弊病，提供依据。
用辩证法表述和改进过的考证学，仍然不能解剖理性认识问题。例如，考证农民战争 的起因，只能得到“官逼民反”的结果。必须进一步用唯物史观加以分析，才能揭露其 根源是残酷的封建剥削。但前者已为后者准备了感性认识的基础。
实现以上建设工程，并非易事。当老一辈史家还未及完成其历史使命时，不幸发生十 年“文革”之祸，历史学成了重灾区，考证交上了恶运，唯物史观被篡改和歪曲，其损 失是难以估量的。现在我们必须百倍努力，追回失去的时间，加速建设历史科学，为实 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贡献。其关键在于方法必须对头。
1998年，我有幸参加中国历史学会第六次代表大会，因病作了书面发言。我说：展望2 1世纪我国历史研究的主流，从方法上说，必将是“考证学与唯物史观相结合”。本文 重申鄙见，抛砖引玉，期待同志们赐之教言。
收稿日期：2002-03-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