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马克思主义美学：问题与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美学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20世纪的文化和美学理论发展的格局中，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化理论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其中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诸学派所提出的问题和理论引起了学术界广泛的研究和注意，相比之下，东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理论和实践，却没有得到应有的研究和重视。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和20世纪重要的意识形态现象，东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产生背景、学术和思想资源、提出的基本问题，以及理论形态的主要特征等有关问题还没有得到全面而深刻的论述。在21世纪即将来临之际，在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强大的社会生活条件下，东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提出的问题及其理论模式对于思考和解答人类社会在当代所面临的一系列根本性的问题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启示。在我看来，关于东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理论研究大体上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和层次：(1)马克思主义美学传统的东方化表达机制；(2)东方马克思主义美学问题的特殊性；(3)社会主义文学生产方式的理论与实践；(4)将以上三个方面统一起来的理论形态和理论风格，等等。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诸理论模式的深入研究，也随着对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模式的多样化理解，马克思主义美学与非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区别，以及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特质和传统究竟是什么的问题也很自然地提出来了，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和研究成为马克思主义美学进一步发展的一个前提。20世纪80年代初，波林·琼斯曾经把马克思主义美学传统概括为：意识解放的日常生活基础，这个看法有其合理性。（注：参见波林·琼斯《马克思主义美学·导言》，译文载《南方文坛》1987年第3期。）在我看来，毛泽东美学思想的核心问题也是审美的现代作用问题。在东方马克思主义美学传统中，毛泽东的美学思想是最具有独创性的。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在毛泽东的美学思想中，主体不是现代工业社会中孤独的个体，而是反压迫、反殖民斗争中的民族大众。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诸如法兰克福学派和英国的雷蒙德·威廉斯等人认真研究大众文化的同时，毛泽东、冯雪峰、胡风、周扬等东方马克思主义者从另一个维度开始了关于大众文化的研究。所不同的是，法兰克福学派和威廉斯等人研究和剖析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上的大众文化，其基本问题是主体间性问题；毛泽东等人为核心的延安学派则是从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社会进步的立场出发，着重探讨审美意识形态在建设新的社会关系方面的巨大作用，其基本问题是文化（意识形态）的特殊性和反作用性问题。在这种文化模式中，审美意识形态成为改造社会关系的范型和先导。在毛泽东的美学思想中，文化，特别是审美文化成为人民大众手中的精神武器，而且精神的力量能够转化为物质力量。在这里审美的最终目的是把握可以实现的未来。
对于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理论研究而言，如果说马克思主义美学传统是其共性和普遍性的方面，那么，马克思主义美学传统的东方表达机制则是问题的特殊性和个性的方面。从学理上说，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和研究建立在对东方美学传统和东方文化审美表达机制的系统研究的基础上。令人高兴的是，这个方面的研究近年来正得到越来越广泛的重视。关于东方化或中国化的美学表达机制，李泽厚、刘纲纪、蒋孔阳、周来祥、叶朗都曾进行过深入的研究，揭示了中国美学传统十分复杂而又卓有特色的表达机制，其中刘纲纪先生关于“交感”的哲学基础和审美表达机制的研究、蒋孔阳关于“大音希声”审美表达机制的研究对于我们认识当代中国审美文化的特点，理解和研究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理论特征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西方学者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对东方化审美表达机制的研究，因其广阔的学术视野和深刻的学理分析，对我们今天的理论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注：例如詹姆逊关于第三世界文学艺术的研究、斯皮瓦克关于东方式表达模式的研究等。）与西方审美表达机制的理论模式相比较，东方的审美表达机制是建立在文化完整性的基础上的，其表达轨迹不是由孤独化的个体指向社会性的超验存在，而是由经验性的个性指向具象性的社会理想。在这种表达机制中，欲望与伦理要求的一致性成为区别不同审美境界的核心因素。唐代以后意境理论在美学上的系统化，正是中国美学修正因社会发展造成个体欲望与社会伦理目标之间的逐渐断裂的一种努力。在中国美学和艺术实践中，以交感为基础的回旋性审美表达机制对于调整个体与社会的关系始终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事实上，早在19世纪80年代，马克思就曾经关注在社会现代化的背景和条件下，俄国以及东方社会的出路和未来发展问题，提出了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设想。马克思设想，把现代科学技术及现代管理制度与以农村公社为基础的意识形态机制相结合，就有可能跨越现代技术文化及资本主义制度这个历史进步的大峡谷，在一个更高的基础上形成社会发展的新起点。（注：马克思在这里把以农村公社为基础的意识形态作为中性的、相对独立的媒介体系来看待。这个思想十分重要，不同于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意识形态的简单化解释。马克思致查苏利奇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在这里，古老的东西和现代的东西可能实现一种神奇的结合。问题在于，古老的意识形态机制和现代生产力基础为什么能够结合在一起？这种结合是怎样实现的？以及怎样正确地评价这种结合所产生的魅力？从理论上说，对审美意识形态问题的深入研究，是对这一系列问题作出思考的一个角度和出发点。
在理论上，关于审美意识形态的复杂性和特殊性问题，事实上已成为20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的中心问题。经过布拉格学派、法兰克福学派、阿尔都塞学派的发展，以及众多学者和思想家从不同的角度对问题的思考，审美意识形态的多层次性以及与现实生活的多重关系等理论问题，都得到了较为充分的论证和说明。然而，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各流派对审美意识形态问题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审美意识形态与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共谋关系，强调审美意识形态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在一致性，对审美意识形态的积极作用及其中所包含的创造未来的可能性还研究不够。在这个方面东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是有所贡献的。
对于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建设来说，中国的问题及东方的问题在两个方面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首先，当代中国的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结构非常特殊，不仅多种生产方式相互碰撞又彼此重叠，而且在意识形态方面似乎汇集了所有艺术生产方式和形象话语，构成了一个巨大的反应堆和试验场。在现代传播媒介的帮助下，昨日在西方艺术舞台上刚刚出现的创新，今天就可能溶入到中国艺术生产的过程中去，然而其他的艺术话语因为仍然具有现实基础而保持着生命力。这种多话语的共存，以及不同的形象体系彼此叠合的状态，极大地刺激了中国艺术的创造力，也向美学理论提出了寻求内在统一性的要求。其次，中国艺术表达机制的特殊性在多重话语叠合与碰撞的状态中，显示了它的特殊优势：以碎片表征整体，以虚静表征生活的本质，以余音绕梁的缠绵托起历史的沉重和生命的悲剧性。从理论上说，中国文化传统中以交感为特征的审美模式、以韵为内核的艺术表达机制，有可能改变深陷在肉体化感知模式中的后现代文化的价值导向。
关于东方马克思主义美学问题的特殊性，经典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理论问题，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所提出的美学问题，成为理论思考的重要参照系。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基本问题相比较，东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是在批判审美现代性的基础上研究和阐释审美意识形态理论的。在审美意识形态的诸多理论问题中，审美意识形态与社会经济基础的关系在新的历史和文化条件下正在发生一系列新的变化。19世纪中叶，在马克思论述古希腊艺术的永恒魅力和拉萨尔的作品《济金根》的时候，社会主义文学生产方式和审美交流模式还没有出现，也就是说，马克思思考的一些问题，其现实基础还不存在。20世纪3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艺术实践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社会主义文学生产方式的雏形已经形成并且不断发展（注：参阅王杰《简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学生产方式》，载《文艺研究》1999年第4期。），这就为东方马克思主义深入研究马克
思所提出的问题，努力解答历史和现实所提出的美学问题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条件。
关于社会主义的文化，特别是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维护和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发展是它最基本的要求。在文学艺术方面，经过浪漫主义文学运动和现代派文学阶段，文学形象和现实生活体验之间的联系断裂了，形成了日常生活经验与文学的自律性世界二元对立的文化格局，文学也分裂为古典的、符号化了的过去与激进的、情感化的当下体验之间的对立。如果说伽达默尔、列维·施特劳斯、海德格尔等美学家已经明确意识到艺术形象与现代生活体验直接联系起来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社会主义文学生产方式不仅提出了这种要求，而且实践了这种要求。通过审美转换这个范畴，社会主义文学理论把形式和现实内容、符号与现实生活体验结合起来了。审美转换不仅只有从现实内容到文学形式这样一种通常的方式，而且还包括从文学象征、文学形式到现实的、生动的文学体验这样一种方式。
由于生活本身是千姿百态的，因而社会主义文学生产方式也多种多样，形成不同的风格和类型。如果说高尔基、布莱希特都成功地创造了具特殊价值的社会主义文学风格和表现方法，那么，在民族解放斗争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学生产方式，其理论特征和意义是值得美学理论充分注意的。事实上，以毛泽东、冯雪峰、周扬等人为首的延安学派的马克思主义美学，正是因此而产生重大影响的。我这里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美学原则为例，说明东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基本问题和理论特点。
对于《讲话》所提出的美学原则，应该从理论与实践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去理解，以某种局部性的现象作为评价《讲话》的全部理论依据，或者以西方近现代美学的理论框架来解释《讲话》，在我看来都是不科学的。总体上考察一下马克思主义美学与社会主义文学实践的相互关系，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事实：理论与实践的不平衡关系。相对于社会主义文学创作的实践来说，理论具有某种优先发展的倾向。马克思对历史悲剧所提出的要求，一百多年过去了，很少听见强有力的实践呼应。相对说来，《讲话》提出的美学原则在文学创作实践方面的情况要好得多，但不平衡的状况仍然是十分明显的。产生这种矛盾的原因在于，理论是一种科学思维，它受日常生活思维习惯的影响比较小，而且理论的发展具有深刻的历史逻辑性，因此，马克思才可能在资本主义的上升时期，就作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结论。相对于理论来说，文学是情感性的意识形态现象，它与日常生活的胶着状态，使它成为不同意识形态直接冲突的重要领域，在这种冲突中，我们可以透视社会现实关系的矛盾以及历史发展的趋向。在这方面，列宁对托尔斯泰的分析是很典型的。在托尔斯泰那里，对现实关系的准确表征完全是非自觉的，这种不自觉性，使托尔斯泰最终窒息在情感冲突的漩涡之中，而且永远也不可能成为新的情感模式和价值观念的塑造者。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同志向文学艺术家提出了把情感模式和审美价值原则从小资产阶级的立足点上转移到无产阶级这边来的要求。这是一个非常艰难而深刻的意识形态转变。现代意识形态理论已经证明，情感话语也是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毛泽东同志向投身于无产阶级文化事业的文学艺术家们提出了在情感和无意识的层次解决立场问题的要求，有没有这个要求，事实上是两种不同的文学的一个分界线。
在文学艺术为什么人服务，文学艺术家的情感立场转变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系统论证了以下五个重要的理论问题：
(1)文学艺术作为意识形态的一般特点；
(2)在新的文学事业中，文学艺术的审美特征与历史要求相一致，或者说，在当时的环境里，人们的情感倾向与社会历史的大趋势是一致的；
(3)现实的斗争不仅仅是被压迫民族的简单反抗，事实上已经开始建设一种新的文化，建设的主体是工农兵；
(4)虽然工农兵的文化水平较低，但在现实斗争的深刻冲突中喷涌出巨大的创造性，他们决不缺乏真实的情感和生动的文化创造，这里面包含着新文学发展的基本素材和动因；
(5)新的文学要求新的美学原则，它不是向内转的艺术陌生化，而是现实美的艺术表达，这种艺术作品的审美效果在个体方面能够沟通个体与社会的隔阂，在社会方面，文学担负起在社会心理的层面上拯救民族危亡的责任。
我认为，《讲话》中论述的前三个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已作了一定程度的论证，在这里只是毛泽东同志论及问题的理论前提。真正使《讲话》具有不朽的意义，并且在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发展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是毛泽东同志对(4)、(5)两个问题的论述。这两个问题是当时现实所提出的重大文化问题，也是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直接原因，毛泽东同志敏锐地抓住这两个问题，作出了原则性的理论解决，在受压迫民族文学问题的系统阐述方面，《讲话》是划时代的。
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理论上要解决的只是方向性、基本立场和原则方面的问题，文学创作的具体问题由艺术家自己在创作实践中解决。我认为，《讲话》最大的贡献，或者说最本质的意义就在于准确地抓住了新文学的基本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美学原则。在中外美学史上，重要的美学著作大凡可以分为两类，一类著作偏重于在深层把握住某一历史阶段的基本美学问题，另一类则偏重于阐发已经提出了的美学问题。前一类论著往往出现在时代的转折点上，在哲学层次上确立基本的理论框架，在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发展史上，马克思和毛泽东的论著就属于这种类型。
《讲话》非常鲜明地强调了文学艺术的基本传达对象是广大人民，特别是在民族解放激流中奋战的工农兵，明确规定了新文学的意识形态属性。从文化方面看，新文学的意识形态属性在两个方面得到了根本的保证：在文学生产方面，它的表征对象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现实生活关系，由于审美变形机制的特殊性，文本向现实开放，现实则在文本中对象化为审美表达，总体而言，艺术美与现实美的关系是一致的。在文学消费方面，文学的传达对象是人民大众，他们在现实关系中处于受压迫被歧视的地位，但在矛盾冲突中，这些弱小者汇成的洪流却成为矛盾的主导方面。由于新文学在表征对象和交流对象两个方面的大众性以及两者的一致关系，从中必然产生出一种强有力的、新型的审美关系。对这种新型审美关系的社会功能和文化潜力的认识与理解，包括对它的审美特性的理论把握，显然都不能放在西方近现代美学的理论框架中去实现。我认为，理解《讲话》的美学原则，决不能离开中国新文学的这种审美关系，忽视这种审美关系的特殊性，就容易导致对《讲话》的狭隘理解，也难以把《讲话》提出的美学原则与我们今天的文学创作实践联系起来。审美关系与美学原则的关系是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对于马克思主义美学来说，这是一个简单而又至关重要的原理。那么，《讲话》提出的美学原则是建立在什么样的审美关系的基础上呢？在《讲话》的结论部分，毛泽东同志首先分析了新文学存在和发展的客观基础：
“现在的事实是什么呢？事实就是：中国已经进行了五年的抗日战争；全世界的反法西斯战争；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抗日战争中的动摇和对于人民的高压政策；‘五四’以来的革命文艺运动——这个运动在二十三年中对于革命的伟大贡献以及它的许多缺点；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在这些根据地里面大批文艺工作者和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工人农民的结合；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和国民党统治区的文艺工作者的环境和任务的区别；目前在延安和各抗日根据争地的文艺工作中已经发生的争论问题。”
这些事实我们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现实关系方面的，一类是文化关系方面的，它们共同构成了审美关系的基础。
首先我们来看文化方面的基本事实。毛泽东同志在《讲话》里把革命根据地的文艺与国民党统治区的革命文艺作了区别，这种区别首先表现在新文学与人民大众的一致性的关系。在延安，作家和作品不是以对不合理现实的批判者的面貌出现，而是以新的现实关系和新文化的建设者的面貌出现。在这种审美关系的基础上，作品与现实之间的审美转换就不是以审美距离为基本原则，而代之以民族性和大众性的美学原则，在理论上也许还可以表述为风格化和审美抵抗。
其次，从现实生活关系的基本事实方面看，对现实生活关系的理解，事实上也就是对历史发展的大趋势的理解，在主体方面表现为立场问题，在对象方面表现为对仍然深潜着的历史趋向的敏锐把握。在《讲话》中，毛泽东同志的理论视角，是从全球性文化冲突的高度把握问题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关系的根本特点，首先在于现实生活关系的国际性和复杂性，在这里，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交织在一起，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国内的阶级矛盾是国际政治关系的一种转化形态。茅盾的《子夜》和鲁迅后期的杂文都明确地表征出这一点。现实关系矛盾的这一种复杂叠合，强化了现实冲突的悲剧性，另一方面，也生产出真正走出困境的希望和可能。关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现实关系特征，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毛泽东在《论持久战》等著作中都作出了精辟的分析，《讲话》论及的是它的文化方面和文学艺术方面。
相对政治、军事和经济方面的冲突以及被压迫民族在这些方面的抵抗来说，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文学艺术方面的问题更为复杂。第三世界文学的反殖民主义倾向、反霸权主义要求，对西方文学在技巧、形式层次的“拿来”以及在生存本体层次上的顽强抵抗构成了复杂的矛盾关系，这种极为复杂的文化倾向，客观地决定着中国新文学的基本问题和美学原则。这个问题在基础方面超出和偏离了浪漫主义美学的理论视野。可以这样说，只要第三世界国家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深刻冲突不解决，只要受压迫的弱小民族仍然处在受屈辱和被歧视的悲剧性情境之中，《讲话》提出的文学问题和美学原则就仍然有效，《讲话》对文学艺术家所提出的要求就是必然的。
在我看来，如果我们在现实关系的层面上理解《讲话》所提出的文学问题和美学原则，那么《讲话》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学艺术的关系，以及《讲话》的现实意义，也就较为明晰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只有真正在理论上解决了《讲话》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学艺术的关系，我们对《讲话》基本精神的理解才是深入和科学的。抗日战争时代的文学艺术和改革开放时期的文学艺术是中国新文学发展的两个典型阶段；从理论上说，这两个阶段是同一个文学基本问题在不同时代的不同表现。由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意识形态问题的极端复杂性，文学问题在原来已经非常复杂的文化“场”中又增加了若干新的因素，从而使问题的理论把握更为丰富。
在文学必须面对现实生活关系，以现实生活为表现对象这个马克思主义美学一般原则的基础上，《讲话》进一步提出了文学为受压迫民族的独立和尊严奋起抗争，以及尽可能地采取人民大众容易接受的民族化形式的要求。在一个完整的文学模式中，在文学的对象、作品的美学特征以及情感导向等问题之外，还有一个审美交流的途径和方式的问题，在现代化过程中，无疑还应该考虑现代媒介在文学交流模式方面的变革潜力。
马克思在他的著作中已经指出，在真正的现实主义文学（对现实生活关系的深刻把握）与人民大众的个体存在之间，横陈着以日常生活思维为主体的意识形态，其价值标准和情感倾向与个体的现实生活关系有可能一致，也有可能相矛盾。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分析了商品拜物教这种意识形态中介与劳动者的现实生活关系的极端对立。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也就是毛泽东同志发表《讲话》的历史条件下，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与帝国主义的压迫直接冲突，在这场民族命运的大搏斗中，人民大众所表达的情感真实和历史的深度，使他们的日常生活意识直接体现和传达着历史的必然要求，这一点非常关键，但却是囿于个人的情感模式中的文学工作者不易感受和把握住的。所以，毛泽东同志尖锐地提出了文学面向受压迫最深重又战斗在民族解放事业前线的工农兵的要求，对于第三世界文学来说，这种要求是合理的。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的各方面情况与抗日战争时期都有很大的不同，人民大众的日常生活也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首先，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社会主义事业有了一定的发展，由于世界政治格局发生了变化，原来十分直接的民族矛盾转化为间接的经济、文化和文学艺术方面的冲突，殖民主义压迫以后殖民的方式把矛盾冲突的本质掩盖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大众的日常生活意识与现实关系的本质发生某种分离，流行艺术的国际性（例如时装、广告以及作为审美对象的体育等）促进和加深了这种对立。其次，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西方近现代文学曾经达到超越本阶级狭隘阶级利益的情感深度，这种状态后来被审美意识形态夸大为文学情感和艺术美的普遍性。在文化全球化口号的推动下，现实关系的本质被掩盖起来。显然，对于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来说这种“美”和情感具有某种文化麻痹性。改革开放以来，审美至上倾向流行并广泛渗透到日常生活的一切方面，对于它的消极作用，美学和文学批评应该给予高度关注。最后，与高科技密切联系的现代文化，在情感崇拜和伦理意识的彻底崩溃中把艺术与社会责任分离开来。在西方后现代文化中，由于文学艺术以大众性的传播媒介为载体，以高度都市化社会的现代情感体验为基础，所以在日常生活直接体验的层次上具有极大的控制力和影响力。
在美学上，东方是一个地域性的概念和风格化的概念。在经济全球化的强劲压力下，东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问题和理论逐渐呈现出超出地域的价值和意义。在我们讨论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现状和未来的时候，东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价值和意义应该引起更为广泛的注意和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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