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化”时代中执政党政治表达的风险及策略应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执政党论文,媒介论文,策略论文,风险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3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307(2013)01—0036—05
通过互联网进行政治表达，并加强对网络舆论管理与引导，已为人们理解新媒体与政党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政党对政治表达的调整与拓展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与空间。网络舆论作为后现代社会中民众情绪的一种真实、广泛的表达与流露，对中国的政治讨论和决策的影响力正在持续性增加。以网络群体性事件为代表的“新媒体事件”与“群体极化现象”，对政党治理已产生了巨大冲击与影响；一些地域性事件借助于媒体的放大效应，很可能逐渐演变成更大规模与场域的公共危机事件。媒介的意义呈现功能已逐渐转向为权力赋予功能，新媒体开始打破了“媒介接近权”的原有格局，几乎成为公众最有效的话语表达工具。媒介化时代中的新闻、舆情与网络话语已经成为现代社会公众展示自己表达权的最重要方式与渠道，执政党的表达范式也随着新媒体的发展进行调整与创新。
一、媒介化时代中的舆情表达及样态分析
信息网络的发展，促使人类文明迈向以数字化、网络化为表征的媒介化发展新阶段。与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相比较，在新技术支持下出现的媒体形态，例如，博客、网络杂志与报纸、移动多媒体、数字电视、楼宇视屏、网上即时通讯群组、对话链和虚拟社区等新媒体构成了媒介化发展的主要内容与特征。随着信息网络的深入发展，媒介化享有的后现代性的内涵与特征获得了不断拓展与丰富的时空。媒介化时代与现代性社会和科技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与传统媒体相比，媒介化时代的网络舆情表达具有以下几个基本特征：一是意见主体的隐匿、自由与差异。通过网络平台发表意见一般来讲门槛较低，甚至不需要提供真实的个人信息，人人可表达只要你愿意；二是新媒体的传播渠道多元、共生、相互交错。例如，论坛、贴吧、播客、网络杂志、手机报与手机电视等都可以进行交叉互相传播，其影响日渐深远；三是网络信息内容的海量、散乱、复杂、真假难辨。由于网络的自由性、开放性和网民的个性化，在网络舆论中，理智与非理智、真理与谎言、理性与感性、建设性与破坏性重叠共存，真伪难于辨别；四是网络表达的快捷、方便、开放与平等。大众随时通过网络直接展示他们的快乐与愤怒等情绪以及表达对现实问题的看法与主张。信息网络突破了单向传播、时空阻隔以及互动不足的局限与羁绊，通过互联网的表达更加直白与开放，激发了人们对于网络舆情表达的热情与希望。
媒介化时代中，人们渴望通过新媒体进行表达政治参与、政治诉求以谋求利益。时至今日，各种政治主张如果不通过媒体进行传递与表达，已很难真正到达民众那里了。
媒介化时代，信息增殖和信息复制剧增，改变了大众的政治表达方式和渠道，民意可以通过各种形式充分表达，政治中的民主诉求的范围越来越广，政治流通中的流量得以提升，政治沟通得以拓展。在现代文明社会中，尤其是后现代社会中，个人能够在空前开放多元的虚拟社会中自由面对整个世界进行呐喊，这必然导致政党的政治表达要面临革命性变革与调整。互联网不仅为现实生活中的各个政治共同体提供了接触不同意见、表达不同观点提供辩论活动的平台与渠道，而且直接为虚拟政治共同体的表达、沟通提供了可能与机会。当今社会，各种政治主张如果不通过新媒体进行传递与聚合，就很难形成有效共识的表达。美国著名学者凯斯·桑斯坦在《网络共和国：网络社会中的民主问题》一书中提出：民主社会必须有表达观点、思想或意见的公共论坛[1]49。新媒体时代中论坛可以是实体的，也可以是虚拟的。网络的兴起使公共论坛的结构与功能得以丰富与提升，人们的政治表达方式、层次与渠道更加多样，也更加具有时效性、针对性。网络时代中，人们可以选择更多的机会通过多种网络传播形式，对现实生活中出现的一些热点、焦点事件表达带有倾向性的观点和看法，进行意见的交锋和碰撞、认同与融合，获得大体一致的意见，并对热点、焦点事件产生一定导向性影响，随之形成网络舆情，这种网络舆情本质上就是一种政治表达。
在网络舆情中，由于政治信息传播系统中的各级把关人的作用逐渐“弱化”，网民甚至可以通过互联网直接将自己的问题与观点传达给相关机构与组织，而不用经过中间的各级官员的层层过滤；同时，上级党组织和党魁也可能不必通过下级的汇报或代理就能够直接得到民间原生态的信息与气息，这样基层民意与高层决策人物之间就可能达到互达、互动、互通。首先，网民可以充分利用媒体作为社会的“镜子”和论坛的功能，发现社会问题并使之公开化，并在论坛中使各方利益群体的意见得到均衡展现，并迅速传递扩展；再者，高层决策人物能够尽可能频繁、光彩地进入新媒体中，与公众对话、表达主张等，了解民情民意迅速把社会问题、社会情绪及时、迅速地纳入政治体系之中进行消化与整合；最后，通过互动的政治表达促使不同的观点得到碰撞与交融，并最终形成统一意见，推进社会的凝聚与整合。网络场域是各种意见的集散地，不同的政治观点、政治立场都可以相互进行传递、碰撞，使人们可以在相互比较中进行权衡、争论、取舍，这就是网络舆情中政治表达的意义所在。
媒介化时代中的政治表达，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中国的自上而下的“压力型科层体制”的阻隔，并逐渐重新构建科层间的权力关系，使得其“民主化”本意得以凸显。人们通过网络舆情的平台，各信息主体既是传播者，又是受传者，他们之间呈现出一种横向的合作关系，是去等级化、去中心化的网状的结构，各主体是自愿、平等地参与讨论与对话，并趋向于共识。这种横向合作，一方面极大地调动了各参与主体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另一方面也成为网络平台得以有效运行的内在动力机制。对此，美国学者罗伯特·普特南总结道：“横向的公民参与网络有助于参与者解决集体行动的困境，那么一个组织的建构越具有横向性，它就越能够在更广泛的共同体内促进制度的成功。”[2]206通过横向网络可以把公民个体分散的力量聚积起来，把无数弱小的个人呼声转换为强大的集体呼声，形成集体行动，并且不断得到增强，既改变了参与的方式，又增加了参与的深度。社会所有阶层、团体、组织和个人均可参与网络舆论传播与表达，各个阶级、阶层细分的人群和自己的代言人能很容易地在网络空间相遇，达成共识，迅速凝结成目标一致的行动力量。例如，在著名的PX事件中，厦门市民百万人传发一条短信，5000多人参与游行，在公众利益与地方政府GDP利益博弈中，充分展示政治表达与政治参与的意愿。正如《南方周末》相关评论认为：“在这场运动中，新技术为民意的组织贡献了力量。网络和手机短信将信息广为传布，将素不相识的市民凝聚到一起，民意的力量由此不可阻挡。”[3]当今，随着社会后现代特质的凸显，个体鲜明、主体多元，“多种声音，一个世界”的政治秩序也逐渐形成，而大众传媒以其无边界的传播优势，为社会公众提供了最迅速、最广泛的政治表达渠道，这不仅可以反映民众呼声，还可以借助媒体空间创造出健康的舆论氛围，为更合理的政治决策提供必要条件。
二、媒介化时代中国执政党政治表达面临的风险性分析
对待传媒的调控，政党一方面可以通过权威、权力意志和政党利益，对大众传媒进行控制，实行严格的特许制和新闻审查制度；可以通过规划、技术部门和媒介管理部门的“软手段”，对大众传媒进行适度的制约和调控；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提供技术支持、基础设施改善、远程传输光缆提供、卫星技术支持，以及对传媒内容进行监督和审查，控制消息发布源等等；同时还可以利用相关法律进行约束，即通过相关部门制订或认可用以协调大众传媒与社会各系统关系的法律，并借助国家强制力与媒介自律相结合为保证，实施用立法手段管理和约束作为社会独立力量的新闻媒体。但传媒反过来对政党也会产生对应影响，尤其在媒介化时代中随着新媒体的开放性、自主性和超越时空性促进了新意见阶层的崛起、民意表达路径的转型，以及民意表达的多元、差异、互动以及群体偏好等一下子汇聚成网络表达必定占据着中国政党传统政治表达的资源与空间，甚至改变其政治表达的结构与功能，给中国政党的政治表达带来一定的风险与机遇：
1.民意表达路径的转向。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以便利、快捷、匿名的方式吸引了数量庞大的民众直接上网表达各自的意愿，以较为真实的直接的利益表达挑战着传统的“拟态环境”。虽然网络直接表达并不能代表所有的民众，但至少减少了传统的利益表达所要经过的层层组织过滤、筛选，并且由于其匿名的方式，使得人们可以心安理得地进行表达与宣泄。虽然这种表达也未必能够涵盖众多特殊但合理的利益诉求，但至少使人们看到了表达的多样性、差异性和直接性。新媒体下的民意表达，既可以弱化政党的表达功能，也能够为政党的整合功能提供更广泛的基础。对于政党来说，网络表达也可以为政党真实了解基层民众政治生态以及有效传播政治主张提供便捷与时效；当然，人们不一定经过特定组织就可以表达利益诉求，这对党组织特别是基层党组织来说，就难免使其组织功能与社会基础受到削弱；尤其是网络时代的“新意见阶层”的政治表达在政治、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冲击现有的政治结构与组织体系；如果采取有效方式、方法把新意见阶层的政治表达纳入政党的政治表达制度之中，给予他们适当空间与机会，无疑会增强政党的政治认同与合法性基础。
2.民意表达的知情权与互动性增强。互联网出现后，政治沟通日趋平面化和无边界性，充满个性化、开放性和透明性等特征。那种侧重与等级、神秘和威严结盟的传统政治，在具有后现代性特质的网络时代，不得不表现为平民化、世俗化和庸俗化；传统政党政治以权威为核心，主要依靠科层制和各种政治秩序对社会进行控制，以确保社会对其的服从；而新媒体的发展使传统媒体时代存在着的“能捂就捂”的信息控制逻辑遭到解构，这也迫使政党不得不以更加透明和公开的方式进行政治治理。因为新媒体更灵活、更便捷，即使传统媒体无法及时报道或公开的信息，新媒体都有机会迅速予以公开，而且表现出越来越开放与透明等特征，更加民主和贴近现实，趋向于关注生活的具体议题与事件。在新媒体时代，人们的交往突破各种政治等级与权力壁垒，交往的方式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人们之间原来狭隘的地域性、时间性和个体性交往被普遍的群体性的全社会之间交往所代替；网络使得一些在现实生活中无法表达的政治观点和建议有了表达的载体和响应的民众，各种主张很可能汇聚网络产生蝴蝶效应，对政党执政能力带来了一定的考验。
中国政治生活的传统政治表达主要借助于党政机关、各组织部门为主渠道，自上而下、单向度表达。这种政治表达是按照一致的步调运行，传递信息具有单向性与秩序性。当然，这与政治生活中民主不足，缺少制度化意见表达渠道具有一定关联。新媒体传播表现出的双向互动、广泛参与等特点，决定了新媒体传播主体既是所有可以在网络进行交谈的人，同时所有人又都是受众；人人都是主动沟通的主体，又都是被沟通对象。普通党员、群众都可以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发表自己的意见和评论，主动议政而不必顾及上级是否认为有必要性。民众表达渠道前所未有地拓宽了。新媒体的发展进一步促进了现实生活中双向度、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同时并存的沟通方式，无论现实生活中人们的真实身份为何，在网络上都是平等的对话主体，这既为实现中国政党倡导的社会对话民主协商机制提供了很好的契机，也为推进党内民主政治发展提供了促动力。
3.民意表达的多元性与差异性明显。新媒体时代民众的政治表达具有鲜明的多元性和差异性。任何人都可以凭借博客、论坛、网络杂志和手机短信等多种形式表达不同观点与意见，真正实现了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对任何人”的信息表达与传递。人们可以自主提供内容、发表评论，与其他人进行实时交流，对社会舆论的形成产生影响，从而突破了传统主流媒体的话语权壁垒，也就是具有人们所说的“大众传媒”的特点。可以说，信息网络化时代任何人，不需要群体、阶层、职业等划定，都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并影响他人。以往对平面媒体乃至电视广播所用的传统方式，如审查其发表的内容并用行政的组织手段引导、控制传播主体，从而影响受众，以达到引导舆论的效果，这些做法在过去可以理解并具备一定可行性与可接受性，但在网络传播时代，这种“组织手段”难以对所有人奏效。新媒体已经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社会舆论的放大器，既对党领导思想建设、控制舆论的传统方式提出直接挑战，也为党的活动方式提供了新的契机。时代的变化，要求政党和政府顺应时代潮流，以符合社会主流需求的价值观、理念，以民众欢迎的方式去引导社会舆论。
4.民意表达存在一定的群体偏好。与传统媒体相比，新媒体具有虚拟性和匿名性的特点，公众较易接近和使用，它为公众表达利益和宣泄情绪提供了最佳的渠道，公众往往会利用新媒体大胆地表达一些通过其他渠道无法表达的诉求；由于正常的、制度化的表达渠道经常受阻，所以通过新媒体的政治表达时常表现出非理性、情绪化，甚至偏激与极端等特点；公众的各种情绪、态度、要求和意见基本是以原生态形式展现。近年来从“彭水诗案”、“五河短信案”、“志丹短信案”到“高唐网案”等系列事件来看，这种表达在为普通民众、特别是底层民众的利益表达过程中发挥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同时也使普通公众饱尝苦果即个人表达权、隐私权、名誉权等也会遭受一定的侵害。网络表达在政治上也具有危险性与风险性。正如尼古拉斯·尼葛罗庞帝所说的那样：“每一种技术或科学的馈赠都有其黑暗面。”[4]26不实资讯会到处散播，网络舆论时而情绪化或者走向偏激，网络舆论观点分散、立场多样，国内外政治团体利用网络从事颠覆活动等，党和政府的舆论引导更加困难。这些都需要加以管理与引导，但是如果以此压制网络舆论，不啻于因噎废食，不如通过更加开放舆论环境将极端化的观点边缘化。政党对于网络舆论的管理的底线不在于全盘控制，而在于执政安全。
互联网时代，无论是民意表达的路径发生怎样的转向，存在怎样的群体偏好，表现出怎样的多元、差异，这些现实的存在对于中国政党政治表达来说，带来的不仅仅是风险与挑战。更多的是机遇和契机。因为，互联网是一个减压阀，通过政治表达，人们可以把不满和怨气发泄出去，使情绪得以舒缓，某个话题的讨论就逐渐减弱，社会结构就不太会受到冲击。当前，中国执政党与各级政府为社会提供的正式的制度化的表达渠道，并能满足民众日益增强的政治表达寻求，那么减压阀的说法对维护社会秩序推动社会发展就更具有现实意义。释放社会压力、政党和民众间的距离在网上缩短了，虽然可能又是意味着新的摩擦与冲突，但更需要的是在摩擦与冲突取得共识与理解。我们没有理由把政党置于网络的对立面；实际上，中国执政党一直鼓励、支持与引导合乎规则的条件下的网络表达。
三、媒介化时代政党政治表达策略应对
进入大众传播时代，当代传播媒介经历了从文字到图像，从纸质到电子，从平面到平面，从单向保送到双向乃至双向互动的，由经典现代性到后现代性特质的转变，这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互联网正在改变当代中国的社会结构，改变着民众向国家进行利益表达行为的方式和力度。”[5]178可以说，当今人们是生活在媒体信息建构的世界之中，通过媒介表达越来越重要。对于政党来说如何放大自己的优势，规避自己的劣势，不再仅仅是未来思考的重要问题而是当下急需要解决的命题，中国执政党一方面要加强通过各级组织、权力意志和意识形态宣传等传统方式进行政治表达；另一方面要随着时代的发展，积极拓展与增强更符合时代要求、更具有特色的政治表达：
1.突出政党的视觉表达。数字化媒体时代中，视觉传播形式已经成为当今视觉文化发展的一种普遍意识和时代潮流。受众者视觉美感与视角体验越来越受到学界的关注。因为，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的视觉积累越来越多地依赖于电影、摄影、电视、网络等为代表的非传统媒介，而这几种媒介正构成了大众传媒中最具魔力的部分，也成为当代视觉文化中影响最为深远最为普泛的显像机制；人们通过视觉性来表达认同、接受和实践逐渐成为崇尚。在视觉表达的境遇下“全球的各种媒体每时每刻都在着意捕捉各种可能引起公众关注的人物、事件、情节。各式各样的公共权威们，很自然地被置于密集的媒体视野的交叉注视之中。他们的行为、言语、习性、举动乃至业余生活、个人嗜好等，都可以进入传播渠道，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新闻。”[6]72-73尤其是党魁、领袖等群体，已经被置于“可视”的系统之中，民众通过“可视”来感受与体验他们的能力、理念与思想。在“读图时代”，政党的视觉表达也越来越重要，政党的开放性、互动性，透明性的特征愈加明显。政党应积极充分利用现代媒体政治来增强视角表达，通过生动、鲜明的视角形象改变传统威权、严肃的政党形象，增进公众认同政党的信心，提升政党的美誉度。
2.提升政党的形象表达。新媒体在政策的宣传、群众的发动、社会的整合、各种关系的协调、各种议题的讨论等方面，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新媒体很可能成为“形象政治”的最佳传递者和塑造者。人类社会将逐渐步入了一个“形象主导”的时代。政党要深刻懂得媒体与政治的辩证关系，把与媒体打交道作为一种政治艺术对待。政党不能仅仅限于通过党纲、党章进行政治表达，更要懂得如何与媒体打交道，即必须以良好的媒体形象来丰富政治表达。数字几乎消除了政党与民众的时空阻隔，政党的形象在诸多领域与其他政治共同体的形象叠加在一起，这给予了民众更多评头论足的机会。政党一方面要加强政党的执政价值取向，通常政党是把执政作为从事政治活动的最高境界，因为世界上绝大多数政党都为了谋求和维持执政地位，使本政党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作为主要的价值追求；同时，要加强政党的执政理念，政党的执政理念就是政党形象所蕴涵的思想中被公众知觉的部分，体现时代特征、反映时代要求是政党执政理念现代化的内在实质。政党的执政理念隐含在政党的各种具体的政治活动之中，并通过政治活动外化出来，形成公众感知的形象元素之一；再次，要提升政党的党魁与各级干部能力。因为执政党形象主要由政党的党魁和各级干部个体形象展现出的。推动着政党形象的生成、发展和完善，以求更好地适应当今网络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因为“在一个多元社会，形象作为一种特定符号，负载着一定容量的信息，通常社会依据这种信息来识别公共人物。因此，形象通常会被高度重视和保护。”[6]83中国执政党应该在新的政治环境中充分考虑，并最大化地利用媒体做好形象建构，全方位地推销、展示、塑造和表达自己，并升华为社会公众的偶像，产生辐射效应。这是一个紧迫的现代性课题。
3.丰富政党的话语叙事表达。在话语表达的制度方面，中国执政党已经初步建立起了包括政党利益表达制度、人民代表制度、政治协商制度、信访制度和行政领导接待制度等在内的人民利益表达制度体系；社会各阶层成员可以通过自主选择多元的方式进行政治表达。但是人民代表制度的操作与代表人民的理想之间存在距离，政治协商制度存在局限，信访制度链条的断裂，行政领导接待制度的形式化倾向。而且政党为了稳定与秩序的缘故，时刻要通过对政策上的调控，对不利于其统治的信息进行控制，以达到一种信息上的平衡。这就很可能造成一部分人无法正常行使话语权，但正如美国学者凯斯·桑斯坦所认为的，言论自由的原则不是绝对的，而政府为了确保传播市场的功能——服务民主自治和其他重要的社会价值——所采取的必要行动，也不能以言论自由来加以妨碍。为了保障大多数公众的基本利益，控制政治表达过度差异与多元所带来的负面效应，政党对社会各个阶层话语权进行调整，是完全必要的，但必须是适度的、临时性的。政党要获得充分的政治认同与支持，必须最大限度地实现公众话语权，给予公众充分的信任，相信他们的理性能力，相信他们能够主动传播正面信息，抵制负面信息，并对负面信息做出积极的反抗；同时，大力支持开放网络空间，积极为民众搭建进行政治表达的平台，并对民众的声音做出及时有效的回应，善于把民众的表达与议程设置结合起来，学会策划、整合与引导。互联网时代，随时随地的互动和自由的表达是网络最大的优势与特色，这就更需要中国政党建立健全符合新媒体时代，并能够引领其发展要求的政治表达机制。美国政治学者卡尔·科恩指出：“如果一个社会不仅准许普遍参与并且鼓励持续、有力、有效并了解情况的参与，而且事实上实现了这种参与并把决定权留给参与者，这种社会的民主就是既有广度又有深度的民主。”[8]22因此，现实的发展需要我党不但要健全政治表达的回应机制，躬身倾听民意，保证真实的政治信息传递与反馈科学有效，还要进一步丰富话语表达的渠道与形式，与各种社会组织、团体、阶层联合，采取多方面、多渠道准确把握民众的价值诉求，积极反馈民众提出的要求，以提升执政能力，确保党治政治行动国家更加符合现代社会和民主政治发展的要求。
四、结语
互联网的发展，使社会几乎同步、同时步入众声喧哗的时代，过去唯我独尊的权力话语叙事几乎成了明日黄花；民间话语逐渐在主流话语空间中获得一席之地，势必在未来的话语权力博弈中日益强大。个人的权利、尊严和价值，从此跃迁至一个崭新的高度，自我价值实现的途径得到空前的扩展。这也在中国互联网十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得到了印证与说明。网络的便捷，极大地改变了语言的生成和运用方式，造就了全新的语言修辞和话语表达。例如，斑竹、马甲、顶、沙发、楼主、大侠等网络语言开始流行；谐音、变形、隐喻、借代、模拟、拆解、重组等新词新字潮涌；美眉、草泥马、河蟹、雷人、有司、萱萱和火星文等例子俯拾即是。这些新的话语助于社会身份、社会关系、社会认同以及知识和信仰体系的建构，逐渐改变着社会，同时，这些新话语在实际表达过程中，又可以成为一种政治实践。从传统媒体的政治表达到媒介化时代的政治表达，其根本区别在于不但是表达的程序和传播机制，而且表达的路径与渠道都得以改变，更重要的是传统媒体时代政党对政治表达的控制权与管理权也逐渐松动，在媒介化时代如何做到既能强化公民网络政治表达的权利意识，提高政党与民众之间的沟通效率，又能巩固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在放大自己的优势同时，又能规避自己的劣势，将是中国执政党需要考量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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