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文化研究”的困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困境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时至今日，“文化研究”① 似乎陷入了某种困境，不少人都感到它的处境有点尴尬，好像也没看见搞出了什么大的名堂。坦率地说，这种状况不自今日始，早在2008年，上海的《东方早报》就以“‘文化研究’当下遇尴尬……”为题，报道了上海一些学者对此所作的反思。他们谈到当下的文化研究所面临的这样几个问题：第一，这个不上不下的“学科”似缺乏一般人文学科所具备的内部精神动力；第二，这种研究需要非常大的知识储备，如经济学、统计学、社会学等各方面的知识，而我们在这方面知识准备和训练欠缺；第三，文化研究远离文学后，新生代的学者因缺乏训练而失去了细读文本的能力。为此，有学者指出，这种就文化谈论文化的研究走进了死胡同；另有学者甚至说，更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到文学系，而不想让他去学什么文化研究②。当然，这篇报道只是谈了他们的一些个人体会，没有对这一研究本身的合理性和局限性作更深一层的探讨。我们今天来探讨这个话题，当然也不是要对过往的研究作彻底的否定，而是要找出办法、走出目前的困境，使文化研究拿出越来越多货真价实的成果。
一
“文化研究”作为当代西方的一股学术思潮或研究方法被引入我国，最早大概可追溯到上世纪的90年代中期。若要找一个标志性的划界事件，或可定在1995年8月在大连召开的“文化研究：中国与西方”的国际研讨会。那是国内文论界较早的一次大型国际学术研讨会，一些著名的西方学者，如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乔纳森·阿拉克（Jonathan Arac）、杰莉·艾兰·弗莱格（Jerry Aline Flieger）、拉尔夫·科恩（Ralph Cohen）等，也应邀出席了这次会议。会后，美国弗吉尼亚大学主办的《新文学史》（New,Literary History）还出版了一期专刊，刊发了这次研讨会上的九篇论文，并特别邀请两位美国学者对这些论文撰写了点评文章。因此，说这次研讨会正式拉开了中国学界文化研究的大幕，当不为过。此前我们这里是“理论热”，尤其是后现代、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的理论，而此次会议则产生了改旗易帜的效应，文化研究从此声势愈隆，一时被称为显学。记得甚至有学者提出，社科院外文所应更名为外国文化研究所。回想前些年我们学界的状况，有一个很突出的倾向就是喜欢“扎堆儿”，一旦有新的批评理论露头，总会出现一哄而起赶浪头的局面。80年代开始的“理论热”是这样，90年代文化研究也是这样。转眼十五六个年头过去，文化研究竟然会沦落到现在这样一种尴尬的境地，应该说是非常令人遗憾的。面对这样的局面，我们该怎样吸取经验教训，而下一步又该做些什么呢？
当然，要跳出困境，首先该看看自己是怎样陷入困境的。
我觉得，造成目前尴尬局面的根源，这不幸的种子，其实从文化研究被引进之初就已经埋下。而过去十几年，我们也曾多次有纠正这一偏向的机会，却都没能抓住，结果一错再错，造成了现在这副局面。那么，我们从一开始究竟陷入了怎样的认识误区，而这些认识误区又怎样导致我们难有作为的呢？
从源头上说，今天我们所说的这种文化研究，乃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左翼知识分子，在各自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所采取的一种文化立场，抑或说是他们的一种“批判姿态”（critiquing gestures），其中当然也包括政治方面的诉求。因此，我们应该看到，由于历史环境的不同，这些国家知识分子所面对的问题其实也是不同的，他们在从事实际的文化批判时，各自的理论预设、批判对象以及所采用的方法等，当然也就有这样那样的差异。所以，无论是纵向地从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看，还是横向地从各个不同的国度看，尽管他们都声称在从事文化研究，实际上在许多方面是并不等同，甚至还在一些基本的理念上存在着冲突。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至少有三种不尽相同的文化研究：最早是与马克思主义批判传统一脉相承的法兰克福学派对垄断资本主义社会文化工业的批判；然后是承袭了左翼思想传统的英国式文化研究，主要是伯明翰学派所代表的对英国资本主义精英文化的批判；再就是与伯明翰学派前后脚引入、但在理论预设和批判对象方面均不相同的美国式文化研究。
这三者的共同点，或可说是都涉及所谓大众文化、流行文化、民俗文化、商业化文化之类的问题。但细加分析则又会发现，虽说都是针对大众—流行文化，但各自的认识预设（前提）却差别很大。
法兰克福学派针对20世纪30、40年代的文化状况，在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和卢卡奇的物化理论的影响下，提出一种文化工业理论。他们所说的文化工业，指的虽是资本主义社会中通过大众媒体所传播的日常流行文化，但是，他们把这种文化定性为“大众欺骗的启蒙”，认为这是统治阶级在掌控全部传播媒介之后，用机械化大生产方式的炮制出来供大众娱乐消费的文化，但这种文化全然是现行意识形态、亦即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一种“复制品”，究其本质，是一道蒙骗大众的“符咒”③。这一认识背后的理论支撑，主要是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中关于文化工业的论述，当然，再早一些，还应追溯到本雅明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
伯明翰学派则具有完全不同的认识预设，这一批文化研究学者首先认定大众文化具有天然的反主流意识形态倾向，而资本主义宰制意识形态则是由受主流媒介推崇的精英文化来维持和传承的。因此，他们认为，关注大众文化，关注各种被主流文化排斥、边缘化的各种亚文化、民间文化、影视文化等，这本身就是一种革命性的文化实践；而他们的理论支撑，除了最早的发起人理查德·霍加特、后来的主将斯图亚特·霍尔外，主要应该是雷蒙·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Culture and Society,1958）、《漫长的革命》（The Long Revolution,1961），以及E.P.汤普森。后者虽然搞的是史学、社会学，但因为研究英国工人阶级形成的历史，关注的是下层民众，在理论上能给伯明翰的文化研究健将们以直接的支撑和启发。再往上不仅可追溯到葛兰西（Antonio Gramsci）——他于20年代提出的“文化霸权”（Cultural Hegemony）理论，被威廉斯、E.P.安德森等做了进一步的发挥，还应追溯到法国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例如阿尔都塞。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时代和学术语境的不同，伯明翰学派在对文化构成的理解上与法兰克福学派很不一样。霍尔从文化的编码（encoding）与解码（decoding）过程来认识和解释大众—流行文化对主流意识形态的颠覆解构，显然也要比前者文化工业一说要复杂“老道”得多。
至于从美国那边引入的文化研究，情况似更加复杂一些。严格说来，在美国说到文化研究，一般并不是指英国伯明翰学派所代表的那种，恐怕更多地指20世纪40、50年代流行的那种偏重于人类学、社会学的文化研究。今天我们经常会提到的《文化模式》、《菊与刀》的作者露斯·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即属于那一批文化研究学者。而90年代后兴起的“文化研究热”，则属于此前在美国爆发的所谓“文化战”（the cultural wars）的后续。有人说美国是受了英国文化研究的影响，才重新燃起对文化研究的兴趣，我认为是不对的，至少很不准确。
美、英两国都说英语，然而，两国在文化上的差异其实是相当大的，而我们对此多有忽略，这对于我们从事英美文学研究的学人来说是很不应该的。例如，美国社会的人口构成与英国就很不一样，它是个纯粹的移民国家；美国看似非常的世俗化，甚至可以说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最世俗化的，然而它却又是一个非常宗教化的国家，美国人的宗教意识恐怕远比我们通常所认为的要强④；美国的知识界虽有“左”、“中”、“右”之分，但总体上不像英国那样有比较坚实的左翼思想传统和人数较多的左翼知识分子。在美国，像弗雷德里克·杰姆逊那样公开标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其实非常少，很多被称之为左翼知识分子的学者，如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弗兰克·伦特里夏（Frank Lentricchia）、杰拉尔德·格拉夫（Gerald Graff）等，他们的思想观点的确都非常激进，但只是在一些具体观点上与马克思主义比较投契而已。我们必须认识到的是，美国的“左”、“中”、“右”，激进或保守的分野，实际上都是按照他们对本土问题的态度来划分的。
自上世纪60年代开始，美国进入了空前剧烈的社会动荡期：反战运动、学生运动、民权运动、女权运动等一浪高过一浪；进入80年代后，上述各种运动所积蓄起的能量，又在文化价值观问题上来了一次总爆发，把整个社会分裂成截然对立的阵营，进入了所谓多元文化的时代⑤。文化价值观的冲突首先反映到对意识形态最敏感的美国大学校园内部，很快“上纲上线”到政治层面，形成了各种所谓“政治正确”（PC）的标准。斯坦福大学率先于80年代末爆发了要求更改课程设置的校园行动，引发了重构美国“文学典律”（canon）的争议⑥，高校的文化左翼开始按照“政治正确”的要求，对文学典籍中涉及民权、种族/族裔、女性权益、殖民压迫、同性恋问题的内容做出新的阐释。杜克大学也是这场文化战的激烈战场之一：反“PC”一方由美国大赦国际前主席、政治学系教授J.D.巴伯（James D.Barber）领衔，而赞成“PC”的则以英文系著名教授斯坦利·费什（Stanley Fish）挂帅，双方为了哪些书籍可摆放在校园书店的书架上而恶语相向，吵得不可开交，重演了一场斯威夫特笔下的“书籍大战”⑦。文化战很快就渗透到校园学术的方方面面，从著作选题到对于具体作家的评价、各种文学读本的选材，甚至任课教师的选配、招生时各族裔学生人数的比例等，都必须服从一个不成文的准则。由此我们看到，美国的文化研究是文化左翼在特定历史背景下按照他们所确定的“政治正确”标准对美国文化价值观进行的一次重构。
经过以上梳理不难看出，上述三种文化研究虽都涉及大众文化、流行文化或通俗文化一类的问题，但其认识预设各不相同，其“文化”的实际所指也是不同的。因此，伯明翰学派对法兰克福学派不仅持藐视、丑化的态度，而且有相当激烈的批评，认为对方是站在现代主义精英文化的立场上。为此，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三代传人之一道格拉斯·凯尔纳（Douglas Kellner）还曾专门著文《法兰克福学派与英国文化批评的错位》，试图调和两派的分歧⑧。但公允地说，伯明翰学派在美国也谈不上太大的影响。因为美国人有自己太多的问题，无暇旁顾。
二
了解了这些基本的事实，我觉得我们实在没有必要过多地去细究这些研究在起承转合方面这样那样的异同，因为那样就把人家的“研究”当成了我们的研究对象，而不是去把我们自己要解决的问题作为研究的对象了。了解这几种研究的共同点和分歧，当然也有必要，但是对我们来说，了解只是第一步，接着需要跨出的第二步，则是要抓住我们自己的文化中的问题，通过我们的研究——对这些文化素材的审视、解读和分析——对我们自己的意识形态进行批判和重构。这里还需要强调一点，文化研究并不是将关注点挪移到草根—大众文化一侧、将“精英”文化作为批判对象就够了，关键还得看我们的研究和批判能否对现行文化价值观的重构产生积极影响。回顾我们过去许多所谓的“研究”，多的是简单化地站队表态，“研究”成了一句空话。
我前面提到，我们以往对外来学术思潮和人物的介绍，往往有这样一种倾向：说到哪位崭露头角的作家，便毫不吝惜地抛以各种最高级的评语；说到哪里出现了某种新的学术动向，又立刻把这种动向说成是如何炙手可热，好像满世界的人都趋之若鹜，让人觉得你若紧跟便是“in”，而一步踏空就会“out”。这种心态往往会影响对事情本身公允的把握。
记得就在文化研究呼声乍起之后不久，大概是2002年，上海《社会科学报》的一位编辑给我发来电邮说，伯明翰学派的大本营现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被校方关闭了。这位编辑说，校方的理由是它在当下日益商品化的社会中“无法得到生存的土壤”，他认为这一事件颇有“象征意义”，希望我能发表一点看法。听到这个消息，我当然感到遗憾，但又觉得事情恐怕还不那么简单，学术应归学术，而办所则是办所，两者还是应该分开。果然，很快就有媒体报道说，现代文化研究中心之所以被关闭，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该中心办学经营上的不景气。而所谓的“伯明翰学派”，其实早在上世纪70年代末已发生分化，成员星散，后继者在研究内容和方法上都发生了很大分歧。加上80年代后英国不少大学也都成立了文化研究、传媒研究的专门机构，伦敦大学、曼切斯特大学的研究后来居上，在学术实力上都超过了伯明翰。伯明翰校方是根据末位淘汰制评估而做出决定，其中是否夹带政治因素当然可以另议，但即使有，恐怕也算不上主要动因。然而不知为何，我们一些人会首先从“政治不正确”的角度去做出自己的判断。
信息不对称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但是我认为，不能保持一定的距离对外来学术动向加以审视、客观公允地做出评价，恐怕是更重要的原因。我们在介绍外来学术思想、观点的时候，千万不要忙不迭地一头扑上，满眼看去都是好。这就如同绘画，画者与所画对象之间必须保持一定距离，保持一种审视的目光。要带点“矜持”，这样我们在选材、落笔时才会有分寸感。我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现在看来，文化研究不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没有什么了不得的理论深度。关于这一点，其实那些身在其中的里手、高手们从一开始就提醒过我们。然而遗憾的是，由于当时我们对文化研究缺乏距离感，缺乏审视的眼光，结果这些提醒与我们一再擦肩而过，没有引起我们的注意。
就在1995年的大连会议上，时为英国牛津大学英文系顶级教授的特里·伊格尔顿提交了一篇论文，论文题目虽然叫《后现代主义的矛盾》，但从头到尾谈的都是文化研究，而且是一些应该引起我们重视的问题。例如，文化研究为什么只是一种流行思潮，为什么并不天然带有左翼激进的政治倾向等，伊格尔顿都做了非常有针对性的回答。但他的观点显然没能迎合我们当时的需要，因此，这篇文章虽然被翻译成中文，但在当时的学术刊物上，除一两句不冷不热的介绍外，没有引起任何的反响。
伊格尔顿在这篇文章的一开头就说：
现在，一切都是文化的这样一种思想，在西方左翼人士中特别时髦，这种思想属于一种可称之为“文化至上论”的理念，这个术语，跟经济论、生物论、本质论或其他形形色色的“主义”一样，也是一种简约式说法，而面对这些主义现在已稍稍产生了一点惶恐不安的过度反应。这种文化至上论把与人类共有的“自然性、物质性、动物性”相对立的“建构性、符号性和规范性的重要性给放大了。⑨
什么叫带有距离感的审视？伊格尔顿对文化研究的这番介绍就是一种带有距离感的审视。他一语点穿了这种文化思潮的实质：一种流行一时的“主义”。它之所以产生，原因很简单：过去，我们强调的是人的物质性、动物性，即人的自然的一面，现在呢，我们更多强调人的“建构性、符号性、规范性”，而“文化至上论”把后者的重要性给放大了。伊格尔顿这里的意思很清楚，文化研究在他看来，只是一种学术思潮，这种思潮让我们的关注点产生了转移，更加关注人类后天形成、习得的一面。
伊格尔顿接着又告诉我们，文化研究出自特定的历史时段和特定的地域，它原本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的产物，现在也渐渐输入到中国以及其他一些“新生的”（emergent）社会。熟悉文化研究理论传承的人会敏感地发现，他在这里特意用了他的老师雷蒙·威廉斯的专门术语“新生的”，这个词不是指历史意义上的新生国家，而是指意识形态上新近出现或露头的动向。再接下来，伊格尔顿对文化研究本身并不具有激进或保守的政治倾向和价值观作了特别的强调，这一点应该说也非常重要。他列举了欧洲启蒙运动以降的一些历史人物和事件，来说明一种文化研究所表现出的政治倾向和价值取向完全取决于从事文化研究者本人。换句话说，文化研究你我都可以用，但研究结果则可能迥异。他略带俏皮但又雄辩地指出，斯坦利·费什会为自己保守的政治立场套上一种“左倾”认识论，而理查德·罗蒂则会把这种“左倾”认识论纳入他自由主义—资产阶级的视野。至于文化研究与现行体制的关系，伊格尔顿认为不可说死——并不像我们通常所以为的那样，一定是站在现行体制的对立面。他认为，实际的情况是，文化研究有时会站在现存体制一方，有时又不站在它一方，而在后现代条件下，它是既站又不站，两者同时存在⑩。
伊格尔顿所讲的上述几点，我们今天读来恐怕会有另外一番感受。而如果早明白这样一些道理，我们就不会把文化研究看成一种惟我独步天下的批评方法了。这些年来，我们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谈论的都是“什么是文化研究”，试图对它做一个确切的界定，列出个一二三四，似乎做到了这一点就大功告成了；而伊格尔顿其实早已有言在先：“文化研究”不过就是个术语，一个简约式的称谓（a reductive nomenclature），它有一个大致的内涵，却没有边缘清晰的外延。所以他在2002年出版的《理论之后》一书中，径直就把西方20世纪60年代以后至世纪末的这几十年，都笼统地称之为“文化理论的黄金时期”(11)；因为这一时期的西方思想界，从大的认识倾向上说，一如我们前面所引述的，转向了对于“建构性、符号性、规范性”的关注。
由此看来，我们现在所说的实在是一个更大的认识误区：硬是把一个原本是实践问题的文化研究，当成了理论问题没完没了地加以讨论，而把必须做的正经事却撂在了一边。
也正是在大连会议之后，参加了大连会议的美国匹茨堡大学J.阿拉克教授应邀为《新文学史》刊发的论文做点评。他在点评中语重心长地指出：
对于大多数美国学者而言，他们对一个“文化研究”研讨会的期待，是想看到更多深入细致的个案分析，要关注那些具体的经验性的东西，讨论文化的生成活动，不一定是已经上了书，而是那些正发生或发生在不远的过去的事情，那些并不一定水准很高、非常了不起的东西。
而他所看到的中国学者的文章，却“大多数都只是有关理论本身的争论”(12)。
不可否认，当时文化研究作为一种外来学术思潮和研究方法刚刚引入中国，国内学界对它还不明就里，因此请一些比较了解的学者做一些介绍是完全应该的。然而，让人没想到的是，这样一种介绍，一做起来竟然没完没了。其实，伯明翰学派的立论和方法不就那么几个要点么？
1.研究文化，就是研究人的生存实践、生存经验，而人的生存实践、生存经验又是构成人们身份认同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因素；而研究大众文化，则是研究与我们最切近的生存实践和生存经验；
2.拒斥高雅—低俗的分野，这本身同时也是一种与主流意识形态划清界限、向主流意识形态发起挑战的政治姿态；
3.强调对受到主流意识形态排斥的亚文化的研究；
4.强调跨文化的研究。
可就是这么几点，却被我们翻来覆去地说个没完。如果说阿拉克的提醒是在我们刚刚引进文化研究后不久，当时没能引起大家的注意还情有可原，那么，大连会议十年之后，情况是不是有所好转了呢？恕我直言，依然是乏善可陈。
2005年11月，我们社科院文学所的一位研究员（也是我的一位朋友）对霍尔有一次专访，他向霍尔介绍说，这些年文化研究在中国发展迅猛，而遗憾的是，我们对于作为国际典范的英国文化研究的情况却“所知甚少”，我们的文化研究“好像是白手起家一样”。为此，他特别希望霍尔能够从英国文化研究的经验出发，谈谈“应该怎样做文化研究，特别是在理论上有什么最可借鉴的”。
霍尔是怎么回答他的呢？访谈录这样写道：
霍尔不假思索地回答说：你们要研究自己的问题，从中国现实中提取问题。至于理论嘛，……其实并不怎么重要，重要的是你们自己的问题。对于理论，你要让它对你发生作用（make it work for you）(13)。我的朋友霍米·巴巴说他的工作就是生产理论，而我呢，则是运用理论。我不生产什么理论。就是运用。
而我们这位研究员在听了霍尔这番话后又是什么反应呢？他说：
听到这话，像我这样一个具有理论性情的人当然免不了些许的失望，在中国我们是把生产看得比消费更有价值，而霍尔全不在乎这些，他越说越兴奋：“我把自己称作‘喜鹊’”，他开始比划起来，“东抓一把，西抓一把，把什么东西都抓到自己的窝里。比如，从德里达那儿我就抓到了一件东西，就是如何去思考‘差异’”。(14)
看到这里，我已经实在无话可说。我们就是这样：把一个原本就是实践的问题，自作多情地当成理论问题，而且还在那里一厢情愿地揣摩其中的微言大义。我的这位朋友还说他是“有理论性情的人”，如果我们都是按照他那样一个思路去搞文化研究，我们的研究能不走入死胡同吗？
三
那么，如何才能走出这个僵局？我想，没有别的办法，必须赶紧停止在“文化研究是什么”的问题上原地打转，赶紧返回到社会现实的层面，就我们自己的文化现状提出一些真问题才是。至于要提怎样的实际问题，本文因篇幅有限无法进一步展开，但是有一个实际问题是搞文化研究无法避免的，因此想在此着重地提一下。这个问题就是再不要动辄就把文化问题政治化，让人无法对问题展开深入的讨论。
这里有两层意思。一是大家都知道的，无论是法兰克福学派也好，伯明翰学派也好，都把文化研究视为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批判，而一说起主流意识形态，许多人立刻就会产生一种错觉，把这种批判视为官方与民间、精英与草根的对立。于是我们看到，当下许多的文化批评人士，都忙不迭地宣布自己是草根民众的代言人，而把官方和精英树为自己的对立面，似乎只要凭借这样一张表明立场的符咒，便能在道义上占了上风。这种以政治立场划界和站队式的做法，在我们当下的媒体和网站上可以说是屡见不鲜。造成这种状况有比较复杂的历史原因，在我们的思想文化传统中，好像一向比较缺乏一种从义理的层面对问题进行不断的探究辨析的风气，我们往往习惯于以政治利害作为评判思想是非的标准，用一个比较简单的对或错取代对文化现象、思想理念的追问、辨析和体认。文化研究应该和其他思想研究一样，它最基本的任务本应是在义理层面对各种文化现象的来龙去脉、成因和影响等，做从里到外全方位的研究，而研究的目的，我想充其量只是起到一种“智库”的作用，它和政府机构的文化决策并不是一回事。
另一点，我们前面谈到了法兰克福学派、伯明翰学派以及美国的文化研究在理论预设上的不同甚至冲突，但这并不影响它们各自作为思想理念所具有的价值——它们对资本主义社会中属于非主流意识形态的各种亚文化的考察，通过对这些文化现象及其所起作用的研究而提出的各自不同的看法，各有各的针对性，各有各的存在理由，它们之间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你对我错的问题，我更趋向于把它们看做是思想认识的互补、递进、深化或发展。以E.P.汤普森对英国工人阶级的研究为例，他显然吸收了马克思关于社会阶级的观点，但通过对18世纪至19世纪英国历史、特别是英国工人阶级形成的历史的考察，他提出了一种与马克思略有区别的阶级观，在马克思的结构论的阶级观中融进了文化的因素，把阶级更多看成是在人与人的相互关系中发生了的某种东西。汤普森更强调工人们的共同经历，强调由他们的共同的利益导致阶级的产生。在这里，工人阶级的经历成为阶级形成的关键。他认为，阶级不仅是一种存在，更体现为一种觉悟。这里虽然与马克思关于“自在”和“自为”的阶级概念有点类似，但汤普森更强调的是后者。这样，我们说汤普森的研究的重要意义和价值，体现在它在思想理念和话语两个层面上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作了进一步的深化和发展。
但是，我们如果回到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的文本，那就会发现，他根本不像我们在很多有关文化研究的介绍中所看到的那样，完全悬在半空，干巴巴地抛出一连串所谓的论点；他的全文几乎没有一句空洞的话语。他所做的“研究”，就是毫不含糊地深入到英国工人生活的各个方面，对一个个极其具体细琐的问题做第一手的考察。关于什么是剥削的讨论，是对工厂的出现及出现后如何与工人发生矛盾和冲突所做的考察；对工人状况的讨论，很快就细化为对农业工人、工匠、纺织工人等不同工种分门别类的调查；在对工人的经历和生活水平进行考察时，会细致到把工人的生活用品、住房、日常起居和孩子抚养问题都列为一个个专题，他还详细调查工人群众中的集会结社状况，他们的社团和行会如何开展活动，而在此基础之上，再着重调查工人的觉悟程度及其表现。我们在汤普森的研究中所看到的，完全是一部对工人群众生活的考察实录，而这样的一种考察分析才称得起所谓的“文化研究”。
霍尔的研究也一样，我们通常所看到的有关他的介绍文章或文集，几乎都把关注的重点放在他的理论上，而真正通过认真阅读他的实际研究范例、进而从中发掘出能为我所用的经验的则少而又少。霍尔在1997年曾主编过一个读本《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Representation:Cultural Representations and Signifying Practices），可以说是介绍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理论和实践最准确到位的一个范本。商务印书馆2003年就出了中译本。霍尔在其中撰写了第一章理论阐说部分，其余的五章，则是由包括他本人在内的五位学者所提供的五个个案研究的范例组成：P.汉密尔顿对“战后平民主义摄影中的法国”的讨论；H.利奇对“他种文化展览中的诗学和政治学”的讨论；S.霍尔的“‘他者’的景观”；S.尼克松的“展示男人味”；K.格莱德希尔的“肥皂剧个案分析”。恕我孤陋寡闻，迄今为止我只看到国内有三两份硕士论文对此著给予了关注，不过关注的重点基本上仍都在霍尔所阐述的理论那部分，对后五章的个案研究实例则很少有人表示出兴趣。
正如方才对霍尔的引述中所提到的，他在这个读本中对于文化研究所做的理论阐说，的确是“像喜鹊那样，东抓一把，西抓一把，把别人的东西都抓到自己窝里”，他把文化研究界定为对于“文化表象和意指实践”的研究，而这一研究所引入的一套新的概念和理论上的依据，其实都来自于从索绪尔到巴特、从福柯到葛兰西这些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理论家。至于霍尔本人的贡献，他早已作了明确的回答：他“不生产理论”，他所做的工作，就是“运用”（上述这些人的理论）。为此，我非常欣赏该读本译者徐亮在译后记中发表的见解：
读福柯或哈贝马斯这一类原创性理论家的著作，留下的是无尽的思索回味，另加疑难和悬案；但读文化研究著作，则常令人对理论信心倍增，生发出实践的欲望。原因恐怕就在于文化研究的实用性宗旨。这是一个应用理论去分析研究具体对象的领域。本书包含的个案分析向我们展示了那些原创性理论的具体应用途径和思路，颇具示范效应。(15)
也许是因为这段话当初被放在了该书的末尾，一直未能引起人们的注意。现在，我把它专门挑出，转引在这里，但愿从事文化研究的各位同好能对这一研究的“实用性宗旨”引起高度的重视，把对文化研究的理论兴趣转向具体的个案分析，这样，我们或许就有希望早日走出目前这个困境了。
注释：
① 本文中的“文化研究”并非时下流行的泛文化研究，而是指我国文学、文艺学领域受西方文化理论思潮的影响而开展的文化研究。
② 参见石剑锋《“文化研究”当下遇尴尬 应学科化以争取学术资源？》，载《东方早报》2008年7月29日。
③ 参见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07—118页。
④ 根据2010年皮尤研究中心的最新调查，美国人中信宗教者高达83.1％；根据BBC与2004年对十个国家民众宗教信仰状况的调查，美国是发达国家中宗教信仰比例最高的国家，不信仰上帝者人口仅为13％，而英国则是宗教信仰者人数比例最低的发达国家，不信仰者比例高达52％（Cf.“US Religious Landscape Survey”， http://religions.pewforum.org/reports
#; BBC News,26-02-2004）。
⑤ 1992年，美国著名新闻评论员帕特里克·布坎南（Patrick Buchanan）在争取共和党提名的大会上发表了著名的“文化战”演讲，他声称“一场为争夺美国灵魂的宗教战争正席卷我们这个国家。这是一场文化战争，它对我们国家的未来至关重要，其重要性与当年的冷战完全一样”（参见布坎南的竞选提名演说：“1992 Republican National Convention Speech,Houston,Texas,by Patrick J.Buchanan,August 17,1992”,http://web.archive.org/web/20071018035401/http://www.buchanan.org/pa-92-0817-rnc html）。
⑥ 1988年初，斯坦福大学学生追随民权运动领袖杰西·杰克逊（Jesse Jackson）在校园内游行，抗议将“西方文明”作为必修课，高呼“嗨嗨，嗬嗬，西方文化必须滚！”等口号，校方立即开会，以投票方式决定用女性和少数族裔文学替代了西方文明课。
⑦ 英国18世纪著名作家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曾写过《书籍大战》（The Battle of the Book）的讽喻妙文。1990年12月24日出版的美国《新闻周刊》（Newsweek）曾发表关于“政治正确”运动的长篇报道，其中多处涉及杜克大学在这一风潮中的地位和影响。
⑧ Douglas Kellner,“The Frankfurt School and British Cultural Studies:The Missed Articulation”,http://www.gseis.ucla.edu/faculty/kellner/kellner.html.
⑨ Terry Eagleton,“The Contradictions of Postmodernism”,New Literary,History,Vol.28,No.1(1997):1.
⑩ Terry Eagleton,“The Contradictions of Postmodernism”,New Literary History,Vol.28,No.1(1997):2.王蒙在《读书》2009年第4期上发表的《赵本山的“文化革命”》一文，也许可以作为伊格尔顿这一论点的最好注脚。
(11) 特里·伊格尔顿：《理论之后》，商正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3页。
(12) Jonathan Arac,“Postmodernism and Postmodernity in China:An Agenda for inquiry”,New Literary History,Vol.28,No.1(1997):135-136.
(13) 原文如此，但访谈人把霍尔这句话理解错了。此句英文的意思不是“要让理论（it）对你发生作用”，而是“让理论为你所用”。引文中的黑体着重处系笔者所加，下同。
(14) 引文见http://www.literature.org.cn/article.aspx?id=8919。
(15) 斯图尔特·霍尔编《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徐亮、陆兴华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417页。着重处系笔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