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大众，建构大众——论视听（影视）“语言”文化时期的文化精神与交流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众论文,文化论文,特征论文,时期论文,走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时间上看，视听（影视）“语言”文化时期的上限以19世纪90年代中期电影的诞生为标志，其下限日期迄今还很难预料，很可能是一个极其漫长的时期。之所以划分出一个影视“语言”文化时期，目的在于为了更醒目地区别于此前人类文化交流的几个时期，并不意味着取代其它文化媒介和信息交流方式的存在与繁衍。尽管视听（影视）媒介语言、影视文化交流方式的确在越来越大的范围上发挥着作用，正产生出愈来愈深刻的影响，但口头文化交流，文字及印刷媒介的作用，同样不可缺少。就此而言，视听（影视）文化时期实际上表明着人类的文化传播与交流已进入了一个综合化和立体化的全面发展时期。
从传播手段上看，视听（影视）“语言”文化时期，由于重新恢复和启用了感性的直观物象性语言（包括无线电广播——Radio， 其人声与环境音响、与音乐的完美配置和丰富组合，使广播媒介具有十分贴近现实的感性魅力。广播电台近些年来，普遍开办的听众热线电话节目、听众点歌节目等也十分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特征），因而媒介载体能够同时开启和作用于人的视听感观而形成一种现实感（第二现实），这就使人类收集、纪录、积淀、表达、传递、接受信息的方式和功能发生了极大的变革，使人们的思维方式乃至生活方式朝向更为全面、更为密切和更加快速、更加多样化的方向发展。因此，德弗勒谈到：我们为大众媒介所下的定义似乎是专为广播和电视制定的。“广播电视业运用像通讯卫星那样复杂的技术，根据详细的计划一天24小时播送讯息。每天收听和收看广播电视的听众和观众数以万计，不管他们的背景、文化水平和兴趣爱好如何。”（注：〔美〕M.L.德弗勒、E.E.丹尼斯《大众传播通论》， 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63页。）就此而言，麦克卢汉提出的：媒介就是信息，媒介传播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用什么媒介进行传播”的思想是有合理性的。的确，同样的信息，由于传播方式的不同、传播时效上的差异，会给人带来不同的心理感受和造成不同的传播效果。
从视听（影视）“语言”文化时期的发展过程来看，截止目前可大体上把它分为两个基本阶段。
第一阶段，从电影、广播、电视诞生之初，到20世纪80年代初，可称之为过渡阶段。在这一阶段中，视听（影视）媒介“语言”主要起着传播形象化信息，打破传统的线性文化传播和交流方式的作用。很明显，当新闻纪录电影出现之后，新闻的传播就不再局限于报刊杂志，而成为直观动态的物象性呈现；当电视媒介可以直接将现实生活中的实际场景同步传送给亿万观众时，无疑将深刻影响到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甚至整个人类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审美、娱乐等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不仅意味着呈现形态上的变化和大众接受层面上的扩展，更重要的是，它改变着人们建构文化、积累文化、传播文化的思维方式和文化观念。例如，中国最早的第一部电影是1905年由丰泰照相馆拍摄的纪录著名京剧艺术家谭鑫培舞台表演艺术的短片《定军山》，它现在已经成为研究我国早期京剧艺术的珍贵资料。倘若没有电影，这种文化纪录和积累是难以想象的。在美国，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总统竞选更是离不开电视广播的大力宣传作用。美国舆论普遍认为，1960年肯尼迪（John F.Knnedy）之所以能够战胜尼克松（Richard Nixen）获得总统竞选的成功，与其在电视辩论中的出色表现密切相关。因而，歇尔丽·芭姬（Shirly Biagi）说：“恰如罗斯福（Franklin D.Roosevelt）曾经是第一位理解和运用广播（此处的广播仅指Radio）的总统一样，肯尼迪成为第一位理解和利用电视的总统。虽然，肯尼迪的前任也曾出现在电视上，然而，肯尼迪本能地知道如何‘使用’电视。”（注：〔美〕歇尔丽·芭姬（Shirley Biagi）《媒介与影响——大众传播导论》，1992年英文版，第175页。）从人类文化与传播交流方式的角度讲， 在视听文化产生和发展的第一阶段，一方面，它旨在扩大和调整人类文化既成结构的基本框架，力求打破长期以来文化构成的单调性思维模式和“讲述”方法。实际上，20世纪以来，视听（影视）媒介无所不在的巨大渗透力和影响力，极大地调动了最广大的民众参与文化交流的积极性和感受能力，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另一方面，它在传播的基本功能和策略上与在先的大众传播媒介方式（报纸、杂志等）又有某种程度的一致性，即都立足于一种单向性的、广播式的传递方式上。尽管影视媒介在传播形态上已极大地加强了立体感和多维性，但并没有完全打破传播的灌输性和强制性。以至于在极大地调动起广大民众的文化参与性的同时，又有把人们的趣味和需求标准化和平面化之嫌。因此，视听（影视）媒介的感性特征，也常常招致人们的批评和指责，认为影视媒介会使人类文化变得支离破碎而趋于肤浅。比如，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马尔库塞曾从批判西方高度工业化社会的技术理性的立场出发，认为：“生产手段及其生产出来的产品和服务”，卖出“或强化了这个作为整体的社会系统。大众交通与传播工具、吃穿住日用品，具有非凡魅力的娱乐与信息工业输出，这些也同时带来了人为规定的态度、习俗以及以多少舒适的方式使消费者与生产者结合并通过后者与整个社会结合起来的某些理智与激情反应。这些产品灌输、控制并促进一种虚假意识，这种意识不因自己虚假而受影响。而且，随着这些有益产品对更多社会阶层的个人变为可得之物，它们所携带的训诫就不再是宣传而是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它是一种美好的生活方式——比从前的美好得多，而且，作为一种美好的生活方式，它抗拒质变。一种单面思想与单面行为模式就这样诞生了”。（注：〔德〕赫伯特·马尔库塞《单面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左晓斯等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0页。）但我们认为， 视听（影视）“语言” 文化时期中出现的种种弊端，从根子上讲，并非媒介之过，而是操作主体（人类主体）的选择与误导，主要应从人类的社会制度、不同国家的政治与经济现状、不同民族与文化的文化传统与文化体制上来寻找原因。
第二阶段，大体上从80年代为起始点，目前正在逐步向人类既成文化的广度和深度上发展，正在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这一阶段，影视“语言”的发展以电子计算机与电视的结合为显在标志，以多媒体的建构为发展契机，以高科技的数字化技术为动力，以网络信息的高速传递与交换为目标，逐步向开拓出一个崭新的人类文化时代的方向迈进。这种以高科技手段的日益革新与渗透为基础的信息传播与交流的变革，被人们称之为信息传播与交流史上继文字（书写）发明和印刷发明的第三次革命。著名未来学家托夫勒将这一时代称之为人类文化发展的“第三次浪潮”，即一个崭新的不同于工业化社会的“信息社会”的到来。托夫勒谈到：千差万别的第三浪潮社会（信息社会）比起第二浪潮社会来，需要更高水平的信息交流，“我们的社会正在超越大规模生产、大规模分配和大规模通讯的阶段：劳动的分工变得越来越精细；组织机构越来越多样；社会单元在朝着更小、更多和更分散的方向发展（有时是一些庞大组织机构内部的各种小单位）；我们的法律更加复杂了，而我们的产品、价值和态度也千差万别了。如果所有这一切都已经出现，那末，仅仅使整个制度保持平衡，就需要比以往多得多的信息”。（注：〔美〕阿尔温.托夫勒《预测与前提》，栗旺等译，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110—111页。）因此，电子传播媒介的诞生和发展，实际上对人类社会文化的基本结构和理想目标产生出深刻的革命性影响，它使整个人类的文化精神朝向一体化、全球性的方向发展。麦克卢汉曾谈到，电视的出现，使全人类重新走向“部落化”，世界变成了一个“地球村”。这的确是富于整体眼光的文化预见。但同时应看到的是，人类文化走向世界一体化、全球性并不意味着文化的一统和同质化，而是建立在多元不同民族文化基础上的相互依存与相互影响。因此，未来的全球性文化会促使人类文化朝着更加多样化和更加珍视民族文化特色的方向发展，而不是泯灭民族特色和文化个性的所谓“一体化”。后一点是当前我们谈论全球性文化发展趋势时应予以充分考虑并给以足够重视的方面。与电子计算机结合后的影视文化已经和正在对人类既成文化的各个方面产生影响：它改变了人们的审美娱乐方式，这在影视“语言”文化时期的第一阶段就已经奠定了基础，故事片和电视剧的感染力和吸引力，使其很快成为拥有最广大观众层面的大众媒体，成为最受欢迎的艺术方式。它扩大了人们了解国家乃至世界新闻的途径，提高了人们参与国家政治的热情，以至于通过电视了解时事，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种对国家乃至世界发生的事件的几乎达致同步了解的信息播布和接受状况，是此前任何一个文化时期和阶段所无法想象的。它改变了人类的教育体制和方式方法，视听教学、电视广播大学的应运而生，大批没有机会和条件上大学的初、高中生可以通过读“电大”来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准和知识结构；在职的成年人也可以通过进入开放性的电视大学来进一步提高自己的学历层次或知识技能。这一全民教育方式改变的更重大的意义在于，它进一步使知识走向全民化，使教育更加民主化、普及化。而视听教学、远距离卫星教学给课堂教学乃至教学方式所带来的深刻变革也是令人瞩目的，其覆盖宽广、经济实用，并能充分调动和发挥高水平的教学力量的特殊作用。这一点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来讲，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它改变了人们收藏和储存信息的途径与方式，电子图书馆、电子出版物显示出更方便、更快捷、更优越的文化传播与交流的功能。例如，一个“只读光盘”（CD—ROM， 俗称CD光盘或激光视盘）的盘片，只有手掌般大小，薄如塑料薄膜唱片，然而却能够装下6亿多个西文字母或4亿多个汉字。洋洋20卷的巨著《牛津英语辞典》有60多万个词条，2万多幅插图，总字数达6,000万字，总重量超过62斤，然而，收入一张光盘中， 只不过占用了其十分之一的容量。（注：参看叶平、 罗治馨《中国换笔潮——计算机与汉字书写革命》，珠海出版社1994年版，第226—227页。）更难得的是，光盘不仅可以收录文字与图片，而且可以收录有声的和动态的影像资料文献，形成多维的立体化的信息资料库。
例如，美国微软公司（Microsoft Corporation）制作的《'96电影百科》（Cinemania 96）共收编了20,356部电影的各方面信息：第一方面可称之为生产性史料信息，包括一部影片的片名、生产国、出版年份、影片类型、隶属级别、黑白还是彩色、片长时间、是否制作了录像带或影碟各具体信息层面。第二方面可视为艺术创造人员信息，包括一部影片的编剧、导演、摄影、美工、音乐、主要演员及饰演的角色、制片人等各个部分。 第三方面是评论性信息， 该光盘主要以罗杰·艾伯特（Roger Ebert）、 波琳·凯尔（Pauline kael ）和莱奥纳德· 马丁（Leonard Maltin）的评论为主，对一些有一定特色和影响的影片，至少提供一位评论家的评论。重点影片则收入三位评论家的评论和其他一些理论家或电影指南、手册的介绍与评述。第四方面的内容属于电影史和电影理论方面的内容。譬如，既有从整体上对电影产生历程的回顾，也有从流派、国别、思潮等角度对某一类电影的介绍和综述；既有对各类电影术语的界定，也有对某一电影流派的详细分析。更值得肯定的是，光盘不仅仅在于收入了大量的文字信息，而且收编了几千幅剧照和照片、数百条影片中的人物对话、音乐和30多部影片的电影片断。虽然，这些电影片断都不算很长，并且相对于数万部电影来讲还嫌太少，但是它毕竟使使用者从中获得对一些经典影片的直观感受。而且可以非常方便地查阅、浏览和调用各类信息，随时可以将需要采用的材料拷贝或打印出来。这种“阅读”、观看和复制所建构的交流方式，在此前的文字或印刷“语言”文化时期中是不可想象的。毫不夸张地说，影视“语言”的产生及其在当代的迅猛发展，为当前人类社会文化建构与交流的变革提供了思维契机和技术基础。同时，也为人类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改变铺平了道路。
从总体文化精神上讲，影视“语言”文化时期人类的文化建构与文化交流在朝着立体交叉、多向交流和网络化、一体化的方向发展。在这个时期中，人类从诞生之初所创造的全部文化成果和交流方式，都重新得到了梳理和定位：口头语言、文字（书写）语言、印刷语言、视听（影视）语言相互促进，融会贯通，构造出人类文化交流与传播的新景观。因此，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可以把这一时期的总体文化精神称之为：“信息化——网络化文化精神”。
所谓信息化，是指在这个文化时期中，由于媒介的革命与深化，文化建构、传播与交流的速度大大加快，密度也越来越强。1980年，丹尼尔·贝尔曾对通讯与传播媒介工具的变革现实作出如下推断：
Ia telematique（远程数据处理）这个词是西蒙·诺拉和阿兰·孟克创造的法语新词，英语拼写是telematics，这个词不久可能会在英语中广泛使用，它在法语中现在已经是常见的词。这个术语是用来描述计算机与远程通讯日益紧密的结合。因此，telematique 类似于哈佛大学的安东尼·奥廷格创造的新词compunication， 后者是用来表示由计算机、电话和电视结合而成的一种新的数字代码，这是一个精美无比的具有不同功能的系统，通过电话线路、电缆、微波继电器或卫星，这种系统可以传送数据，也可以在个人之间或是在进行“对话”的计算机之间交换信息。这两个词中哪一个将被普遍使用，要视语言上的方便而定。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即它表示一个新的现实，是一种创新，这种创新有可能象铁路和电气在19世纪时改变世界那样来改变目前的社会。（注：参看〔法〕西蒙·诺拉、阿兰·孟克《社会的信息化》一书的英译本前言，施以芳等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39页。）
应当说，正是由于媒介手段与工具的变革，使得“信息”成为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基本动力之一。因而奈斯比特在《大趋势》一书中明确指出：“虽然我们还是认为我们生活在工业社会，但是事实上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以创造和分配信息为基础的经济（社会）。”（注：〔美〕约翰.奈斯比特《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趋向》， 孙道章等译，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1页。）
所谓网络化，即指这一时期中的信息传播与交流方式，不再是某种单一方式占据文化建构的主导地位了。既不是单一的线性文字方式，也不是偏重于感性交流的口头传播；既不是单纯的感性直观，也不是抽象的理性认识，而是多层次、多向度、多渠道的交汇性聚合，是一种综合性的互动交流。
视听（影视）“语言”文化时期，从其“媒介物”和“信息交流方式”上看，主要具有以下几个特征：1.动态直观；2.快速传递；3.网络性覆盖；4.立体化交流。下面我们分而论之。
1.动态直观
所谓“动态直观”，主要是从视听（影视）语言的空间呈现角度而言的。相对于其它媒介语言来讲，影视语言由于其媒体的机械性、电子性及一系列机器技术因素的参与而建构出的“物象性”呈现方式，使其信息载体与现实物象、现实事件本身具有最大的一致性，从而使影视形象拥有了最广大的接受群体和层面，成为最大众化的媒介形态。像中央电视台一套节目《新闻联播》中的新闻报道，就主要是以现实事件、现实生活面貌的动态样相为基本形态的。比如1996年10月中旬对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六中全会的报道、1996年12月中下旬对中国文联第五次代表大会和中国作协第六次代表大会的报道都是以现场实况的采访和转播为主导地位的。体育类节目就更是这样，像对1996 亚特兰大奥运会、1996亚洲杯足球赛的现场直播和实况转播无不以其动态直观、如临现场的在场感而牵动着数以亿计的中国乃至全世界观众们的心。像中国中央电视台原来的《动物世界》、现今的《人与自然》栏目中对各种动物和自然景观的捕捉、呈现，恐怕是任何其它媒介“语言”所难以“讲述”的故事和景观，其所引发的情感和思考也是非常深入和独特的。无怪乎，著名美学家王朝闻说：“《动物世界》是我顶不忍漏掉的节目，就连它的片头都是有趣的和美的。”（注：《当代电视》1987年创刊号，第8页。） 同样，电视文艺节目、电视剧的动态直观也是它能够吸引广大民众喜爱的重要原因。我国古典名著《西游记》、《红楼梦》、《三国演义》等，在没有拍成电视剧之前，它们的影响力多局限在知识分子阶层，电视剧的改编与播放，则使这种影响力扩大到整个社会的各个阶层，甚至在整个东南亚地区引起轰动。这些，正是任何其它媒介所难以拥有的影视传播的独特魅力，是视听“语言”的特定文化功能之一，也是影视媒介之所以能够占据当代文化传播主导地位的根本原因所在。从某种意义上讲，视听（影视）“语言”作为动态直观的形象化信息载体，使人类文化的传播与交流又重新回到了人类社会初期的感性阶段，使人类的“面相学”、手势、体语等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恢复。自然，这种“回归”绝不是回到原始初民们的那种混沌状态，而是建立在理性前提下的感性呈现与交流，是主体与客体、人类社会与大自然的有机交融与相互沟通。
面对这种动态直观的交流“语言”方式，有些论者认为，它使人类的理性精神、使人类的思考能力变得浮躁和肤浅，使人类对社会、对人生、对生活的认识趋于表象化和平面化；甚至认为电视文化肢解了昔日的文化精神。这种担忧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的确，电视文化、视听媒介“语言”在传播形式上的动态直观，强烈地吸引和强化了人们对媒介的关注与亲和，使人们大大加强了对信息感性内容的直接了解和感受，这自然使人们长时期以来所习惯和熟悉的思维方式、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受到冲击，发生了变化，致使一些文化人感到某种压抑，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就像当初文字“语言”媒介产生后对口头语言所造成的巨大冲击、印刷“语言”媒介产生后对人类文化带来的巨大变革一样，我们认为，这种冲击与变革是人类文化文明进程中所不可避免的和完全必要的。尽管这种变革在其初始阶段会使人们感到某种不适应和异质性，但它却代表了人类文化文明的发展方向和进步历程。因此，把电视文化、视听“语言”媒介看作是与人类理性精神相冲突和相对立的东西，是没有道理的。即便退一步来讲，所谓的“昔日的理性精神”充其量只能代表昔日的辉煌，在人类文化文明发展的今天，或许这种“昔日的辉煌”正是妨碍和拖拽人类社会、人类文化走向进步的累赘，是需要变革和扬弃的东西，所谓放下包袱，才能轻装前进。因此即便是“肢解”（确切地说，是扬弃而不会是肢解）了它，也并不意味着人类文明从此就堕入了黑暗的愚昧之域，再也没有理性的思考和理想的光辉了。这正如我们在上文中已谈到的，视听立体化媒介“语言”的出现，是人类文化发展的必然，是人类思维方式、文化交流方式走向更完整、更全面、更辩证的标志；而实现直观动态性的交流，正是这种变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相对于人类几千年来的文字文化体系从深层反思的意义上讲，那种建立在人类中心主义基础上的所谓“理性光辉”，那种强加于大自然、人类社会和人类自身的所谓“深层的理性精神”，只不过是人类自己给自己戴上的“虚幻的上帝般的光环”，或者说是一种失去了感性血肉的“精神枷锁”，它往往使人类妄自尊大，视自己为宇宙的中心。或只顾自己的占有与开发，却蔑视大自然的运行规律；或破坏生存环境的生物圈，却忘记了人类自身也是血肉之躯，往往忽略了宇宙万物的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基本法则。然而侵犯了大自然是不会不受到大自然的报复和惩罚的，于是有了当今人类社会所遇到的种种世界性人类生存危机，诸如能源危机、大气层污染问题、海洋污染问题、环境保护等问题不一而足。因此我们说，建立在文字——印刷媒介“语言”及其线性思维方式基础上的“昔日的文化精神”并非完美无缺、不可动摇的“法典”，它在建构人类的文化模式和文化形态——诸如思维方式、认知方法、文化习俗等方面所造成的等级性、抽象性、片面性、虚伪性弊端，是不能回避、不容忽视的。而视听媒介“语言”的直观性动态性，恰恰可以找回和弥补几千年来人类文化在文字媒介的钳制下所形成的种种弊端和缺陷，使人们更多地感受到大自然、人类与其它生物、人类社会等各方面的实际状况和动态风貌，从而更深入、更完整地理解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自身的本性和位置。中央电视台的“广而告之”曾做过一个保护森林、加强绿化的公益广告，用大片干裂、光秃秃的和逐步在趋向沙漠化的大地形象来揭示破坏绿化所造成的后果的危害，确实给人以触目惊心的警醒效果。就此而言，在人类文化文明发展到即将跨入21世纪的今天，适当地和更多地增强人类对大自然、对生存环境、对社会文化、对人类自身处境的感性认识和直观了解，何以谈得上造成人类情感的畸型发展乃至危害到人类的理性精神呢？
视听（影视）“语言”的动态直观的革命性，从哲学的角度讲，它有力地强化了人们的客观意识。通俗点说，它强化了人们“眼见为实”的观念，而不再满足于文字的描述和空口无凭的新闻报道了。正如有学者所谈到的，“地球村的形成在客观上是对唯心主义和愚昧主义的一大挑战。……现在不管哪个阶级的新闻机构都必须更加尊重客观、尊重事实了。你说，一旦暗杀里根的枪声打响，谁还有办法说‘这儿是太平盛世，暗杀总统云云，纯系捏造’？以前我们说，某某国家和地区，天灾人祸，民不聊生，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现在人们从电视上看到的却是高楼林立，车水马龙，煞是繁荣。因此，在地球村里，唯心主义和愚昧主义是该入另册的”。（注：居延安《信息·沟通·传播》，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62—163页。）自然，对影视“语言”动态直观特征的理解也不能绝对化，利用直观动态影像制造假新闻的现象也并非绝无仅有。因而承认电视制造的“形象世界”与现实生活风貌本身所形成的差异和可能造成的混淆，同样是正确理解和认识电视文化功能的一个理论前提。这些我们在以后的篇章里将作更为深入的讨论。此处对影视“语言”动态直观性的客观性质的强调，主要是从理论的角度，而且是相对于非直观“媒介”而言的。
2.快速传递
所谓“快速传递”，主要是从视听（影视）媒介的传播速度和传播时效上立论的，即指电视媒介“语言”在信息传播的时效性上是非常迅速和快捷的。
这一点用不着作更多的申论，
借用施拉姆（WilburSchramm）的话说：“（有了电子媒介）新闻开始绕地球传播， 在月亮和地球之间，传播速度达到光速。”（注：〔美〕威尔伯·施拉姆、威廉·波特《传播学概论》，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303页。） 也就是说：“若用电脑来通讯，把整座法国国家图书馆的藏书，由巴黎输入电脑，如果能取得足够的电路把它们送过海峡传到伦敦的电脑里，也只需要5至10分钟。”（注：宣伟伯、余也鲁《传媒·教育·现代化》， 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11页。）而目前Intel公司的80486处理器芯片的集成晶体管在100 万只以上，预计到本世纪末，Intel公司的80486芯片将每片集成1亿个晶体管，单机的运行速度会高达2亿条指令／秒。（注：参看王西靖等编著《多媒体使用指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第6页。）这些足以说明在影视媒介“语言”时代，信息的传递与占有，拥有极其高速的节奏和非常快捷的通道。
在当今世界，时间的概念已远远不是传统的那种“古典时间”概念了——从最初不计时间传播效率的文化载体玉石竹帛，到以年、月、日为时间标记的印刷品（报纸、杂志、图书）——而成为以时、分、秒为时间标记的“电子时间”概念了，电影产品是以小时作为自己的基本时间结构单位的，电视节目是以分钟为其基本时间结构单位（电视广告以占用多少秒来计算广告费用的交易方式，不啻一个最为典型的象征），而计算机则以秒为自己的基本时间结构单位。就此而言，传统文化意义上的、以流传百世为圭臬的“经典作品”，在今天却被“流行剧目”的轰动、“时尚新潮作品”的涌现所取代，是不足为怪的。所谓“信息高速公路”这个术语，形象得体地描述了多媒体网络化传播与交流时代的基本时间特征，这就是多样化的信息和感受的瞬间化呈现与川流不息的转换。
也正因为信息传递具备了快速传递的功能，信息才变得更加丰富和多样，进而促成了人们的生产和生活观念的快速更新及至不断求新求变。堺屋太一曾谈到：“知识与智慧的价值”不仅是可变的，而且具有时间性。……“知识与智慧的价值”的时间性和它的创造机能的时间性是一致的。因此，在以生产变化多端而具有时间性的“知识与智慧的价值”为主要生产形式的社会里，企业等经济实体的繁荣与衰落将是瞬息万变的。只有这种优胜劣败的激烈竞争，才会使社会得到进步，人的欲望得到满足。（注：参看〔日〕堺屋太一《知识价值革命》，金泰相译，东方出版社1986年版，第56—57页。）因而，人们有理由说，视听（影视——电脑）媒介属于现代化媒体，它能够高速度、快节奏地适应现代社会人类文化的建构、发展、传播和交流的需要。
3.网络性覆盖
网络（network）， 按安东尼·香多的定义：“由互连元件组成的任何系统。并且隐含着利用远程通信装置为元件传输数据。”（注：〔英〕安东尼·香多编《英汉微处理机双解辞典》，吴潮元等译，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56页。） 这个定义主要是从技术角度作的概括。我们之所以借用这一术语，并不局限于其技术含义，而着眼于这一术语所表征的网络交流所拥有的全面联系、远程传输的传播性质，尤其是其在多媒体时代的全球性交互传通性质。
因此，所谓“网络性覆盖”，是指视听（影视——电脑）媒介的信息传递不是单一渠道（如图书、期刊、报纸的发行只能通过邮购邮寄的方式）、小范围场合（譬如戏剧、舞蹈等舞台性节目只能通过现场交流才能完成；某种意义上讲，电影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影院环境的制约与影响），而是大规模的、远距离的，对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甚至是整个世界的同步整体性覆盖。这种全球性的共时性信息覆盖，无疑加快了整个人类世界的一体化进程和世界性文化交流的步伐与节奏。同时，也促使了信息传播业的激烈竞争，极大地提高了信息接收者的主体地位。
西蒙·诺拉和阿兰·孟克在其1978年出版的《社会的信息化》一书中曾预言：
电视至今主要还是模拟式的，但已经能用数字方式来播放了，无线电广播也是如此：尽管这还是实验性的，但在十年时间里推广普及是很有可能的。那时候信息处理的数据、电视图象、广播音响和电话交谈之间将会有什么区别呢？它们都是由强度、频率、流量所表示，很难说彼此有什么差别。
……从长远看，远距离报纸的真正的竞争对手将是在读者家中的出版。报纸通过电话传送机或电视机呈现在读者面前，前者是通过电话线来传送的，后者则借助于电视的一个频道。
个人可以通过电话来使用数据库，并且在自己的电视荧光屏上看到回答。……这种信号普及化将随着传播卫星的发展而达到顶点。（注：〔法〕西蒙·诺拉、阿兰·孟克《社会的信息化》，第19—21、356页。）
应该说，作者在20年前作出的预测，大部分已被今天的人类实践证实，还有一少部分，也正在被人类实践所证明。
因此，我们说，在视听（影视）媒介“语言”发展的高级阶段，电视与计算机、数据库、通信卫星、电话等的结合是不可避免的。而利用这种“语言”所进行的文化交流，体现出强烈的网络性特征，是多渠道、多层次的，覆盖面极其宽广的信息交流。
就文化交流的深层意义而言，网络性覆盖使信息的真实度和完整性得到强化，同时也使信息接受主体的选择性与能动性大大提高。因为在具备多种渠道和多个层面的信息网络中，一方面，接收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和趣味去选择信息或节目，而不再受单一媒体、单一频道或频率的局限和制约，后者实际上意味着接受主体只能被动地去适应媒介，只能被媒介操纵，前者则表明着接受者拥有主动调出、转换和选看的机制和渠道。另一方面，观众或读者也可以通过多种媒体、多个渠道、多种节目的相互比较、印证、品评，加深对信息真实度和整体性的认知或在选择比较中考评节目的优劣与高下。比如，当电视最初诞生时，往往只开播一个频道的节目，那么观众也就无所谓选择，只能是电视台播什么，就跟着看什么。然而随着频道的增加，人们的选择性就得到增强。当今，无线公共频道、卫星电视频道、电缆电视（cable television，我国习称为有线电视）频道，使一般城市家庭中的电视机，能够接收到的节目大多在10—20多套节目之间；再加上与电脑、录像机、影碟机、家庭影院等的配置与组合，可以说今天的电视节目运作已不再是操纵者（传播者）一方的一统天下了，受传者（观众）一方的制约、观众的选择与好恶已成为一家电视台或一个电视节目是否能生存下去的最重要的要素之一。这种趋向在西方的商业性电视广播网的激烈竞争中早已得到了证明；在我国近20年的改革开放实践中，也正在被得到印证。因此，所谓“皇帝的女儿不愁嫁”、所谓“酒香不怕巷子深”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尊重观众，密切关注接受主体的趣味喜好，已成为现代传媒的最根本追求。而与此同时，影视视听媒介也在建构着、塑造着大众、开拓着大众的文化视野，提高着大众的文化与审美修养，培养着大众的信息接受、交流乃至信息的传播与生产能力。这正是现代视听媒介“语言”的网络性覆盖所带来的人类传播与交流史上的根本性转变之一。
因此，从一定程度上说，视听（影视）媒介“语言”的这种网络性覆盖，使广大民众的民主权利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强化，同时也使整个知识体系的构成和实际运用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托夫勒在《权力的转移》一书中谈到“白衣上帝”的权力削弱现象，可以说是对这种变化的有力说明：
在美国医生占据主导地位的鼎盛时期，医生们牢牢控制着医疗知识。处方用的是拉丁文，这使医生掌握着半公开性的密码，从而使许多病人对处方一无所知。……
今天的情况与过去形成了鲜明对照，病人以惊人的方式获得医学知识。任何人用一台个人计算机都可在家中获得类似“医学索引”（IndexMedicus）的数据库，读到从阿迪森氏病（Addison's disease ）到接合菌（Zygomycosis）等包罗万象的科学论文。实际上， 他收集的有关某一特定疾病或治疗方法的信息量，要多于一般医生对该病及其治疗方法的了解程度。……简言之，医学行业的知识垄断已被彻底粉碎，医生不再是上帝。
在其它许多领域，专家们紧紧掌握的专业知识正在失控，被普通公众所接受。同样，在大公司内部，雇员们正在获得曾被资方垄断的知识。随着知识被重新分配，权力也将以知识为基础。（注：〔美〕阿尔温· 托夫勒《权力的转移》，刘江等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4—15页。）
4.立体化交流
所谓“立体化”交流，指的是视听（影视）媒介“语言”是以一种全方位的文化传播与交流方式来实现文化的建构与发展的。在形式上，它是动态直观、视听一体化的；在时间与速度上，它十分快捷，已经达至同步传送的境界；在空间上，它实现了卫星化、全球性。因而可以说建立在现代电子媒介和卫星通讯基础上的视听媒介“语言”的架构与交流，是以全人类为目标的世界一体化信息传播与交流。毫无疑问，这种立体化“语言”方式和交流手段，一旦与人类原本拥有的口传、文字、印刷等媒介“语言”形成交汇与贯通，必然会影响到人类既成文化的各个方面、各个层次的观念、体制、传统、惯例乃至人类的社会制度、生活方式、思维习惯等。因此，视听媒介“语言”产生之后，的确使经典的传统的人类文化交流与娱乐方式受到很大的冲击，以至于一些艺术与文学形态、类型（如戏剧、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等），一些媒介载体（如连环画、大多数文学性期刊等）的接受层面和文化影响力锐减，有些甚至已濒临绝境；而以电视为主导的大众文化、视听文化却在日益占据人类文化的主流地位已是不争的事实。那么，如何评价和看待视听媒介“语言”及其载体对传统文化媒介极其交流方式所造成的冲击呢？持悲观态度的人们，认为这会造成人类文化创造力的衰退，进而惊呼电视文化肢解了人类理性精神等等，这些我们在上文已有所涉及。然而，我们不同意这种悲观看法。相反，我们认为，尽管视听媒介“语言”、影视文化并非十全十美，也有它固在的一定弊端和局限性，但是它作为人类文化发展现代阶段上的必然产物，作为代表着人类文化文明当代形态的、更富有现代化气息和现代感情调的交流方式和媒介，已经和正在对人类的社会生活、人类的生活方式、人类的文化建构、人类的文明发展产生出积极的巨大的推动作用，而这种作用从整体上看，正是传统媒介所缺乏或者说难以做到的。
这里不妨以中国中央电视台对1997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的实例加以说明。
在香港回归之际，中央电视台以“香港回顾特别报道”为题，对这一回归盛况进行了连续72小时（1997年6月30日早上6点——1997年7月3日早上6点）的不间断报道。在这一空前规模的大型报道节目中， 中央电视台充分调动和发挥了电视信息报道和传播的立体交叉优势，将不同地点、不同类型、不同方式对这一被世界舆论界称之为20世纪最重大的事件所作出的各种反应，做了全方位的立体化报道，从而不仅使中国人民及时了解和观看了这一无比珍贵的人类历史篇章，并同时表达出自己的情感和意愿，而且使之成为全世界华人的喜庆节日和全世界人民关注的最重要的新闻报道。
从时间上讲，对香港回归的报道，特别是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头部队进驻香港的现场直播，对中英两国政府香港政权交接仪式的现场直播，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及特区政府宣誓就职仪式的现场直播等一系列重大事件和场景的报道，完全是同步的实况转播。
从空间上看，对香港回归的报道是全方位的，节目把香港地区人民准备回归的各种情况和在港的英国官员和军队准备撤离的情况，与全国人民（主要是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和南京五地的实况）载歌载舞、喜迎香港回家的盛大庆典，与全世界各地的华人（包括美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日本等）举办的各种迎香港回归庆典活动有机地穿插起来，充分体现了电视传播的直观动态、跨国传送的特殊机制与魅力。
从节目类型和形式结构上讲，这一特别报道集新闻、综艺、大型群众歌舞、教育知识、广告等不同类型的节目为一体，使整个报道，既密切围绕一个主题“报道和庆祝香港回归”，又动态多变、丰富多彩；在形式结构上，既有同步的现场直播，又有录像方式的实况转播；既有通过卫星插播、转播的国外华裔和留学生们举办的庆典报道，又有对全国普通老百姓对香港回归的心声的访谈。
整体上看，整个报道节目形式多样、内容丰满、覆盖宽广、激动人心。而这种特大型的、综合性的、全方位的对重大历史事件的报道与传播，只能是视听（影视）媒介“语言”文化时代的产物，它对增强整个中华民族（包括海外侨胞）的民族凝聚力、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自豪感，对提高中国在国际上的国家地位、民族力量和国际形象，所起到的巨大作用是怎么估计也不会过分的。
因此，我们说，视听媒介“语言”交流是一种“立体化交流”，这种交流所拥有的交流功能、所产生的文化作用，既是全民性的、世界性的，又是富有民族特色的、中国话语方式的；既是直观动态的、赏心悦目的，又是多元呈现的、辩证思考的。比如对香港回归的转播，既给我们提供了许多感性的场面，同时通过对这些场面的观看，也会引发出我们对民族、国家的荣辱兴衰的深层思考。
从更深层的文化意义上审视，视听（影视）媒介“语言”的深层文化功能还在于，以其通俗易懂的传播和交流方式，把大量的在此前的文化时期中只是属于少数社会上层人士才能够了解、关注和思考的问题，推向了社会的整体——全部阶层，它的这种把信息密集化和普及化的作用，正体现出了人类未来社会的发展方向。因为，在高科技时代的信息社会中，对知识的需求，对智力的需求不再是少数人的事情，而要求社会的全体成员都要成为以对信息的把握与开发作为推动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而视听“语言”、电视媒介则为整个社会成员顺利进入这个社会提供着思维方式、智力发展、信息捕捉的最基本的训练和指导。其潜移默化的培训功能，是不可替代和不能抹煞的。电视——视听文化时代的到来，“它是一种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并找到了技术表现的东西”，（注：参看《当代电视》1988年第12期。）是整个生存方式跨入一个新的阶段和新的时代的标志。自然，在这个新的阶段和时代的初期，一切都还在摸索、创立和磨合，它的许多功能我们还没有找到、还有待开发和利用，它所发挥出的一些功能和作用，也还没有得到恰如其分的体现（这需要一代甚至几代人的成长才可能作出比较成熟的操作），我们目前尚处在这种新的“语言”、新的媒介、新的交流方式与已有的“语言”、媒介、交流方式的冲撞、磨合与融会贯通的初级阶段，一些疑问、疑惑的产生是毫不奇怪的，一些担忧及批评的出现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从总体上否定这一媒介“语言”的理性功能与作用，则表明着一种“昔日”的线性思维所留下的、并且目前仍根深蒂固的守旧的观念和立场，这种立场对电视文化和视听“语言”媒介的判断是偏激和短视的。
从来就没有救世主，这是马克思主义早就告诉给我们的已被实践证明了的真理。而在今天乃至未来，随着现代视听媒介对知识的全面普及与传播，权威也将不再权威，知识将成为普通民众的思想和生活资粮，一切权力也将会逐步交还给人民，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因此，走向“大众”，事实上意味着走向当今社会和当下世界文化环境中的正在不断成长和发展着的，并且在不断扩大着的具有相当知识水准和物质财力的“新型公民群体”或曰“新型大众阶层”；反而言之，这种新型的大众阶层和公民群体，也正是在视听媒介走向大众的现实进程中而成长而形成而发展起来的，因此，走向大众与建构大众是双向进行的，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在适应、贴近广大民众的前提下和基础上，逐步培养、建构出具有高品位文化素质和文化创造能力的大众群体，这正是视听（影视）“语言”文化精神所昭示出的当代品格，也是现代视听传媒所具备的深层文化功能和最令人鼓舞的奋斗目标，它也必将被人类的实践所证明和验证。在这一意义上讲，现代视听传媒所带来的这种知识与文化革命的深层内涵，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所昭示的“人尽其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理想是一脉相通的。因为，只有在知识和文化真正被广大民众所掌握，真正认识和把握了自身作为“人”的真实含义和真正使命时，一切异化的、片面的、反人性的社会制度和文化举措才会被人们自觉抵制和坚决唾弃，在此前提下，人类才可能跨进一个平等、健康、互助合作、共同发展的人类社会——共产主义社会。
以上，我们概括性地描述了视听（影视）媒介“语言”在文化传播与交流上具备的四个基本特征。从中不难看出，视听媒介“语言”的语体、语式、语调特色和其整体系统的功能所在。也正是立足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视听（影视）媒介“语言”具有现代化语言的基本品格，表明着人类文化、人类语言、人类思维发展的当代形态。尽管，视听媒介“语言”从体系上讲，还有许多方面需要进一步磨合与完善，其具体“节目”的质量和品位还有待于进一步锤炼和提高，其主创人员的素质和品味也还需要长时间地训练和培养，但它作为人类当代文化的最重要的媒介载体和形象表征的地位却是确凿无疑的，它对人类文化的建构与交流，对人类的社会生活方式、文化教育方式、审美娱乐方式所产生和即将产生的巨大变革作用及深刻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和不可限量的。