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对中国改革开放的两种看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种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中国改革开放论文,看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编者按：新马克思主义指20年代以来兴起的对马克思主义进行重新解释和重新设计的西方哲学、政治思潮。广义的新马克思主义泛指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内的世界各国主张重新解释和设计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的流派。狭义的新马克思主义主要指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东欧国家兴起的主流以外的马克思主义派别。这种思潮曾对苏联东欧的政治体制改革产生重要影响，目前仍很活跃。这里主要介绍这个派别对中国改革开放的两种比较典型的看法以及本文作者对其所作的评价。
中国的改革开放具有什么样的性质，中国是不是也像苏联东欧一样已走上或将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对于这个问题，西方新马克思主义者中间是有分歧的。最近几年，美国新马克思主义杂志《新左派评论》就此问题展开了讨论，形成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已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中国难以避免苏联的前途；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改革仍然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私有化不是中国的前景。前者以美国学者理查德·史密斯博士为代表，后者以美国学者波尔斯等人为代表。
史密斯：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
在美国，对中国的改革开放不理解甚至反对的人早有之。像威廉·亨顿这样的激进主义者从中国共产党粉碎“四人帮”时起，就一直指责邓小平打算“复辟资本主义”。威廉·亨顿1990年出了一本书，题目就叫《大背叛，1978-1989年中国的私有化》。如果说亨顿是戴着有色眼镜看待中国改革的话，那么史密斯则自认为是站在公允客观的立场评价中国改革的。1993年史密斯在《新左派评论》杂志第199期上发表了题为《中国走向资本主义道路》的长文。
文章起始，史密斯就指出，本世纪70年代后期，毛泽东之后的讲究实用的中国领导人试图利用市场的力量来挽救其下滑的经济，想在国有的、国家计划的经济的总框架内逐步实施日渐深化的、越来越彻底的市场改革。但在史密斯看来，这种改革经济的企图是自相矛盾的。中国试图通过一步步的改革来引入西方类型的资本主义式的市场动力，同时又不破坏社会经济结构。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这种市场动力机制要求改造社会经济结构即破除官僚计划和强制榨取剩余价值的制度，用普遍的着眼于市场的商品生产取而代之。这进而又要求根本改造社会财产（阶级）关系，并代之以资本主义的和（或）国家资本主义的社会财产关系。因此，中国改革者面临的从一开始就是一种不可能的任务：他们不得不加强他们的官僚计划，同时又试图用市场力量去纠正这种计划。
面对铁的事实，史密斯不得不承认，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经济增长的速度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都是前所未有的。特别是同苏联东欧相比，中国的收获更是惊人的。但史密斯表示怀疑的是，这些是改革的结果吗？“市场社会主义”真的改造了中国的官僚集体主义经济？他认为，中国农业产量和农村收入方面的成就，主要原因不在于农业的市场化，而在于国家提高主要作物的收购价格和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等因素。在工业方面，向企业家放权，导致盲目扩大生产规模，继续平均主义地分配奖金，市场封锁。价格“双轨”制的价格改革并没有导致按真正的成本更合理地配置资源，而是典型地削弱了中央对资源配置的控制，并为真正的官方投机的狂热提供了场所。更为严重的是，经济效率一直在滑坡。相当多的国有企业实际上处于破产的地步，但又不得不靠政府定期贷款来维持，政府花钱买稳定。总之，中国国有企业并没有向内涵发展模式转变，而是像改革前的时期一样，完全建立在外延因素之上。
史密斯认为，中国国有部门的市场改革不能成功的原因在于财产制度及其矛盾。中国国有工业企业陷入一种错综复杂的、重叠的“条条块块”经济纽带网之中，在这个网中，不同的部门行使权力制定生产目标，分配投入，并要求分享产品和利润。由此造成了中央和地方、地方和地方之间的矛盾和交易。中国的经济是一种政治化的经济，官员采取的是使其政治影响最大化的战略。工人之间的竞争存在着体制障碍，因为不能解雇工人或形成失业后备军。国有企业之间也不存在真正的竞争，因为没有一个普遍化的为交换而进行商品生产的体制，没有基于为市场而竞争生产的客观的盈利标准，企业家没有充分的财产权，也就没有充分的自主权，亏损企业无法破产。企业尽可能自给自足，搞小而全的社会。
史密斯认为，到1988年中期，中国的改革走进了死胡同。虽然刺激了经济增长，但没有解决任何自50年代以来就困扰着工业的根本问题。政府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推行了新的增长战略，重点放在鼓励私有成分上，对资本主义听其自然，至少放开了以前的某些限制。在1990-1992年，更快的增长集中在乡镇企业和完全的私人企业。1991年，大约37%的工业产值是由半资本主义的、集体所有的农村工业部门生产的，10%是由私有资本主义成分包括日渐重要的外国资本家生产的。国有工业的产值增长8%，而集体所有制工业的产值却增长18%，私有经济的产值上升达24%。但最快的增长率是由外商投资的公司保持的，提供了5%的总产值，它们的营业额达到了罕见的56%。如果这种势头继续下去的话，不仅经济的市场成分将很快压倒国有成分，而且集体成分本身也将逐渐和私有资本主义成分溶合，或者被其吞并。为了说明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史密斯提出了以下证据：（一）在农村工业中渐进的资本主义。尽管乡镇企业大多数归地方政府所有，但经常是模糊的或不清楚的。1985年全国范围内私人所有的企业占农村工业产值的17%，到1986年接近24%，在广东私有成分占了30%，在四川达43%。一些名义上是政府所有的企业出租或承包给私人企业家，因而是半私有的；其他实际上是私有的企业被错误地登记为集体所有制企业，以便获得税收和其他优惠。此外，存在着各种混合形式，包括一些和外资合作的企业。史密斯同意许多西方评论家的看法，认为中国农村集体企业除了名义而外完全是资本主义的，因为它们正或多或少像私有企业那样作出自己的生产决策。他甚至断定这些集体企业将经历一种从小国有企业向小国有资本主义企业的转型，或者干脆被私有化。（二）资本主义在南中国的发展。广东工业的增长是以私人和外商投资的企业为主导的，1990年二者的增长率是45%，出口增长了近60%。到1992年，广东约有38%的工业产值来自外商投资和私人企业，35%来自国有企业，其余来自集体所有制企业。从1979年到1991年，外国投资者在中国大约直接投资了200亿美元。其中40%投到了广东。自80年代中期以来，外资每年增长34%。外资逐步由第三产业转向制造业。香港资本家通常在香港只能雇用68万制造业工人的钱，在广东却能雇用300万人。香港成了沿街铺面，大陆成了车间。随着中国的出口动力在技术、资金和质量保证方面越来越依赖于外资和外商控制的公司，中央正一点一点地失去对经济的控制。在总体上作为中国主要出口创汇者的纺织和制衣业中，主要来自香港的外商公司迅速占了支配地位。在那些出口成功的合资企业中，关键的东西在于资本主义对劳动过程的控制——要么靠从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中进口投入物，要么靠在中国内地建立资本主义劳动关系。到80年代后期，经济特区变成了出口的发电站，但资本家牢固地占据着驾驶员的位置。外国资本家在雇用和解雇工人、经营支配权、免受国家干预、税收、外汇兑换和利润返国等方面赢得了重要的权利。国有企业改革的失败和政府不断上升的预算赤字，迫使北京不仅向它以前的头号敌人国民党台湾，而且也向韩国公开恳求投资。外国投资者在1992年向中国直接投资110亿美元，使中国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外资接受者。中国对外资的让步像亚洲其他资本主义的奇迹一样，是一个建立在对童工的残酷剥削、强迫性超时劳动、以及更坏的事情之上的。在深圳被调查的200家企业中有40%雇用了10到12岁的女孩，她们每天工作15个小时，每月挣10美元，在宿舍里两三个人睡一张床。中国还向多国资本出售土地作为办污染工业和抛弃有毒垃圾的场所。
史密斯得出结论说：中国的改革家得到的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世界中最好的东西，而是最坏的东西。就他们保持着“社会主义”计划和所有制的优先地位而言，他们没有得到市场。如果他们得到了市场，他们也就得到了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中国现在已走上了通向资本主义的道路。中国的统治者远不是把资本家限制在一块飞地上，而是唯一靠向外国的和国内的资本家出让越来越多的经济支配权来避免东欧和苏联共产党人的命运。今天中国大部分官员本身已经成了一种拥护资本主义的力量。对干部来说就像对私营企业家来说一样，社会主义死亡了，“致富是光荣的”。大量干部和干部子女经商，甚至军队也经商。在全国，特别是在南方，党的纪律正在崩溃，腐败正接近印度尼西亚的水平。像在东欧和苏联一样，中国的现实是，向资本主义的过渡开始了干部窃贼混乱的争夺，把公有资金的财产成批地窃为己有。这种窃贼无疑构成了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可怕的社会力量。史密斯断言，中国官员及其继承者试图骑上他们放出笼的资本主义老虎，而人民对民主的渴望和对腐败的憎恨，将再一次寻求新的出路。
波尔斯：中国的改革开放仍然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
与史密斯的观点针锋相对，美国新马克思主义者保罗·波尔斯等人1994年在《新左派评论》第208期上发表了《中国经济改革目前的成就和未来的挑战》。文章高度评价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分析了中国改革所具有的社会主义性质和发展前景。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与多数西方学者认为中国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的结局必然是私有化的论点相反，波尔斯等人坚持认为，私有化过去不是今后也不应是中国改革的方向。
文章一开头，波尔斯就指出，自1979年以来，中国的改革取得了惊人的成功，进入在十几年间保持工业高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之列。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现在的经济规模仅次于美国和日本，2025年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强国是有现实可能性的。中国经济改革成功的原因是什么？有人认为，是市场化和私有化。例如新古典主义的芝加哥学派就认为，自由市场是资源的最好配置者，而没有一个私人财产权制度，市场就不能有效地运行。因此，中国改革成功的唯一原因就是市场化，中国改革的前景只能是私有化。波尔斯明确反对这种看法。在他看来，中国的改革虽然更多地利用市场机制来代替中央管理的资源配置，并且扩大了私有经济和合资经济的成分，但这些并不是唯一的原因，甚至可以说不是最重要的原因。
波尔斯认为，中国工业的最显著的特点是“地方发展的市场社会主义”。在改革时期，比重上升最快的是省、市、镇和村的各级地方政府行政控制的集体企业部门，这个部门代表着一种社会所有制形式。私有经济的增长率也许是最高的，但所占的比重仍然是很小的。地方政府在促进和支持地方工业的过程中，显示出相当强的企业经营技巧，表现出把握新机遇和利用不平衡的市场状况的能力。特别是乡镇集体企业的发展格外惹人注目，在农村工业中居支配地位。乡镇企业具有什么性质，是不是只是个人富裕的载体，因而在方式上相当于资本主义公司？对于这个问题，西方学者一直有争议。波尔斯的看法是，乡镇企业的表现是不同于资本主义企业的，并且提供了一个成功的社会所有制企业的生动实例。乡镇企业的所有权基本上是由乡镇领导行使的，尽管他们的作法不是民主的，但他们不同于私人企业主，他们必须考虑地方社区的利益。乡镇企业的利润是资助整个社区的福利计划的源泉。关于乡镇企业成功的意义，波尔斯指出：第一，地方政府显示的典型企业家身份，澄清了长期的关于市场、企业家身份和所有制之间的关系的争论。社会主义的批评家一直攻击社会主义国家没有私人财产提供的刺激，因而没有真正的企业家。中国的地方政府却为实践中的这种企业家身份提供了一个很有力的例子。在有市场机制的情况下，公共机构和社会所有的企业可以以灵活的方式作出反应；市场并不需要私有制也可以起作用。第二，地方政府在某些方面取代了市场，并进行干预以促进工业化，这一事实说明了国家在“后发展”中的持久重要作用。东亚其他“后发展国家”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第三，中国的地方政府的目标不单单是利润最大化，而且要对为所有人提供就业的压力作出反应，从而使资本主义制度下私人利润和公众代价之间的矛盾至少部分地得以解决。第四，乡镇企业在提高中国农村人口的生活水平和福利、缓解对土地的压力和提供就业等方面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波尔斯得出结论说，“我们把中国的工业经济称作一种分权的、发展的市场社会主义制度。它具有经典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的某些特点，因为它利用市场并保持着社会所有制。”
对于中国的农业，波尔斯也作了分析。他认为，改革前的以人民公社为组织形式的中国农业，最大的问题是劳动监督的成本很高，农民劳动积极性低。实行家庭责任制后，土地承包给家庭，妥善地解决了劳动监督问题。改革后中国的土地使用制度是一种双重所有制，突出特点是土地使用者的权利同集体的所有权分离。这种新的村集体组织形式既克服了过去公社制度的主要弊端，同时又保留了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特征的经济组织的基本优点。尽管中国人口在增长，存在着大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以及可耕地减少，但中国的农村地区却没有出现庞大的无地的阶级。平等使用土地的机会为农民的基本需要提供了一般的保护，并且提高了他们的劳动能力。此外，村集体为农村人口提供了公共服务。
波尔斯认为，中国未来面临的挑战不是在推进市场化的进程中进行私有化，而是为工业部门设计出一种制度框架，使它能容纳和管理多层次的政府的发展能力，并克服现在的分权体制的某种弱点；地方与地方之间争夺资源的大战，地方的任意投资，不断加剧的通货膨胀的压力，为吸引外资竞相增加优惠条件导致国家利益受损，严重的收入不平等现象，环境污染问题，这些都说明保持国家干预经济的能力、增强中央的权威并合理分配中央和地方的责任是必要的。在农业方面，家庭耕作方式不足以保持农业生产增长的劣势开始表现出来，但出路不是土地私有化，土地私有化解决不了农业问题，而完善家庭承包责任制并加强农村集体和合作制度才是大有希望的。理由是：第一，土地私有化会引起土地和人力资源的浪费。第二，土地私有化会破坏中国农业部门进入信贷市场的机会。第三，土地私有化会减弱农业投入的积极性。第四，大规模的土地私有化使得很难为农村人口充分提供诸如水利、技术推广、医疗卫生和初级教育之类的公共福利。而土地私有化引起的这些问题，却是可以由目前的双重所有制解决的，但要更积极地行使集体所有权。
波尔斯最后得出结论说，中国不单是国家引导的成功发展的一例，而且是社会主义国家引导的成功发展的一例。其根据是，把社会主义首先确定为一种建立在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基础上的经济制度。15年的经济改革举措仍然使工业产量的86%留在社会化的部门，最重要的结构变化只是社会化的部门内部构成的变化。下一轮改革的任务不是像中国国内外许多人主张的那样，走向经济的完全市场化并使经济的大部分私有化。最重要的任务是发展那种允许中央政府保持其发展能力的制度框架，纠正分权化的体制不可取的后果，同时允许地方政府有足够的支配权。在农业部门，持久的平等的增长要求更积极地行使集体所有权。就中国目前的情况看，不管是在工业部门还是在农业部门，都保持着独特的社会主义因素。但是，由于中国的经济和政治正在经历迅速的变化，中国今后的演进是否仍然保持社会主义因素，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我们的看法：用事实来说话
对于西方人士对中国改革开放的两种不同的评价，邓小平同志很早就注意到了。1985年8月，他在会见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时指出：“世界上对我国的经济改革有两种评论。有些评论家认为改革会使中国放弃社会主义，另一些评论家则认为中国不会放弃社会主义。后一种看法比较有眼光。”（《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4页，以下凡引此书只注页码）史密斯和波尔斯的争论，不过是这两种评价在90年代西方新马克思主义队伍中的表现，只是更多地带有了理论色彩而已。
怀疑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不是在搞资本主义、最终会不会放弃社会主义，这种议论外国有，中国也有，而且是从改革开放之初就有。对于这种议论究竟应当如何对待？邓小平同志指出：“现在有人担心中国会不会变成资本主义。这个担心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我们不能拿空话而是要拿事实来解除他们的这个忧虑，并且回答那些希望我们变成资本主义的人。我们的报刊、电视和所有宣传工作都要注意这个问题”（第111页）事实胜于雄辩，“拿事实来说话”是解决所有在抽象层次上争论不休的问题的有力武器。
社会主义在其发展的过程中总要和资本主义打交道，特别是开放以来大量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社会创造的文明成果，使得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更加复杂起来。在改革开放中，如何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如何在资本主义的东西更多地渗透进来的同时保持社会主义的方向不变，这的确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大问题。为此，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两个重要的原则：首先，要处理好主体与补充的关系。“中国的主体是社会主义”（第59页），坚持这一点丝毫不能动摇。所谓“主体”有两方面的涵义，其一是说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实行的大部分制度是社会主义的，其二是说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相应地，资本主义的东西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也有两方面的涵义，其一是说总体的资本主义制度只能在个别地区实行，个别的资本主义的东西只是在一定范围存在，其二是说资本主义经济成分与公有制经济成分相比是从属性的。其次，要处理好目的与方法的关系。“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第110页），为此就要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在发展生产力的过程中，“我们发挥社会主义固有的特点，也采用资本主义的一些方法（是当作方法来用的）”。（第149页）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是否正确处理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这两方面的关系，要有一个标准。“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第372页）
像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一样，史密斯是站在抽象人道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的立场上来看待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他并不把改革前的中国经济看作是社会主义的，而是视为一种官僚经济，甚至认为这种经济也是榨取剩余价值的。由此不难看出他对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所持的敌对态度。至于他提出的关于中国正在走向资本主义的证据，无非是大量吸引外资、私有经济成分增多、乡镇企业性质模糊、利用资本主义经营形式等等。不能否认，其中一些在性质上是属于资本主义的，但这是在坚持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前提下把资本主义的东西当作方法来自觉利用，并且能够将其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迄今为止，私有经济成分尽管在我国发展速度很快，但在全国范围所占的比例仍不过百分之一二。正如邓小平同志就吸引外资问题所指出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很大，吸收几百亿、上千亿外资，冲击不了这个基础。”（第65页）因此，像史密斯这样，以外资和私有经济的发展为由断定中国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是短视的、片面的。但史密斯指出的中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如雇用童工、强制超时劳动、外商向中国倾倒污染物和有毒垃圾、干部腐败等，的确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必须在加强法制建设的基础上予以清除。这些东西是和社会主义制度根本不相容的，任其泛滥，势必损害社会主义的形象。
波尔斯是国外市场社会主义观点的一个代表。他认为，市场机制能和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并且认为中国是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的一例。他分析中国的改革不论是在工业方面还是在农业方面都保持着社会主义的性质，特别指出私有化过去不是今后也不应是中国改革的方向，这在西方学者中间是不多见的，由此也显示出他的观点不同凡响。波尔斯对中国经济改革目前的主要问题的分析也是很准确的。他认为，中国在今后一个时期应着重解决的是两个问题，一是增强中央权威，理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克服在投资、资源分配上的混乱状况，二是发挥农村集体经济制度的优势，进一步完善双重经营体制。这种看法值得我们重视。但是，从波尔斯的行文中也可以看出，他对市场机制在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中的作用估计不足，甚至不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他没有意识到，尽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目前面临的一个最重要的任务。另外，尽管他对中国改革的社会主义性质作出了肯定的评价，但也担心中国改革今后能不能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不变。应当讲，这是一种善意的忧虑。在此我们不妨用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的一句话来回答：
“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变不了的。中国肯定要沿着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走到底。”（第320-3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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