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关于“代理人”的制度约束模式及其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代理人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启示论文,模式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与原苏联改革的历程相比较，中国以往18年的成功改革进程被经济学家们描绘为渐进式的改革。其特点在于稳定存量前提下的增量调整以及稳定政治制度前提下的经济体制改革。然而，1994～1995年的高通胀与近年来国有企业的困境表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仅靠“渐进”和“外围”作战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它不仅要求在经济上彻底解决公有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现形式问题，而且也要求从行政上真正解决马克思主义所严格规定的人民对干部的有效约束和激励问题。作者认为，不论是经济上的公有制实现形式，还是行政上的“对干部的有效约束”，都可归之于政治经济生活中的“委托——代理”关系及其约束模式问题。
一
马克思主义的委托——代理关系理论是以一定的所有制关系为基础的。按照经典作家的设想，未来的社会经济组织形式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自由人联合体”。但在进入联合体之前，还需经历一个告别旧制度的过渡时期，而过渡时期的典型形式则是国家所有制和工人与农民的合作制形式。在这些准社会所有制中，全体劳动者利益的保证与增长，则要通过他们委托的代表——那些大公无私的无产阶级先进分子而得到实现。当然，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这些代理人是由全体劳动者直接而不是间接，是自己而不是由别人代表自己选出来的，他们“因而总是处于切实的监督之下”的“公社的官吏”。这些代表只是生产关系的人格化，他们与资本家阶级的最大差别就是他们作为共同体的社会个人，本人并不或者不可能谋取私利，而关心的只是所有人的福利最大化和全面发展。这种社会个人的共同的关系，也是服从于他们自己的共同的控制的。[①]那时，“人终于成为自己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己本身的主人——自由的人。”[②]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创始人的上述宝贵思想，实际上包涵了这样几个隐含的前提：
1.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作为公有制生产关系的人格化代表——人民群众推举出来的干部，已经同私有制关系下的“经济人”有了本质的区别。所以，商品交换条件下普遍存在的个人利益最大化行为，将随着社会主义社会的管理者——真正选举的干部的产生而消失。
2.社会主义社会的管理是在生产的高度社会化基础上进行的，其基本形式是自由人联合体，或“准公有制性质的过渡形式”“国家所有制”，所有的劳动者直接参与，没有也不需要存在“中间环节”，当然，也不存在管理过程产生的“交易费用”问题。
3.社会主义社会也存在一些觉悟程度和能力上的差别，但这些因素在自由人联合体内或“准公有制”内部是可以消化的。因为，社会主义国家“彻底清除了国家等级制，以随时可以罢免的勤务员来代替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老爷们，以真正的负责制来代替虚伪的负责制，因为这些勤务员经常在公众监督之下进行工作的。”[③]换言之，公有制内部客观上存在着一种机制或者原则，即群众可以真正地、直接地监督和约束自己利益的代表——干部。
经典作家科学设想中的隐含命题，既体现了历史发展规律的客观趋势，又反映了人类自进入文明社会之后世世代代的普遍追求。所以，他们特别指出：“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是消灭不了的，在工人阶级得到解放以前，这些原则将一再表现出来。”[④]因而，它自然也就成为无产阶级为之奋斗的最高目标并在巴黎公社中得到了虽然短暂但却具有示范性意义的伟大实践。公社失败了，但公社确立的群众管理国家与经济，有效约束干部这一条，却写进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纲领之中。[⑤]
二 自人类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到二战后社会主义体系的建立，实践中的社会主义各国无一不在探索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生产关系及其实现问题。这种探讨包括对立的两个方面：一是如何看待资本主义在反对封建专制、建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普遍建立起来的“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的资产阶级民主管理模式（含政治上的“国家治理结构”与经济上的“公司治理结构”）；二是摸索社会主义国家中人民如何当家做主，有效约束自己的利益代理人——干部（含公有制企业的领导人）的监督管理模式。
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立法、行政和司法三种国家权力分解为由三个不同机关掌握、各自独立行使、相互制约而又彼此平衡的民主制度。其目的是以此限制封建专制君主手中的权力，保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行和发展。从历史上看，资产阶级的三权分立学说及其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实践中的实施，与原有的封建专制相比较，无疑有着重大的历史进步意义。这一方面表现在它适应了社会化商品经济日益发展的要求，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力的迅速增长；另一方面，它也在较大的程度上限制了封建专制制度对权力的垄断和封建腐败的蔓延。此外，更为重要的一点，就在于这种三权制衡的治理模式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生产关系的相对稳定。
资产阶级的三权分立学说及其经济政治架构虽然比较精致，但这种架构的基础却是建立在人类最不平等的私有制基础之上。这种基础的支撑作用，决定了这种民主只能是形式上的而不是实质上的，是有产阶级所享有的瓜分劳动者阶级剩余劳动过程中的民主及相互制约。他带给广大无产阶级的，则只是自由地出卖自己劳动力的权利。所以，它只是一种富人之间的游戏规则与表现形式，无产阶级无论如何都应坚决反对。当今一些西方国家或我国的自由化人士拼命鼓吹引进西方的三权分立架构模式，若不是被其精巧的外观所欺骗或者糊涂不懂，那便是一种别有用心的企图而已。
社会主义国家的任务，是要在推翻三座大山的压迫之后建立一个真正是人民当家做主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关系。这种公有制度既要否定一切以往的为私有制和统治阶级服务的经济基础，保证人民的经济民主，又要达到使整个社会相对稳定，人民同他们的“公仆”——干部相互制约与协调的机制。毛泽东在“左”的思想指导下，为实现这一任务设计了一种独特的“民主”程序——“双平行制约模型”。[⑥]这一模型的特征主要体现在：（1）它是建立在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国家所有制）为主体的基础之上的；（2）它充分体现了一个社会稳定发展所需要的平面支撑系统的要求（两条平行线确定一个平面）；（3）这一模型的运行机制，是以“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为基本手段和方式的；（4）这一模型具有动态性、连续性。毋庸讳言，毛泽东创设的这一公有制民主运行模式就其在实现群众有效约束基层干部方面是成功的。它确确实实保证了那一时代的基层干部的相对廉洁。这是不争的事实。有的同志把那时的干部廉洁的原因归为当时限制发展商品经济所致，而把现在的腐败现象归因为实行改革开放和发展商品经济结果。其实，这是只看到了事物表面及外因的作用，而舍弃了其中“双平行制约”这一最为关键的机制因素。当然，我国在计划经济统治时代实行的“双平行制约模式”虽然效果奇特却存在着一系列致命的弊端，如易导致无政府主义，侵犯公民的基本人权，易为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或出现自由化倾向，在制约管理者腐败的同时，也制约了人民的消费水平。所以在其最极端的标志——“文化大革命”之后，“四大”便必然地被从宪法之中取消了。
三
上述分析表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精髓之一——“群众有效约束干部”在社会的经济与政治实践中的落实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可以说，我们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生产关系至今尚未找到一个既能推动生产力迅速发展，又利于促进民主，而且还不会导致腐败和两极分化的良好机制。我们认为，要实现这一目标，从人类发展的历程和我党半个世纪以来的实践作为分析问题的前提或基础，有几点是必须明确的：
第一，腐败与所有制关系无关，不能把腐败同公有制相联系。现在流行的一些思潮把腐败同公有制联系在一起。认为要消除腐败，就必须实行私有化，才能消除腐败产生的经济基础。这显然是一种极为错误的思想。我们虽然不能否定公有制下存在着比较严重的腐败这一事实，但也不能由此得出公有制等于腐败这一错误的结论。因为腐败既是私有制下的必然现象，也可以在公有制下滋生繁衍。从历史上看，腐败的产生首先是因为生产力水平有一定发展但仍然低下，食物不足条件下产生的。那些个代表部落掌握着财富支配权的首领，在无监督的情况下，将公众的食物据为己有并逐步使之正常化，从而导致了最初的“腐败”，也是腐败产生的重要原因。此外，剥削制度中不受制约的权力结构，终于使最初的腐败发展成为一种历史的常态现象。
第二，管住干部，反对腐败，是巩固和发展公有制关系的客观要求和紧迫任务。实践证明，公有制的建立，只是为人类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了一个基础性条件。在生产力水平比较低，物质产品还不极大丰富，人们的行为尚存在“最大化”倾向的条件下，在公有制关系中设置一定的社会监督与制约力量就是必须的。在某种意义上，它比私有制下需要更多更广泛的制约力量。这种力量应赋予党内、党外及社会的所有成员以更广泛的监督权利。
第三，科学地解决现行的干部“提拔”（“选拔”）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阐述的群众“推举”干部之间的关系。“以随时可以罢免的勤务员来代替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老爷们”。[⑦]“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⑧]真正地使我们的政治、行政与经济干部从原先的对上级负责转变到对人民负责和对党负责的方向上来。从而切实体现出人民群众直接参与国家管理和当家做主的权利。
第四，因为腐败是一种超越国界，超越所有制关系的世界性现象，也是摆在全人类面前的一项共同任务，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解放思想，敢于和善于学习和借鉴世界各国尤其是能有效约束官员、反对腐败比较成功的国家和地区如韩国、新加坡、香港等反腐倡廉的经验，抓好中国的反腐败运动。
第五，反对腐败，有效约束干部，必须在党的领导下，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有组织、有秩序地进行，而决不能发生类似于“文化大革命”时期那样的无政府主义现象。
注释：
①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08页
② 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43页，第2卷，第335页
③ ⑦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590页，第677页
⑤参《列宁全集》第25卷，第408页，第456页，第27卷，第253页
⑥“双平行制约模型”，是对原有中国民主制约模式的概括。它符合几何学上两条平行线决定一个平面的定理。这两条线一条是自上而下的，由党的各级机构（包括纪检部门）一层层对下级履行民主化行为的约束；另一条线则是与第一条相对平行，但方向相反的，由广大人民群众由下而上不断进行的群众运动所进行的监督和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