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情报学学科发展历史和现状的反思——情报学的孕育与情报学的诞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情报学论文,学科论文,现状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如果情报学是人类对情报奥秘的探索，是研究情报生产、情报通讯和情报利用的软科学（Soft science）是正在显化的潜科学（Potential science），那么情报学的发展道路——人类对情报的认识史，则是人类对情报这一普遍存在着的社会现象的一种反思，也即为人类通过人与情报的关系来进一步研究情报、研究社会，研究人类对情报的把握，从而更有效地利用情报。
人类伴随着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生物、海洋、空间六大群体技术的呱呱坠地，综合发展，进入了崭新的信息时代。其中信息、能源、材料被誉为当代社会的三大支柱。在这场信息革命中，情报学已成为新文明的当然主角，其触角伸向社会的各个领域，呈给人们一个斑斓多彩的世界。因此，客观世界既是物质的世界，也是信息的世界。“情报”——情报学的研究对象，信息的子集是一个困惑人的领域，是一个模糊的，灰色的和不科学的术语是一个颇带神秘色彩的概念，情报既令人感奋，给人以智慧和力量，情报也使人忧虑，像幽灵似的叫人解脱不得。以情报为研究客体的情报学是一门新兴的模断学科，迄今仍漂游在常识性实践应用的海洋中，有鉴于此，情报学距独立学科尚有一段相当大的距离，我们应正视情报学现实，正视情报学危机，对情报学进行深沉的反思，以全方位视野重新审视情报学发展道路，树立情报意识，忧患意识和超前意识，使情报学尽快摆脱进退维谷的困境，使情报学超出现代哲学，现代精神心理学，脑神经生物动学范围内，足以自称为其独有的新领域和新问题的基础学科。为此，笔者试图揭开罩在情报学这门新学科上的面纱，向人们展示情报学的多维画面（MDP）。
1 情报学的孕育
人类生性向往和平，渴望安宁，追求有序，和谐的田园生活，战争起源于人之思想，故务需于人之思想中筑起保卫和平之屏障，和平是人类的最高希望，建立一个和平安全，繁荣发展和平等合作的世界，已成为人类的共同愿望和当今时代的要求，捍卫和平与保障人类未来已成为当代社会的主题，为此，人类作了坚持不懈地努力，成立了众多的国际和平组织和机构，开展了大量的国际和平运动，然而，学林中的许多新兴学科，却与战争这一幽灵密不可分。其中情报学的诞生就是最好的佐证。因此，我们回顾情报学历史，首先不可能回避战争，这个刺眼的字眼，情报顾名思义，一曰“情”，二曰“报”，二者缺一不可。“情报”最早起源于战争，“情报”就是对敌情和其他有关对敌斗争情况进行研究的成果，是军事行动的重要依据，“情报”和“信息”同源于“Information”，而英文“Information”来源于拉丁文“Information”其意义为消息传递的意思。而在中国的香港和台湾，“情报”早已被“资讯”取而代之。实际上，自从有了人类，就有了情报，有了情报交流，人类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源源不断地创造、交流和利用各种各样的情报。因此，我们可以说“情报”来源于人类社会的实践，它是人类社会的一种普遍需要，是普遍存在着的一种社会现象，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知识交流加速，“情报”概念日益科学化、普泛化。鉴于历史上的前事前例乃各种各样的人，硬件系统、观念和幻想的大杂烩，它们并非都因循一定的逻辑因果而产生。
下面我们就按照时间顺序罗列一些相关事件，这些事件在科技史上的是值得大书特书的：这些事件在导致情报学的昨天，今天和明天是极具影响的。
19世纪末20世纪初，科学技术有了长足的进步，由于专业文摘杂志及评论性杂志的出版，使所谓的二次情报提供服务走上轨道，从此，文献交流活动正式开始，值得回顾的第一个重要事件是1892年奥特莱和拉封丹在布鲁塞尔创立了“国际文献目录局。”1895年“国际文献目录局”改名为“国际书志学学会”奥特莱和拉封丹与杜威共同提出国际十进分类法（UDC）。1902年美国国会图书馆最早开创目录卡片的集中生产系统。1908年英美编目条例第一版（MARCI）出版，1910年第一届世界文献目录大会胜利召开，1912年美国国会图书馆和纽约公共图书馆开始引进直接影印照相机，同年以缩微形式存贮情报的缩微平片诞生了。1913年拉封丹荣获诺贝尔和平奖。1915年泰勒提出了目视重叠比孔卡的原理，并申请了一项美国专利。
1923年首次出版了主题目录，1931年奥特莱创立了“文献工作术语”，国际书志学学会又改名为“国际文献学会”。1933年布利斯首先对书目分类法进行研究，兰加内森奠定了分类法理论的基础，美国Mebec公司开始研究边缘穿孔卡的应用。1934年奥特莱发表《文献工作》1938年卡尔森发明干式照相复制法，同年在海牙成立了国际文献联合会，这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前夜，由于强权政治、经济危机和缓靖政策的影响，1939年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大战使人类社会生活发生了畸变，扭曲，具体表现在：
1.1 情报交流中断简称“情断”
由于战争的需要，许多科学家被拉上了军事的战车，科技文献被锁进了保险，许多科学技术被打上了绝密，机密和秘密的烙印，一律被套上了军事情报的怪圈，这种违法行为，致使科技交流通道单一、狭窄，情报生产和利用的剪刀差与日俱增。据统计，从1938年开始公开文献量直线下降，到1945年达到最低点。以著名的《化学文摘》（CA）为例，1938年美国《化学文摘》共收录文献量为47万篇，而1945年收录的文献量下降到23万篇，倒退到1925年的数量和水平。总之，战时的科学技术处于封闭的环境之中，战争中的科学技术确实处在“情断”之中。
1.2 情报机构大量涌现，情报工作逐渐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职业
由于战争对情报的需要，由于科学技术对战争胜负的作用。世界各国为了摆脱“情断”困境，使情报由隐变显，由黑——灰——白，实现情报的显化、白化。实现“情通”。许多国家都采取了相应的措施，成立了大量的情报机构，专门从事情报的搜集、研究和利用工作，如美国、前苏联、英国和法国等一些国家就相继成立了情报组织，第一个情报机构——美国国防部技术情报局。这些组织是现代情报组织——思想库的早期形式，它们的成立对于打破技术垄断，加速科技交流具有事半功倍的作用。
1.3 由于科学已由“小科学”时代过渡到“大科学”时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造成了“情报爆炸”、“情报泛滥”和“情报雪崩”
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世界各国大力发展情报技术。1939年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图书馆开始应用穿孔卡系统于图书馆管理。1942年美国豪特克莱公共图书馆装设了穿孔卡自动处理机。1939～1945年英国的巴顿与法国科登同时实施机检方法，开发了光学性一致法（同位系统），成为今日情报检索系统的先驱者。这一时期，由于战争的需要，密码破译，计算机检索、缩微技术、机器翻译被广泛地引进情报工作，情报工作有了较大的发展，这就为情报学的创立提供了技术保证。
2 情报学的诞生
在这种困境下，传统的文献工作已远远不能适应科学技术发展的需要，很难达到广、快、精、准四要求，源远流长的图书馆学（据说有近4000年历史）也力不从心，难负重任。正如美国学者麦尔在《美国经济的自动化》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图书馆学也将从梦中惊醒”此时的图书馆学犹如一个产妇，赤裸着身子，在产床上翻滚、扭动、挣扎、呼吸，显得那样苍白无力，临产前的幸福和喜悦不翼而飞，代之而来的是紧张、骇怕、难以言说的痛楚。她深知：当一声婴啼响彻世界，一个鲜活、茁壮、象征着美好未来的情报学，将使世人惊叹不已。值得庆幸的是，二次世界大战并未使尚在孕育之中的情报学流产、难产，反而是情报学问世的催生剂、助产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契机。这是值得我们认真深思的。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总统罗斯福给科学家布什，万奈瓦尔写信，关心二次大战中积累起来的科学研究成果在战后怎样才能使公众合理应用的问题。罗斯福总统对布什的回信非常重视，立即做了批示，很快成立了科学研究与发展局（OSRD）布什出任局长，1945年布什有幸认识了美国农业部图书馆肖拉尔夫（Ralshp shaw），在美国国家标准局工程师的协助下，创造了一个样机：该机数据库是一盘35mm胶片，胶片上印着《农业文献目录》的文摘，每条文摘旁边都有黑白点组成的二进制代码，代表着每条文献的检索词，将胶片倒插入选择机，然后转动胶片，使机器在每遇到一个目标检索词时便停一下，以便将相应的文摘转印到一张未爆光的胶片上。这样，整盘胶片转过之后，所有满足查询条件的文摘就被逐条印到另一条胶片上，然后将印有文摘的胶片冲印出来，即可检索结果，1945年7月，正是二次世界大战结束（1945年9月2日）的前夜。美国学者布什在1945年6月号《大西洋月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诚若所思》（As we may think）的文章，第一次明确指出科学情报在大规模研究开发中的重要作用，并提出机械化缩微文献检索的雏型——梅米克斯（Memex）。这种“Memex”机器以缩微照相为基础，它可以把一百万卷书贮存在一个具有荧光屏、键盘、操作杆和按组的办公桌内。允许个人把“所有个人的书、记录和通信”，全部贮存在缩微胶卷上，并可查代“人类自从发明活字印刷术以来的所有记录”“Memex”不单纯是一个贮存装置，它也可看做是一种联合处理机，它可使用户通过个人的“联合路线”来编索引，并把所贮存的项目联系起来，每当用户从这个个人贮存器中选择任何项目时，“Memex”就会立即自动把所有其它可能有关的项目都联系在一起。布什指出人类知识积累以惊人速度发展着，而我们从科研成果的大海里获取急需而重要的资料所采用的手段却与我们在帆船时代所使用的完全一样。他大明预言，能够得到巨大存贮容量的高度精致、便宜、可靠的器件，能促进情报存贮设备的有效利用，在将来的图书馆和情报处理中，干法摄影、缩微胶卷、人工智能、阴极射线显示，标识主题或其他文献属性代码组合的逻辑选择等的重要性。在时隔20年的1965年，布什回忆说“尽管他对Memex未失去信心，但要实现它还需要很长时间，我们首先得有为各专业和学科提供情报服务的大型网络和联机计算机中心。美国情报学者赫内，S对《诚若所思》这篇文章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在《情报科学的发展》一文中指出“通过这篇文章的内容，作者表述了这一新生的，尚被朦胧意识到的领域的重要性和地位”。赫内之所以称为“朦胧意识”，这是因为不仅人们未意识到这一新兴学科的诞生，就连作者写这篇文章也处于无意识之中。因此，布什被情报学后生赞誉为一位具有非凡想象力和创新精神的技术设计者与管理者。布什的《诚若所思》这篇文章被排在情报学基础文献的第23位。这篇论文被认为是情报学问世的先声，对此，情报学界尚有争议，美国情报学元老谢拉却认为，没有人能够指出某个人或某本书是今天情报学的鼻祖，这个新的活动领域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当时的文化环境中发展的一股奇异潮流的结果。”随后，发生了直接促成情报学诞生的六事二会，它们在情报学短暂的历史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1946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成世界上第一台数字电子计算机ENIAC“这就为计算机情报检索提供了技术保证。同年制定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宪章以“维持、增进、普及知识”为任务，促进了情报的相互利用及国际合作，1947年，维纳·N发表了《关于在动物和机器中控制和通讯的科学》，从而创立了控制论，1948年仙农C、E发表了《通讯的数理理论》，从而宣告了信息论的诞生。这一时期，一台快速检索机投入实用过程。1949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赞助下召开了国际科学文献分析大会。
其中信息论和控制论两部分力作开始了对信息的传递及反馈的系统理论研究，为情报学的诞生奠定了理论基础。
1948年，英国皇家学会召开了战后首次科学情报会议，当时世界上一些最著名的科学家第一次聚集一堂，共同研讨随着图书馆和情报出版物全面与当代科学技术结合起来所产生的问题，此次会议的两项直接成果是：其一确定了在科技论文中编写著者文摘的需要，这一成果已成为科技论文的必备标准：其二是贝尔纳，J.D关于科学家如何查找情报如何利用他们能得到的工具和资源的研究。
除此而外，暗喻的一项间接成果是：情报成为一种新的职业类型：科学家们从此热衷于情报技术。贝尔纳评论这次会议是“为使综合的现代化情报手段服务于科学所做的认真努力”。
1957年前苏联人造卫星的发射，使美国朝野洋洋自得的情绪受到了极大的打击，全美各家报纸的标题竞相宣扬失败主义。“失败的美国”、“太空的珍珠港”、“工艺技术的垮台”等等，用一位观察家的话说，美国突然间像一个被一拳击得摇摇晃晃的人被打弯了腰，“气都透不过来”。此后，在国内外触发了许多评论与思考，并举行了一系列讨论会，探讨当时美苏出现科技明显差距的原因，很多专家学者对全前苏科技情报所表示羡慕，他们不满地认为：“我们在和聋子的耳朵谈话”。通过公众的讨论和国会的调研，得出的结论是：科技情报的广泛传播是科学进展的基石。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指出：开发强有力的科学技术是国家的要求，适当的情报交流是其前提条件，并下令把原来隶属于国防动员局的科学顾问委员会改为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PSAC，1958年由美国文献学会国际文献工作联合会，美国科学院、美国研究会议牵头，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召开了国际科学情报会议（ICSI）。这次国际科学情报会议的代表比英国皇家会议更具权威性、国际性，大会共收到82篇论文，研究的内容涉及情报学的七个领域。除传统研究领域外，还增加了语言学、机器翻译、自动标引等新领域。在这次会议上，前苏联科技情报研究所所长米哈依洛夫教授的发言，引起了与会者的极大兴趣。对前苏联警觉是当时加速和强调情报计划的重要因素，它促进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海军研究署（NRL），空军科学研究处等机构对情报计划的支持，提出了发展情报活动的新方向，促进了情报学的发展。遗憾的是此次会议对用户（user）是整个情报学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理解不够，对用户培训重视不够，情报学理论研究薄弱。对“情报学五原则”的核心——情报是为了用“理解不深，对人是情报的主人，而不是情报的奴仆认识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