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思危再思危，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危论文,三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典型的中国特色之一。“三农”问题解决了，中国的问题就解决了一大半。
由于各种各样的复杂原因，“三农”的一些基本问题长期存在而且未得到有效解决，且不断积累、纠结、变形，有可能发展成为重大的社会政治、经济问题。因为9亿农民事关国家安危和社会稳定；因为落后的农业生产方式、低下的劳动生产率、发展缓慢的农村社会、数以亿计剩余劳动力，都制约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建国以来，“三农”问题虽一直存在，并在不断积累和发展，但通过政府的努力和民众的配合，基本上能在封闭或相对封闭环境得到缓解。进入新千年特别是加入WTO以来，环境变化了、市场开放了，“三农”问题演化为重大的社会政治、经济问题的可能性随之提升。
今天，新一届政府能直面现实，把“三农”问题摆到桌面上来，已表明了解决这一问题的信心、决心和良苦用心。因此需要有一个健康向上的社会心态，用理性、坦诚的视觉居“危”思危。
严峻形势①：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能力危机。
农业劳动生产率低，粮价没有竞争力，是我国农业的软肋。随着时间的推移，粮食生产的隐忧将越来越严重。一是近年我国粮食单产产量增速在下降、耕地面积在减少。2002年增速约为1％，比1997年下降了8.5个百分点，而同期由于退耕还林、工业、建筑用地增加，耕地在以每年约1.32％的速度减少。二是我国目前粮食价格普遍高于国际价格。如近几年平均下来，我国玉米、小麦的国内市场价格分别约为1.4元/公斤、1.3元/公斤，是同期的国际市场价（玉米0.64元/公斤、小麦0.7元/公斤）的2倍左右。三是粮食出口没有优势。我国粮食出口在世界粮食出口总额中所占比例不到3％，仅排世界第7位。出口能力不到美国（占世界出口总量的34.3％）的1/10。四是内销难。目前我国粮食储备已达5000亿公斤，是年产量的一半多，严重胀库。五是农民种粮积极性严重受挫，耕地大量撂荒。
粮食生产能力危机，不是要不要有的问题，而是如何应对的问题。
严峻形势②：农民收入低，城乡贫富悬殊扩大。
2000年，我国农村年人均收入大约是2253元，这个收入水平，比国际贫困人口标准——年人均收入人民币3000元（每人每天1美元）还要低747元。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大致是2∶1，2002年，这个比值扩大到3∶1（有资料认为是5∶1）。
从反映生活质量的恩格尔系数上看，1978年城乡居民物质生活水平相接近，恩格尔系数也接近，城乡之间的差值不高于4.5个百分点。而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02年城乡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分别为37.7％和46.2％，差值扩大到了8.5个百分点，净增4个百分点。
严峻形势③：农村穷困人口规模依然巨大。
我国划分贫困人口的标准，是根据国情自定的。基本尺度是以1985年农村人均纯收入206元的标准计算，低于这个标准的，称为贫困人口。到1990年，这个标准相当于300元，到2000年则为625元。按照这个标准，目前我国的贫困人口还有3000万人。
但必须看到，这3000万贫困人口主要分布在中西部的老少边穷地区，人口的素质不高，当地生产生活条件恶劣，进一步的扶贫工作难度很大。
除了贫困人口之外，在已经脱贫的人口中，我国还有近2亿农村人口的年人均收入大致为850—950元，比贫困人口的收入高不了多少，他们属于农村“贫穷人口”，生产生活条件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善，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还不强，生产生活仍很困难。这样，我国穷困人口（贫困人口加贫穷人口）还有2.3亿人。
严峻形势④：农村剩余劳动力是座“活火山”。
中国农村目前约有7亿多劳动力，其中70％强为农业劳动力，大约5亿人。农业耕地约19.5亿亩，按照现在的生产力条件大致只需要1亿劳动力。乡镇企业和农村工商户约能容纳0.5亿劳动力。这样算来，我国农村还有3.5亿个剩余劳动力。
3.5亿的剩余劳动力大军是个什么概念？国内比，是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职工总数9000万人的3.88倍；与国际比较，分别相当于1.24个美国、2.4个俄罗斯、4.27个德国、5.37个英国、19.44个澳大利亚的人口数！
这3.5亿农村剩余劳动力中，有1.2亿是常年外出打工；余下的2.3亿，则滞留在土地上，一人的活三人干，紧巴巴将就过日子。
国外一些学者称：中国3.5亿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是21世纪的头号大事，是“活火山”。
严峻形势⑤：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滞后问题凸显。
中国农村尤其是中西部农村，在文化、教育、卫生、医疗、基础设施、公共福利和社会保障等方面，与城市形成强烈反差。
拿教育来讲：我国“普九”覆盖率为85％，剩下的15％在农村，失学儿童几乎全在农村，目前全国还有100个左右县未能普及小学教育；中国有文盲8507万人，90％也就是说7656万文盲在农村。
拿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来讲：1987年试点，1991年推行，但截至2000年底，基金积累总额仅195亿元，参保率仅为农村总人口的7.6％，其余92.4％只能自己保自己。医疗、医保方面，政府卫生费用开支是20％的城里人占80％；现行农村合作医疗制已普遍不能适应农村的需要，而新的制度尚在试点阶段，沿海及发达地区自己建立的医疗保险体系，参保率也只有5％左右。
必须解决的难题①：农民阶层作为既失利益阶层的历史地位问题。
换句话讲，农民阶层在政治、经济方面处于不利地位的历史到今天仍没有改变。这是妨碍“三农”问题解决的基本历史原因。
在政府主导型的、不完全的市场经济、处于体制转轨期的国家或地区，由于制度的安排必然会带有利益导向，各利益集团因此而划分为既失利益阶层和既得利益阶层。既得利益阶层是搭制度便车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总占据有利位势的阶层，既失利益阶层则表现为在分配过程中总处于不利位势的阶层。
改革开放前，计划经济体制下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使农民继续保持着既失利益阶层的历史角色。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转轨过程中，农民既失利益阶层的历史地位并没有随着不公平的剪刀差的瓦解而改变，而是在沉重的税费负担，特别是“三乱”（乱收费、乱罚款和乱摊派）肆虐下，进一步固化。
在“剪刀差时代”，农民的贡献是在剩余中提取的，农民的既失利益是相对于收益的，既失利益表现为“相对既失”——从收益中拿一部分。而以各级政府权力为背景的强行“三乱”，只要承包了土地，无论耕不耕种，有没有收益，收多收少，农业税、“三提五统”、乱收乱摊乱罚，使农民的既失利益客观上变成了针对土地承包关系的绝对租金，既失利益也因此表现为“绝对既失”——有无收益都要拿。
必须解决的难题②：中国农业自然资源条件的限制。
这是妨碍“三农”问题解决的基本客观原因。目前我国人均耕地面积、人均淡水和矿产资源分别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3、1/4和1/2。我国还被列为全球公认的14个水资源危机国家之一。全国有666个县（区）人均耕地面积低于联合国粮农组织确定的0.8亩的警戒线，其中有163个县（区）人均耕地面积不到0.5亩。人多地少水不足，是中国的重要国情。更为严重的是，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一方面是耕地面积正以每年平均约250万亩的速度减少（不包括退耕还林减少的部分），淡水资源在日益消耗，土地沙漠化，水土流失，农业资源在无情地减少；另一方面则是人口以每年1500多万人的速度增长。
必须解决的难题③：固若金汤的城乡二元结构。
中国社会，城市一个体系，农村一个体系；农村主搞农业，城市发展工商业；农民一套管理制度，非农居民一套管理制度；城市社会主动、农村社会被动；年境好了，城里人先享受，年境遭了，农村人先遭受；当城乡利益发生冲突时，农村利益服从城市利益，等等。这就是典型的中国社会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的大致写照。
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逻辑上直接导致如下结果：一是将农民封锁在有限的耕地上，随着人口增长，农村产生了大量的剩余农民。二是土地养不活剩余农民，其中的劳动力必须离开土地另谋生路，要么是离土不离乡，去乡镇企业务工；要么是进现有城市，离家弃农务工。由于乡镇企业容量有限，约一半的剩余劳动力选择了进城。三是由于长期被限制在农业，除了种田，农村剩余劳动力几乎没有工商业劳动技巧，加之城市有铁一般的户籍管理制度，农民进城做不成事业也安不了家。四是数以亿计的农民打工阶层出现，根在农村，身在城市，灵魂在游荡，成为没有公民权利的“公民”。
必须解决的难题④：沉重的税费侵蚀农民利益。
“头税（农业税）轻，二税（提留）重，三税（统筹、集资）四税（‘三乱’）无底洞”。这是当今中国农民负担状况的深刻写照。中国农民负担，分为合法负担、不合法负担两种。所谓合法负担，按原国务院减负办的解释，是指由省级（包括省级）以上政府部门发文收取的税费负担；不合法负担，指由省级（不包括省级）以下政府发文、或政府工作人员口头命令收取的各种费用，以及形式多样的各种乱收费、乱罚款和乱摊派。农民的合法负担，一般都有省级以上政府部门的政策法规为背景。农业税、农业特产税、三提五统、义务工、积累工、教育附加等税费都有明确的法律依据。但不少合法的税费项目是不合理的，没有充分顾及农民利益，有不少已经取消了，但需进一步深化，还有待农村税费改革来解决。
农民负担的费税项目有多少？从合法负担这一块来讲，据有关部门统计，全国各省区市平均下来有9大类98个收费项目。而不合法收费加上“三乱”这一块，有的省份是200多项，少的也有80至90项。平均起来，不会低于100项。总体上看，农民负担的费税项目，大致有200项。
农民负担费用是多少呢？农业部对2000年农民负担的统计表明，全国农民总负担为1779亿元，人均接近200元，约占当年农民人均纯收入（2253元）的8.9％。须指出的是，农业部的统计样本只能触及有正规文件，即合法负担（中央明文规定收税费的部分），加上不合法负担（省以下地方各级政府正式文件）有据可查的这一部分，并不包括地方政府和管理人员的“三乱”。
农业部统计不了的“三乱”这一块的数额是多大呢？据一些资料介绍，这一块的数量，不会少于正规文件收费的金额，即使只取其1/3，即2.9％，合法不合法两项加起来，农民总的税费负担数额就变成了农民当年人均收入的11.8％。按2000年国家统计数据农民人均年收入2253元计算，9亿农民当年的税费负担是2400亿。
必须解决的难题⑤：财政金融投入和支农力度“硬”不起来。
据统计，欧美国家财政预算中用于农业的开支，一般占总支出的20％～50％。美国农民的收入有30％～60％来自于政策补贴。2002年5月8日，美国参议院通过新的农业法案，法案规定在今后十年内，政府用于农业的拨款将达到1900亿美元，比现有农业法确定的拨款增加了近80％，法案还将用于土地保护的开支增加80％。在金融方面，以美国为例，其农业投资的40％来自于银行贷款，政府为90％的农业贷款提供银行担保。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从绝对量上看，财政支农资金在增长，如“九五”期间全国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农业综合开发支出和农林水利气象事业费是“八五”时期的1.92倍，但支农资金在财政总支出中的比例却不断下降，1980年是12％，1990年是10％，近年来大致维持在8％的水平。
而且，由于我国国家财政支持农业的投入，是采取转移支付方式进行的，财政预算支持农业的数额，是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两家出，中央占20％，地方占80％。有人戏称“中央请客，地方买单”。问题是地方特别是中西部落后地区往往买不了这个单。有关资料表明，1991～2000年，地方财政总支出由2295.81亿元增长到10366.65亿元，增长了3.52倍，而其中的农业支出由220.74亿元增长到689.47亿元，增长2.13倍。地方财政农业支出比重呈逐年下降趋势，1991年为9.6％，1995年为7.9％，到2000年下降为6.6％。这样一来，由于地方财政支持不够，国家财政农业投入有30％～50％的资金到不了位。
从金融角度看，近几年国家金融机构向农业领域发放的贷款额度，只占其贷款总额的5％。而农业投资构成中，贷款比例不到15％。农村信用社本来就少的资金量中约有一半流向非农产业，邮政储蓄每年也有1000亿元由农村流入城市。
必须解决的难题⑥：农业生产方式落后。
美、法、德等农业发达国家，他们不仅有人少地多的自然资源优势，还有最先进的农业生产方式。表现为：一是大农场化，规模化经营；二是公司化经营，市场化程度高，管理水平高；三是完全机械化耕作，有的甚至采取卫星定位搞精准农业；四是高科技生化农业发达；五是大量的政府补贴；六是无限的后续精深加工，等等。
我国的农业生产方式与100年前相比并没有显著的变化。其特征是：人多地少；以家庭为经营单位，分散小地块经营；管理水平低下，产品品种单一；市场化程度低；初级机械化，谈不上高科技手段；政府很少或没有补贴；运输、储存手段落后，损失率高；后续加工简单粗放。
在美国，一个农业劳动力可以养活98个本国人和34个外国人。而在我国，一个劳动力连自己在内大致养活7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