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认识的若干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文,若干问题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摘要〕 近年来，在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科学涵义以及如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等问题的认识上出现了一些偏差。由于缺乏理论指导，情况不明，思路不清，在改革进入攻坚、日益涉及传统体制核心、各种利益群体得失明朗、冲突胶着的态势下，盲目冒进和等待观望都面临巨大的代价和风险。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认识，既是现实经济改革的迫切需要，又是顺利实现体制转轨、保证90年代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理论前提。深化认识，首先是一个方法论问题，其次还要解决好体制转轨中政府职能的转换和界定以及对80年代以来渐进式改革的评价问题。深化认识的意义就在于冲破传统观念的束缚，检讨渐进式改革局限性存在的思想根源，把握好深化改革的各种初始条件，使90年代的改革立于不败之地。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提出以后，理论界主要从两个方面对该理论展开讨论，一是明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科学含义并进行适当的描述；二是探讨如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即实现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第一点涉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再认识及其相互关系的重新界定。在这些问题上，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也有不足、甚至偏差。例如，热衷于讨论“市场经济”，而对于社会主义的重新认识，却予以冷处理。在社会主义界定不清的情况下，为了证明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兼容，直接把市场经济看成是可随意套用的“中性物”。作为活的事实，市场经济是一般和特殊的对立统一体。从抽象上看，作为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定性，它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条件下具有相同的属性和功能。而特殊性则和社会制度相联系，是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的本质体现。特殊性不是外在的，它不仅是市场经济的内在属性，而且作为本质属性规定着市场经济的社会性质。可是，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看，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定性又是根本的，特殊性正是通过一般性促进或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市场经济“中性”论只是就一般性而言，是理论抽象的结果，而非具体。第二点涉及体制转换条件、时机的把握，总体思路的酝酿和改革道路的选择。在改革的初期，对这些问题我们曾有过较好的把握。随着改革的深入，在80年代末，由于缺乏理论指导，存在着情况不明、思路不清的状况。在改革进入攻坚，日益涉及传统体制的核心，各种利益群体得失明朗、冲突胶着的态势下，盲目冒进和等待观望都要面临巨大的代价和风险。因而，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认识，既是现实经济体制改革的迫切需要，又是顺利实现体制转轨，保证90年代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理论前提。
一、深化认识首先是方法问题
某一历史阶段的现实经济是活的事实，是历史发展着的有机体。它具有多重规定性，是多重规定性的统一。对现实经济进行理论探讨的根本任务就是从这一活的事实出发，先分别分析其多种规定性，并抽象出最基本的规定性，然后，在分析的基础上现实综合，由抽象上升为具体，从而获得关于现实经济及其动态轨迹的科学的思维映象。这就是辩证思维的方法。作为辩证思维结果的概念、范畴和理论体系是现实经济活动内在矛盾运动在思维中的科学再现。在社会主义建设和以往的改革中，之所以没有能够从理论上科学地把握我国现实经济的运动和发展规律，最根本的是在思维上摆脱不掉僵化的思维方式和一系列教条化的传统观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与其说是理论上的重大突破，不如说是现实经济的基本规定性及其矛盾在实践中对传统观念的一再冲击和思维方式转变的结果。科学的辩证思维方式是正确把握和深入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科学涵义的前提。
《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了最精辟和经典的分析和论述。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首先是商品生产，他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是和商品经济的分析结合在一起的。作为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前史，马克思首先分析了简单商品经济。在分析简单商品经济的过程中，马克思抽象掉资本主义的基本规定性，从一般性上论述价值、货币和价格等商品经济的范畴。一旦进入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分析，以资本主义生产为研究对象，详细地分析了资本、剩余价值和劳动力商品等范畴的生产关系本质，似乎就给人一种印象，这些范畴成为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特有范畴。因而，出现了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中排斥使用这些范畴的现象。这不是马克思理论体系的问题，而是后人对其叙述方式作表面的教条式的理解的结果。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实际上是分两个部分论述商品经济的。首先，以简单商品经济为对象，分析了简单商品经济的一般规定性及其内在规律性。简单商品经济是以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在社会规模上尚未发生分离为基础的商品生产和交换。它的物质基础是简单的人力机械和手工劳动，但却是以交换为目的，其产品采取商品形式。简单商品经济是发达的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的萌芽，它具有商品经济的一般属性：劳动的间接社会性。和简单商品经济的论述相适应，马克思分析了商品、价值、货币和产品价格的一般规定性。其次，马克思以在简单商品经济分析中获得的商品经济的一般规定性为基础，展开了对发达商品经济（具体表现为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的深入分析。和简单商品经济不同，发达商品经济以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在社会规模上的分离为基础，或者说以财富在货币形式上的集中为基础。财富的集中采取货币形式，表明一种新的生产关系的诞生。集中起来的货币具有一种职能，通过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购买，使两者社会地结合，在商品生产和流通中带来剩余价值，从而实现价值增殖。具有这种职能的货币就是资本，商品生产的流通表现为价值增殖过程。当这种发达的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相溶合，就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只有在市场经济下才有资本、剩余价值和劳动力商品等范畴。或者说，资本、剩余价值和劳动力商品是发达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出现的标志。根据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原则，马克思把发达的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直接等同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把本应属于反映市场经济一般规定性的范畴：资本、剩余价值和劳动力商品，视为资本主义经济的特有范畴。这是历史的局限性造成的。从历史上看，简单商品经济发展的直接结果就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即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直接历史地结合，这种局限性是任何人都摆脱不了的。正是从这一点说，历史和逻辑的统一只是马克思辩证思维的一种具体方法，分析和综合才是基础和核心。
市场经济是简单商品经济内在矛盾发展的结果。随着商品生产规模的发展和价值规律的作用，两极分化产生并日益成为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在社会规模上逐渐分离，劳动力成为商品。在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分离过程中，财富以货币的形式积聚和集中，并转化为资本，资本也成为一种特殊商品。资本和劳动力成为商品是市场价格产生的前提。因而，市场经济和简单商品经济的区别首先表现在商品质的范围的扩大。简单商品经济只是产出的商品化，而在市场经济中不仅产出而且投入也商品化了。其次，商品生产量的扩张使商品货币关系成为整个社会经济关系中最普遍的关系，商品生产和流通在整个社会生产中居于支配地位，日益成为社会生产的一般形式。最后，商品生产的目的也发生了变化，日益直接地表现为追逐生产工人的剩余劳动。所以，对于市场经济，我们可以概括为以价值增殖为特征的社会生产的组织方式和资源配置方式。这就是它的一般规定性。它是一种经济活动方式对社会基本经济矛盾的一般反映。
和简单商品经济一样，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定性反映了特定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方面生产规模扩大，生产集中加剧，社会分工在广度和深度上日益发展即生产日益社会化；另一方面社会上存在着产权的独立和多元。在存在广泛的社会分工的条件下，以产权多元化为基础的产权主体的独立利益的实现表现为市场交换过程。市场经济资源配置功能的发挥就源于这种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进一步说，其特定的生产关系更具本质意义。因而，产权的多元化和独立性是市场关系的基础和市场功能发挥的前提。正是由于产权的多元化和独立性，生产商品的劳动分化为社会劳动和私人劳动，私人劳动要转化为社会劳动必须通过商品交换。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对立和统一表现为商品内在矛盾的运动及其外化过程。在价值规律和供求规律的作用下，在每一个生产、经营者追逐实现个人利益的过程中，社会再生产得以实现和扩展。
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作活的有机体，同样，市场经济也是现实和具体的，是多重规定性的统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资产阶级私人占有制，从产权的分布看，它不仅是多元的，而且分散于各个资本家。这一特点和市场经济一般规定性中的生产关系特性不谋而合；从历史上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一开始就和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定性一致并相溶。因而，似乎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天然形式，资产阶级学者，不管过去还是现在，对资本主义永恒性的幻想根源正在这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作为现实的思维具体，它具有两重规定性。一是市场经济一般规定性；二是资本主义基本制度的特殊规定性。相应的，本来作为市场经济一般规定性反映的资本、剩余价值和劳动力等范畴，都反映这两重规定性的对立和统一。在资本主义基本规定性的作用下，一方面资本主义制度获得巩固和发展，同时也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巨大进步；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制度的局限性加剧了市场经济的固有矛盾，从宏观上削弱了它的资源配置功能，最终导致经济危机的出现。
马克思正是这样运用其辩证思维方法，在分析和综合中达到对资本主义现实经济的科学认识。从抽象的角度看，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定性一方面是生产高度集中、社会分工和专业化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的表现形式；另一方面又是产权多元基础上形成的市场经济关系的总和。作为两者统一，市场经济就是社会生产的组织形式和社会资源的配置方式。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还包含着资本主义特殊性，即资本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规定性。从现实性上看，资本主义现实经济就是市场经济一般规定性和特殊规定性的现实统一，从资本主义现实的发展看，其特殊规定性是本质规定性，相应地，一切反映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具体范畴都是两重规定性的统一。如“资本”这一范畴，马克思首先从资本主义特殊规定性上把握资本的本质，认为资本本质不是物，它反映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关系。另一方面，从一般规定性上把握，马克思又称资本是一种连续的运动，在运动中实现价值增殖的运动。两重规定性的统一构成了现实的、历史的、具体的资本的范畴。在这种基本规定性中，制度规定性是本原的，它制约着市场经济一般规定性及资源配置功能的正常发挥，使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发生变化。因而，“市场经济”中性主要指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定性，从而暂时在思维中抽象掉制度的规定性。在马克思的分析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生产力的对立，而且可以看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市场经济一般规定性的矛盾和对立。前一对矛盾正是通过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市场经济内在规律发挥作用的条件的破坏而不断激化的。就不同市场经济的不同类型而言，社会经济制度规定性是决定性的，因而是本质的，而从特定市场经济能否较好地组织社会生产，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看，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定性则是根本的，是特定经济制度对社会生产力发挥作用的中介和基础。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首先是两种基本规定性的现实统一
和把市场经济视为资本主义特有物的观念相适应，传统观念也把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直接同一。因而，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既要破除关于市场经济的狭隘认识，又要破除对社会主义的教条式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诞生于90年代的中国，一方面是在市场取向的改革中社会经济内在矛盾在实践中不断展现的结果；另一方面是邓小平同志集党内集体智慧，突破社会主义传统观念并提出社会主义新概念的产物。
社会主义新概念集中体现在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上。他说，社会主义在本质上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首先是一种制度，其次是社会运动和社会实践活动。这里兼有两层含义。邓小平的论述是从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实践活动对社会生产力的巨大作用的角度，从社会主义的目的和实现目的的手段和前提的相互关系出发界定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制度能够克服资本主义制度的局限性，完全能够容纳和促进现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目的，实现目的的手段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社会主义制度就是在极大地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中实现“共同富裕”。在目的和实现目的的手段中，邓小平更重视手段，把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评价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根本标志。和传统社会主义观念相比这是全新的，传统社会主义观念恰恰忽视社会生产力，把一些具体的制度要素凝固化、教条化并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从而，出现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在理论上具有无比的优越性，在实践中却压抑和排斥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理论和实践的背离，结果只能是理论被更新或抛弃。
正由于社会主义新概念以发展社会生产力为立足点，才使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两种规定性相溶得到理论上的阐述。和现实经济发展相对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两种基本规定性，一方面是社会生产的组织形式和社会资源的配置方式；另一方面又体现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作用。前一种规定性是后者对社会生产力发挥作用的中介。作为社会主义现实经济活的事实的辩证思维的结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两种基本规定性的现实统一。在两种规定性统一的方式上，市场经济一般规定性是基础，是立足点，社会主义规定性是根本和本质。社会主义基本规定性的实现，必须以市场经济一般规定性为中介，通过市场经济一般规定性的充分展开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此同时，社会主义基本规定性又从根本上制约市场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和“共同富裕”目的偏离的因素和效应。两种基本规定性的矛盾运动展开为丰富多彩的社会主义伟大的创造性实践活动，并创造出优于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
社会主义首先是两种基本规定性的现实统一，这种统一性不仅是一种总体概括，而且存在于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层面和环节。由里及表，市场经济大致包括三个层次。第一是产权关系。产权的独立和多元化是市场经济内在矛盾运动的前提。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交换从本质上看就是产权的易位，产权关系是社会基本制度规定性的集中表现，它决定市场经济运行的制度特征。由产权关系所决定的基本经济关系和物质利益关系构成现实社会生产关系的基本内容，它是市场进行社会资源配置的基础，决定组织社会生产方式的特点。第二个层次是产权组织形式和经营机制。产权组织形式或称企业组织形式，它由产权及其规模程度决定，是由产权关系所决定的基本经济关系和物质利益关系的实现形式。经营机制是企业具体的生产和经营方式。产权组织形式和经营机制统称为企业制度。企业制度的选择和创新，一方面必须反映现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需要；另一方面服从产权主体利益最大化的要求。第三是经济运行方式和调节方式。经济运行和调节方式也就是市场经济中计划和市场相互配合调节社会运行的方式问题。正是从这个角度上，《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现代市场经济中计划和市场是配置社会资源和组织社会生产的基本手段，其中市场是基础，计划或政府行为弥补和纠正市场缺陷，保证宏观的稳定和均衡。就计划和市场经济的两种基本规定性的相互关系看计划一方面是市场经济一般规定性的反映；另一方面更能有效地体现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的要求。由产权最初决定的社会基本经济关系和物质利益关系，最终在自发的市场运行和有目的的计划调节中实现。计划调节支配着社会物质利益关系最初决定和最终现实的偏离程度。市场和计划的相互结合解决现代市场经济的两大基本问题：高效率生产和公平分配。
现实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尚处于萌芽阶段，一方面市场不完善，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定性没有充分展现；另一方面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规定性也需进一步探索和严格界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只是对现实经济动态轨迹的概括性描述，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任务相当艰巨。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由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新体制的转轨时期，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就是要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为指导，总结十几年市场取向改革的经验教训，思考现实经济中深层次问题，深化改革，顺利地实现体制过渡，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三、政府职能的转换和界定是体制转轨的首要问题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和传统经济体制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政府和市场在社会资源配置中起着完全不同的作用。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中，政府作为社会资源的配置者，操纵着整个社会经济的运行。政府通过计划把资源分配到各个产业领域，企业只是计划的被动接受者，是行政机关的附属物。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却是社会资源配置的主体和基础，企业作为经济实体和市场主体，根据市场的供求变动情况进行生产和经营。这一根本区别决定了以传统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过渡中，政府职能的转换和界定起着关键性作用，是建立新体制的首要问题。
诺思曾经从政府行为和市场的相互关系出发，论述政府职能的转换和界定对体制转换的重要意义。在从传统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中，政府职能的转换界定和行为的状态不同，使体制转换过程呈现出两种完全不同的轨迹。其一是“闭锁”。改革中出现政府职能转换的滞后，政府行为不规范，又没有建立一套保证、促进市场正常发挥作用的制度体系，这些因素导致整个经济陷于不发达市场经济的泥潭：市场交换不是以平等竞争为基础，而是依赖社会关系网；市场制度不健全，政府对市场管理流于形式，交易成本增大；产权没有保障，政府官员的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出现；改革停顿，经济增长缓慢。其二是“通道”。在改革中，政府职能转变及时，界定清晰，政府行为规范。市场制度逐步健全，交易在平等竞争中进行，生产和经营活动不断扩展，两者相互促进经济稳定增长。
改革进程中和市场经济完成形态下的政府职能是不一样的。在完成形式的市场经济中，政府对经济的管理职能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1)通过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市场的培育和扶植，发展规模经济，同时，抑制垄断；(2)面向全体公民提供公共用品；(3)克服经济发展中的外在性；(4)克服市场交换中信息的非对称现象；(5)通过财政和货币政策调节经济运行。在改革中，政府对经济的作用表现在两个大的方面：一是实现自我职能的转换；二是在职能转换中推动市场经济新体制的形成和完善。这两方面的作用，在改革的攻坚阶段，又具体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第一，培育市场机制和市场体系，建立交换得以正常进行的市场制度；第二，建立和健全宏观调控体系；第三，改革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其中，“健全的宏观调控体系”是完成形式下政府管理经济职能的概括。因而，改革中的政府职能范围较广，而且为了保证体制转换的顺利进行，要保存一定的行政支配权。如果没有相应的约束机制，政府干预失当，钱权交易泛滥，或者政府力量被削弱，权威流失，没有足够的财力和手段推进体制转轨和纠正偏差，都会妨碍市场的发育，使体制过渡陷于“闭锁”。
在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中，特别是80年代末以来，政府职能转换滞后，政府行为失当，主要表现在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相互关系上。中央政府权力被削弱，地方政府权力增强，行为过度而又缺乏必要的约束。其结果必然是中央财政空虚，宏观调控措施流于形式，出现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中央定样子，地方改样子，下面不成样子”的局面。地方政府权力过大，在职能没有转换和界定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就会根据其意志用行政手段干预经济活动，导致市场行为混乱，地方经济割据加剧。究其根源，就在于改革思路上没有抓住政府职能转换和界定这个首要问题，而是试图在政府职能没有转变的情况下，通过单纯的“放权让利”刺激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实现经济增长。结果事与愿违，每一轮放权都带来一轮经济过热，宏观失控，然后是调整和经济停滞。因此，在改革中，一定要紧紧抓住职能转换和界定这一首要问题，实行以职能转换为基础的中央和地方的“分权”，即以事权的合理划分为基础划分财权，并建立地方政府行为的约束机制。
在以往的改革中，由于我们没有重视政府职能转换这一首要问题，一方面造成经济几次涨落；另一方面不正当竞争泛滥、官员腐败及钱权交易蔓延，社会蕴含动荡，改革成本急速加大，这为90年代的深化改革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四、渐进式改革的局限性和90年代改革的深化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发轫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80年代中期全面展开。改革前，中国经济面临深刻的危机，主要表现在增长缓慢，财政赤字和效益低下。经济增长和发展受两个基本因素的制约，一是畸形的产业结构，二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产业结构的畸形主要表现农、轻、重的比例失调，农业和轻工业严重地滞后于重工业的发展。这种畸形的产业结构极不符合我国的社会资源现状和技术水平，一方面影响国民经济的产出水平，另一方面和社会需求不相适应，减弱了需求和消费对经济的刺激作用。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下，由于资源通过计划配置，排斥市场的作用，政企合一，企业成为行政机关的附属物，使整个经济缺乏活力和效率。因而，改革必须从这两个方面着手，解除结构和体制制约，促进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在两者中，体制的改革更有决定性意义，结构性制约的最终消除要依赖市场为基础的配置资源机制的形成和完善。根据我国当时的社会和经济的现实，改革的有利条件主要表现在：(1)我国经济管理中的分权传统；(2)农村生产力水平低下，计划控制较为薄弱；(3)农、轻工产品市场的严重供求失衡。政府充分地利用了这些有利条件，在探索中，选择了一条渐进式改革的道路。
所谓渐进式改革，指总体上根据现实经济提供的初始条件，先从原有体制的薄弱环节入手，先易后难，由浅入深进行经济体制的改革，在我国具体地表现为先农村经济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先发展个体和私营、集体经济，再搞活国有经济；先增量后存量调整产业结构。其核心是在中央和地方、政府和企业两个层次上的“放权让利”，调动地方政府和企业发展经济的积极性。渐进式改革的优越性主要表现在：(1)逐渐地、连续地增强经济的活力，避免出现经济因改革的急速推进出现“停滞”而带来的混乱；(2)利益结构渐次调整，减弱了各阶层的冲突的强度，逐渐增强大众的改革意识和承受能力，降低改革的风险成本。随着渐进式改革的推进，我国在经济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尤其表现在农产品产量持续增长，以乡镇企业的兴起为标志的农村工业化的展开，城市个体、私营和三资企业等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以及结构制约的部分缓解。但是，当改革进入80年代末，渐进式改革的局限性逐渐暴露出来。
渐进式改革的局限性首先为缺乏成熟的、科学的理论指导，尤其表现在改革的目标模式不明确，对于改革攻坚阶段所遇到的深层次问题，总是陷于姓资姓社的争论，使改革裹足不前。在实践中则表现为某些改革的关键环节的滞后，主要有三个方面：(1)城市国有经济改革的滞后。在80年代初就提出搞活城市国有大中型企业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直到现在，国有经济的改革并没有实质性内容，国有经济仍然缺乏活力，效益低下。与此同时，国有经济仍然占国民经济的支配地位，因而，国有经济改革的滞后，严重影响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安定；(2)政府职能的转换和界定受到滞后。其直接后果是市场调节机能的发挥受到制约；(3)宏观调控改革的滞后，集中地表现在金融、财税体制改革的滞后上。财税的“放权让利”，一方面加剧了地方政府的地方主义行为；另一方面使中央财政空虚，减弱了其宏观调控能力。金融方面迟迟不放弃行政干预，影响到资金和资本市场的正常发展。在资金的供给方面，非国有经济受到歧视，发展速度受到限制。这三者相互结合，使整个经济发展和改革陷入被动，结构和体制制约依然存在，从经济发展和增长看，90年代我国经济极易跌入“滞胀”的泥潭。90年代初的新一轮经济增长是新一轮“放权让利”的结果，和前几次经济增长相似，是在松动的货币政策下由投资推动的。由于新一轮放权在实质上不是体制改革的深化，注定会给整个经济带来混乱。同时，和前几轮增长相比，这次增长是在国有经济效益差、增长缓慢、消费品市场供求基本平衡的条件下实现的，主要依赖非国有经济。在改革的关键环节滞后，农业生产进入长期收益递减规律发挥作用的条件下，经济过热的局面不可能维持太久，而且极易走向低速增长，由于我国人口宠大的增量，这种低速增长也就意味着“停滞”。另外，国民经济关键环节改革的滞后和国有经济的低效运行，使过多的货币投放不会转化为有效供给，只会加剧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整个经济出现“滞胀”。这一切都给90年代的深化改革带来不利影响。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90年代我国经济要发展就必须克服80年代渐进式改革的局限性，在原有体制的关键部位实现突破，迅速完成体制转轨，初步建立不太规范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
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认识的意义，就在于冲破传统观念的束缚，检讨渐进式改革局限性存在的思想根源，把握好深化改革的各种初始条件，使90年代的改革立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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